当前，“马克思的时代结束了”的声音响彻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共产主义”理论已变成一个口号，或抽象为一个“幽灵”，是守护资本的幽灵——每当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时，自动发出警报，仅此而己。福山自负地评价历史与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他嘲笑“共产主义”已沦落为只是一种想象的理论；同样，“苏东巨变”的影响依然存在，关于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似乎被尘封；更有甚者，中国涌动着一股反共产主义暗流，试图将共产主义理论虚无化，来对抗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要反驳共产主义虚无化的思潮，必然要回归至马克思的理论空间，因为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思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性设计，更是经济学通道内的现实论证，可以说，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至《资本论》，马克思不断从经济学路向中激发出对未来社会的准确判断。

　　一、哲学批判至经济学批判：哲学路向的

　　理论症结

　　早期共产主义（包括萌芽）尽管提供了私有财产公有化的“意识图式”，但无法真正面向资本逻辑同质化的现实社会，因为整个资本社会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所建构的社会框架。当《手稿》初次发问：资本社会中抽象劳动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何在，工资平等化能否革命性地引导人类走向新社会[1](124)，这种问题本身便具有某种理论张力——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双重逻辑的内在扩张。因此，从《手稿》至《资本论》至少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哲学批判，提出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提炼出共产主义本质，这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二是经济学批判，它针对古典经济学提出了理论主张，形成了批判资本社会的经济学路向。以上两大批判的目的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一）哲学批判视域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开启

　　第一，哲学批判的理论开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的澄清。哲学批判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直接面对的是“私有财产如何侵占人的生存权利”问题；之后的“德法年鉴”时期，得出私有财产问题的本质是市民社会产生出私有财产以及相应的国家与法律制度，而非反之。其实“德法年鉴”时期暗含着一个理论的“纠结”：当马克思向法国知识分子求助时，试图通过德国哲学与法国革命的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内容，但没有得到法国同行的认可，此时后者只是停留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感觉之中，是无法接受马克思的哲学过滤后的抽象理论的，这可以从《德法年鉴》的编排内容与研讨主旨很明显地看出来，马克思期待“一切内在的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1](18)，仅此而已。因而，马克思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引起学界广泛性关注的主旨，这就是人的问题，它包括两大内容：头脑（哲学）与心脏（无产阶级）。人的解放其实就是哲学消灭无产阶级，进而获得新社会内容。

　　马克思的研究问题由此被明确，就是无产阶级如何达到新社会。首先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斯密教条”的价值三大构成开始，展开了对私有财产的批判，进而将问题引申至：只有解决异化劳动才能解决私有财产。显然，共产主义萌芽、神秘共产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等都局限于私有财产的批判框架，却无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异化劳动何以产生；或者换一种说法，私有财产批判最多触及了“工资理论”却无法到达“资本理论”“阶级理论”，而阶级理论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就是异化劳动内容，资本理论则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内置①。同样，马克思是从否定意义上理解斯密等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因为劳动本质上是异化的，是“异化劳动价值论”，这样抓住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来批判“劳动价值论”，便已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暴力，使经济学批判回归至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由此，马克思从哲学批判的视角去思考社会问题，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安置下的“实体即主体”的抽象性内容，得出了现实感性活动（异化劳动的解决）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内容，它是劳资关系的和解，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本质体现，“无神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生产，是人的本质对于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1](217)，这是《手稿》的最集中方案。这留下一个问题：异化劳动如何产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答案是自发分工导致了异化劳动，“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537)；同时，自发分工与所有制是“一体两面”，一体是异化劳动，两面是异化劳动的内容（所有制）与方式（分工），马克思详细回顾了自发分工的发展如何推动所有制的发展，“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521)。而如何消灭自发分工，必然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自发分工引起的异化内容成为一种阶级对抗的图式，二是异化劳动的承担者不断革命且形成反抗阶级（无产阶级）。那么又产生新的问题：自发分工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消灭。因此，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539)它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理解它才有可能找到共产主义道路。故他提出了要消灭劳动（自发分工主导下的异化劳动）的主题，这为“资本论”研究提出了最原发性的话题：雇佣劳动问题；同时，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支配下所有制的历史运动，得出了私有财产如何从封建行会的“等级资本”进而演变为工场手工业的“流动资本”，最后确立为资本大工业的“工业资本”问题。由此，马克思为共产主义实现找到了两大基本批判路向：雇佣劳动批判与资本批判（资本逻辑批判）。这必然要走入经济学批判之路。

　　第二，哲学批判的逻辑推进。共产主义假如局限于私有财产的层面，必然会导致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私有财产的平均化带来的是财富观念的虚无化。为回应哲学批判“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1](711)，《雇佣劳动和资本》首次从经济学视域推进至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现实情态，这是马克思思想的重大转折点②。同时他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生成何以可能的重大课题：资本生产关系（它是以资本与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消亡与共产主义的实现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这个文本中，一方面，私有财产的来源得以诠释：这是一个立体化的“反馈机制”，首先是存在一种特殊性的劳动力③商品，其目的就是使私有财产得以壮大，这是历时性视角的注入——劳动力商品存在于特殊的社会阶段，因为“劳动力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1](716)，如农奴的劳动与自由工人的劳动的历史性区别。其次，劳动力商品使私有财产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即它不再以固化财富的方式存在，而是一种不断增殖的社会关系内容，“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1](724-725)，显示出资本是将一切商品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它是建立在社会生产主体的商品化基础之上的。最后，私有财产的历史限度，就是资本，“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1](726)，故私有财产的限度就是社会生产者成为一种活劳动进入资本增殖系统，接受对象化劳动（积累的剩余劳动）的剥削。由此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消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另一方面，异化劳动的当代展示，即雇佣劳动，它是劳动力如何被剥削的现象学还原，是以获取工资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它与资本的关系是两者互为制约、相互生成④。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初步考察了雇佣劳动发生学的历史机制，就是资本与劳动力交换，因此雇佣劳动的强化，则“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1](727)。

　　总之，《雇佣劳动和资本》留下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们都是围绕“资本如何剥削劳动力”的话题而展开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资本的自我增殖的内在机制、雇佣劳动的现实条件与历史限度等；而《共产党宣言》是从历史哲学视角简要回溯了资本发展史，初步提出了消灭资本的哲学努力，明确资本的哲学意义，即“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之后才能形成消灭资本的哲学图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如果这样就必然是政治学的共产主义——通过平均化私有财产的方式达到的，而“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46)，马克思延续《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话题，引申出两个批判路向：一是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就是改变资本所负载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二是改变财产的阶级属性，财产的存在样态不再是异化的社会形态（雇佣劳动），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在此，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哲学性质，就是“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2](47)，显然由于受制于经济学知识，这种权力的成型机制与运作机理还是“隐置”的。

　　（二）哲学批判的理论症结与经济学批判的必然出场

　　第一，哲学批判视域的理论症结。首先，理论质疑：共产主义思潮的循环论证的理论症结。当共产主义思潮仅限于平均化私有财产时，是无法真正消灭私有财产关系的，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循环论证；同样，国民经济学只是对生产需要的关注，将生产主体降格为抽象化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仅仅通过哲学视域来研究私有财产关系无法呈现出共产主义的本质内容，这里面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哲学批判无法进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关系，因为异化劳动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话题，说明的是人的生产关系；其二，无法诠释出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关系的本质，特别是私有财产关系如何在大工业生产中转化为工业资本；其三，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为坐标的生产系统的运动规律无法全面展示。这三个问题必然导致哲学无法切入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即如何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问题，尽管哲学批判可以抛弃一些具体程序上的差异，如资本和土地、利润与地租、工业和农业等差别，坚持着对事物本质内容的判断，但还是无法形成对当下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判断，这种判断的依据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考察。

　　其次，现实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普遍同质化的世界。当黑格尔从哲学高度塑造了一个以绝对哲学为理论根据的普遍同质性的现代社会，历史的终结论就由此被打开，这与古典经济学的“封建社会是人为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天然的”的观点相辅相成。因而，哲学范畴只是将现实的生产过程抽象为一个个概念，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现实研究，从而停留于观念的革命⑤，因此阿多诺对哲学批判表达过不满情绪，“哲学对于现实的顺从使它失去了自身的战斗活力，变成一种理性的失败主义”[3]，因为历史本身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故必然要研究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容，进而把握社会发展态势。

　　最后，方法论问题：共产主义理论的“隐微化”与被悬置化状态。当共产主义只是政治学或社会批判视域的“理论注脚”时，就注定有多样化理论诠释的可能。如，普鲁东认为可以通过平均化私有财产的内容到达新的社会，俨然弃社会的异化状态于不顾，这样的思考注定是哲学层面上的发力，正如马克思在致信给施韦泽时对普鲁东作过一个评价——普鲁东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大致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4]，都是在表象层面发力的，最后还是“殊途同归”；当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抽象而忽视人的直观性时，尽管他自封为共产主义者，但他的理论充其量是对市民社会的孤立的原子个人的指认，除去包含有爱、理性等情感性内容之后，根本与共产主义的本质相差甚远。共产主义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离开这样的判断就会落入抽象化的泥潭，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马克思是借助于现实环节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的，这种环节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研究。同样，当共产主义思潮脱离开资本架构的“时空坐标”，就必然形成反馈过去的哲学形式，这种反馈就是对资本与雇佣劳动所形成的资本社会的拒绝，进而在理论框架内自圆其说；马克思的理论显然避免了这样的误导，直接将共产主义的内容回归至立体感（历时性与共时性同一⑥）的资本批判理论，通过研究分析经济学研究的概念性内容，剥离出现实的社会关系，从而准确地界定共产主义的存在可能。正如前面已言，这种可能必然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构成与社会结构，这就是《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二，经济学批判的“三重视域”。“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从哲学批判的高度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三重话题：其一，“劳动价值论”的主体存在是以商品模型为基础的，这提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者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区别在什么地方，这涉及对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理解。有一个误解根深蒂固，即“资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积累了生活资料、劳动资料和原料”[5]，也就是说，资本好像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而现实却是，资本的形成是一种旧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是劳动的主体存在能够自由买卖，一个是通过资本的抽象价值形式（货币）能够购买到这些主体的劳动能力，因此，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脱离历史轨道的，是抽象化的理论预设，假如延续它的理解，那么共产主义的历史维度必然会被消解为抽象范式；其二，劳动创造价值，创造出的价值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如何以一种增值逻辑推向全世界，形成固化的客体性的内容，进而取代主体的存在领域，不断以拜物教的形式进行自我论证；其三，劳动与价值的双重解放何以可能，这就是《手稿》要解决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问题，显然这是分裂式的思考模式，它必然舍弃对社会内在建制的详细说明，而仅仅局限于两者的互动关系，以至于共产主义社会被排除出一种社会形态，仅是一个社会的过渡环节。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的宏大叙事，已经清晰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将主体的生产能力与主体自身分开，并量化为抽象化的社会等价物，通过市场化交换原则，进行最大化生产，而这种生产组织权力取决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资本，故资本主义的生产内容就是将生产能力量化，并最大化为固化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立体式的图景：工人、现代大工业、资本家的资本，表面上看似工人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其实是劳动力使用价值的高度资本化过程，这种过程仅仅归结为通过占有劳动力来获取资本的增值。那么，资本主义的社会建制的内容就是将主体与主体的生产能力分裂开，这也就是《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历史追问。由此，劳动的解放问题不再是如《哥达纲领》所言的那样，是一种脱离历史发展情态的抽象形式，而是资本逻辑批判的具体呈现。

　　二、经济学批判到科学预测：共产主义思想的经济学路向

　　早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破解“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循环解释之谜时，就从经济学的初步指认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失误在于先验性地认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故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被推翻，“社会发展之谜”得到初步解答，要从工人解放到普遍性解放，即消除异化劳动，“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度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167)，因此经济学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批判成熟之时，也就是对共产主义的预测科学之日。

　　（一）范式的经验性转换：从哲学范式到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研究发育于哲学，但这显然与宗教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难以划清界限，以致现代的基督教等宗教形式将马克思作为自己的“引路人”与伟大的先知，试图以此收买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故必须对此作原则性澄清：哲学范式的批判路向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研究的逻辑起点，它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指导意义，离开哲学范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本质的澄清就难以理解，所以马克思在早期思想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的建构。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范式就是“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1](172)。通过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初步解答出未来社会的发展之谜：“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那么，新社会的解放必然是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成来表现的”[27]，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的表现形式都包含在异化劳动（或者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8]。而《资本论》则从经济学批判的高度澄清了资本奴役的具体特征。

　　第一，资本的生产动力机制。可以肯定的是，整个资本社会是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即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形成内容，因此《资本论》第1卷里面暗含着一个理论图景：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是将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哲学话语扭转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主体性资本内容。马克思是从现象学还原的视角不断清洗出劳资对立的实情：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且资本自由购买劳动力，目的在于获取资本的增殖，这是将主体性的劳动能力对象化与实体化的过程（物化过程），物化产品转化为资本的内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讨论了“活劳动”与“对象化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呈现出劳动能力的商品化过程，或者说剩余劳动化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以商品为开端，其实是试图打开一个超越商品经济本身的视域：劳动力商品与资本增殖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显然从一种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还原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生成过程，这可以从工作日剥削中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分工形态变迁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演绎中得出来。同时，马克思为了说明资本的动力机制的历史性，还讨论了资本的积累过程，特别解决了资本的“预付金”问题，即“原始积累”与“现代殖民理论”。这样至少为共产主义理论的确认提供了三大条件：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性的、短暂的，只是一个过渡的社会形态，必然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与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这样新社会形态的斗争目标便可以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力量是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这为共产主义实现提供了革命性主体。

　　第二，资本运动环节掩盖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增殖的剥削性。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根本上诠释出剩余劳动的成型机制与增殖系统，但是资本运动环节掩盖了剥削本质，如古典经济学家那样，他们因为只是研究资本运动，从而无法区分开剩余价值的本质与其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由此，《资本论》第2卷详细讨论了资本的运动环节，如资本循环理论、资本周转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等，目的是反驳古典经济学那种静态化、片面化与抽象化的理解路向，进而从资本的运动中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本质。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形态的流通、资本的周转等，揭露出资本的流通过程其实就是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与转化过程。如斯密、李嘉图等与重农学派一样，试图通过划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模糊了可变资本在资本增殖中的基础性地位，进而消解了阶级对立的内容，调和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对此作了批判，在分析总资本的简单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时，通过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的划分，更为详细地讨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在资本增殖中的位置，其本质就是劳动力商品作为可变资本是资本增殖的本质来源。另一方面，马克思不再停留于哲学概念层面上分析资本的生产结构，而是从资本的社会运动轨迹中发现资本如何占有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达到自我增殖这样从一种更为实证化的路径展示出特殊的运动规律，为共产主义的运动样态提供了认识基础与分析范式。

　　第三，资本逻辑塑造出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整个《资本论》构建了一个宏大叙事的阶级斗争的图景，主要包括：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两大阶级是劳资对立；三大阶层即资本家、工人与土地所有者；四大社会群体结构包括资本家群体、工人群体、土地所有者群体与高利贷群体，等。如《资本论》第1卷就从工资、资本两大环节说明了社会结构的两大阶级；《资本论》第2卷则从资本循环、周转等环节考察了资本社会结构的内容。马克思通过经济学概念演绎呈现出资本社会结构的组成形式与运动规律，清晰地指向一个由资本逻辑同质化的社会建制：这是一个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形态，一切围绕剩余劳动的占有与转化为目的。重农主义学派的优点在于将社会本质从抽象化的形式转为具体化的农业生产，使社会结构有了具体性表达，而斯密、李嘉图等人从经济学范式中奠定了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社会结构同质化的初步基础，将社会结构各个层面上的复杂多样的劳动形成固定为劳动。而马克思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质上就是高度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同质化的社会状态，所以要真正进入共产主义，必然要打破资本社会的同质化的社会结构。

　　（二）实践场域的本质性更迭：从思想史场域到社会史场域的过渡

　　前面已言，《手稿》的异化劳动起源问题的回答，由于受制于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只是通过分工理论展现出资本发展的思想史，这显然是历史的一种“简单回忆”，没有剖析出资本社会的生产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具体现实”，进而无法抵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容，所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从概念思想史的角度对现实资本形态作了初步考察，如对“等级资本”“流动资本”的表述，和对“工业资本”的初步描述，只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初步总结，而无法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超越资本。

　　但是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共产党宣言》时期，马克思已经介入至现实的经济运动，《雇佣劳动和资本》主要提炼了资本社会的主要内容，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之谜，即劳动力商品与资本增殖间的本质联系，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学性质奠定了理论前提；尽管《共产党宣言》从纲领性的高度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但已经提出共产主义的解放运动如果离开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仅仅从哲学的、宗教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来对话，概念领域中的共产主义只是对旧思想的反馈，当新的物质生产内容不断构建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会随之而变。因此，马克思寻求的是一种社会运动中的实现可能，所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不断地回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以期对话现实的资本生产过程。

　　我们以为，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式的概念式实践，而是一种现实实践场域的内在更迭，更迭的现实基础就于对资本社会的考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坯胎，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本身具有经济学性质，是一个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母体”，明显祛除了那些“悬置现实”的理论想象。

　　第一，研究客体的现实化：剩余价值的准确指认。《资本论》研究推进了两大现实化：其一，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社会生产的现实化考察，其二，研究的方法是将高度抽象的经济形式进行现实化分析，简言之，将资本社会作为一个现实化的社会存在进行研究，特别将研究对象准确指向剩余价值的内容，而古典经济学显然更注重抽象力，但其抽象方式是非历史的，建立于孤立的原子式的渔夫与猎人的“假设”，固然它们能够触及资本社会的现实场域，却无法真正进入资本生产的本质内容，如李嘉图能体会资本与劳动背后的阶级关系，但由于固执于理论的抽象而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因而无法理解剩余价值的本质。同样，空想社会主义由于无法澄清资本社会的现实前提必定失败，因为根本没有触及剩余价值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场域就是资本不断塑造出全面增殖化的世界，并物化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是它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区别。接下来，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新社会过渡，就必然要对这个现实的场域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要打破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因为，“现实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13)。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揭示出资本生产的本质，就是资本不断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生产、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过程。三卷本《资本论》可以说都是围绕剩余价值问题展开的，如《资本论》第1卷，主要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利润”来源问题，其实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差额的人为干预，主要体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工作日的延长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分工的运用。因此资本的积累本质就是剩余劳动的积累。《资本论》第2卷，主要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流转问题，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从根本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论》第3卷，主要从资本社会的总过程来讲，剩余价值如何分配与流动的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本质就是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而共产主义的科学构建则是对剩余价值的生成机制的反馈。

　　第二，社会生产主体的确立：劳动力商品的明晰界定。这就涉及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体定义。这是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角度提炼出广义性的生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而从经济学视角把握住狭义性的生产是资本社会的现实。因此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理清这个社会的具体的运行状态，还原出生产主体为自由的人。尽管古典经济学能够揭示出资本生产的财富现象学，却无法到达资本现象学，这是一个新的主体性哲学——它高度挤压生产的客体性质，强化论证自己的生产逻辑，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6](582)，资本主义社会的场域构建于社会细胞形式即商品，后者保证了资本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引申出劳动的二重性，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枢纽，为劳动价值论向剩余价值论的过渡提供了理论基石：商品如果包含有价值增值的部分，就要在市场上获得劳动力商品，它带来的是剩余劳动的内容，进而不断维持与强化整个资本社会的实践场域。因此，劳动力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⑦。《资本论》围绕劳动力商品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规律的分析，纵观三卷本《资本论》，马克思从劳动力商品出发，在这颗埋藏资本的粒子中，带领我们去窥探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全貌。第1卷研究的是工人如何生产出剩余价值，这涉及两大方面：一是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即通过雇佣劳动制度，货币关系不断改造着生产方式的内容，即不断地通过占有工人的工作日中剩余劳动，来增强资本的力量；二是资本如何扩大再生产。首先是机器大工业的运用，产生出相对剩余价值，同时壮大绝对剩余价值⑧，然后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资本本身不断积累。第2卷详细讨论的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对于产业资本的循环以及循环周期的根本性影响。第3卷交代的是工人生产出的剩余劳动是如何被“三位一体”式的分割的。因此，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就是创造剩余劳动的无产阶级，其革命任务就是消灭资本逻辑与雇佣劳动。

　　第三，社会解放的必然化：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资本社会塑造了物的解放，物成为统治世界的现象，物的逻辑主要以商品结构现象为呈现，以资本逻辑本质为表述，主要体现为，其一，资本增殖的扩张欲。资本真正的限制是自己的增殖极限，这种极限就是物的逻辑的一体化与单向度化，他的目的就将劳动对象物质化，即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是一个物的循环系统，“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7](278)；同时，“只要未来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资本＝0，那就会有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7](280)。其二，资本逻辑的控制欲。资本逻辑的维持必然要控制大量的剩余人口。剩余人口的产生即大量贫困人口的诞生。因为资本不断追求剩余劳动，实现自我的生产过剩，这包括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双重过剩，一方面是保障整个阶级统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是被统治阶级生存的延续性，但是假如“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7](285)。其三，资本逻辑的否定欲。资本增殖过程是一个不断否定剩余劳动、否定自我的过程。资本逻辑是否定一切物质性财富与工人的劳动能力，将两者通过雇佣生产进行勾连，不断生产出增强否定能力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逻辑了加速了物的生产速度与财富的存在方式，形成了物的自我解放，如《资本论》第1卷“机器和大工业”中，就已经暗示着工业自动化的带来必然加速了物的解放速度，这显然是建立在工人的无酬劳动的占有之上的，如机器生产中，资本对妇女、儿童的剩余劳动的占有、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强度的加大[6](453-480)；同时，物的逻辑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使财富与资本生产对立起来，这对工人运动产生影响：对资本生产过程的斗争由于物体系的强大逻辑，特别是生产工具给工人带来的剥削，导致了诸如早期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的偏移，比如毁坏工具、捣毁机器等。即使在当代，也有人也试图绕开资本逻辑，提出改良主义的路向，如费边社会主义者锡德尼·维伯与比阿里斯·维伯对物的逻辑的迷恋，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而关于资产的信仰是一种教条。它们中间的冲突，是由道义上的憎恨和对财富的贪心所煽动的”[8]。这些社会主义思潮还是深陷于物的解放逻辑（私有财产的运动），以致走向诸如海德格尔的此在解放、马尔库塞的本能解放、福柯的性解放、列菲弗尔的日常生活解放、鲍德里亚的符号解放、哈维的空间解放解放等理论，却不触及对社会本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模式）的批判，因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186)。

　　而马克思在此提出了资本逻辑的高度发展必然导致两大贫困：资本由于自身的有机构成提高与利润率下降，导致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出现自我增殖贫困；社会劳动者由于资本最大化压低可变资本的比例，再加上大工业生产的全面铺开，必然形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即人的生存贫困。而两大贫困必然产生出无产阶级，“它的目标和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1](262)。因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解放逻辑的两大内容，要超越出“资本的贫困”与“人的贫困”，即建立一个消灭资本逻辑（重建个人所有制）、消灭雇佣劳动（自由劳动）的新社会，这是社会解放的必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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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

亲爱的读者、、红友们：

　　到今年九月，将迎来建立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期待那时我们能共同庆祝纪念。近二十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和成就）、反对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私有化、买办化、资本全球化）、反对修正主义（阉割歪曲抹黑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农兵劳动人民利益、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积极战斗，走过了曲折复杂的艰难历程，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欠薪民工、码农等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积极发声，使得一些爱学习肯思考的劳动群众及其优秀子弟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觉悟起来，让一些积极向上的进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联络了曾经跟随毛主席参加两场革命的革命前辈及其优秀儿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终如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红色卫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农兵学干且顶着逆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在后毛时代先后觉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时期仍然真心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社会舆论场上一个重要的红色阵地。并且，从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红色战友，开辟了新的战线，发展了新的阵地，创建了数家新网站和一批自媒体账户，丰富和开拓了红色阵营，为21世纪中国红色大潮的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近几年来，时局维艰。大疫影响，尽人皆知。妖魔鬼怪，暗中作祟。如今，我们迫不得已向大家提出不情之请。因为网站处境十分艰难，经费缺口压力很大，现向广大热心红友进行募捐，恳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以期能够缓解压力，度过艰难时期。

　　有人劝我们放弃阵地，不要再办下去了，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再难，也要坚守！我们的信念来自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来自于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上甘岭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因战斗而牺牲，但是绝不可以因困难而放弃。

　　当年捍卫国有资产抵制私有化的通钢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吴敬堂师傅和革命前辈邓力群、魏巍、马宾、张全景、卫建林、李际均、李成瑞、林伯野、陶鲁笳、秦仲达、杨德明、武光、孙永仁、刘实、韩西雅、李新中及人民知识分子吴易风、周新城、钱昌明、艾跃进、曹征路……他们留下的遗愿和嘱托，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我们珍惜每一分力量，信任和支援将激励我们更好地坚持前行，尽力做出新的贡献。

　　接收捐款的账户：

　　（1）网站微信号：wyzxwk101；

　　（2）网站站长范景刚微信号：F13910426398.（也可以直接用手机号搜索）

　　（3）支付宝账号：13910426398

　　（4）中国工商银行卡（帐）号：6215 5902 0001 1314 820.（户主姓名：范二军）

　　每笔捐款都请留言备注捐款人姓名和联系电话，以便我们在可能的时候联系回馈。

　　感谢大家一路走来所给以的热爱、信任和支持！

　　网站（WYZXWK.COM）

　　站长：范景刚（13910426398）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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