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蒲鲁东1846年写成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于次年公开发表了《哲学的贫困》这部论战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作为法国人的蒲鲁东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的本意，马克思特意用法文撰写该著作。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成熟地运用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对蒲鲁东的经济哲学思想展开了全面而有力的批判，这主要包括批判蒲鲁东经济哲学的立论基础、方法论和核心理论。但由于蒲鲁东当时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影响甚大，马克思在此次论战中并未迅速获得成功，以致此后几十年间马克思还持续地跟蒲鲁东主义做斗争。但这并未影响马克思该部著作的历史价值，因为马克思通过该部著作首次科学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并使其得以公开传播。
一、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哲学立论基础的批判
蒲鲁东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作一番考察后，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哲学思想，并把它标榜为“科学”。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把经济学视为“行动中的形而上学”，并试图把经济学与哲学融合起来。马克思仔细甄别蒲鲁东所谓的“科学的发现”后，认为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其实是把所谓永恒的经济范畴按照自我设定的逻辑组合起来，辨明蒲鲁东的经济哲学思想不过是建构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一种伪科学。作为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的立论基础——抽象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振聋发聩的批判。
历史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因此经济学和哲学的系列范畴不会永恒不变。在蒲鲁东看来，具有二律背反性质的社会分工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加速了财富增殖，但社会分工也造成多数人的贫困问题。而马克思则认为，历史的动力来源于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及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人类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经济学范畴都是在生产关系中得以形成的概念。只有运用历史思维，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解释和说明。这是因为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对经济学范畴作出阐释之后，马克思又把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都归结到了生产力上，他既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产生的前提，人的形成、发展受到一定生产条件的限制，又高度重视人的主观创造精神对生产力的推动。1846年，马克思在与安年科夫交流的信件中，指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不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任何社会产品包括生产关系是现实的人创造的产物。尽管马克思高度认可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他也看到了任何创造性思维的产生都受到了一定生产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人在特定时代、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只能创造该时代所对应的产品，形成相应的社会形态，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特定生产阶段、特定时代为人类提供了什么，又限制了人类哪方面的发展，为什么人类本身难以摆脱这一限制，这是马克思反复思考的问题。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与那个时代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密切相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才得出经济学范畴并非永恒不变的范畴，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学范畴所涵盖的内容不同，意义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将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思想等范畴视作一成不变的概念，则是一种非历史性思维。这种思维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对经济学和哲学系列范畴进行准确定位之后，马克思转而对生产方式做了历史性考察，他认为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无法脱离历史因素而单独存在，这是因为，对生产力来说，其发展本身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由已获得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决定。因此，整个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互相联系的生产发展史，对生产关系来说，这种关联更为突出。任何社会关系都是各种关系交织的整体，因而无法单靠某种逻辑公式来表述，只有通过历史的发展，才能将整个人类演进动态及其现实社会串联起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当以往资产阶级把分工、信用、货币等生产关系当成固定概念之后，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即把资产阶级的产生、形成、发展当成天然产物。显而易见，这种思维忽视了上述范畴的产生并非“天然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形成的。因此，它只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否则就会犯蒲鲁东抽象提炼经济学范畴的错误。在蒲鲁东看来，任何关系不过是抽象思维的具体表征，任何关系的产生也只能通过抽象思维的辩证运动才能找到其源头。蒲鲁东把产生一切的这种源头归结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只能使他“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蒲鲁东所掌握的哲学及其方法主要学习德国人格律恩以及与之关系破裂前的马克思，其方法论不过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拙劣模仿。虽然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本质被他自己描绘为“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但在能够娴熟运用辩证法的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根本够不上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名号。在与蒲鲁东的论战中，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蒲鲁东的经济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认为蒲鲁东所谓的“系列”辩证法不过是一种伪辩证法，由这种辩证法组合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注定只能停留在蒲鲁东矛盾的脑海中。
为了准确把握所有权的本质，蒲鲁东认为必须创制一种使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不再脱节的科学方法。在1843年出版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蒲鲁东便试图效仿傅立叶的社会研究方法构建出“组定律”，也就是“系列”辩证法。1846年，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其系列辩证法有了进一步的阐释，“辩证法就是思想从一个观念前进到另一观念，通过一种更高级的观念而形成系列”。在他看来，“系列”不但体现在精神观念中，而且作为物质现实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则认为，“系列”辩证法远离真实历史的康庄大道，不过是黑格尔式的词句，“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因此，本来能用来阐释历史真实进程的经济范畴，在蒲鲁东这里变得毫无界限，以至于真实的历史被蒲鲁东凭着观念肢解并重新拼凑。所以说，蒲鲁东所谓“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不过是其在观念范畴的界限内进行的虚构，蒲鲁东机械地按照正、反、合的哲学框架，安排经济范畴的次序和相互关系。马克思深谙黑格尔哲学，指出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庸俗化，是伪辩证法。黑格尔在哲学史上贡献巨大，恩格斯称赞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逻辑感正是蒲鲁东所缺少的，他虽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是由于其理论与阶级立场的局限性，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却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庸俗化应用，他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也就是正、反、合这个三段式。
蒲鲁东把伪辩证法简单地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把所有经济范畴划分为好的与坏的两方面，创制出“经济矛盾的体系”。因此，以奴隶制为例，他主张保存好的方面而消除坏的方面。奴隶制使殖民地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当中，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以美洲奴隶制为基础的棉花生产，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充足原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奴隶制使美国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奴隶制作为经济范畴总会或明或暗地被写入各国的社会制度中，近代以来很多国家实质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着奴隶制。为“挽救”奴隶制，蒲鲁东提出：“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但这不过是搬弄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机械地划定好坏两方面。马克思诙谐地把蒲鲁东的方法论当作一个范畴，并把他与黑格尔比较。蒲鲁东好的方面在于“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不足之处在于在抽象虚无的范畴中颠三倒四。事实上，辩证运动的实质即是矛盾双方共存、斗争并融合为一个新范畴[1]146。因此，若要消除坏的方面，就会终结辩证运动，这样一来，会看到一个“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于是他不得不寻找一个新范畴的领域，并形成理性中的“系列”。这样，蒲鲁东“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构建起“经济矛盾的体系”。
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科学”改造的功绩之一，便是较早提出了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思路。然而，由于蒲鲁东对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到位，导致他在结合的过程中使用的哲学方法纰漏尽出。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为使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系列”辩证法，不过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虚假运用，它既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经济矛盾，又不能真正创新哲学的研究范式。
三、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哲学核心理论的批判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再从“纯粹思维”出发，而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因而使辩证法成为一种不但可以解释社会而且可以改革社会的“能动原理”。至此，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开始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在这里，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况与历史演进，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和所有权理论。
第一，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价值理论进行了长篇论述，他试图说明价值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出“构成价值”这一新概念并描述其运动，也就价值比例的应用进行了系列论证。对此，马克思则在《哲学的贫困》中尖锐地指出蒲鲁东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深深的误解，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蒲鲁东并没有真正把政治经济学研究清楚。
蒲鲁东关于交换的系列假定，难以恰当描述价值的二重性。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阐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时惯常于绕圈子，他先假定了产品需求，然后假定交换价值。关于交换与交换价值的历史发展，蒲鲁东做了几个阶段的假定。第一阶段即商业还不发达的中世纪，交换的是生产大于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即剩余品。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阶段，工业生产活动与商业紧密相关，生产的目的是交换，蒲鲁东在说明该阶段的交换价值时，假定有“人”曾向自己各行各业的合建议进行交换。第三阶段即资本统摄人类社会的阶段，该阶段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东西都折合为交换价值置于市场，蒲鲁东在说明该阶段的交换价值时，假定有“人”曾向自己各行各业的合建议，把道德、情感等都变成交换价值。这样看来，蒲鲁东那“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不过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之上，他把交换价值的“产生”当作一个既成事实。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不仅把“使用价值和供给、交换价值和需求”混淆，而且把“供给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淆。商品交换中的讨价还价并非效用与意见的斗争，而是产品出卖者和购买者在交换价值上的斗争，交换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出卖者和购买者斗争的结果。另外，生产和消费是建立在个人交换的基础之上，蒲鲁东使抽象极端化，把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别抽象为两个人物，然后使之相互斗争。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这场斗争的产物便是交换价值。
蒲鲁东撇开已被李嘉图清楚表述的构成价值的实际运动，却用尽心思去创造以抽象新公式来组建现实世界的方法。马克思道破蒲鲁东远不及李嘉图，李嘉图以现实社会为出发点来指明构成价值，而蒲鲁东却从构成价值出发来构建新的社会图景。因此，李嘉图能够从现存的经济关系中得出能够解释现实世界的公式，蒲鲁东却割裂了经济事实之间的联系，只是依托一连串的假定来再现李嘉图的公式，这成为实现蒲鲁东系列新生观念的开端。在论及劳动的相对价值时，蒲鲁东照样把没有根据的假设视为结果。陷入循环论证中的他，竟用本身未确定的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毫无疑问，蒲鲁东混淆了劳动时间与劳动量这两种价值衡量方式。蒲鲁东天真地认为，所有人的劳动皆足以购买此劳动所含的价值，照这种说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与劳动者的报酬相等；同样地，蒲鲁东把生产费用和工资混为一谈，认为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那劳动量也足以决定劳动力的相对价值，因而认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的相对价值。但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反观李嘉图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则“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推理对科学的发展进步大有裨益。所以说，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恰当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而蒲鲁东只是乌托邦式地解释李嘉图的学说。
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比例的两次应用，并未切中问题的实质。在蒲鲁东这里，金银货币是构成价值比例的最初应用，他用劳动比较量计算产品价值，因此只需论证金银的价值随着必要劳动时间变动。然而，他在谈及金银时仅仅把它们当作货币而忽略了其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性，金银货币是构成价值比例的应用，那就必须证明全部商品都具有交换职能，也就是证明全部商品都能成为货币。这显然行不通，因为被拿来充当货币的商品必须是相对固定的，金银之所以能够用于交换，不在于它们的数量和财富总额存在比例关系，而是因为它们作为特殊的商品，是能够充当普遍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这样看来，既然货币并非依靠劳动时间来构成价值，那它就难以符合蒲鲁东提出的构成价值比例的应用。劳动的剩余是蒲鲁东所谓构成价值比例的第二种应用。蒲鲁东在阐述其社会经济学时把社会人格化，这种人格化的社会由普遍理性组建。他把政治经济学比作一片堆满建筑材料的空地，它包含着社会科学的材料。为了使权利与事实协调，必须对劳动的剩余进行合理分配。然而蒲鲁东忽略现代生产条件，在理论上对劳动的剩余规律只给出简单平均分配的方案，照他的理论，在实践中只需把劳动的剩余所创造的财富平分给工人。蒲鲁东批判政治经济学家一味追求财富，他们“所关怀的是财富而不是幸福”；但蒲鲁东这样不论个体差异进行分配，必然难以保证人人幸福。因此，对剩余价值进行平均分配只能在人格化的社会中得以实现。
第二，蒲鲁东很早就关注到所有权问题，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他认为对所有权的定义包括支配和占有两个方面。蒲鲁东后来在《贫困的哲学》中又一次批判了所有权，认为所有权意味着“盗窃”。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蒲鲁东重视却未阐明的所有权背后的社会关系揭示出来，并对土地所有权和地租的变化展开讨论，指出任何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改变。
蒲鲁东并未察觉到隐藏在所有权背后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曾在写给施韦泽的信中称赞过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认为这部著作因其新鲜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之所以对蒲鲁东引以为傲的所有权理论进行审慎评价，马克思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给出解释：“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这是因为在不同历史时代所有权这个经济范畴的涵义在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中发展，所以讨论某时代所有权不过是把该时代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揭示出来。
蒲鲁东谈论地租和所有权的起源时，主要从心理和道德的维度考虑，这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经济分析能力不足。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谈论的所有权特指土地所有权（即地租），蒲鲁东以其狭隘的历史眼光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充满神秘玄妙的因素，从而把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神秘化。在蒲鲁东的构想中，由于信用会让人空虚化使得土地所有权成为使人重归自然的必要存在。所幸在生产过程中土地所有权总是先于信用而存在，因此蒲鲁东的担忧不足为虑。相形之下，李嘉图叙说的地租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到来。在自耕农独存时，地租尚未出现，不同于封建时代佃农依附于土地所有者，资本主义时代的地租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一环，此时的“耕者”依附于土地经营者，即租地资本家。封建时代的租地经营者是“耕者”，到资本主义时代变成了依附于租地资本家的工人。地租的变化标志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租地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成为同类，商品化的土地被纳入资本统治范围之内，土地所有者逐渐由多方面控制“耕者”的主宰变为失去部分对人支配权的高利贷者。土地所有权“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意味着土地所有权以地租的形式成为商品的一员，丧失了其不动产的性质，所以说，“地租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马克思也清楚地看到，虽然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视为“地租”存在的前提，但是他不分时代、地域和范围地运用“地租”这一概念，显然是把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看作天然永恒的存在。
蒲鲁东自视把握了地租的实质，认为地租是支付给土地的利息，虽然贷款的利息由于资本的大量进入而呈现下降趋势，但土地这种永恒不灭的资本的物质成分难以增长，使得地租随着生产的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不断上升。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土地经营者是土地资本的代表，因此“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利润”。实际上，“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能产生利息的土地就形成土地资本，但土地资本不能提供地租，也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在蒲鲁东看来，耕作技术的改进是导致地租持续上升。马克思则指出，技术的改进促使地租呈周期下降的趋势，耕作技术的改进，可以提高单位时间内农业生产的产量。因此，认识到土壤质量的提升能促进地租在一定时期内上涨的蒲鲁东只是从短期效益出发来看待技术更新，而马克思从长期效益的角度考察后指明，技术的改进一方面能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另一方面还能激发市场竞争进而促使地租下降，因为此时的地租作为生产要素而存在必然会随着优质土地供应量的增大而降低。也就是说，除开通货膨胀带来的土地资本价格的上涨，技术的改进能提高生产力，使商品供给更为充足，土地的价格也由之下跌。
四、结语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唯物主义最伟大生动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0]16当前，中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锻造的一件有力的“批判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核心。回顾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历史交往，他们在巴黎曾有过一段亲密接触时光，两人甚至时常交谈至深夜，但这并未消除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1846年，马克思曾邀请蒲鲁东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协会在巴黎的通信人，被蒲鲁东回绝，蒲鲁东也曾劝马克思放弃暴力革命斗争，想说服马克思用“文火”来推动社会变革，马克思坚持己见。二人分道扬镳后，马克思察觉蒲鲁东主义在无产阶级中形成了恶劣影响，严重挫伤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特别是蒲鲁东出版《贫困的哲学》后，马克思意识到必须以严厉的言辞抨击蒲鲁东主义，才能使共产主义运动免遭其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创作出《哲学的贫困》，公开阐明自己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
蒲鲁东的经济学和哲学基础不具有科学性，导致他必然偏离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也由经济哲学场域转到政治场域。正因如此，对蒲鲁东主义阶级立场的批判，是《哲学的贫困》的核心目标之一。唯物史观的出场使马克思能够把握住历史的本质，并形成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奴隶社会以来的历史，都可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蒲鲁东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行为，实质上是对其小资产阶级立场的维护；马克思看清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毫不保留地对其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摇来摆去的做法进行批判，批判蒲鲁东的阶级立场，指明他既是封建制度的反对者，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进的干扰者，终归是小私有者的辩护士。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线，以革命为主题，既对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又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到人们眼前，他超越蒲鲁东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深入历史本质的维度，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呈现出来，既指明了全人类解放的实现路径，又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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