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消费为核心，鲍德里亚和鲍曼指出现代社会的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进而指认了消费社会的特征与内涵。二者通过对消费社会中贫困问题的反思，分别从主客体的角度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从文化符号批判出发，鲍德里亚提出“返璞归真”以消解贫困；从消费主体的境遇出发，鲍曼呼吁人道主义以关照“新穷人”；二者同源异流、互相补充，具有极强的批判性。然而，从唯物史观来看，双方依然站在主体与客体、生产与消费对立的立场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而只能够提供“批判的武器”。为此，我们依然需要回到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揭示符号意识形态、贫困与新穷人等问题的根源，辩证理性地看待消费，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合理可行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消费社会；贫困问题；新穷人；唯物史观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消费社会”也被生产出来。20世纪关于“消费社会”的使用最早出现在美国的经济领域[1]，经济学家们用“消费社会”来指称转型的社会形态，用“消费”来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活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消费社会”也普遍传开，尤其是在法国，二战后的快速发展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快速转变到以“消费”为表征的境遇中。与此同时，法国理论界也重新思考其社会特征，在1960年前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景观社会”等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就是对此转型社会的一种描绘。“消费社会”，主要起因于“商品过剩”（或“物品过剩”），在此基础上，作为消费品的物转变为符号化的物，构成了社会差异的表征，然而，与过剩对应的贫困问题却依然存在。透过消费社会视域中的贫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社会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一、“消费社会”的指认与批判
（一）法国思想界与“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的指认离不开对“消费”的认识。最早关于现代消费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凡勃仑[2]和齐美尔[3]，他们分别从“挥霍消费”和“时尚消费”对消费现象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归纳与反思。在20世纪，“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从美国开始扩散至日本与西欧，其中，法国涌现出了一批对“消费”反思的思想家，例如：亨利·列斐伏尔、居伊·德波、让·鲍德里亚等等。然而，他们对于消费的理解却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4]：一方是以主体来理解消费，例如：以芭芭拉·克鲁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观点（其名言:“我买故我在”）；另一方则是以客体来理解消费，例如：以鲍德里亚[5]为代表的“符号消费”观。
1967年，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消费社会”，他讲：“在真实消费领域消费者的下一次幻灭发生之前，直达消费社会幸福统一的形象，不过是搁置了他真实分离的意识。”[6]在此，德波以“景观”理解消费社会，在他看来，现象与本质的分离使人们意识不到真正的需要，从而被景观（表象）所诱导，换言之，商品作为景观社会的基础，使人们的购买欲望被激发，但是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只是沉浸在景观之中。另外一位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则略有不同，他从日常生活角度反思消费，他认为“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殖民，是通过消费社会表现出来的”[7]。基于此，鲍德里亚推进了德波和列斐伏尔的观点，他认为“消费”勾连起了社会中的复杂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产生的秩序格局，他透过“消费”来理解社会的构成与本质。
（二）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
现如今，“消费社会”的概念已广为人知，这离不开鲍德里亚的功劳。通过列斐伏尔和德波关于消费现象的批判,鲍德里亚进一步用“消费”来指认现代社会的属性，从消费的角度拓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符号批判路径。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已与其传统意义不同，一种指向“符号化”物品的消费观念已成为理解消费社会的基础。
第一，鲍德里亚提出“消费社会”产生的基础在于物质丰裕。鲍德里亚讲：“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8]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的快速堆积与有限的消费使生产过剩越发凸显，由此，鲍德里亚指出社会整体由原来的匮乏转变为丰盛，由低消费转变为高消费。与此同时，鲍德里亚时刻关切着“物的时代”对主体的围攻与压迫，他以物象化来理解异化，并将其归结为“人类活动的产物”。
第二，鲍德里亚指出生产过剩的新形式将单纯的消费行为变得更为复杂。他讲：“在丰盛的最基本的而意义最为深刻的形式—堆积之外，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组成......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9]在丰盛的商品背后，已然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和生产的消费，而是在消费中诱导着消费，从而陷入物化逻辑，激发了消费的深层功能。如鲍德里亚所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10]，表面看似是“消费”控制的社会，在其背后，依然是物化逻辑对人的控制与奴役。
第三，鲍德里亚转而以“消费”作为社会逻辑的出发点，改变自马克思以来将生产作为分析起点的方法。他讲到：“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客观上首先绝对是一个生产社会，一个生产范畴，一个政治经济战略的地点。而是说消费范畴混杂其中，即符号控制的范畴混杂其中。”[11]鲍德里亚赋予“消费”以优先性，并且寄希望于消费来实现超越。他讲到：“消费中有个较大的倾向，就是在破坏中超越、变化。”[12]《消费社会》的立论也正是基于此，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然不再是生产主导的社会，而是消费主导的社会，也即“消费社会”。对此而言，鲍德里亚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处于颠倒的状态，从而提出“消费就是生产”，进而断言“生产的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取代。”[13]
第四，鲍德里亚用“符号”来指认消费的现代价值形式，用“符号的秩序”来归纳消费社会的逻辑结构，从而指出人们生活在虚假的幻影之中。受索绪尔的影响[14]，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认为消费已经不再是简单与生产相对应的概念，他讲到：“商品直接就是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价值而被生产出来，而符号（文化）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今天任何东西若不能被解码为一种符号，那么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或无法交换，不能仅仅将这些东西看做是一种商品。”[15]鲍德里亚以符号形式取代商品本身，将符号的文化价值作为生产的意义与基础，从而弱化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理解方式，将原本客观化的商品理解为主观化的欲求，推进了对商品价值的现代理解：“消费的前提是物必须成为符号。”[16]
第五，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的运行方式，并从符号价值的角度展开批判。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认为人们通过符号而获得安全感，但同时否定了真相，他讲：“符号令人产生安全感。因此，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17]然而，鲍德里亚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真相的内容，他以抽象的方式转化了消费的内容，用符号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消费社会以新的驯化方式控制人，他讲：“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18]这意味着，以消费为主要活动的社会现象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新型控制方式。
通过鲍德里亚的指认，以符号化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社会取代了生产社会的形式。鲍德里亚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视角，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产物。相比于生产而言，消费以及符号性消费成为当代社会促进发展、调节供需关系、提高利润率的重要手段，其具有更为隐蔽、渗透性更强、操控更为广泛的特点。尽管人们有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和消费，但仍然无法逃避有限的选择对象和符号的束缚，因此要解蔽消费社会的本来面目并非易事。
二、“消费社会”中的贫困问题与新穷人
“消费社会”的基础特征在于物品的过剩，这与其内部的贫困现象形成了鲜明的比对。加尔布雷斯曾将此称之为“富裕社会”，而鲍德里亚认为，“富裕社会”的提法遮蔽了社会的结构，从而导致对社会的理想化认识。正是基于对“增长”发展观的反思，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的不平衡现象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另一位社会学家鲍曼，侧重于从消费社会主体（“消费者社会”）的角度对社会中的不平衡现象以及“新穷人”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鲍德里亚消费理论中的贫困问题
第一，对于增长和丰盛能够带来幸福（或“平等”）的福利经济学观点，鲍德里亚认为是理想化的，他提出从“贫困”来反思这种追求数字增长的方式。贫困问题在后工业时代仍在延续，鲍德里亚认为：“所有为消除它的努力，似乎在每个演变阶段，都受到了功能性的、使增长重新出现的、某种体系机制的碰撞，好像一个增长惯性的弹簧。”[19]增长与贫困的对立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矛盾，其依然延续在消费社会中。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也认为，仅靠丰盛的物质增长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在《富裕社会》中，他将贫穷的原因归结为失调的社会体系，因此，他提出：“社会平衡的进步是消灭贫困的一个首要必须条件。当代自由主义者联合保护穷人免于税收，穷人可以对孩子进行更多的投资，这可能有助于消除下一代的贫穷。”[20]与此不同，鲍德里亚认为物质财富的增长正是基于不平衡的发展之上，他并不认可加尔布雷斯能够有效地解释和解决贫困问题。
第二，鲍德里亚以结构主义的方式来反思社会，用社会结构否定“富裕社会”和“贫困社会”的存在。鲍德里亚认为，物质丰盛或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社会的结构已经规定了财富与匮乏的位置，贫困无法被解决。对于贫富差距而言，鲍德里亚讲到：“任何社会都产生差别，产生社会歧视......资本主义制度使这种功能的‘高低不平’，这种登峰造极的不平衡，在各个层次上趋于合理并予以普及......整个社会结构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1]由此可见，鲍德里亚并不希求“平等”来解决问题，也并不认为物质的丰富就能够解决贫困问题，他反对“生产力决定论”，但却走向了复古的浪漫主义。
第三，鲍德里亚否定发展生产能够解决不平等问题，他提出：“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增长的本身。”[22]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路中，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的增长是解决不平等的重要路径，是实现富强与民主的重要途径；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只要是增长和发展，就必定伴随着不平等的阴影。鲍德里亚强调，增长型的社会结构本身由不平等和特权构成，不平等促使增长成为可能。进而，以工业体系的社会为基础，鲍德里亚认为贫困及其危害无法被克服，从而批判社会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一方面，在加尔布雷斯看来，贫困问题可以通过维系体系的平衡来实现，而鲍德里亚将其看作是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代表。鲍德里亚讲：“根据理想主义的‘连通器’式的蓝图而分配的神话。财富和产品的大量出现是不会取得海平面一样的平衡的。”[23]依据生产过剩和贫困对立的现实，鲍德里亚认为加尔布雷斯等人的观点是理想的神话。另一方面，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体系产生了财富也产生了贫困，二者相辅相成、相生相伴，因而只需“维系无理的、永远赤字的人类社会”[24]。对此，鲍德里亚指出这种逻辑的抽象性，其中没有关照真实的个体，因而具有欺骗性。
第四，基于社会结构的分析，鲍德里亚反对以改良或存在逻辑来应对贫困问题，从而指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可能。他讲到：“体系只了解生存条件，并不了解集体与个人的内容。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对一些神话（尤其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想通过改变内容来改变体制的神话产生反感。”[25]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内容上的改变不仅没有改变体制，而且往往使体制更为稳固，因此，他认为贫困问题之所以难以被克服，是社会体系的问题。鲍德里亚之所以能够看到消费社会中贫困问题无法被克服，在于他运用符号和关系的方法对消费体系进行分析，从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念。
依据对贫困问题的反思，鲍德里亚批判了追求增长的社会理论，他将生产的社会看做是特权社会，因而反对“物质增长的社会意识形态”[26]，并将其归结为虚假富裕社会的神话。通过引用马歇尔·萨林斯[27]，鲍德里亚表达了他对发展理论的不满，“生产得越多，人们就越在大量生产的过程中强调必要性，因而我们就无可救药地离平衡人类生产和人类的目的性的丰盛这个最终期限越远。因为在物质增长的社会里得到满足的东西，以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愈来愈得到满足的东西，是生产范畴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人的‘需求’。”[28]在此，鲍德里亚通过萨林斯的观点说明生产的物化逻辑。在这种物化逻辑中，贫困和不足反复出现，其不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不足，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鲍德里亚以主体间的关系来理解贫困问题，从而发现工业社会（或“区分性的社会”—鲍德里亚语）的增长逻辑和物化逻辑使得隔阂增加，进而，他认为富裕和丰盛并不存在，发展生产也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因此，他选择回到原始的社会状态来消除生产增长逻辑所导致的异化状态。
（二）鲍曼消费观中的新穷人
与鲍德里亚同时代的鲍曼对消费以及消费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见解[29]。不同于鲍德里亚，鲍曼并不是在文化层面上对消费社会展开的符号学批判，而是在社会层面上对消费社会中主体角色演变所展开的分析与批判[30]。
首先，受现代性发展的推动，人们生存的需求逐渐转变为消费的需求。鲍曼指出：“消费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一旦这种目的被实现，换言之，一旦‘需要’被‘满足’，更多的消费就失去了意义......然而，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明显标志并不是这样的消费，甚至也不是数量迅速提升的消费......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31]消费观念的转变使鲍曼意识到消费社会与“需求”之间的联系，无法满足的需要成为消费社会的宣言。在消费社会中，“欲望”成为消费的显像，“欲望”使消费活动和观念发生转变。
其次，在社会层面上，穷人在消费社会中转变为“不消费的人”，成为了完全令人担忧的对象。在鲍曼看来，穷人是每个社会的普遍现象，看待穷人也分为畏惧与同情两种矛盾的态度，而在后现代之前的社会中，穷人对于社会秩序的产生以及遵守社会规范方面起着一定作用。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穷人对于维护神学秩序与上帝权威有着重要作用；在近现代社会时期，神学体系被瓦解，理性成为检验价值的基础，主体性的觉醒使得秩序和规范成为人的产物，而穷人则成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不是‘失业者’”[32]，不仅如此，鲍曼讲：“在历史上，穷人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了让人担忧，让人讨厌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益处，能够减轻以至抵消他们的恶习。”[33]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对待穷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而穷人作为一类主体，在消费社会中成为了累赘与负担。
再次，在社会形态的转变下，对待穷人的态度也发生转变，穷人在消费社会中成为无用之人。在基督教统治的时期，穷人也是上帝的子民，因此，帮扶穷人是秩序和权威的规定；在工业社会时期，穷人尽管不满贫困并阻碍工业发展，但其是重要的劳动力后备军，成为工人是部分穷人存活的重要途径，这增加了劳动工人的来源以及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并且缓和了秩序和规范之间的矛盾；然而，在消费社会时期，劳动力的需求不再像工业时期旺盛，穷人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意义消失殆尽。正如鲍曼所说：“穷人完全没有用处。没有人真正地把穷人考虑在内、公开讲需要穷人。”[34]正因如此，鲍曼指出，在消费社会中，穷人被无情地遗弃，世界不再需要穷人，现代性的大屠杀在后现代语境中将“刀刃”指向穷人。
最后，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在道德层面也被抛弃，福利国家的政治制度也逐渐失去效力，而新穷人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唤醒几近沦丧的伦理道德以及建立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消费社会中消费观念的研究，鲍曼认为，穷人比以往的处境更为糟糕，穷人在生产社会中还剩余的一点作用也消失殆尽，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由于无法进行消费活动而被排除在秩序之外，同时，新穷人还更为不幸、孤独和无助。关于新穷人，鲍曼认为：“他们的消费对于资本的顺利再生产来说无关紧要。因此，他们不是消费社会的一员。他们不得不受到压制、管束、权威和法规的联合训诫。”[35]对此，鲍曼充满了担忧，他担心穷人成为后现代性大屠杀的牺牲品，更为担忧人类同情心的消失以及伦理道德的沦丧，这些将会造就一个“易爆炸的混合状态”。然而，新穷人未曾想要通过革命等方式来改变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在新穷人眼中：“富人不是敌人，是榜样。不是憎恨的对象，是偶像。”[36]这种自暴自弃的状态，使得富人的统治更加稳固，而穷人更难翻身，而在历史上，对待穷人，反复发生了不少恶劣的罪行，人类为此付出过沉痛的代价。因此，鲍曼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希望人们通过反思过去历史的教训，选择以包容多元的方式来团结人类。
三、回到马克思：再思消费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一）鲍德里亚与鲍曼：消费社会中贫困问题的两种维度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鲍德里亚和鲍曼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二者都看到，生产过剩造就了消费社会的产生，但其中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不仅如此，消费社会的秩序和规则使贫困问题加剧，并且产生了新穷人和新的社会分层。然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鲍德里亚主要是从差异和特殊性的符号学角度出发，对消费社会及其贫困问题展开批判；鲍曼主要是从消费的社会学角度出发，对消费主体活动的过程进行分析，从而发现“新穷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对现代性社会运行方式的反思。不论是鲍德里亚的符号学批判，还是鲍曼在社会层面的批判，多视角下关于消费社会状态的指认已不成问题。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消费社会中的贫富矛盾？消费社会内部的贫困问题依然刺痛着人类的神经，贫富差距与新穷人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消费社会中的贫困问题，鲍德里亚与鲍曼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拓展了理解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路。
在文化层面上，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物化逻辑以符号化的机制作为操控手段，穷人在这种操控之下无法脱身，而任何追求增长的方式都将使其更为稳固，因而，他以一种悲观的方式反对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对此，有学者指出：“消费社会的病症看起来像是经济病灶，往深处看其实是文化病灶，对于鲍德里亚而言，在消费社会中似乎找不到消解符号统治的现成药方，或许只能从M·莫斯和G·巴塔耶等人类学家的‘普遍经济学’中寻求某种返璞归真的‘灵丹妙药’。”[37]由此来看，在关于人类的看法上，鲍德里亚与卢梭具有某种相似性，他们都期望以原始人或野蛮人的复归，来消解现代性所导致的病症。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在反对现代性时具有悲观的态度，他的纠结与不安使其徘徊在发展与倒退之间，并最终致使他走向了“命定策略”[38]。
在社会层面上，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主体通过消费获取自由与身份的确认，但与此相应，新的秩序与政治获取了统治地位，进而，人们生活在由消费自由所带来的不自由中，穷人也在这种政治统治下转变为不再有革命力量的新穷人。对此，有学者指出：“鲍曼从消费行为与政治互动过程来阐释消费问题，政治影响甚至决定着消费，消费可以作为逃离政治的策略，作为个体自由的体验和向往，然而，消费终究无法也不能摆脱政治。”[39]站在社会主体的角度，鲍曼意识到个体在消费社会中的处境堪忧，个体被消费社会的物及意识形态所围困，因而他对穷困的个体抱有人道主义的情怀。尽管从某种程度上，鲍曼揭示了虚伪政治的资本主义，但是，他将新穷人问题归结为生活方式差异的做法，使得他只能采取呼吁主体觉醒的方式来进行反思与反抗。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和鲍曼分别从客体和主体的角度对消费社会的贫困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消费社会的形成方面，鲍德里亚从符号化的物出发指认消费社会的形成，而鲍曼则是从消费主体生成的角度来指认社会的转型。在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方面，鲍德里亚从符号诱惑（广告）、驯化方式出发，指出了主体在消费社会中的消亡，而鲍曼则在消费主体的再生产循环中，指出物化逻辑形成的主体原因，并且强调主体能动性为摆脱消费的物化逻辑提供了可能。在识别消费社会的结构方面，鲍德里亚从消费社会的差异性出发，指出了经济和符号对社会成员的划分，而鲍曼则是从消费活动本身出发，指出新穷人与贫困问题在消费社会中更为加剧。
（二）回到马克思：关于消费与贫困的反思
以消费社会为对象，鲍德里亚和鲍曼不仅展现了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深刻的反思，而且体现了后现代理论极强的批判性。二者的批判工作具有互补性，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对方的不足，然而，二者仍然未提出有效解决消费社会中贫困问题的方案。究其原因，双方都未曾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根基进行探讨，而仅仅是从消费的主客体现象进行的批判。通过马克思对消费的辩证分析，我们将看到鲍德里亚和鲍曼的理论局限。
首先，二者都在强调消费的作用，而忽视了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也无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曾批判了将生产和消费割裂的观点，并且论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辩证的联系。他讲：“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40]在此，马克思说明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并且指出消费始终无法直接取代生产成为主导地位，而只能是与生产共生共存。以此来看，鲍德里亚关于利用消费的破坏作用来刺激生产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过于强调消费行为中客体对主体的限制作用，反而忘了消费品的创造本身也是主体行为的结果。所以，鲍德里亚仍是在主客二元论的视角中进行的消费社会批判。尽管鲍曼回到了消费者的主体视角，但是他未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理解主体，从而否定了社会生产主体的存在，换言之，他没有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活动，他只是将人的活动理解为工作，仅仅肯定了消费主体的意义。
其次，二者的方法论都是基于“个人主义”或假设的个人，从而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系，以及夸大了个人需求的无限性，从而制造了新穷人的假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解释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41]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是以“现实的个人”来理解生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鲍德里亚那样，将社会结构作为先在和决定性条件来进行的分析，也不像鲍曼那样，将原子式的个人看做是出发点。
一方面，鲍德里亚假定了人的需要是无限的。他讲到：“作为社会存在，人的‘需求’是无限制的。”[42]依此，鲍德里亚分析广告对人的控制作用，他认为：“广告的窍门和战略性价值就在于此：通过他人来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它从不与单个人说话，而是在区分性的关系中瞄准他，好似要捕获其‘深层的’动机。”[43]可以看到，鲍德里亚抽象、片面地看待人，他将人看做是有着无限需求的存在，但却没有看到这种需求是物质生产的结果，从而抹杀了人的生产性。正因如此，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引向符号化的神秘主义境遇。
另一方面，鲍曼将消费行为看做是纯粹个人的行为。鲍曼认为：“消费是完全个人、独立且最终是孤独的活动；完成这一活动要通过抑制诱发、缓和或刺激那种通常是私人的、且不易传染的欲望。”[44]在鲍曼看来，生产是集体的事情，但是消费却“完全”是个人的事情。通过这种“消费个人主义”，鲍曼将消费者（或“消费个体”）看做被围困的对象，通过对消费个体处境的分析，得出“新穷人”的观点。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来看，新穷人不过还是原来的穷人，只是更为受困；而鲍曼只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理解阶级关系，却未能从生产的根基和阶级对立的现实来指出现代社会中贫困问题的根源。
最后，二者都不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社会，而是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下，将消费社会解释为工业社会的变形，从而未能准确地捕捉到贫困问题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脱离劳动生产来理解贫困是不现实的，他讲：“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45]也就是说，异化的劳动生产使得工人陷入贫困的境地，生产主体与客体的分离造成了异化与贫困的状态。对此，马克思总结道：“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46]现代的劳动方式造成劳动主体仅仅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系生存，也因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造成其贫困状态。进而，马克思讲：“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47]在此，马克思认为要依靠工人的解放运动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解决贫困问题，实现人的解放，这是“批判的武器”所替代不了的“武器的批判”。
以此来看，鲍德里亚和鲍曼都未能从历史发展的生产基础对贫困问题作出深入的理解。尽管鲍德里亚意识到当代的异化问题，但是他抽象地理解了现实：其一，是以符号来抽象地理解商品；其二，是以意识形态来抽象地理解社会。从而直接导致鲍德里亚在对“消费和符号”的批判中理解贫困问题，而不是以“生产和符号”来理解符号与贫困的产生过程，因而也就未能提出更多的实践方案。不同于鲍德里亚，鲍曼不是将贫困看做是消费的问题，他认为：“可以明确的是，贫困问题首先可能仅仅是法律和秩序问题，人们应该采取对待其他违法行为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48]因此，鲍曼仅仅将贫困和穷人看作是社会认同的问题，从而回避生产领域的异化问题，也规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因而他只是在道德和价值领域寻求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并不能起到治根的作用。
综上可见，鲍德里亚和鲍曼分别从消费社会的客体和主体出发，对符号的意识形态以及新穷人等社会现象做出了分析与批判，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现象，具有极强的批判功能。然而，由于二者缺乏从物质生产实践来理解消费，以及忽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前提，从而导致他们走向了浪漫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理论道路。可以看到，通过对消费现象的研究，更能直击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中的社会病症，但却依然无法深入其背后的根基，因而缺乏一定的实践意义。鲍德里亚和鲍曼为我们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但这仍然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揭示符号意识形态、贫困与新穷人等问题的根源，辩证理性地看待消费，进而从生产和消费的内在关联出发，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合理可行的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单位：张当，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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