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计划经济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右翼群众受反动派“饿死三千万”蛊惑,归结为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指令性计划”“瞎指挥”“高指标”,并依此为据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经济;而左翼群众抨击右翼造谣以维护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专业学者的角度认为,如果不从官僚阶级的特性来研究,则争论永远没有正确的结论。专业的结论是:三年困难确实是人祸,完全是党内走资派官僚阶级形左实右作祟惹的祸。
1987年至1997年间,吴冷西带病写出了对研究当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录《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揭开了历史迷雾,戳破了谣言公司散播的无数谣言,为后世了解三年困难这个特殊的历史的原因,留下了宝贵真实史料。
吴冷西一直忏悔说:他在主政《人民日报》时,为浮夸风推波助澜,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辜负了毛主席。后来,毛泽东为了接班人的威信,还主动承担责任,为他们开脱! 耿直的彭老总的万言书,实际是针对刘邓浮夸风路线的,此心此情,天日可鉴!
毛主席一心把他们往前面推,树立他们的威信,结果事与愿违,毛主席自己又不好直接干预,只好通过写信的方式和个别谈话的方式叫吴冷西他们顶住,提醒各级干部注意不要浮夸。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民主领导作风,在战争年代也是如此,自己只管大方针大原则大方向大战略,具体战术战役操作完全放手部下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发挥聪明才干,出现错误的苗头时拉一拉袖子,扯一扯耳朵,提醒一下。这与蒋介石频发“手令”“总裁电谕”独裁作风完全相反。
毛主席对吴冷西说:“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他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毛主席说明他找吴冷西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毛主席问吴冷西:“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吴冷西严肃地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吴冷西忏悔说:“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顶不住(上边)的压力,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亩产万斤”的 “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各级官僚惟上是从,争相邀功争宠,“上边“一万斤,下边就弄出个亩产十万斤,层层加码,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毛主席深谙历史,是辩证法哲学大师,善于把坏事转化成好事,而三年困难暴露出来的官僚阶级劣根性问题,引起毛主席高度警觉,而苏修官僚阶级集团的集体叛变,苏共变质法西斯化血的教训,更意识到与武装斗争时期一样,和平时期发展经济成为中心工作,并不是原先想象的一路高歌入云,而是依旧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没有硝烟的激烈斗争。是走人民当家作主,依靠发动人民群众自主地积极性创造性发展经济新路,还是依靠旧官僚阶级国家机器“权力调配资源”走半封建旧社会发展经济老路?是走依靠合作化人民公有制制度逐步实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发展经济新路,还是分田单干富农路线依靠资本家私有制走贫富悬殊的旧社会发展经济老路?是坚持完善计划经济制度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新路,还是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盲目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老路?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新路,还是走崇洋媚外,靠“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发展半殖民地经济老路?是走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全民武装的马克思主义新路,还是走军衔制,等级森严,官兵对立的封建雇佣军,国民党国军旧军阀的老路?这本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复辟旧社会道路的分水岭,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与共产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深入。这时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发生了跨历史的进阶,升华到新的境界。
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立场的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千百万件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
毛主席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斗争与武装斗争时期的两军对垒,国共两党阵线分明截然不同,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千百万件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是随后提出了做任何事情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详参见(左右都误读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剑云扫霾的文章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608034891 “抓革命促生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论十大关系”“继续革命”等一系列思想指导方针。力挽狂澜于既倒,及时地扭转了惟生产力论的错误极右经济发展路线,危急关头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拨正了航向,同时也是为经济工作的具体实施组织机构计划经济委员会指明了方向。所以,那些被“走老路”棍子打懵吓晕了的人,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先分清楚到底什么是“老路”什么是“新路”?千万不要把狸猫当太子,衰朽老妪与青春少女都分不清,成万世笑柄。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境界的毛泽东思想,贯穿始终的是与根深蒂固的党内走资派官僚阶级斗争这条主线。
1964年2月,毛主席和外宾讨论完修正主义的问题后,忧心忡忡对给他检查身体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会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赶紧劝慰说:您也得注意身体啊!毛主席叹了一口气,又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开门见山点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1966年6月10日,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他还尖锐地指出: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阶级画过像: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包办代替主义,这样不好——这也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个分水岭,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学说,与资产阶级官僚政客,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学说是本质不同的。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官僚政客,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学说,其建党的最终目的,就是取得执政权,再由他们“替民做主”这就是包办代替主义。毛主席的政党学说,是要领导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所谓领导,就是在群众一盘散沙的时候,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高他们政治的觉悟,从他们中间发现培养先进积极分子,带领组织大家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这就是“领”。在群众已经自己组织起来的时候,就从斗争策略,路线,各方面指导引导他们,争取最终胜利,这就是“导”。在几十年的武装革命斗争中,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的毛主席始终都是按照这样的民主领导方式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起来自己当家作主,培养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习惯,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来没有一次,哪怕是仅仅一次“包办代替人民做主”都没有过。毛主席说过,当那一天人民真的自己当家做主了,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那共产党就该消亡了,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说实话,西方民主制度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迷信西方的民主,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分不清“替民做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区别的缘故,或中国目前现实还没有任何民主的缘故,这造成孩子们没有见过民主长什么样?很陌生,很神秘。那一天能分清了,就会跟着毛主席走。这个现在不急,因为毛主席还在回来的路上,一切还没有重新开始呢。
60年代初,主席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学习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在“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显示出毛主席与斯大林认识上的重大分歧。
到60年代中期,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直接参与企业,军队,文艺,教育所有社会管理,因此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从1964年中央会议上的训斥,到1965年井冈山无限失落的悲叹,甚至包括四清运动难以收获成效,这已经得以表明:那一时期毛主席考虑的“全国性政治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制度,必须被提上日程。
否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只不过,他也必须准备粉身碎骨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几近灯尽油枯的年纪。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共产党宣言》曰: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回想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主席给予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如果这个问题悬而不决,找不出新路,高喊空洞口号有什么用呢,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堪忧,还不知要经历多少曲折坎坷……
毛主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成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核心思想。
在一次会议上,他还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
为了彻底讨论清楚党内官僚阶级问题,还必须提到托洛茨基超前的预见性,以印证这绝非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而是在国际共运史中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广大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管理,而掌握了权力的革命者,越来越认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便不断地试图巩固和扩大手中的权力,成为了嗜权者,从而背叛了社会主义。”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建国初期直至文革前,党内走资派揽权嗜权而削弱工人阶级权力的实际情况。基于以上认识,托洛茨基断定,苏联的社会性质有两种可能: 1,无产阶级推翻官僚的统治,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2,苏维埃的官僚统治阶层被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就是官僚阶级在共产党内滋生蔓延导致了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旧社会卷土重来,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革命高潮时期,官僚阶级悄悄滋生往往被人们忽视,而在低潮时期有充分的时间痛定思痛,形成新的共产主义实现理论,避免重蹈覆辙,以迎接下一次共产主义革命高潮的随时到来,彻底粉碎埋葬一切专制剥削压迫旧制度,解放全人类。
(本站在发表时有所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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