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在帝国主义的围堵、封锁和严重干挠的恶劣国际环境下，国内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地主、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激烈反抗、破坏和反革命的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发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经验，以发展公有制经济为主导，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以及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同发展，长期发展战略方针、国民经济五年规划与年度计划、预算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创业，厚积薄发，三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紧接着快速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多快好省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和当家作主，全党全国人民共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使社会主义经济大跃进，中华民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二十几年里迅速迈向富裕和强盛。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上，党内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分歧和尖锐矛盾。在新中国即将建立之际，有人早就谋定，主张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全党“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注重私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指望依靠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还召开多次会议，积极鼓励资本家和富农“大胆剥削”，“剥削有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至1956年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党和政府为了尽快摆脱“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的严重贫困落后状况，正在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时候，有人认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经济”，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而且一线领导干部急于求成，坚持“高指标”，瞎指挥，掀起“浮夸风”和“共产风”，给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造成严重干挠和破坏。尽管遭遇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封锁，以及党内右倾和“左”倾路线错误的干挠和破坏，但在二十多年里，毛主席、党中央力挽狂澜，拨乱反正，艰辛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动翻身得解放的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供给，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事业，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幸亏处于二线着重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打法理论和决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意志坚定，方向明确，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真理，发现错误，主持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分析研究，解决问题，而且自我批评，自担责任，团结全党，群策群力，经过艰辛努力纠正了错误，并强调和维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秩序，及时采取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迅速使新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为继续快速发展奠定雄厚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发展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致力继续发展国民经济。到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动荡。在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经济局势的动荡，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敏感和激烈。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内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十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教授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求吴教授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研究总结1989年“70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而且“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会议一开始，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的原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许毅第一个长篇发言，其中心意思谈到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腐败和诸侯经济等诸多问题。接着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发言，他说，自己对许多财经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与他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地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19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再次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与上次会议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但是，与会者都没有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区别和对策问题。吴敬连教授极力主张市场经济，被理论界和经济界尊称为“吴市场”。
这次两次会议上非常遗憾的是，不少与会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仍然混为一谈，有的人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当成一回事。其实，从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来看，“自然经济”即“产品经济”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简称“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简称“资本经济”等经济范畴是不相同的，是大有区别的，有的范畴甚至有二重性，甚至多重性，含义根本不相同，既反映经济性质和经济方法，又反映经济形式和经济种类等。人们遵循自然规律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生产物，就称产品，其经济称自然经济，或称产品经济；遵循社会规律，分工生产和交换消费的生产物，就称商品，而商品经济是历史范畴，是发展的，既有古代商品经济，是私有制商品经济，又有现代商品经济，既有公有制商品经济，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又有私有制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绝不能一概而论。
有人既没有充分认识经济及其范畴的复杂性和发展变化性，又不区别出于公心和公利，还是出于私心和私利，甚至隐瞒了真实的经济意图；既无视我国经济发展史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史及其历史的经验教训，新中国商品经济已经由古代私有制商品经济转化为现代商品经济，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也无视西方古代商品经济早已转化为近代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发展到现在已是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最高、腐朽和垂死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其二者经济内涵和利益也大相径庭。
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和《帝国主义论》等，早已经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残酷吸血性、腐朽性和没落垂死性。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危机震撼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席卷了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大危机之后，又陷入长期的特别萧条之中。西方国家称这次大危机和接踵而至的特别萧条为“30年代大萧条。”面对着空前严重的危机和失业，西方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不再欣赏那种否认危机和失业可能性的西方传统经济学，而是希望出现一种新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要承认危机和失业，但不要承认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防止危机和失业，而不要只是空泛议论；要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允许任何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存在和蔓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市场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1929—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和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大战期间，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带有非常时期的帝国主义军事性质。面对着迅速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希望有一种新的经济学，要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要讲“一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不能只讲“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要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从理论上论证在实践中已经在做的事，而不是坚持反对和批评的立场。凯恩斯的市场经济学，正是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是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新经济学，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但是，西方经济及其经济学万变不离其宗，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更名，市场经济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西方已使资本经济更名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反而更加反映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腐朽而垂死挣扎的阶段。我国理论界学习西方却没有严格区分和认清我国现代商品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改革开放中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0多年来我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复辟和党员领导干部大批贪污腐败等极其严重的问题。没有继续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及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党关于建设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吴敬连的所谓市场经济理论和建议，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和对立，根本没有弄清楚西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盲目提倡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以致社会上一度出现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主张私有化、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倾向，而且忽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协调发展，及其应有的全面规划和合理部局，使社会主义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特别使农村和西部的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逐渐失调和落后。其次，甚至错误地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只顾发展市场经济，特别是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经验，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而出现不良倾向，唯利是图、不讲诚信与产能过剩的弊端，结构失调、环境污染与贫富悬殊等矛盾也日渐突出，贪污腐败滋生蔓延危害，也日渐显现而严重，使党内反腐败斗争具有了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党性、宗旨和目标，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社会主义思想，还得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又要纠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和严重问题；既要认真弄清楚利用商品经济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政策和措施问题，又要严格区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商品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不同，坚决纠正违反党性宗旨，违法乱纪，资本主义经济复辟和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贪污腐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近现代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坚持社会主义，利用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与复辟资本主义，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市场经济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只许资本家极少数人发家致富，以致暴富，富可抵国，官商勾结，里勾外联，贪污腐败，祸患蔓延，而使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忍受剥削和贫穷，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相当一部分人还得忍受失业的困苦，国际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破坏与损害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牢牢记取与中外资本主义的百年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华革命志士仁人经历百年艰苦不懈的奋斗和探索，终于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发展和富强新中国，最终能够实现共产主义。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进而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以及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发展方向，以资产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方式相结合，强化人民民主监督，使人民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辅，致力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均衡发展，才能努力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协调、均衡而持久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人类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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