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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人提出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读天津工人董中华“整体哲学”有感

卢其旺 · 2023-06-26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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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天津工人董中华的“整体哲学”,其中提出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的理论起点(即逻辑起点)——“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的公有制,是官僚特权的产生根源,也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为克服“少数人公有制”及“官僚特权”,社会主义必然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少数人公有制”,少数管理者享受“官僚特权”;

  第二阶段,党与人民共同管理的“多数人公有制”,文化大革命是其尝试;

  第三阶段,党的职能越来越小,人民的作用越来越大,进入“全民公有制”。

  前两个阶段由于条件不成熟,可能反复交错,出现几度迂回现象,但历史趋势必然向前推进,第二阶段必然胜利,直到第三阶段,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董中华发现的“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的基本存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正因为这个理论起点,党存在“两面性”,形成公仆与主人、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党的正确领导与官僚特权……等等的统一体。同时,人民也有“两面性”,即先进性与落后性、革命性与破坏性、组织性与散漫性……等等改造世界观的必要。

  [关键词]社会主义三阶段论   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    官僚特权

  党的“公仆与主人”的两面性    人民的“革命与破坏”的两面性

  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一大创举,他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以犯左倾急燥错误。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没有说明初级之后还有什么阶段,是中级、高级呢,还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多个阶段呢,致使许多人忘记了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这不能不说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最大遗憾。

  马克思说,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初级阶段”理论出现之后,人们相机提出了许多“三阶段论”。有“生产力”的,有“生产关系”的,最深刻有“官僚特权”的,或者“特权利益集团”的,但他们都没有再深入地问一句:官僚特权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如何产生?

  天津汽车齿轮厂工人董中华(1942年生),网名“老董师傅”,初中文化,于1979年(当年37岁)率先提出:“官僚特权”产生于公有制“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的基本存在。存在决定意识,是限制官僚特权的产生呢,还是放任官僚特权的纵横呢,由此出现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亦即现代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于是产生由激烈到缓和直到消亡的社会主义三个阶段,最能说服人,最具理论价值。这就是一个工人提出的迄今为止最为彻底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

  一、董中华“整体哲学”简介

  董中华的“整体哲学”,是在探讨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时,始终把握整体,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大局,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具体事物。他说:

  “整体哲学的实质就是把个体事物放在整体世界中进行研究的哲学,就是研究怎样才能实现个体事物和整体世界共同发展的哲学。整体哲学的本体论就是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作为个体事物在整体世界中的存在;方法论是求同存异;发展论是实现个体事物同整体世界的共同发展。”(董中华著《文化大革命研究学的提出》第321页,以下引用该书时,只注Pn页码。)

  “整体哲学”的原理与规律很多,对与不对很难评说。笔者与原创者讨论时还有很多不完善处(即他解释不清的地方,也可能是笔者理解不透的地方),也不适于做精准介绍。通过阅读《文化大革命研究学的提出》一书,可以大致了解整体哲学的内容,为配合本文主题“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在这里做一个简要介绍。

  事物是运动的,运动是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从整体角度把握事物,任何整体都有三个要素——基本存在、发展趋势、根本目标—— 一切个体都在三个要素中存在、运动、发展,由此组成整体世界的基本结构、形成整体世界的基本发展规律,而个体事物无论相互之间有多少差异、多少矛盾,均服从整体结构与整体规律。其中“根本目标”也是一种实际存在,它由其他道理证明,如人都是要死的“死”,太阳总是东升西落的“落”等一样真实。

  三个要素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事物运动由“基本存在”出发,朝着“根本目标”前进,就是事物总的“发展趋势”,影响这个趋势的各方势力共同组成整体世界的基本结构,而总的发展趋势就是基本运动规律。其中主要有两股势力,一股顺应目标方向“朝前走”,另一股违逆目标方向“往后退”,从而形成的矛盾为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解决,是“朝前走”势力方面取得胜利;如果“朝前走”势力失败,“往后退”势力胜利,则矛盾就没有解决,还需要进行再一轮的迂回斗争,直到“朝前走”势力方面取得胜利,主要矛盾才能解决。主要矛盾解决,从而根本目标实现,则整体世界消亡。在这个消亡过程中,新生事物在旧事物中产生,开始新的整体世界生命历程。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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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用笔者的语言进行的简要介绍,也是笔者在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理论的新探索》两文时所得到的体会,包括图示。如与原创者原意有出路,概由笔者负责,原创者与读者共勉共谅。

  一、董中华提出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

  在整体哲学的思想指导下,董中华提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其独特之处在于,他分析问题的理论起点(即逻辑起点)——“基本存在”,与众不同。

  他认为,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基本存在”有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新生力量,即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共同建立的公有制,这是有目共睹的;另一个是旧社会的传统保留,即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仍然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即公有制的“两面性”,而且至今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这个发现是真正的创新,非常了不起。张春桥在1958年撰文揭露“资产阶级法权”,对“官僚特权”进行批判,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从此平步青云走上中央理论家之路。直到现在,无论左中右各派,都没有人突破“官僚特权”的理论起点。作为一个工人的董中华,能够在“官僚特权”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继续追问,是什么造成官僚特权的存在呢?回答是,公有制仍然存在着旧社会的传统保留——“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他在1981年4月时就说:

  “具体表现为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的地位差别的主要保留。这一主要保留的客观存在说明了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公有制实现了,但这社会总的结构内容仍未能脱离由一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所局限的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的人类社会特权结构的历史局限。”(P131)

  这个“基本存在”,是由于生产力局限所决定的,也是旧社会传统保留。这个公有制两面性,是有目共睹但又熟视无睹的事实。于是党也就有了“两面性”,这个两面性是一个统一体,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样。他说:

  “正是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党既有代表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需要党的代表作用的一面,又有党对工人阶级居于主要特权地位的另一面。党的现实社会主义历史作用就是这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P132)

  党有两面性,同时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既有先进性,又有落后性;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坏性;既有组织性,又有散漫性;……总之,工人阶级既有革命积极性的一面,又有需要改造世界观的一面。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全面大内战,就是对党的两面性与人民的两面性认识不足的原因。

  于是从这个“基本存在”的事实——“少数人公有制”(P39)出发,为实现党提出的终极“根本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由马克思主义所证明),为克服来源于旧社会保留的“党对工人阶级居于主要特权地位”(P132),开展旨在解决党内特权与工人阶级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即社会主义时期的总的“发展趋势”。于是就有了“朝前走”与“往后退”的两条路线斗争,集中反映到党内就有了党内阶级斗争。这类阶级斗争不同于以往武装夺取政权的流血阶级斗争,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全面的不流血阶级斗争,即“扩大民主,反对特权”。

  必须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作用,“把党同官僚特权区分开来”(P136),党与人民的关系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P146),不同于旧社会官民之间的“父子关系”。虽然党的领导具有“公仆与主人”的两面性,但是工人阶级必须坚定地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因为不这样就没有人带领大家“朝前走”,甚至因为“往后退”致使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如同苏联解体那样,革命必须重来一次。

  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民主,全面落实毛主席“鞍钢宪法”,即“干部、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办法;亦即本院“智能哲学学会”提出的鞍钢宪法科技版——“领导、群众、专家”三维民主;再如实现董中华提出的“党与人民共同管理制”的公有制,即“多数人公有制”(P44)。最后党的管理职能越来越弱,直至消亡,完成由人民群众直接管理的公有制——“全民公有制”。

  于是有“少数人公有制——多数人公有制——全民公有制”的三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全过程。党的历史作用,有“绝对权力——相对权力——消亡权力”三个阶段。工人阶级的地位,有“自在阶级——自为阶级——自由阶级”(P130)三个阶段。阶级斗争有“激烈——缓和——消亡”三个阶段。……

  董中华称之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八大理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改开后的“决议理论”(否定文革的决议),第二阶段的标志是“文革理论”,第三阶段是文革成功后的理论。

  网络上有很多“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基本上都是从生产力角度进行分析的,即从富裕程度分段的,如网友“傅行云时代”、“桂爷说历史”等。我个人也提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发表于《共产主义月刊》第62期第45-54页)。理论起点是黄明理老师提出的“智能比分规律”,即社会越发展,智能作用越高,体能作用越低。但对比董中华就生产关系即公有制的完善过程提出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远远没有他的深刻,没有他的理论价值丰富。

  二、董中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

  董中华文革时期的政治派别,他在书中没有任何表露。从他的书中看,他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P63、P74…),是支持“四五”事件的(P73),是尊毛、华、邓三个人都是伟人的(),他自称是文革的“冷静思考者”。虽然如此,就他提出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他就不可能否定文革,虽然他认为文革有很多不成熟的内容,但他同时认为这是两回事(),理论与实际不相符合,是常有的事。

  1、他认为,“文革的宗旨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简称党变质),……这个宗旨是对的。文革没有搞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历史的局限……”(P280)。

  2、他认为:“少数人公有制中的三大弊病——官僚特权、政权内的争斗、对人才的抑制……”(P90),会成为社会主义前进的阻碍。

  3、同时认为毛主席所做的第二件事,恰恰是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革命事业——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也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从而“空前绝后”(),永垂青史。

  4、解释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文革是人民群众对干部中的官僚特权的不满已经发展到了能把文革发动起来这一程度的产物。……即使任何再伟大的领袖人物亲自发动,即使任何再有权术的历史罪人进行煽动,人民群众也不可能被动员起来,或被煽动起来。”(P50)

  5、解释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反修防修的宗旨,体现了文革的性质,即文革的阶级性、人民性和革命性。”(P54)

  6、解释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更主要的是,经过文革,反对官僚特权,已成为人民和党甚至是犯有官僚特权行为人的自觉行动。而在文革之前,人们对此是没有认识的,这是一最主要的进步。”(P65)

  7、解释了阶级斗争的特征。“人民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的保留形式,阶级斗争从外部阶级对立形式转变为内部阶级分化形式,构成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以腐蚀和反腐蚀的形式…为第二大特点,……以党内路线斗争的最高形式…为第三大特点。”(P60-61)

  8、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五大原则。“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改变现实的少数人管理国家制度;实现多数人管理的社会主义历史过渡——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文革原则的全部内容。”(P68)

  9、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经验。“文革全部内容的正面经验总和在于文革的人民性。集中表现在:(一)文革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官僚特权的愤怒。……(二)文革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三)文革体现了人民群众思想解放的要求。……”(P69-74)

  10、探讨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于以政权自身改革为宗旨的文革来说,这不能算是成功的。文革的不大成功在于它的不成熟性。……有理论的不成熟和实践上的毫无经验……导致…不可避免。”(P74-79)

  11、总之,“文革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群众运动,这是基本事实。理论应该正视这个事实。”(P50)他在1981年提出,直到现在仍然说:

  “我不赞成全盘否定文革,还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文革更是复杂的,而全盘否定却是最简单的思维方式。…… 我的探索所得是:从以往至今的现实社会发展到未来那个美好社会,的确需要经过一场文化革命,或人类认识上的革命,或解放思想运动。”(P281)

  从董中华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中,我们认识到文革的最大教训,就是造反派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全国大乱”,实质就是没有认识到党和人民都存在“两面性”。所谓“法权”,就是合法的权力。而维护“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的合法权力,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属于限制与克服的范围。

  改开后制定了极多法律,可是腐败犯罪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6000亿美元(注意是美元)的腐败大案;移民移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无视法律已经蔚然成风——可见法律不是根本办法,“依法治国”不解决根本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董中华主张的“党和人民共同管理制”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民主革命。

  改革开放运动也有两面性,允许私有制的存在是对公有制“一刀切”的克服,是一种进步;但允许私企与外资无限扩张,破坏“自力更生”的国策,容忍贪腐势力坐大,则是一种难予纠正的倒退,当在纠正之列。

  三、结语:董中华“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的理论价值

  所谓理论价值,除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外,还有对其他理论具有的指导意义。本文所说的理论价值,是后一种意义,即是指董中华“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对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有着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董中华的理论起点(即逻辑起点)——“少数人绝对管理多数人”的基本存在,是对公有制结构的崭新认识,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存在三个阶段,而且揭示了伟大的党也存在着“公仆与主人”的两面性,以及人民也有“革命与破坏”的两面性。因此,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都有“改造世界观”的任务,不独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世界观。

  对文化大革命也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辩证认识,一是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任务,具有反修防修初衷的革命性一面;二是文化大革命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其理论与实践都有不成熟性,有过许多错误与失败,具有一定的破坏性。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与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心心相印,才能正确地处理党与国家的繁重事务,否则就有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可以个人义气用事,简单地违背文法地使用“否定”一词,这是词不达意的错误行为。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才是正确的途径。

  2023-6-26  于汉阳玫瑰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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