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历史嬗变不是相互否定的颠覆式演进，而是在实现人与自然历史解放的理论主题下的接续发展，随着马克思理论视域的转换而呈现出多维理论样态。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与调适构成了这一历史嬗变过程的内在张力，具体而言，人化自然的生成在人本主义哲学维度寓于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之中，并在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与实现合乎人性的自然界复归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合逻辑性建构；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统一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在政治经济学中，则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被资本逻辑所统摄的物质变换过程；而在科学社会主义语境中，人化自然应然形态的达成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统一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之中，其当代实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总的而言，这一嬗变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逐层深入的逻辑理路，论及了人化自然生成的实质、历史、现实及未来。
“人化自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中首创的哲学范畴，在文本中的表述有“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历史的自然”等，其本质是相区别于“自在自然”,打上了人类的印记、与人相关的自然界。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描摹了以劳动实践为中介的“人—实践—自然”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图景，并随着马克思理论视域的转换而呈现出多维样态。实践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核心，关于“人化自然”与实践的关系，学界一直都有“实践要素”说与“实践结果”说的争论，如在《新编哲学大辞典》中，“人化自然”作为实践要素表述为“已纳入人类社会实践中的自然”;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则作为实践结果表述为“由人的本质力量所创造并为社会的人所占有的对象世界”。事实上，人化自然既是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也随着人的某一阶段的实践能力，作为人的实践结果在某一阶段呈现出静态的结构。就现实层面而言，人的实践活动的开展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步入现代社会以后，资本的逻辑主导社会的方方面面，人化自然的生成表现为资本统摄下的劳动1过程与结果。因此，资本与劳动在不同理论视域下的对立与调适构成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历史嬗变的内在张力。本文尝试重新回到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中，按照马克思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下对劳动与资本间关系的考察与批判为主线，梳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嬗变过程，以廓清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嬗变的历史逻辑。
一、“人本主义哲学”语境：异化劳动与“日益腐败的自然界”
1845年以前，也即《手稿》的形成时期，马克思正处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从前的哲学信仰”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已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一方面，认识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深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影响，对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唯心主义哲学展开批判，并进行自我哲学体系的建构。
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观的交织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思索。黑格尔把劳动过程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是精神实体化进而主体化的中介，而现实的物质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与复归。自然界仅仅“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是精神的投影。费尔巴哈以“感性原则”让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回归物质属性，强调“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真正的，现实的实体”,但是费尔巴哈仅从直观的角度来理解感性，劳动成为一种感性直观活动，从理念的运动中剥离，又跌入形而上学的渊薮中。一方面，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区分了“外在”与“外化”“现实的物”与“抽象的物性”,精辟地指出“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确认了劳动的物质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将劳动看作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是生成对象性世界物质运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在这里，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即“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来观照“人”的存在。这样，以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为中介，自然与人成为相互映照的对象性存在。人化自然的生成过程有了双重意义：既是人现实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又是对人的类本质的践行与映照。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作为观照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物，既显示出物质属性，又因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对象而显示出属人性，人与自然在哲学思辨层面达成统一。
劳动的“自由自觉”的原初属性是人化自然生成的核心要素，正是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基础，人获得自身的类本质，并以此“赋予自然以合目的性形式”,完成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然而，人的劳动的现实展开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与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自我增殖的目的性取代了人的践行自身类本质的需求，人的原初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反而成为束缚人的枷锁，劳动的自由自觉属性被强制性所取代便产生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原初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由相互映照的对象性存在，转换为相互否定的对立关系。具体而言，一方面，人所创造出的劳动产品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成为了束缚人全面发展的枷锁，劳动也不再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人的类本质被剥夺并被他人占有，人与人之间关系被扭曲为一种完全敌对的状态。另一方面，异化状态下的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对立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自然界由映照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物转化为人的对立面，工人越是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就越是被剥夺生活资料，就越是不自由。当劳动失去了自由自觉的属性，而沦落为人的维持自身生命的手段时，原先映照人本质力量的、共荣的自然界也消失了，变成工人通过异化劳动不断占有，也不断被剥夺的工具性存在。而对异化状态的消除，是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是劳动重新迎获自由自觉类本质的过程，是人化自然重新恢复属人性的过程，更是人与自然全面和解、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全面复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感官、劳动乃至人与人关系中的“物”的成分才能够得以彻底清除。随着“自然界的真正复活”的还有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对自然的改造将以一种“主体际”的交往形式展开，由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总的而言，马克思在人本主义哲学视域中，以“感性—对象性”原则界定人的劳动，并以此观照人的存在境遇，把人看作是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为本质的类存在物，确立起“人化自然”概念的原初含义。随后立足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阐述“异化劳动”的产生以及人的类本质的被剥夺，最后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论证共产主义下人化自然的应然形态。即按照“人化自然”的原初规定——资本带来人与自然双重异化——共产主义异化的消除与“人化自然”的回复的逻辑理论展开，其核心主线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摄，以及逻辑层面上对这种统摄的扬弃。这一时期，马克思基于资本与劳动的运动而对人化自然概念的建构是在抽象的哲学思辨的层面上的应然展开，还未完全“离开哲学的基地”,但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现实的物质生产之于人化自然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随着唯物史观的最终确立，马克思的理论运思也逐渐摆脱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传统，“人化自然”概念也从马克思在理论的自我审思中更新，逐渐从人的抽象思辨中走出，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得到新的认识。
二、“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唯物史观视域下人化自然的生成、困境及未来
1845年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天才世界观的第一个萌芽”划清了与以往所有旧哲学的分界线，完成了对“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完成以后，马克思真正确立了唯物史观，“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进入了“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一方面，马克思完成了黑格尔的“倒立的辩证法”的纠偏，终止了“意识的空话”,从“人们的物质活动”来理解“思维、观念、意识的生产”。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进行改造，从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来理解“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进而将唯物主义带入人类历史领域，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来理解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实现了自我世界观的重塑，引发在现实物质生产基础上对“劳动”与“资本”间张力理解的深入，进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促进对“人化自然”思考的全面的变革。
《形态》中，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更加具象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之中，从人类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来观照人化自然的生成与结构。首先，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构成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分化的历史基点，人化自然呈现出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双向互动的“人—自然”有机体的动态结构。马克思抛弃了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对“人”与“实践”的理解进一步回归到现实的物质生产之中。就人的存在境遇而言，一方面，“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是处于一定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之中的人，“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随之建立的生产关系，决定着“人”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存在，而是开放的、变动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人”与处于人与自然交往活动中的“自然人”的统一。另一方面，人在进行现实的物质生产的过程中既取得自身的生存物资，也实现由人的主观意识所主导的人化自然从自在自然的母体中剥离。自然以地理环境、资源、气候、交通等要素现实地参与进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并表现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人化自然的结构也由此具体地显现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双向耦合的有机整体。自然总是处于不间断的运动之中，这种运动的实质是自然内部要素间的交往与互动，并最终汇集为一种整体的合力，这种合力作用使自然的整体运动呈现出一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人对自然的改造也遵从于这种规律性。但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人类社会的组织分工将主观意志通过劳动实践灌输于自然物之中，引导自然合力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在《形态》中揭示了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底层作用，描摹了人与自然相耦合的生存图景，人化自然的生成正是人类社会改造、适配自然的过程，而呈现出有机性、整体性与开放性。
其次，以分工为起点，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向互动为主线，从历史层面考察资本对劳动的影响，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的耦合性，揭示出人化自然的资本主义时代困境及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由生产力所推动的物质过程，自实践使人猿相区别，人类从“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的“纯粹动物性意识”,逐渐凭借对自然认识的深化与分工的发展，在不断累积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社会结构，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自身发展，即“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分工将作为个体的人的力量，整合成为了作为物种的人的群体力量，实现了生产力的跃迁式发展，与之伴随的是私有财产的空前集中，以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分裂。由此，原来自然形成的分工被异己的、强制的分工所代替，分工带来的生产力的跃迁不仅没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反而成为了进一步束缚人的枷锁。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强制分工支配着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代价是自然的破坏，人的生产力本来是自然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却成为一种反自然的力量，人类陷入到生产力愈是发展，社会发展空间愈是逼仄的发展悖论。《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随着资本扩张，以资本形成与增殖为目的的世界性的生产、掠夺所蕴藏的巨大危机，随着自由人联合体的确立，资本与劳动的畸形关系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扭曲关系也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终结而瓦解，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最终将以自由的方式所呈现。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基本立场，把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看作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并详细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迁，进一步将人类史与自然史统一起来，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过程，而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正是这一过程的两个维度，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阐释了“人化自然”的产生、困境及未来。
如果说“人本主义哲学”时期，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原则，建构作为“类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劳动与资本间的张力显现为异化劳动，人化自然以一种合逻辑性的否定人与自然关系中异化的方式达成；那么唯物史观建立以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基于“现实的个体”,以分工为起点，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来考察资本对劳动的统摄，以及这一过程中人化自然的历史生成，论证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进而，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不仅仅是哲学思辨层面对于异化的扬弃，而作为一种现实的、历史的活动，并随着现实中对资本之于劳动的统摄的扬弃而必将到来。马克思唯物史观建立以后，人化自然观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即人化自然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现实历史过程，是以自然规律和人类主观能动性相交叠的方式呈现，是基于人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主动达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政治经济学视域：剩余劳动与物质变换裂缝的出现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资本的生产关系在全世界复制，资本的触角深入到整个人类社会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支配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马克思因“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唯物史观建立以后，马克思有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复杂多变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为研究的对象，追问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开始《资本论》的创作；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考察与对其内在的资本逻辑、基本矛盾的揭示，验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使之从理论‘假设’变为科学原理”。
马克思以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的细胞来透视整个资本主义的现实运转及其控制劳动、支配世界的秘密，形成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深刻阐述了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的劳动的实质与结果。资本逻辑下，人对自然的改造与人化自然的生成现实地表现为资本的生产、流动与增殖，以及作为结果的自然物向商品转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就现实地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资本的生产关系随着资本的触角在全世界的复制，资本支配下的劳动支配着人化自然的生成。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运转出发，从多个维度阐述了资本支配下的劳动的特殊性。首先，从根源而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长都以工人的“剩余劳动”为食，即一切商品的价值根源都是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现实转化。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方面，就劳动力的社会属性来看，劳动力是“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唯一可以出卖的东西，构成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劳动力的买与卖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得以建立的现实基础。就劳动力的自然属性而言，劳动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物”上的体现，人是自然存在物，所以劳动力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主观意志的自然力，而人化自然的生成在资本逻辑下现实地呈现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劳动力价值向劳动产品(即商品)的让渡。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构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行为逻辑，人化自然生成的动力是劳动力的买卖与使用，而其结果则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其次，从劳动的物质中介，也即劳动资料而言，“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资料是人与自然之间力的传导的中介，既蕴含着自然属性，同时也凝结着人的意志，表现为人的肢体的延长，人化自然的生成也呈现为以生产资料为中介的人力与自然力的交融。最后，从劳动过程而言，劳动过程“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其实质是“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其最终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再抽象地从人的类本质出发讨论劳动，而是强调劳动的物质性与过程性，资本支配下的劳动连接着人与生产资料，其过程表现为劳动力将自身使用价值凝结在商品中，进而静态地呈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
资本统摄下的劳动以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最终导致生态问题，表现为物质交换裂缝的出现。《资本论》中将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化自然的生成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里，人自身的力量是自然力的一种，人化自然表现为人“自身的自然”与“身外的自然”的统一，人因而进一步囊括进自然之中，人对自然的改造被看作是人运用“自身的自然力”认识并借以驯服“外部自然力”的历史过程。而作为结果的人化自然的生成是人“自身的自然力”与“外部自然力”相互耦合、产生反应从而综合起作用的结果。马克思看到了人化自然生成的双重意义，即资本统摄下的劳动对自然的规训与对人的规训是同时进行的，人被商品化为劳动力，“自然”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要素，以补偿资本、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等形式现实地参与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转过程。这种运转一旦启动，资本的增殖是唯一的目标，而不以自然承载力与人的生命力界限而转移，最终“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耗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违背了李比希所言的“归还”规律，导致“物质变换裂缝”,“裂缝”的扩大与失控最终演变为现实的生态危机。马克思将“物质变换裂缝”的出现看作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种现实形态，是陷入“热病似”生产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逻辑统摄下，以泛化的二元对立建构整个世界的存在图景，打破了空间地域、时间维度的物质、能源的平衡。随着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的对立演变成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对立。资本统摄下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资本固有矛盾带来的物质变换的断裂逐渐演变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化自然断裂的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立足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透视资本主义的运转过程，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置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考察，继承了《形态》中对“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物质生产”的认知，“人化自然”的生成就由此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被资本逻辑所统摄的物质变换过程。从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的出现开始，就蕴含着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对立的基因，当商品的交换价值湮灭了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劳动，最终资本主义细胞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分裂的基因传导到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有机体之中，形成了物质变换过程中的裂缝，进而引发了生态危机。《资本论》中，劳动与资本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呈现出既对立又密不可分的辩证整体，资本对劳动的统摄内化在劳动的整个过程中，劳动生产、资本运动与资本关系的复制呈现出一体性。“人化自然”既作为资本生产中的要素参与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又表现为资本统摄下劳动生产的结果，即社会中庞大的商品堆积，这种商品的生产无关人的现实需求，而是作为资本无限增殖的副产品与人相对立，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根源，最终构成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绿色向度，成为资本主义丧钟的回响。
四、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人化自然的应然形态与当代实践
人化自然概念的原初含义，指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联系着的客观世界，引导人化自然生成的主体是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人，因此这一概念本身就有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意涵。人的自由自觉类本质在异化劳动下被剥夺与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复归，构成了哲学视域下人化自然的生成路径。唯物史观建立以后，对人化自然的生成历史及未来的探讨有了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根植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之中，并统一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显现出社会历史性，是对资本逻辑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扬弃而达成的现实历史过程。《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根本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现象及其本质的剖析，具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认识人化自然，从而人化自然的应然形态的达成从一种合逻辑性的设想融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进而统一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现实历史进程。
不同理论视域下马克思对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历史嬗变的内在张力，合乎人类本性的人化自然的生成，必须回到劳动对资本的扬弃与驯服，这一过程正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自然都成为资本增殖的要素，人化自然的生成显现为一种盲目、无序的过程，甚至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倾向。具体而言，一方面，在生产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目的是自身的增殖与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由此，资本统摄下的人化自然生成的全部目的是为资本的增殖提供养料，“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在所有制层面上，自然资源的公有属性与其产生的价值却是私人攫取之间的矛盾也是人化自然失控的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不花费分文”的自然力被资本所垄断，其收益被个人获得，生产造成的破坏却由全社会埋单，收益权责的错位加剧了人化自然过程的“自反式”特点，即是一种不计后果、罔顾自然规律的“人化”过程。
由是观之，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化自然生成的特点根植于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之中，因此依靠资本主义自身的改进无法调适，而只能诉诸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终结。马克思一切理论的历史主题是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也即共产主义的实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张力是理解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核心线索，人化自然要以一种合乎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形式展开，就必须融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化自然生成逻辑的批判，实际上蕴含着共产主义下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矛盾，让人化自然在自由自觉劳动下展开的可能性。从生产的目的来看，共产主义社会下，生产摆脱了资本的支配逻辑，而以人的现实需要为目的开展，届时人们将“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自然重新获得了真正的“属人性”。从扬弃了资本的劳动来看，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被完全扬弃，劳动恢复其本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结合方式，即当劳动恢复其自由自觉本质时，劳动与生产资料取得直接统一性，而不再需要通过雇佣关系这个中介来实现，人化自然的生成过程在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统一性中得以真正体现其属人性。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无法调和，只有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化自然的应然形态，而其当代路径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逻辑上看，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其当代实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正如生态文明建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共产主义的到来与人化自然应然形态的实现也是一个一体两面的统一过程。因此，人化自然应然形态的达成过程，就是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从历史上看，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扬弃了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扬弃的基础上，实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迭变。这种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为基础的文明形态迭变有两个前提：其一是生产力自身的发展逻辑，即工业文明的生产力未完全释放之前就无法实现自我的扬弃；其二是人的自主选择性，使得我们能够汇集力量，抓住机会加速这种文明形态迭变的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七十多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已然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红+绿”的属性优势，也揭示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中被调适的可能性，人化自然达成应然形态的当代实践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五、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与调适：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演变的内在张力
综上所述，人化自然生成的推动力是人的劳动，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人的劳动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展开，具体到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资本的自我增殖是劳动的内在驱动力，社会劳动在资本的逻辑下运行，人化自然的生成表现为资本统摄下劳动的过程与结果。马克思对资本统摄劳动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从人本主义哲学语境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视域再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最终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旨。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逐层深入的逻辑理路，论及了人化自然生成的实质、历史、现实及未来。“正是沿着这条科学的逻辑道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从抽象的一切存在物之总和的自然概念进到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概念，并最终在作为人类活动要素的自然概念中达到其科学的顶峰”,这一过程“变”的是马克思在不同阶段的理论运思方式，是理论视野的转换，但对这一理论嬗变的主线，即对劳动与资本间张力的探讨始终是澄明的，且是接续连贯的。
然而对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理论视域转换的割裂导致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历史嬗变的整体性长期被遮蔽。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中的社会因素，强调自然的社会属性，他指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什么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这种自然是与人相关的，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也就是说，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内容，自然的范围和客观性总是被社会所决定的。”卢卡奇认为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性质来透视自然，对自然的认识必定在社会历史视域中进行。卢卡奇看到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社会因素，但是人为地忽略了马克思对自然先在意义的阐述，这实际上既是对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建立以后的文本的误读，也是对《手稿》中对自然先在性的认识的忽视。施密特以《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来反对卢卡奇将自然完全社会化的认知，他以“物质变换”概念为逻辑起点，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理解为“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强调这一过程是“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与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应当说，施密特注意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物质变换”概念的重要意义，看到了马克思对自然与人类社会耦合性的阐述，但是施密特割裂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形成的历史性，他只片面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以后的著作，否认《手稿》的价值，认为《手稿》充满了“抽象化”和“浪漫化”的气息，“由于马克思没有经济史方面的正确知识，因此还未能完成从费尔巴哈的偶象化了的‘人’与‘自然’中解放出来”,甚至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论述不久就又从他的著作中销声匿迹了”。国内学者，也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应当区分为“哲学人化自然观”与唯物史观建立以后的“科学人化自然观”,并认为到了“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才“在完全的意义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视阈”。
从整体视域中看，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嬗变过程并不是相互割裂或是相互否定的，而是从属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理论主题，即对劳动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的追问与实践中逐渐形成、完善的。我们对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理解不能仅仅从某一时期的一个理论横截面出发，而必须立足于整体视域，以继承而非割裂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历史嬗变过程，尤其不能用唯物史观形成以后的人化自然观全盘否定唯物史观形成以前的人化自然观。事实上，马克思在《手稿》中奠定了人化自然观的根本原则，明确了“人化自然”的物质性与“对象性”。一方面，强调自然之于人的先在性，明确贯穿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嬗变过程的本体论前提；另一方面，以“对象性”考察人与自然关系不仅仅是马克思在“人化自然”概念的形成之初的思维特征，自然之于人的对象性形象也贯穿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嬗变过程。事实上，在唯物史观确立以后，无论是《形态》中对人类史与自然史统一的阐述，还是《资本论》中“物质变换”概念的提出，都是在不同理论背景下对“感性—对象性”原则的进一步确认与阐释。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一直保持着之于人的对象化地位，尤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及“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时，多次提到“对象化劳动”的概念，用来描述工人以自然物为原料的商品生产，这表明马克思在对资本的研究当中，并未抛弃《手稿》当中的某些概念，只不过是在新的理论维度进行阐释。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嬗变的历史过程也启示我们人与自然和谐的达成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思辨，更应当回到现实的物质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维度考察。具体而言，我们必须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红+绿”的属性，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度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
:李傲挺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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