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黑格尔哲学以艰涩思辨著称，但人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其合理性成分——辩证法。此处的辩证法到底指什么?我们见到的是区别明显的两种理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申明，黑格尔辩证法是一般哲学意义的三大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1]马克思解读出的是经济哲学性质的劳动辩证法，经典表述如下：“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两种理解的出现与二人各自关注的文献有直接关系。恩格斯看重和依据《逻辑学》，马克思则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3]。
“黑格尔经济哲学”提法的确立需要前提条件，即黑格尔哲学中确实客观地存在经济哲学。这样的前提条件与另一种事实的客观存在密切相关：他研究过政治经济学，懂得政治经济学。思想逻辑的内在关联要求我们回到问题的起始之处：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政治经济学“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它的发展是很有趣的，从中可以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在这里，一切的联系怎样地起着反作用，各特殊领域怎样地分类并影响别的领域，以及别的领域又怎样促进或阻挠它，这些都是有趣的奇观。”[4]上述话语表明，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的看法一语中的，它的起源、发展、代表性人物和与其他学科相比的特点，尽在短短的几句话中。可见，黑格尔非常了解政治经济学。在《小逻辑》中，黑格尔严格区分经验科学和哲学，在讲到英国人把政治经济学称为哲学原理时，随即举出1825年2月2日英国议会辩论中的概念使用情况以资证明。[5]这样的事例表明，黑格尔不仅非常了解政治经济学，而且对政治经济学的故乡——英国工业革命高潮时期的情况了如指掌。了如指掌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帮助黑格尔形成容纳了政治经济学智慧的哲学智慧。[6]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生活资料通过劳动……而获得，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但是祸害又恰恰在于生产过多，而同时缺乏相应比数的消费者。”[7]黑格尔的话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内在矛盾即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根本原因是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这样的揭示表明，黑格尔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感悟切中要害。
我国研究和翻译黑格尔的顶尖级专家贺麟先生说：“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只有黑格尔一个人对经济学作过认真的探讨。他的主要特点在于给古典经济学初步作了辩证法的加工。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包含在《伦理体系》、《实在哲学》两部早期著作之中。”[8]贺麟先生的话表明，黑格尔不仅研究政治经济学，而且还有研究成果留存后世。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张雪魁通过梳理青年黑格尔的文献发现，“《伦理生活体系》是青年黑格尔写作的一部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承认理论诞生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阈中……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四十多年之后，马克思才写出了与《伦理生活体系》相类似的经济哲学著作，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张雪魁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待青年黑格尔哲学智慧的形成问题，人们就有可能发现一片新的学术天地，随之，人们对黑格尔哲学及这一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说：“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用市场来设想的社会，黑格尔对其占有决定性地位。他通过英国发现了政治经济学，这确实在其智慧形成中起了核心作用。他是在这个领域中树立其思想的首位哲学家。”[10]法国学者的评价并不过分，黑格尔哲学智慧中确实客观地存在政治经济学“基因”。
基于如上证据的结论如下：第一，黑格尔哲学智慧的形成时期专门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非常了解。第二，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的哲学家，自觉主动地吸纳政治经济学中的哲学性智慧，把其变为辩证法的内容。黑格尔辩证法中具有政治经济学“基因”。第三，在西方的市场经济观念历史中，黑格尔占有独特的地位，做出了独特的哲学贡献。第四，黑格尔哲学中具有经济哲学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学术界长期无视这种事实客观存在的偏颇应予纠正。
二、劳动观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总是依赖三个三位一体的公式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学家依据自己的偏好，从中演绎出自以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生产的三种要素为：资本——劳动——土地；与三种生产要素对应的是三种经济行为主体：资本家——劳动者——地主；三种经济行为主体分别从生产结果中得到利润——工资——地租。在三个公式中，劳动、劳动者和工资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在亚当·斯密那里，资本确实处于生产的核心地位，但他也突出和强调劳动及依据劳动而来的工资的重要作用：“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励他们勤勉……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11]李嘉图把劳动者的工资问题刚性化，“劳动价值上涨，利润就一定会下降”，而“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12]这样的观点让人一看便知，李嘉图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把劳动者工资问题中的阶级对立显性化、尖锐化了。黑格尔逝世六年后西尼尔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大纲》。他说：“经济学家把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说成是成果的共享者的那种通常说法，只是出于杜撰。差不多一切所生产的，首先是资本家的所有物。”[13]西尼尔是劳动者及其工资问题上资本家代言人的活生生的标本，这正好应验了马克思的话：“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14]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黑格尔并不局限于三位一体的公式，更没有像李嘉图和西尼尔那样斤斤计较于资本家利润和劳动者工资的关系问题，而是更根本地把市场经济问题归结于劳动问题，赋予劳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
第一，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是劳动。这个对马克思影响巨大的观点系统论述于《法哲学原理》一书，人们在这里见不到任何唯心主义痕迹。“动物是一种特异的东西，它有其本能和满足的手段，这些手段是有限度而不能越出的……人有居住和穿衣的需要，他不再生吃食物，而必然加以烹调，并把食物自然直接性加以破坏，这些都使人不能像动物那样随遇而安，并且作为精神，他也不应该随遇而安。”“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15]
第二，市场经济行为主体通过劳动的实践教育而长成。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区别于自然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它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不会自然而然地长成，理论教育也不能奏效，唯一途径是通过劳动的实践教育。“通过劳动的实践教育首先在于使做事的需要和一般的勤劳习惯自然地产生；其次，在于限制人的活动，即一方面使其活动适应物质的性质，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使能适应别人的任性；最后，在于通过这种训练而产生客观活动的习惯和普遍有效的技能的习惯。”[16]黑格尔对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素质性规定已如上述。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他对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素质要求理解得多么深刻、具体和到位。
第三，“劳动包含解放的环节”。与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相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劳动的实践教育从以往的愚昧状态中摆脱出来；二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他或她不再被束缚于以往相对于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解放作用既明显又实在，所以黑格尔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包含解放的环节”。[17]劳动者通过劳动得以自立，获得自在自为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强大作用使然，倾向自由的意识建立起来。[18]
第四，市场经济是劳动交换过程及由这种过程构成的特定经济秩序。在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中，我们见到了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秩序表述，这里不是以自利而是以劳动为核心展示具体的秩序性内容：“个体满足它自己的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一个满足，并且一个个体要满足它的需要，就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满足的目的。——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那么同样，他另外也还当作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对象来完成着普遍的劳动；这样，整体就变成了他为其献身的事业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献出其自身，他才从这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19]人们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耳熟能详，但对黑格尔版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则相对陌生。就其与社会历史实际相符合的程度说，后者的市场经济秩序思想应在亚当·斯密的相关思想之上。亚当·斯密侧重于主观动机与行为的社会历史后果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的重点则在于劳动活动与社会历史后果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以劳动范畴为核心看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其哲学劳动观的部分内容，更具理论冲击力的内容表达于《精神现象学》中。该书中有一节名为《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主人与奴隶》，其中围绕劳动而来且具有巨大历史感的经济哲学辩证法曾被马克思大加赞赏。第一，两种自我意识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殊死搏斗，每一方都试图置对方于死地，最终结果是双方中的一方成为主人，即独立意识；另一方成为奴隶，即依赖意识。第二，两种意识与物质财富的关系各有自己的规定性。主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是以暴力形式实现的占有；奴隶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是以劳动形式实现的生产、陶冶或创造。第三，主人以奴隶为中介间接与物质财富发生关系，奴隶则以工具为中介直接与物质财富发生关系。第四，主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是消费性关系，具有纯否定性质；奴隶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是生产性关系、陶冶关系或创造关系，具有扬弃性质。第五，主人与物质财富的消费性关系依赖奴隶，奴隶与物质财富的消费性关系依赖工具。第六，面对被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主人与奴隶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人变成了奴隶，没有奴隶的劳作或不依赖奴隶的劳作就无法生存，处于完全被动和从属的状态；奴隶变成了主人，物质财富依他的自在自为的意识而生产、陶冶或创造。第七，主人与奴隶的地位变化发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由此说，人与人关系中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具有不合理性质，“按照事物的本性，奴隶有绝对权利使自己成为自由人”[20]。第八，黑格尔的上述思想依据特定的经济哲学分析框架而来，即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21]
顺理成章的结论如下：第一，黑格尔的劳动观具有经济哲学性质，而非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视劳动为牛马行为的人力资本理论所具有的操控性质。第二，黑格尔的劳动观以对政治经济学和英国工业革命的透彻了解为依据，他能够区分奴隶劳动与雇佣劳动，认识到雇佣劳动出卖的仅是劳动力而非劳动的全部。[22]第三，相对于客观准确地理解市场经济而言，黑格尔的劳动观更符合社会历史实际且更具有理论张力。第四，黑格尔的劳动观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它为马克思提供了独特、宝贵和力量巨大的思想资源。
三、市场经济观
人们津津乐道于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高度关注，但往往忽略他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工业革命的高度关注。殊不知，他对后者同样倾注了热情、精力和时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黑格尔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内容丰富又极具特点的市场经济观。
1. 市场经济秩序的特点
对市场经济秩序特点的揭示，最经典的表述如下：“确实，他(指资本家。——引者注)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3]亚当·斯密的一席话让市场经济秩序的特点展现于人们面前，自利与利他的和谐统一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
黑格尔接受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由于特殊性必然以普遍性为其条件，所以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24]但是，黑格尔在论述市场经济秩序的特点时又有超出亚当·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方。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由劳动创造。从劳动出发看待市场经济中的财富问题是黑格尔的一贯做法。这种做法已超越了亚当·斯密自利与利他和谐一致的视界和层面，财富“因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而不断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费重新消失……即使只从外表上看，也就一望而知，一个人自己享受时，他也在促使一切人都得到享受，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因此，一个人的自为的存在本来即是普遍的，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东西；这种想象并不能把自己所设想的东西真正实现出来，即是说，并不能真实地做出某种只于自己有利而不促进一切人的福利的事情。”[25]劳动视角下的市场经济秩序特点明显可见。在这种秩序中，人靠财富而生存，财富则由劳动创造。市场经济秩序是人人劳动，既为自己劳动也为他人劳动，不为他人劳动便不能为自己劳动。
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辩证运动。这种辩证运动如何表现出来?黑格尔这样论述：“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26]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确实依赖于个人的利己心，但这种利己心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它要表现于外，它只能表现于外。表现于外的必然结果是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个人劳动与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劳动与他人需要的满足和他人劳动与个人需要的满足等多种矛盾交织因而是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
最后，市场经济秩序具有自己的文化特点。黑格尔论述说：“河流和湖海是联系人群的。”情况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市民社会的这种辩证法，把它——首先是这个特定的社会——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产过多的物资，或者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对工业来说，激励它向外发展的自然因素是海。追求利润要通过冒险，于是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此外，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介物而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易，这是一种采用契约制度的法律关系；同时，这种交易又是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业也通过它而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27]人们惊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现出来的对大工业革命性的伟大洞察力[28]，折服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创新概念的独特理解[29]，殊不知，思想的最终源头在黑格尔这里。他对市场经济秩序文化特点的揭示，既符合社会历史实际又具有极强的理论张力。
2.市场经济与国家的关系
作为特定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与国家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学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话题。在亚当·斯密那里，确实有对国家胡乱干预经济生活的尖锐批评[30]，但他也给国家职能的发挥以适当地位：“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31]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开始，有一种论调开始占据上风，口号为“干预本身就是坏事”[32]。其后，具有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炮制了不少所谓的“名言”，如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是市场经济的“看门狗”。这样的“名言”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离正确理解市场经济与国家关系问题的距离越来越大了。
黑格尔顺着亚当·斯密的路径继续前进，以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名义，把市场经济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论述得既全面又辩证。
首先，市场经济必须以国家为前提。在最终决定论的意义上说，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为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确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但是，就市场经济的当下存在而言，市场经济与国家不可分离，没有国家，市场经济既不会产生，也不能存在。基于这样的理念，黑格尔说：“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33]
其次，市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国家职能的发挥，典型例证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调控。黑格尔对此的论证如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同利益，可能发生冲突。诚然，正确的关系会在整体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然而，为了平衡起见，需要进行一种凌驾于双方之上的、有意识的调整工作。对个别事件进行这种调整的权利……在于，完全普遍的、日常需要的商品向公众陈列之后，就不是对个人本身供应，而是对作为普遍买者的个人、对公众供应；因此，公众权利不应受到欺骗，以及对商品进行检查，都可以作为共同事务而由公共权力出面来进行管理，并予照料。”[34]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普遍性和持久性的存在，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种矛盾就会存在。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价格认知冲突，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它会演化为社会冲突。这种矛盾还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如产品质量问题或弄虚作假。如果想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且能不断完善，那么，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国家职能的发挥。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观点比亚当·斯密的国家职能观点更符合实际，至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针对国家职能问题发表的议论，只能说是一叶障目。
最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只有法治才能使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和谐，而法治的供应者是国家。在这里，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和国家各得其所，而非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那样，个人的主观欲求甚至贪念可以肆意张扬，国家则处于被动、从属和任人指斥的地位。黑格尔认为：“如果主观特殊性被维持在客观秩序中并适合于客观秩序，同时其权利也得到承认，那么，它就成为使整个市民社会变得富有生气、使思维活动、功绩和尊严的发展变得生动活泼的一个原则了。如果人们承认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一切都由于理性而必然发生，同时也以任性为中介，并且承认这种法，那么人们对于通常所称的自由，也就能做出更详密的规定了。”“理性”和“自由”的体现是法律，“好的法律可以使国家昌盛，而自由所有制是国家繁荣的基本条件”。在这里，“国王败诉，事属常见”。[35]
3. 市场经济的有害后果
在亚当·斯密那里，对市场经济实践的认知带有辩证性质，如著名的劳动分工有害后果论。[36]后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抛弃亚当·斯密的辩证观点，顺着辩护和歌颂的思路不断向极端演进。黑格尔是辩证论者，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和英国经济生活的研究，发现并指出市场经济的有害后果。
首先，市场经济使劳动者变得畸形、贫困、荒淫和蜕化。对于市场经济给劳动者造成的有害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大量实证性材料可作例证。可贵的是，黑格尔在德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时就已经察知，市场经济会给劳动者造成有害影响。黑格尔在青年时代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指出，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变得绝对死气沉沉；个别工人的灵巧变得无限迟钝；工厂工人的觉悟最终被压得麻木不仁”[37]。后来在《法哲学原理》中他仍然指出：“必然需要和偶然需要的得到满足是偶然的，因为这种满足会无止境地引起新的欲望，而且它完全倚赖外在偶然性与任性，同时它又受到普遍性的权力的限制。市民社会在这些对立中以及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也提供了为两者所共同的生理上和伦理上蜕化的景象。”[38]
其次，市场经济必然催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即财富累聚于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的贫困则随财富的增长而加剧。黑格尔在青年时期就指出，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结果是，“巨额财富同时也与最大的贫穷捆绑在一起，产品在穷人一方处于观念的普遍性，在富人一方处于现实的普遍性”。[39]后来他论证得更为严密：“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于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一阶级就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利益。”[40]黑格尔基于这样的认知发出感叹：“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41]
如果把黑格尔的市场经济观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观加以比较就可发现：第一，黑格尔的市场经济观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观更符合客观的社会历史；第二，黑格尔的市场经济观是马克思市场经济观的直接思想来源；第三，黑格尔的市场经济观中几乎没有唯心主义杂质，大量术语直接取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黑格尔经济哲学中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成分。
四、黑格尔经济哲学对马克思经济哲学
的影响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和与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通信在讲到方法论问题时往往提到黑格尔。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的方法直接受到了黑格尔方法论思想的影响。
第一，马克思此处的方法指叙述方法。关于叙述方法，马克思还有三种不同的提法：“表达方式”、“材料加工方法”和“处理材料的方法”[42]。这里的叙述方法指称什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出了具体规定：“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43]这个方法的具体内容是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结构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例证。
第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方法之间有本质区别，主要表现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4]
第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公开承认，在材料的加工方法上黑格尔是自己的老师。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45]
第四，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方法的具体内容。黑格尔没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提法，但对这一内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界定：“理念最初不过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它必须不断地在自身中进一步规定自己。但是这个最初的抽象规定决不会被放弃，相反地，它只会在自身中愈加丰富起来，于是最后的规定是最丰富的规定。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以前只是自在存在的规定达到了它们的自由独立性，而且成为这个样子：概念仍然是灵魂，它把一切结合起来，并且只有通过一种内在程序而达到它特有的差别。”[46]
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中，确实吸取了黑格尔方法论思想中的有益成分，这种成分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写作。
2. 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辩证法
主人和奴隶是法权概念，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法权关系，此为人们的习惯性理解。这种概念和关系具有三个领域的内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独创性是在三个领域内容的基础上继续深挖，以劳动为核心看待主人、奴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开拓出一片全新的经济哲学天地。在其中，主人、奴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各自走向自己的反面，其理论张力的发生效力使传统的观念被彻底颠覆。马克思有感于此，说：“《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47]
这段话的理论张力起码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方向一是发展出一般性的经济哲学。黑格尔用劳动观点分析主人、奴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分析稍加改造便成为一般性的哲学分析框架。用这样的哲学分析框架看待人类社会历史，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劳动过程和私有财产起源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论；第二，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创造论；第三，劳动产品的劳动者主权论；第四，劳动者创造历史论；第五，劳动人性论；第六，劳动者造反有理论。细检马克思的文献，不难发现上述观点散落其间并发挥灵魂性作用。
方向二是发展出劳动异化理论。黑格尔青年时期的作品如《伦理生活体系》中具有明确的劳动异化理论。[48]马克思不可能见到这样的文献，它们直到20世纪初才被发现、整理和出版。后来，劳动异化思想以更抽象的形式进入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可为例证。在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辩证法中，主人与劳动是彻底分离和否定的关系，只有奴隶才劳动。在应然意义上，奴隶与劳动的关系具有四个方面的关系性内容：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关系的原生态性质使然，奴隶成为劳动的主人，因为他是劳动的主体。与此相对应，主人在劳动面前变得具有奴隶性质，没有奴隶的劳动，主人一天都不能存活。他因依赖和从属于劳动而不得不依赖和从属于奴隶。在实然意义上，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奴隶与劳动的关系具有对抗性质，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都不属于奴隶而属于主人，奴隶在劳动中不是自觉自愿和主动自由的，劳动的原生态性质与自己相分离，其主体性地位发生本质性变化，他被异化了。黑格尔没有自觉意识到上述哲学分析框架客观地存在于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辩证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把它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人们见到的是理论张力极强因而是伟大的劳动异化理论。
3. 理性的狡猾
黑格尔“理性的狡猾”思想表述于《小逻辑》和《大逻辑》两种文献中，基本含义有二，其一，相对于目的性活动而言，手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其二，从某种意义上说，目的性活动远不如活动手段更重要。关于前者，《小逻辑》和《大逻辑》中都有论述。此处引《小逻辑》中的论述为例：“理性的技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49]关于后者，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论述如下：“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的。”[50]
黑格尔“理性的狡猾”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在两个层面表现出来。
一般性的经济哲学层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讲到劳动资料问题时，首先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语言改写上面引证的《小逻辑》中的话，然后，在同一自然段引申出了如下一般性的经济哲学内容：“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1]稍加提炼就可得出一般性的经济哲学原理：第一，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第二，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性质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第三，经济时代区别的标准是怎样生产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第四，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第五，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就经济哲学思想的深度、广度和与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契合度而言，黑格尔“理性的狡猾”思想无法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相比，但正是在黑格尔经济哲学思想的启发下，马克思才提出了上述经济哲学原理。
具体性的经济哲学层面。在黑格尔看来，活动手段比目的性活动的结果重要，因为它使人增加了支配外在自然界的能力。但是，在黑格尔的语境中找不到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其一，人类如何以不断改进工具的形式增加支配外在自然界的能力?其二，能力增加的后果是什么?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结果是往往被人误解的工艺学。[52]马克思对工艺学进行过长期研究，提出了工艺学思想，而所谓的工艺学是指“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或是“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53]马克思的工艺学思想具有两个层面，即具体的工艺——社会历史后果层面和经济哲学层面。此处的经济哲学是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54]
五、结论
如上所述目的有二。一是确立基本事实，黑格尔哲学中确实客观地存在经济哲学；二是用事实证明，马克思经济哲学确实受到了黑格尔经济哲学的影响。两种基本事实促使我们反思，无视黑格尔哲学中经济哲学的客观存在是不正常现象，以学术研究为手段改变这种状况是黑格尔哲学研究和马克思哲学研究两大领域的当务之急。研究及其结果将会表明，此为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学术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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