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的性质及其理论范式

6月30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指的应该是我国的《易经》及气一元论等，而“马克思主义魂脉”则指的应该是其整个思想体系，要求以我国传统的理论体系为根，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魂，并将它们两者进行深度融合，这应该就属于“第二个结合”的深刻思想内涵了。

结合习近平最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等重要讲话，个人认为通过理论范式的梳理可以有助于我们对其一系列讲话内容进行更系统性阐发，所以本文就尝试着再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由于本文内容基本属于在前文《马列本土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基础上的补充修改，所以有些内容就不再重复了，由此最好能结合前文一起进行参考，这样对本文阐发的理解应该会更全面些。

一、中西方理论范式究竟有何不同

在6月2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特别阐述了“第二个结合”，重点是在谈社会科学问题，而社会科学则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的主体结构上，为深入领悟领导人这一讲话精神，我们就先从能够鲜明体现文化主体性的中西方理论范式谈起。

简略来讲，中西方理论范式能够综合性反映其文明的性质、理论框架、基本结构和根脉等，它属于概括性很强的一种理论模式，具有着其文明的鲜明特征，我们所谈文明或文化的“主体性”指的应该就是这一问题。

在此提醒一句，习近平所强调的“巩固文化主体性”，那可不是要巩固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其具有很重的分量，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由此在学术理论研究与文化传承中再对这个基本问题模糊不清，搞不清中西方理论体系的区别，那可就会犯原则性错误了。

（一）中西方理论范式比对简明扼要

没有对照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而比较会让真相昭然若揭，为此，我们在此就先对中西方理论范式进行一下比较。

为搞清楚“理论范式”这个概念，专门上网搜索了一下，并将其与“理论模式”进行了一下比较，认为还是范式的解释较为允当，现将其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

范式（百度百科）：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在该体系框架之内的该范式的理论、法则、定律都被人们普遍接受。

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

严格来讲，马列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其还没能发展为通史通论，还不能运用“范式”用以概括，其只能属于西方理论范式中的一个分支，尽管其在西方世界属于对其理论体系的一种批判或叛逆，但其由于还不够系统完整，仍有待于我们中华范式对其予以补充、完善并改造，所以我们暂且将其放一放，先从中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范式说起。

关于中西方不同的理论范式，其实其在前文图表中已经基本表达出来，只是还没有给予这样的称谓而已（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正），现在就将其基本结构简介如下以供大家参考：

表1：中西方理论范式比对表

这样概括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并且较为简明扼要，也更加规范，让人一看就能明了它们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特征，便于我们在研讨中予以表达与运用，为理论研究与阐发过程中对它们两者予以区别提供了基本的参照，其实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探讨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而展开的。

（二）再修中华系统论解读表

前文曾反复讲过，在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中，无机界与有机界一直是不予区分的，所以马列的“唯物论”意在反对神学而强调“实事求是”，我国在运用中实质上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人类属于无机界项下的有机界，其诞生、运动与发展与无机界运动规律完全不同，所以不能通过其哲学的“唯物论”来予以阐释，否则会与事实有所不符（下面会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在以上表1介绍中西方基本的理论范式时，其所体现的是其各自的自然科学，即我国所称的“天道文明”，而其社会科学（即我国的“人道文明”）则都没有体现出来，其存在着缺口有待填补。而对于这个缺口，我国目前正在努力填补中，比如领导人强调的“第二个结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媒体所推行的“人文经济学”以及我们民间探索，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而共同努力。

然而对于这个方向的明确却并非一帆风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改开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到“第二个结合”，其一直都是由我们党把舵领航，从未偏离航向，但在国际国内的一次次大风大浪中，其也冲过了太多的急流险滩与惊涛骇浪，目前其正在驶向大海大洋。

在思想文化战线，人道文明与社会的普遍觉醒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其虽然以天道文明为基础，但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实质上更直接、更深刻、更有效，也更有意义，所以我国才特别重视马列中国化、时代化与本土化课题的研究与探索，它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

为填补表1中所存在的理论缺口，所以本文就将包含马列本土化探索的那个中华太极系统论解读表紧附其后供大家予以参考：

表2：中华太极系统论原理现代化解读表

这个解读表主要是由我们民间在长期的共同研讨中所形成的（曾进行过多次修改），它属于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其也曾与各种派别的理论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如西方科学与民主政治、西方哲学、多种有神论、马列本本主义、自以为是的假国学，还有一些自创的“杂草”或“打酱油”理论之类，而在与各种理论的激烈交锋中，其非但没被其它理论所淹没，反而正如我们的古老理论一样，越战越勇，越辩越能广采博收，并越加归入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运行轨迹，通过这一点也可反映出我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原因所在。

在所经历各种各样的辩论中，最难以说服的表面看来属于马列的本本主义，但实质内容则是西方理论范式，因马列在我们教科书中始终与其深深纠结在一起，使我们放不开手脚，但在领导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鼓励下，我们卸下思想包袱，放胆将马列与西方理论范式剥离了开来，为马列本土化进一步扫清了障碍，并对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展开了更深入的批判，从而使问题进一步水落石出，也为继续克服本本主义提供了更为实事求是而明确的参考（见本文下半部分）。

按行文的一般规律而言，我们应该遵循先因后果的叙述逻辑，应该先介绍论据，最后再形成结论，但由于本文比对中西方理论范式所需，反而将结论通过表2先行反映了出来，出现了先果后因的倒叙逻辑，所以，有些读者如果想了解对西方理论范式的定性分析和批判，还需要结合本文下半部分予以参考。

（三）中华古老理论现代化中的根脉与马列的魂脉

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对中华古老理论予以现代化，需要延续我们中华文明的根脉与马列的魂脉，这是我国领导人提出的政治指导与要求，现在就将我们的研讨与这一要求对对标：

1．中西方理论范式必然反映其根脉。本文拿中西方理论范式进行比对，其本身就是深受领导人讲话精神启发所萌生的。通过这一比对，它使中西方理论范式各自的主体内容及其根脉更加明晰，可以使人一目了然，也分别使它们两者的无神论与有神论本质更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含混模糊之处。

请看表2，我们中华理论范式既遵循着古老的太极、阴阳与五行八卦（本根之气→基本矛盾→特殊矛盾），又继承着中华之“道与德”经纬交织（“形而上者之道”与“形而下者之器”），在对其现代化过程中，其根脉异常清晰。

2．马列魂脉属于新生“人道文明”的思想体系。马列研究内容主要为社会科学，在其本土化过程中，扬弃其西方理论范式而转换为我们中华理论范式，这是其必然的一个过程。

再看表2中的“人道文明”，其事实上属于一种“中华理论范式+马列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在统合我们儒道释过程中由马列唱主角，这属于我们中华文明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特例，唯有马列才能够享有这一殊荣，实质上已将其在我们的人道文明中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最高位置，没有例外。

有一点在前文中曾讲过了，但在此需要进一步提示一句，即人道文明不但为我们传统的儒道释赋予了灵魂，其同样也为马列本身赋予了灵魂，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它们的灵魂或深刻思想都没能被挖掘出来，而促使其发生这一重要变化并将人类学理论推向深入的，非我们中华理论范式莫属，由此可证明我们这一理论范式在理论梳理与构建过程中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此也毫不掩饰地讲，在马列本土化之前，不管是马列还是儒道释理论，它们不是理论深度不够就是走偏，都没能准确地阐释清楚人类社会诞生、运动与发展的真实内涵，在对其赞颂中曾经过多的溢美之语，那都是一些写手们的夸大之辞，其如果缺失我们中华理论范式的推动与提携，不可能将其深层的“劳动”思想或意识形态挖掘出来，并使其实至名归（原来仅仅是以“阶级利益”为思想与意识形态，与我们以中解马的结果显然不符），所以，对领导人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魂脉”，也需要给予更深层的解读与领悟。

根据以中解马所解读出的马列原理，“劳动”既属于马列的思想内核，也属于连接在我们传统理论“气”之根上的人类诞生之根，更属于人性之魂，这都非常明确，所以通过马列本土化，在坚持我们中华文明根脉基础上，进一步为我们以崇德向善为本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灵魂或思想体系，从而使其双双都鲜活了起来，并重新获得了勃勃生机，促使它们双双实现了新的飞跃。

实事求是地讲，只有根据我们中华理论与思维才能解读出马列的深邃原理，而马列原理也只有运用我们中华理论范式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它们两者属于一种相互成就并相促相长的基本关系。

（四）中华人道文明将开启人类文明新纪元

在马列本土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人道文明”，其意义非同寻常，现在我们就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下深入探讨。

1．中华理论范式为人类文明另立新规。近现代以来，一直是由西方为人类文明规定标准，然而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马列的本土化，它又重新激活了我们中华理论范式，由此西方文明标准就相形见绌了。

请参考表2，其分别列出了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其中的“文明”属于基础理论范畴，体现为理论务虚或纲举目张之“纲”，其完全是在阐释宇宙和人类社会运动“形而上者之道”的本质性内容，贯穿于宇宙与人类社会存在和运动的始终，而“文化”则属于断代史内容，它属于文明在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形而下者之器”运动现象所形成的一种时空，属于我国古代所称的“象数学”范畴。由此，我们的“道器学说”就彻底颠覆了西方关于“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的文明划分标准，摒弃了其仅根据有形可见之物（即唯物论）作为划分依据，为人类文明的阐释另立了新规，并对西方文化霸权挥出了一记重拳，通过釜底抽薪给予了致命一击。

非但如此，针对古今中外理论界对无机界与有机界不予区分的通病，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与马列本土化，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在天道文明项下，又明确列出了人道文明一栏，这就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根据历史的运动发展，人类文明应该贯穿其整部历史，比如所谓的“原始社会”，其事实上反映着人类起源阶段的渔猎采集文明（不应以“蒙昧时代”相称），随后是反映种植与养殖的农业文明，继而是对物质改造的工业文明……，如此就将人类文明的整部历史贯通在了一起，使其成为了一部人类文明通史，从而形成了我们中华文明自己的划分依据与理论话语权。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探索中趟开了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文革”结束后，面对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苏东剧变和整个国际局势的演变，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些问题，邓小平曾坦率地反问：“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为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于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坦率与真诚，我们不得不突破各种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的束缚，谋求一条我们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的新路，从而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之路。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并勇于探索创新的民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验，终于走出了一条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人道文明之路，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目前我们这种人道文明或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处于逐步成型的进程中，由于其抓住了人类与自然诞生、运动与发展的本根，反而使理论更为简洁明快也更为简单化了，更便于操作与普及，也更为精准实用，在我们思想文化由大乱走向大治并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在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其已经为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3．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文经济学”属于我们中华版的“政治经济学”。我们这种人道文明或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以“人文经济学”（亦称“文化经济”）的形式体现出来，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媒体、地方政府（如杭州），以及民间探索，正在对其不约而同地形成共识（这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史上少有的一种现象），它属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水到渠成的一种理论产物，既具有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与统一性等，又具有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性，更具有马克思主义劳动原理之魂脉，其突出特点是将人文（即文化）与经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解决了邓公“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根据其原理，在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它是以经济学为基础，而以人文科学为主导，并由其来统率现代经济的工业化、信息化与数字化，从而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由于我们这种人文经济学是由马列本土化发展而来，并且其分别抓住了人文与经济的本根，所以它在实施中也就具有非常现实的实用性。而在这两个文明的建设中，人文科学或精神文明占有更为突出的位置，由于我国在改开后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了经济，通过我们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所以现在物质生活资料已基本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然而由于我们集中精力主抓物质文明建设，所以目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则又成为了一块明显的短板，思想和意识形态建设则又在社会教化中呈现为社会的一种紧俏需求，需要我们尽快补齐。由此，我们的“人文经济学”便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中应运而生，并成为我们中华版的“政治经济学”。

4．人文经济学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意义。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需要搞清楚，即中西方在历史上其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是互不相干的，比如：1）中国的儒学就与经济学没多少联系，导致在文化界便出现了“上智下愚”之论，由此也导致耍嘴皮子人多而实干者少；2）西方则更是离谱了，其思想文化主要是以宗教神学为主，与经济发展更是没有半毛钱关系。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所拉近，但其历史的运行痕迹仍然存在，仍没能完全融为一体。然而随着人类的继续觉醒，人类历史便突破了中国“上智下愚”和西方教会的“黑暗统治”思想束缚，由生产力推动着历史发展到工业文明后，便产生了一种在改造自然中也需要改造人类自身的跃迁（需要注意马列原理中的这层深意），并突破其儒学和神学等理论禁锢，出现了将它们两者合而为一的趋势，由此便产生了马列的“政治经济学”，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第一波冲击（如《资本论》之“政治经济学批判”）。但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证明，其第一波冲击最终并没能竟全功，说明其理论仍有欠完善，有些国家据其在夺取阵地后反而在资本主义的反扑中相继失守（如苏东剧变），而能坚守阵地的国家也在社会发展中遭受了严重挫折（如中国的“十年动乱”）。

对于马列的“政治经济学”，前文曾对其给予过一定的剖析，说明其属于阶级社会的断代史内容，还有欠通史的完整性，然而通过对人类通史进行解读，结合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在逐步拉近的事实，并出现它们两者合而为一的趋势，我们的人文经济学便在理论上完成了马列“政治经济学”未能完成的这一历史使命，其在原理上具体的表达形式如下：

 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它以“资本”为立论基础，还没能将其转化为“劳动”，而我们的人文经济学：则是以“人性+劳动”为立论基础，其既属于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继承，也属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其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并将马列的“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一种崭新的境界。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西方资本主义虽主导了经济全球化，但文明全球化则依然是“异彩纷呈”，并且基督教与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等之间的矛盾正处于日趋激化之中，由此从这个方面反映，矫正并改造人类之非人道思想与思维并将其由丛林法则中解救出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人类文明的全球化问题亟待解决，其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息息相关。

中华文明属于无神论，我们虽然尊重信仰自由，但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也需要亮明自己的观点，不需要隐瞒，更不需要为了迁就其它信仰而曲意迎合，否则就失去或迷失了自我。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体现我们人道文明的人文经济学，它属于一种温和性学问和理论，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由于它伸缩性很大，包容性很强，身段比较软，不与任何信仰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不与其争论谁的上帝更“全知全能”），所以它可以与任何理论和派别进行友好交流互鉴，并将它们纳入我们的交流互鉴范围，从而形成我们另一种巨大的优势。至于其它信仰能否接受我们的观点，那属于它们自己的事，由它们自己得出结论，这样坚定的原则性与水样的灵活性，就如我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其更会使我们的朋友在求同存异中遍天下。

在我们国内，由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政协各界的积极努力，各种宗教和政治派别能够更快速地趋向统一，并形成人文与经济更快速协调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样也等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树立了一个样板，可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各种宗教信仰向无神论转化，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挥积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以上所谈属于马列本土化所应该或正在形成的一种局面，结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运行的实际，估计大家基本能够接受，下面就需要再回过头谈谈本本主义的一些问题了，其应该属于那些专读圣贤书或除了马列“其它一概不学”的本本主义者们所不愿听的话题了。

二、理论由乱到治属于其发展的必然过程

目前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世所罕见的大变局，可以说其“千年未有”与“百年未有”两大变局叠加在一起，世界局势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世界性的、区域性的、国内国际等矛盾相互交织，各种思潮与政治势力正在相互激荡，文战与武战也正在上演，然而这一切矛盾与混乱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其正在考验着我们人类的智慧。这个阶段有些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中华文明怎样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所经历的历史再现，其需要秦皇汉武般的雄才大略为我们中华与世界文明发展重理“朝纲”。

正如上面所言，“西方资本主义虽主导了经济全球化，但文明全球化则依然是‘异彩纷呈’”，其实这句话已经点明了世界变乱交织的症结所在，不管是战争与和平，也不管是野蛮与文明，甚或是文化殖民与抵制，其症结都集中在世界究竟是遵行丛林法则还是崇尚人道文明这一根本性矛盾上来，其类属于人类学或社会科学的最基本问题，这也属于在探索中所特别重视这一问题的原因。

然而人类学的基础在于宇宙学，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也就以宇宙学为基础，所以下面所谈本本主义问题也就以其宇宙学理论范式与其人类学进行相互对照，从而在儒道释和马列理论的梳理中便会发现它们的缺欠与不足，并通过相互取长补短使它们融为一体（见前文、本文上半部分和表2）。

（一）将马列从西方理论范式中剥离开来

一提“本本主义”，人们首先便将其与马列联系起来，为避免“反马列”之嫌与探讨的便利，所以在对西方理论体系进行深入剖析之前，首先需要将马列与西方理论范式剥离开来。而通过这一剥离，既可以发现其已经对西方理论范式实现了事实上的突破，同时也能发现其存在着相应的缺欠与不足。

首先请参考以上的表2，它既是近现代科学发展与我们中华传统理论相互解读的结果，也是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与我们中华传统理论解读马列并将其现代化与本土化的结果，并且它们三者相互成就，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其既包括天道文明，也包括人道文明，从而成为了一个贯通古今中外完整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再请参考表1，其分别列出了中西方两种典型的理论范式，展示出它们两者的性质迥然不同，表现形式更是大相径庭，一个属于无神论，而另一个则属于有神论，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所以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扬弃其西方理论范式并将其纳入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属于自然而然之举，对此不存在可以商量的余地。

严格来讲，历史上纯粹的无神论并不多见，比较典型的当属我们中华文明和马列，比如在我们中华文明发展中就出现了“天子说”、“圣人说”和佛学等，其都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相比较而言，马列反对有神论的特征则更为突出一些，但由于其深受西方理论范式所累，所以其并没能与其彻底脱清干系，或多或少也掺杂着一定的有神论成分，所以在此专写这一节，将马列与有神论彻底剥离开来，从而使它们彻底撇清关系。

实事求是地讲，无神论属于马列本质的思想内容，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只有纳入我们中华文脉才能剔除其中所存在的西方理论残存，并克服我国学界一直难以根除的本本主义，从而去芜存菁，使其顺利融入我们中华理论体系之中，并使其思想和原理得以进一步跃迁与升华，彰显出其本质性的思想或意识形态。

在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国古老理论在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在其无一为用情势下，西方哲学在我国应用科学发展中曾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现在由于能量检测手段还不够发达，所以仍难以彻底抛弃它而不用，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科学的发展，哲学则属于一种将被逐渐淘汰的学术，这也同样无可置疑。

请再继续参考表1，其中专门特意列出了“立论基础”与“总纲”栏目，就是为深入解读马列和我国儒道释等理论所用，而通过这一解读就会发现，马列的研究内容属于社会科学，其立论基础属于“资本（私有财产和私有制）”，而其总纲则属于“阶级斗争”，与西方哲学不存在半毛钱关系，并且还对其实现了本质性突破，否定了其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由此便将马列与西方唯物论哲学彻底剥离了开来（下面还会继续探讨这一话题），并为我们探讨中西方理论范式问题解放了思想，可以放开手脚，不必再担心其会伤害到马列的顾虑。

由此，下面在批判中所针对的对象属于西方理论范式，并非针对马列，但对马列与其有所纠缠的地方也不会故意避讳。

（二）本本主义拖后腿现象需要克服

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其本身就属于一条前无古人之路，目前任何教科书和理论都对其难以解释，它需要在杂草丛生的原野上开拓前进，勇毅前行。对此，还是邓小平那句“摸着石头过河”对其描述得较为贴切，非常直白地道出了其中原委。

既然我们正在走一条前无古人之路，并且目前任何教科书和理论都对其难以解释，所以套用现成的任何本本都会对其形成束缚，都需要我们以“两创”方针为指导进行大胆探索并创新突破，否则仍然会裹足不前。我们目前的阻力事实上就来自于各种各样的本本主义，许多学者都企图运用现有的本本套住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并将其拉入其各自所熟悉的理论舒适区以适应它们的认知体系，所以我们所遇到的本本主义来自于多个方面，需要克服重重阻力才能前进。

然而最主要阻力则是来自于西方理论范式，并且其与马列纠缠在一起难以理清，严重阻碍着我们中华理论范式的重启。由于在网络研讨中再次遇到了这种本本主义问题，所以不得不再继续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对难以治愈的本本主义顽疾继续进行一下更深入的剖析（其记录着辩论实战中的一些主要内容），用以诊疗西方理论范式之患，并助推我们中华理论范式的复苏。

在我们党史上，本本主义一直属于难以根治的一大顽疾，严重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然而由于我们一直普及马列教育，本本主义者在我国是个很大的群体，并且其基本还都学识渊博，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

其实，本本主义也存在于我们国学之中，比如我国的儒道释都各成体系，也都按其各自的本本照本宣科，各说各话，即便通过政治加持也难以使它们与马列统合在一起，唯有在立论基础和总纲上明辨是非，才能使它们消弭分歧，从而对我们的人道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统一共识。

由此，为探讨本本主义问题，在此就要用到“立论基础”和“总纲”这两个概念，它会为我们的探讨提供方便，这也是我们传统理论和领袖们善用的基本概念，我国党章与宪法等重要文献也都以总纲为首要内容（其中包含着立论基础）。也请参考本文所附表格，其“立论基础”实质上指的就是宇宙和人类本原、本质、本根（即宇宙观与人类观）问题，而“总纲”则指的是其各自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

根据“立论基础”和“总纲”予以梳理，能够清楚地辨析各种各样理论范式的区别，也能为克服各种本本主义提供有益的参考。

1．简略回眸我国各种本本的立论基础与总纲。我们虽然反对宗教迷信，但一旦对某种理论形成本本主义，并拒绝接受其它理论与拒读无字之书，只顾闭着眼睛迂腐地照本宣科，对科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其事实上也就或多或少形成了宗教的性质（如我国的道教与儒教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我国古人早就告诫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在提醒我们后人不要对某种书本过于迷信的问题。

上面说过，无机界与有机界不予区分属于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的通病，正因如此，所以各理论体系有关人类社会学说的立论基础就都有所欠缺，并在根性上存在先天发育不良的残疾。既然各种人类社会学说都缺失正确的立论基础，又都构成了各自的宗教理论互不通融，那就只有论争，有的甚至发生过惨烈的宗教战争，我们网络中所存在的一些争论，以及美西方和台独目前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认知作战”等都与此深度相关。

理论体系的探索与构建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它深刻反映着人类对自然与人类本身   的基本认知，所以它与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除此之外，它也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与束缚，比如西方，它在发展中始终难以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而我国也并非属于纯粹的无神论，而是深受“天子说（君权神授）”和“圣人说”干扰，再加上“杂草丛生”，所以我国历史上的学术理论发展也是在克服各种干扰与阻力中艰难前行。

根据我们中华传统的理论构建模式和思维，理论体系如果缺失立论基础，或者其立论基础发育不良，也就意味着其总纲也发育不良，因它们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就先对我国儒道释理论体系进一步梳理如下：

（1）儒学。它属于我们中华学术理论中自发产生的一种学说，1）立论基础：其属于初创时期的“仁”，这显然属于其思想内核，而其“人性本善”等内容则是由后人补充的，并不知其“所以然”，显然缺失“劳动”之根和魂，其发育不良特征是明确的；2）总纲：由于其立论基础有所偏差，所以其阐释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总纲便以模糊空洞的“善与恶”予以填补，而没能挖掘出其真实含义；3）内容：其“礼”基本以“君臣父子”或“君子与小人”等人际关系为主，其显然仍有欠向理论的深层发展，如此不但其认知并改造社会的功能大打折扣，而且科技和工农业生产也难以得到快速发展。由此，我国历史上尊儒、废儒与兴儒的反复（包括五四运动的“砸烂孔家店”）并非没有道理，说明历史需要其进一步向前发展，由此也说明儒学并非像易经那样属于一种几近成熟的理论体系。

崇尚和合，讲究基本的人情世故并处理好人际关系自然是社会运动发展所需要的，然而儒学由于其立论基础与总纲存在着根性上的缺欠与发育不良，其内容自然不够健全，对人际关系的引导自然不够精确正道，从而产生了一定重形式轻内容的偏差，在我国也产生了某种负面的社会影响，比如有些人一辈子不干正事（或干不成正事），而是以研究人情世故和“关系学”并经营人际关系（主研喝酒吃菜）为生（其渗透进学界与政界也已经很深），并将许多人裹挟进去互相攀比，致使红白喜事等大操大办，为许多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压力，也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其既有违我们崇尚节俭厉行节约的传统美德，也与我们党崇尚并尊重劳动的思想内核背道而驰，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形成了一种有害的误导作用。

（2）道学。其实质上是以模模糊糊的“道”为立论基础，虽然具有天道与人道之别，但其人道的立论基础却一直缺位，均以“道”统而论之，其“阴阳”总纲在社会科学中也就难以切入实际并产生实效。

（3）佛学。其虽主研人类社会的“灵魂”问题，但却属于一种虚拟的人文科学，它以神佛为立论基础，而以“佛性与魔性”或“天堂与地狱”为总纲，显然脱离社会实际。

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儒道释长期以来一直就各成体系，并各说各话，互不统属，然而通过这一梳理有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我国一直被不同派别所推崇的儒道释普遍都缺失扎实的立论基础，从而也普遍缺失贴近社会实际的总纲，其这一点都需要由马列来为其补充完善，并由马列来对其予以统领与整合。

2．再看西方理论范式的立论基础与总纲。严格来讲，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与总纲则是十分清楚的，请参见以上解读表，其立论基础显然属于上帝，这十分明确。然而近现代科学因其遵循实证法则，有意与神学划清界限，所以便以研究物质运动的“科学”为立论基础（号称“唯物论”），但却以“哲学三大规律”代为其总纲，如爱因斯坦称“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就属于对这一总纲的如实写照。

然而根据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和近现代科学发展予以解读，马列的唯物论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目前的科学发展已经证实了这一问题。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列事实上也并没有被西方唯物论和哲学三大规律所束缚，而是如上面所言，它以“资本”（私有财产或私有制）作为立论基础，而以“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总纲，其事实上反映着马列对西方理论体系或范式的一种重大突破。马列的立论基础由于其属于资本，尽管其属于断代史研究内容，但其却将视觉从神学与哲学中拉回到了人类社会的现实中来（马恩对此是清楚的，其强调“唯物”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此“唯物”绝非西方哲学理论中的彼“唯物”，其在马列中的本质内涵基本类同于我国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由此为求索人类社会的本质并继续进行通史研究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这也就是其与黑格尔辩证法有所不同的原因。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马列的这一重大突破却只局限于断代史研究，没能继续发展为通史通论，更没能真正解决人类社会真实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其最终并没能撼动贯穿西方通史理论体系或范式的根基（以断代史研究抗衡通史通论，显然其砝码不够），这也说明西方神学与哲学过于根深蒂固，人们难以突破其束缚，最终其仍是以西方哲学作为理论范式用以阐释自己的研究，并一直将其与西方哲学捆绑而纠缠在一起，从而严重阻遏着其理论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由此，马列理论体系补充完善这一历史重任，毫无疑问就落在了我们中华文明肩上，也唯有我们中华理论范式与思维才能对其予以系统性梳理并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了。

通过我国本本主义现象的严重性说明，我国学术理论界真正能做到“两创”的人并不多，而读经、念经并照本宣科者属于绝大多数，由此，为摆脱西方理论范式的束缚，并“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我国需要尽快拿出统一的新本本（如人类文明新形态或人文经济学），以适应社会的广泛需求，为此国家领导人特别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完成学术理论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历史使命。

（三）再对西方“神哲科”理论范式进行系统性剖析

西方的“神哲科”理论体系或理论范式，包裹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不揭开其这层面纱很难看清其相互之间的神秘关系。

1．揭开西方“神哲科”理论范式的神秘面纱。根据我们中华系统论原理予以审视，整个西方在理论构建中显得非常外道，请参见以上解读表，其“神哲科”理论体系反映着浓浓的东拼西凑之嫌，从中反映出，西方理论体系基础理论的立论基础显然属于上帝，这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相互之间的基本关系，再对其立论基础和总纲予以分析，西方哲学事实上是在神学与科学之间通过“抽象”充当着掮客的职能，以此为枢纽将其神学的基础理论与科学在应用中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就揭开了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那层神秘的面纱。

据资料介绍，哲学的“思索基础：它用传统的神话作思索的基础，…从而产生了一种‘神我合一的狂喜迷醉的状态’”，这一下就把哲学思维给彻底解释清楚了。

就严格意义上来讲，西方的无神与有神，以及其哲学的“唯物与唯心”，它们相互之间具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吗？我们在网络研讨中就又遇到了这一问题，由此不得不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现实也告诉我们，西方无神论至今也没能战胜有神论，其原因就在于：1）西方神学与哲学实质上其内衣穿着连裆裤，它们都属于根据物质运动现象抽象而生的产物，只不过其一个叫“上帝”，而另一个则叫“概念”而已，严格来讲其都属于唯物论哲学的衍生品，所以其“唯物与唯心”相互辩论了那么多年，至今也没能辩出名堂；2）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神学贯穿着其整部通史，而哲学则只在断代史中予以运用，它必须要隶属于其通史，这属于史学理论研究与阐释的行规，由此说其“哲学属于神学的变体”并非没有根据；3）哲学从没能抓出（宇宙）自然的本质，其抽象反而会更加远离客观事实；4）物质运动经哲学一抽象，其必然变成“唯心”；5）由此说明，只要动不了西方神学这个总根，就难以突破其“神哲科”整个理论体系，这些都是难以否认的基本事实。

所以说到底，西方理论范式按照我们中华的顺序思维逻辑予以衡量，从其本原（本质）端出发可被称作“宗教文明”，而按照西方的逆序思维逻辑，从其现象端出发则属于“科学（号称唯物论）”，由此便将其“神哲科”理论体系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彻底大白于天下了。按照我们的俗语来讲，其“神哲科”理论体系事实上是由哲学“抽象”做掮客，一头牵着唯心，而另一头则牵着唯物，它们属于一个由哲学掮客拉皮条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难以掰扯清楚，所以，其“宗教文明”与“唯物论”本身就是一团乱麻和一锅糊涂粥。

然而这团乱麻却很难被梳理清楚，一般都会被其搞得神魂颠倒，它对我国学术理论界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其以假乱真的“魔力”已导致我国思想文化出现了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西化倾向。

2．西方“神哲科”理论范式中深藏的猫腻被彻底揭穿。在此需要继续探讨西方理论体系中所深藏的猫腻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使那些本本主义者清醒过来，因为不彻底剥离并摆脱西方理论范式，马列就难以露出其真容，就难以读懂其深层的原理所在。

透过以上这些分析，西方理论范式里面的猫腻也就被彻底揭穿了，其实其总根子仍在于其“神哲科”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1）其神学抓总；2）其科学抓物质运动、具体事物等基础；3）而其哲学则运用抽象抓思维，并负责将神学与科学联系在一起，其属于一种既分工明确又似乎很“合理”的协作关系，隐藏着一种非常强的迷惑性。

由于西方神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所以其哲学便在这种空隙之中上下其手，大显神通，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哲学家，其通过抽象产生的所谓“规律”漂浮于物质运动之上既模模糊糊又似是而非，既能照顾到科学观察的真实性，又能兼顾神学的虚幻性，既不否定科学又不否定神学，两面都能讨巧，不得不佩服西方那些哲学大师们“技艺高超”，并“炒饭绝伦”。

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也可追溯到其科学，虽然说神学属于其总根，但其科学则属于其基础，只是由于其神学的职责是抓总才忽视了这一点，其究竟是先有神学还是先有科学，在此就需要进一步追根究底一番了。而这可由其语言逻辑这一活化石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来，比如西方从其语言诞生时起，它就遵循由近及远，由现实到历史，由小到大，由现象到本质的逆序思维逻辑，而这种思维逻辑明确反映着整个西方的根性思维，其与我们中华文明根性的顺序思维逻辑完全属于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类型，说明其从思维本根上一直就停留于初始性的“颠倒性”思维之境，一直停留于现象学泥潭，也一直都没有长进（一直就没能求出自然的本质），没有像我们中华文明在求出自然的本质后将这种初始性思维通过“颠倒颠”又重新调整为自然的顺序思维，为弥补其这一残缺，由此而产生了神学给予补位，并由此而产生了其流行至今的“神哲科”理论体系，由此说明，西方的神学也是在现象学基础上产生的，它也属于“唯物论”的产物，至此也就将其“唯物论”中所隐藏的猫腻抖搂出来了。

西方的语言和思维逻辑这一现象说明，它是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中西方社会在思维与语言逻辑上便形成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极端，一种是先思考并阐释其“本”，而另一种则是先思考并阐释其“末”，并且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其非常遥远的远古时期，反映着其各自文明的根性所在，说明西方文明从其本根上就一直处于一种本末倒置的流弊之中。也请参见前文“西方缘何难以摆脱有神论？”一节，其罗列事实更加充分，并且铁证如山。

不过恍一看来，西方科学似乎很“实事求是”，而如果其真能做到实事求是，那它早就应该将其神学与哲学给推翻了，然而恰恰相反，根据网络资料介绍可以看出，我们科学界目前对物质的认知属于人为规定的，难以排除其唯心论之嫌，比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整个世界就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而我们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首先就解决了宇宙及其万物的运动原理）。既然如此，那么试问，为什么世界是物质的？其运动的动因是什么？难道其会自觉的运动？然而事实则证明，宇宙的本质并非物质，物质自身也并不能运动，其运动是由能量所推动的，西方科学以上的说教完全属于唯心论，与宗教神学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

由此，西方所谓的“科学”也就进一步清楚了，其对“物质”的阐释就如同其《圣经》中的“创世纪”如出一辙，说“世界是物质的”它就是物质的，说它是“运动的”它就是运动的（比较：说世界是“神创的”它就是神创的，说其运动是由神所推动的它就是由神所推动的），不必问为什么，由此，西方“科学”所阐释的物质就如同上帝附体一般而能够自觉的运动，就是这样一套说辞反而能够迷倒全球科学界，有力助推着其宗教文明向全世界大规模传播与蔓延，可见其魔力之大，的确非比寻常。

不过通过我们这一番追根究底，反而搞清楚了其“科学”的本质性问题，其神学抓总那还真不只是说说而已，原来其所谓的“科学”背后也照样隐藏着上帝的阴影，照样存在着猫腻。

透过这一分析，西方整个“神哲科”理论体系一直都有上帝隐藏于之中，其中的猫腻终于被彻底揭穿了，由此，我国学界那些以西方科学与唯物论哲学为圭臬的本本主义者，其事实上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西方神学的隐形俘虏，并死心塌地皈依了西方的“宗教文明”。这并非扑风捉影，而是从其理论体系及其思维套路中，由近现代科学考察结果和自然界能量运动做衡器一环套一环揭示出来的一种基本事实和结论，对此我们需要幡然醒悟，不可再继续上当受骗并盲从盲信了。

在坊间还有一种说法，学界有些学者经过考证，坚持说所谓的西方文明是由其传教士偷学我们中华文明而伪造的，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就说明西方那些传教士们还没能真正学懂我们的中华文明，更没能参透我们的太极真功夫，其伪造西方文明反而出现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一幕。

（四）学术理论由大乱走向大治需要快刀斩乱麻

以上对西方理论范式的深度剖析可能会令许多专家学者（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由于看到网络中有些本本主义者仍难以摆脱西方哲学思维束缚并遵行其理论范式，也仍然以照本宣科，寻章摘句为能事，所以，话虽说得严厉了些，并且看起来似乎也有些啰嗦，但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否则难以破除对西方本本和理论范式的迷信，也难以使那些本本主义者清醒过来，其属于一种不得不认真深入探讨的基本问题，否则会严重阻碍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实事求是地讲，通过我们以中解马予以深入解读，马列事实上早就已经与西方理论范式撇清了关系，并正在从中独立出来，不应再将其与西方哲学继续捆绑在一起，否则，在西方理论范式的禁锢中，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摆脱西方理论与思维的束缚，反而会自觉与不自觉地甘愿将马列和我们中华变成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殖民地。

事实充分证明，西方哲学具有非常强的迷惑性与排他性，也对改造人的大脑思维具有奇效，我们中华传统理论一直颇受压抑与其存在着很深的关联，以至于导致我们思想文化混乱，文明不彰。对此许多学者可能都不以为然，但我国历史也曾有力证实，一旦我们文明不彰，思想文化混乱，其不但会引发内乱（如1989学潮与各种宗教沉渣泛起），而且还会招来亡国之乱，如曾经的五胡乱华、蒙元与满清南犯、八国联军与日寇入侵，莫不如此，由此，守护我们中华文明的根与魂，在消化吸收外来文明时不改其宗，赓续中华文脉，属于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也属于守护我们国泰民安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现在的历史使命是赓续中华文脉，努力建设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起文明与文化的力量，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摒弃原来的本本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否则若马列与儒道释都继续依据自己的本本照本宣科，仍然无法达到由大乱走向大治的目的。

现在网络中存在着一种现象，即在我国思想文化梳理与统合过程中，由于我们中华理论范式还不够十分明确，其还没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所以各种理论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都在依据其本本互相“裱糊”，有神论与无神论以及它们各派系相互之间也都存在着这一现象，并且还有意无意之间抹杀它们相互之间的区别，这属于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过渡现象，但其若只裱糊“肌肉”，而不从理论基本结构“筋骨”上动真格，不动其基本的理论范式，那也会越裱糊越乱，难以顺利走出一盆糨糊之境。

严格来讲，各理论体系的阐释是按照它们不同的立论基础和总纲而展开的，尤其是一些基本概念，也基本都是由其所衍生的，由此，互相裱糊不利于我们明辨是非，也不利于我们返本开新创造新文化，并建设我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我国既然要重新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那就不要再继续与西方的唯物论哲学理论范式藕断丝连，因其“神哲科”三位一体理论体系一直是混在一起捣糨糊，我们需要明辨是非，借马列本土化之际快刀斩乱麻，在继承其“劳动”本根思想和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时，运用我们中华“人性（劳动）”为本根的人道主义或人文经济学果断地扬弃其西方理论范式，否则仍会为西方神学与哲学留出后门，从而阻碍我们中华理论范式的重启，并干扰我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通过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放胆对西方理论范式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同时也对马列中的西方理论残余给予了清理，相信其会对马列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其本土化能够产生一些有益的参考作用，但末学由于才疏学浅，思考欠周之处在所难免，若有不妥，还望大家给予斧正为盼。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