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特曼生气了
经济学家最近很忙碌,忙于为“经济不振”把脉开方。
对于经济学家的忙碌,我之前表达了不同看法【1】,还因此得罪了夜郎国的马户,这里就不赘述了。
有简特曼(gentleman)对我的不同看法很生气:“既然你如此推崇马克思,那就别给我们讲马克思那套脱离实际的大道理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了:马克思怎么看中国当下的‘经济不振’?”
我仿佛听见,这位简特曼正在暗自窃笑:“19世纪的《资本论》,能用来解释21世纪中国的经济不振吗,狠哼?”
其实,“狠哼”的不止一个简特曼,而是若干简特曼。
他们之中,或有以“主流经济学家”“主流准经济学家”“主流前经济学家”以及“主流后补经济学家”自诩者,也未可知。
所以,简特曼的后面是复数,必须加上“们”。
二、马克思说
经济增速处在5%-6%之间的中国,能否定义为“经济不振”,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这就是经济学家口口相传的“经济不振”,那么马克思又是怎么看的呢?
虽然,马克思生前并没有讨论过21世纪中国的经济不振,但是,他老人家却分析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不振。
马克思对经济不振的讨论非常丰富,这里我以《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论述为例。
在讨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时,马克思这样说:
“一旦可以榨出的剩余劳动量对象化在商品中,剩余价值就生产出来了。但是,这样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已经吮吸了这么多无酬劳动。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资本就可能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
看懂了这段论述的读者,可以不必再往下看了。如果没看明白这段论述,请稍安勿躁,我将在下面为您解读一二。
三、我的解读
马克思这段论述所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周期性出现“生产过剩”“经济不振”“消费不足”等等的一般原因。
中特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认为,马克思这段论述对于把握当下中国经济不振的根源,不仅有着深刻的方法论意义,而且——马克思难道说的不正是阁下的事情吗?接下来,我按顺序解读一下马克思的这段论述:
(1)马克思同志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是生产出商品就OK了,它包括生产价值和实现价值这两个行为。“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虽然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会趋于下降,但是第一个行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剩余价值总量的膨胀看起来是好事,可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还需要有接下来的“第二个行为”。
(2)这第二个行为就是:“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请读者注意,“必须卖掉”这一点非常重要,简直就是非常要命!或问:“不然呢?”
(3)不然的话,后果就很严重:“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资本就可能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
(4)所以,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行为(产和销),马克思作了如下总结:“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马克思说的“直接剥削”,指的是“生产商品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说的“实现剥削”,指的是“实现商品价值”的销售过程。生产商品价值和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生产和销售不仅在时空上是分离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有区别的。
(5)生产和销售各自所需要的条件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前者(“第一个行为”即生产)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第二个行为”即销售)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也就是说,商品的生产只受社会生产能力的限制,但是商品的实现却要受到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以及社会消费能力的限制。
(6)马克思在这里特意强调:“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即“有效需求”),既不是由这个社会绝对的生产力(相当于“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也不是由这个社会绝对的消费能力(即“生理需求”)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的分配关系所决定的。
(7)为什么一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不能“随心所欲”地刺激起来呢?症结就在于资本主义固有的“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一点无需我进一步解释,想想网上流传的各种有关“消费”的段子,就清楚了。
(8)除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限制之外,“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也就是说,要扩大再生产,就需要积累,就必然限制消费力。所以,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也会限制社会的消费能力。
(9)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资本积累规律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本之所以要不断积累,其原因在于:其一,生产技术的不断革命,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贬值;其二,市场经济的普遍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
(10)在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经济学家看见没有,别以为是你自己的意志在左右着市场运行,其实是“看不见的手”的盲目作用在左右着你的意志。我为啥说经济学家不仅“自以为是”,而且还“自作多情”?原因就在这里。
(11)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也就是说,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的矛盾,其实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外在表现罢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原本应该通过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框架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却总是力图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刺激消费)求得解决。可悲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与导致消费力(有效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
(12)喜剧的是,“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另一方面,由这个矛盾衍生出来的资本过剩和劳动过剩的“双重过剩”,却似乎没有违和感——看看今天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资本过剩和人力过剩,就明白什么叫“双重过剩”了。
(13)为什么资本过剩与劳动过剩能够比翼双飞,你追我赶,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呢?“因为在二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所以我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预言:“过剩还是透支”,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命【2】。
四、结 语
我的解读到此告一段落。
或问:“能用《资本论》来说明中国当下的经济不振吗?”
——言外之意,马克思的论述有提当下中国的经济不振吗?
是的,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没有一个字说的是“当下中国的经济不振”。
但是,我也反问一句:“用《资本论》来剖析当下中国的经济不振,何错之有?”难道把经济不振归咎于“某进某退”,或者“恶意不消费”,并且发誓要让房价和股价成为拉动消费的龙头老大,才是理论没有脱离实际吗?
马克思的道理的确很大,但是它一点都不脱离实际。
白纸黑字,各位看官自己做个比较:在揭示当下中国经济不振的原因时,究竟是庸俗经济学家在胡说八道呢,还是马克思在胡说八道?
注释:
【1】对于我的看法请参:《黔驴技穷的经济学家》,《评林毅夫“消费拉动误导中国”》,《既然市场决定,就别一脸委屈》。
【2】赵磊《市场经济的难题——透支还是过剩?》,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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