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20年代，侯外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源自对德文版《资本论》的翻译，而他翻译的思想动机则源于李大钊的思想启示。侯外庐认为，“与李大钊同志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从他那里感染到对理论的浓郁兴趣”。这里的“理论”是有特指的，就是“唯物史观”。今天，李大钊对侯外庐的具体指导，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是循着李大钊“思辨”的理路，我们还是能够略见其确立“唯物史观”之端倪。
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明确指出，我们需要用“思辨”的态度看待这“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所谓“原动”就在于“唯物”。1920年10月开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为经济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学生讲授《唯物史观》，并亲自编有《唯物史观讲义》。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它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有系统地研究起来”。
1927年春，在赴法国留学途中，侯外庐得知李大钊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消息，他化悲痛为力量，坚定了翻译德文版《资本论》的信心，决心以理论告慰李大钊的英灵。
在翻译《资本论》时，侯外庐获得了深刻的感悟，“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在历史研究中所注重的研究方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我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这种严明的方法论，实在是认识——社会构成（不是社会制度）的先决条件”。而对于生产方式，特别是特殊生产方式的研究，又成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作为中国最早探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人，支撑其研究理念的自信就源于侯外庐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深刻把握。在他临终前为即将出版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所撰写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概括了他的社会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历史科学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我在《社会史导论》中说了这样的话：‘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是一个先决的问题，没有在此方面做确定的认识，就要犯错误。’”“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反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明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
基于上述认知，对于生产方式，侯外庐有特殊的理解：“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
“理论延长”与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索
当翻译《资本论》、初步系统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后，侯外庐自觉地放弃参加“打语录战”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即“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一直取‘客观’立场分析各家之见的成与败，不曾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赢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来摸索自己的路”。侯外庐暗自发誓，要努力在古史研究中“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揭示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及其特殊路径。
侯外庐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探究中华文明之特色，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并作出“理论延长”。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和恩格斯非常相像，都是在“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事实上，恩格斯的著作受到摩尔根的启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得益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延长的代表作。他试图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假说，并作进一步的理论延伸，同时探索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路径，运用正确的方法论处理中国古代浩繁的史料。就分析框架而言，两者是一致的，都是从氏族开始，分析文明的不同起源。恩格斯的发现在于，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基本标准是“国家”的建立；侯外庐尝试从理论和文字两个方面入手，并不固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同时运用“古文字考证历史的方法”解释疑难，重点考察中国古代封国和城市国家成立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亚细亚国家”如何实现政治统治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构成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原则”，即确定中国古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古代；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明确“各民族所经历的古代奴隶制，有着不同的路径”。他通过探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揭示了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及其特殊性。
“新社会科学”的学术实践
从侯外庐的知识背景和研究经历来看，他经历了从唯物史观开始，由社会科学向史学的转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创造性地使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侯外庐翻译《资本论》之后，1939年初，他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实际感悟，进行了深刻的学术史反思，发表了《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一文。他首先分析了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特性。“中国学术的古典历史，一方面屈服于封建的政治支配，放弃真理知识的追求，而为藏之名山的载道工具所束缚；他方面则离开实践性，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前者是知识运动的障碍，后者则是整个知识运动过程和现实方面的脱节。”那么，怎样才能在学术实践中改变这种“特性”？侯外庐提出，要通过“新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目前它已进入了“更深刻的发展阶段”。使得“中国史研究的更高扬”，“从王国维到郭沫若，由整理国故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到新发展学术的中国社会史学，例如五四以来考据学到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中国史论，是世界学术意义的发展，同时亦是中国学术的发展。这一工作仍然需要我们努力的”。我们还要知道，这“新社会科学不但是‘民间’一种知识运动，而且到了九一八前后已经继承了中山先生所谓‘误信旧经济学之过当，其对于新经济学之真理盖未研究’之遗教，达到高中与大学教育采用新经济学之合法程度”。侯外庐强调，“新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在于，使“现阶段的理论学术与现实发展之结合，直接或间接地使中国化的学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
今天，我们提出，“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建构中国思想史的自主知识体系”，这里无疑就包含着社会科学。事实上，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侯外庐就已经自觉地进行着“新社会科学”的实践。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一系列围绕“中国化”“民族化”的史学创作——《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正是明证。它们孕育了《中国思想通史》，它们是“新社会科学运动”的“更深刻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我们从中不仅感受到思辨和理论的力量，也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感。这是中国古典学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境界。“新社会科学”使得中国思想史研究真正活起来，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载道工具”。
侯外庐的史学研究富有理论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主张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所呈现的必然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他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认识论的具体体现。他的研究的理论方面主要是作为方法论出现的，这绝非所谓的“以论代史”，更不可与“教条主义”混同。他在晚年的自我学术总结时认为，他一生都在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他指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因此，“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和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
侯外庐（1903年2月6日—1987年9月14日），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他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开创了侯外庐学派，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树立了光辉典范，为当代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开拓性的卓越贡献。1941—1942年，他几乎同时完成了两部史学专著，即《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史的发展。1945年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6—1961年，侯外庐合作撰写了《中国思想通史》，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和影响最广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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