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天推送杨国强老师的《扶摇飘荡的过渡时代》一文。文中所说的过渡时代，自戊戌维新始，又以庚子之变后晚清的大幅度强军强国变法为实际起点，正是中国迫切寻求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生死存亡之际，因此这一变革过程必然是急切的，但变革的需求又决定了过程必然是无限远伸的。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在这一历史过程开端既预言大变危险，又寄予学西极大希望。但西法一变再变，清末民初的世相却昭示着中国仍未走出过渡时代，处于后路已绝，前路难竟的“两头不到岸”困境之中。
杨国强老师认为，这种两头不到岸说明西方人的办法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它破坏了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系统，中国失去了立足的本体与本位，却又无法真正嫁接消纳“各国之法度”建立其“新”，中体西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却为中国人带来了更多问题。而后过渡时代就在这样一个瓦解的中国中，重构起一个直立古今中西之间拢聚苍生的社会结构与人间秩序。只有通过这段前后连续的历史，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过渡时代无果的艰难探索之意义。
扶摇飘荡的过渡时代
签订《辛丑条约》
这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都在层层分解中走向支离破碎的时代；是一个旧学衰落、新学纷争的时代；是一个无从以体用、本末贯串连接的时代和社会没有了中坚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既不同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中国，也不同于此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而着力借法自强的中国。1901年，梁启超作《过渡时代论》，在庚子与辛丑之后的大幅度变法刚刚开始之际，言之明了地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其意中的“过渡时代”，既是“希望之涌泉也”，又是常在“危险”之中而没有归路的过程，而下笔申说，于后一面尤其言之谆谆：
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青黄不接，则或受之饥；却曲难行，则惟兹狼狈；风利不得泊，得毋灭顶灭鼻之惧；马逸不能止，实维踬山踬垤之忧。摩西之彷徨于广漠，阁龙之漂泛于泰洋，赌万死以博一生，断后路以临前敌，天下险象，宁复过之？且国民全体之过渡，以视个人身世之过渡，其利害之关系，有更重且剧者。所向之鹄若误，或投网以自戕；所导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届。故过渡时代，又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
因此，以“过渡时代”说“庚子国变”之后中国的大变，重心俱在“过渡时代”的“两头不到岸”。他在20世纪开端之日预言后来，所以，章士钊称他为“知更之鸟”。而十年以后黄远生论世相，以民初比清末说：
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曰：吾国立宪，则盛强可立致；革命党曰：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
同样的意思，李大钊谓之“百制抢攘”而“国运”衰痿，“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而举目四顾，“固犹在惶恐滩中也”。他们都身历了这个过程里的以变应变和一变再变，而眼中之所见，显然是从清末到民初，中国人仍未走出过渡时代而依旧在两头不到岸之中。但梁启超预想的“希望之涌泉”，则都已汩没于“往日所祈向者”一一破灭之后的“丧心失图”里了。
民初犹未走出清末开始的“过渡时代”，说明了两者虽因国体不同而各成一段，而就社会变迁的历史内容而言，则都同出于一个源头而同属一个过程。清末的变法与发生在社会深处的断裂、脱节、四分五裂和发生在人心深处的倒错、异变相为因果，并在君权倒塌之后都留给了民国。但清末能使“人心勃勃”的立宪和革命，在民初俱成了不可收拾的“种种败象”，而致人在其中“不知所归”，之后是曾经深信变法的人不再相信变法。戊戌年间怀抱急切之心作《拟上皇帝书》，力倡变法的严复，这个时候追本溯源，从头说起，在一封信里深论因果始末，痛诟本是同道的康有为、梁启超：
嗟嗟！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
遂成其“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尤其指梁启超纯持“理想”鼓荡天下，“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这些话不能不算是言之锐利。然而以被议的康有为民初作“国会叹”，自劾“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被议的梁启超民初已变其“一往无回”而常在“忏悔”之中为对照，则其自己否定自己，又更具典型性和更富深刻性地表现了其时的曾经深信者变为不再相信。后来梅光迪说：“我国严复氏，不明欧人学术源流，辄以其一时流行者，介绍国人。如所译之《社会通诠》中，分社会进化阶级，为图腾、宗法、军国，其影响吾国当时思想者至大。吾国人之自甘居于文化落后民族者，实此书作之俑也。”于是痛诟康梁的严复也成被痛诟者。
曾刊登严复多篇文章的《国闻报》
比之辛丑之后的变法维新挟一边倒之势径情直遂地前后相逐，这种先倡变法的人物此日之被人否定和自我否定，正明显地说明，时至民初，曾在清末十年主导朝野而歆动人心的急变剧变，已被这一代人中的由希望而失望者置于事后省视之中，成了追而论之的究诘对象。康有为所说的“不察国情”，后知后觉地看到了与历史中国断裂的变法，因其脱空而起，文不对题，给现实中国带来的其实是更多的搅动和淆乱。梅光迪指“自甘居于文化落后民族者”为大弊，尤其注目的是“欧化”淹没了中体西用之后，一个没有了本体和本位的中国，在浸灌而来的西潮面前只能跟着走的失其自我。严复深憾当日力倡移西法变中国的“康、梁师弟”之“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则意在说明，十多年来以西学西法为一世开风气的人物实际上并不真懂西学西法，从而并不真懂中国与西洋之间的异同。因此其“立言多可悔”，而风气一旦演为万窍怒号于天下，则已悔无可悔。与“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相比较，这些由辛丑、壬寅以来大变旧法，而所得“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引发的深度质疑，正明显地是在回归于重新认识中国的本来和中国之固有。然则同属过渡时代，其此一时和彼一时之间的观念也在前后殊异的变迁之中。从曾经的“人心勃勃”到这个时候的质疑和回归，是当初以“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为预想的言之断然，以及“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危言警世，由其简捷明了的单面立论，衍化为清末最后十年一往无回的单面亢进之后，本与这个过程相为因果，从而被单面立论和单面亢进所遮蔽和回避掉了的种种矛盾、逆反、冲击、倾覆、动荡、瓦解、无序，以及随这种掀簸而来的世路动乱，都在这个时候撇去了遮蔽，成为人人可见的事实而又直接殃及人人。因此，十多年来断裂、脱节、摧折、四分五裂与人心的失措和异变步步累积而又不止不息，时至此日，时论已概括谓之曰“内变之烈，尤甚于外患”。
严复
就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言，戊戌之前历时三十年的借法自强起端于“万不得已之苦心”和“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那一代人以“万不得已”和“卧薪尝胆”自述怀抱，既说明时至19世纪中叶，为回应西人的冲击，中国已不得不变；又说明借法自强自始即立脚于体用本末之分，不得不向欧西借法的中国仍然是守定自我本位而不同于欧西的中国。以此为比照，则因甲午丧师而有戊戌年间的“大变”“全变”；因庚子国难而有辛丑之后的“比照各国之法度”而“尽去旧法”，并由“大变”、“全变”和“尽去旧法”，引申而有“欧化”之说，虽然都是沿此前三十年中国的不得不变而来，但其重心已随时势逼拶化为人心危岌，由人心危岌化为四望迷离，全然不同地移到了中国的东洋化和西洋化一面。因此，后洋务时代的中国之不得不变，其理路遂以“旧之亡也勃焉，新之兴也勃焉。支那欲立新国乎，则必自亡旧始”为当然。这个过程使得合“各国之法度”为总称的“新”，因其大而化之而越来越抽象，又使中国之为中国的“旧”，因其近在眼前而越来越具体，之后是危岌和迷离之下的除旧布新便只见旧的一面节节坍塌，而未见新的一面实随名至。两头之间的矛盾无可化解，正说明一个“旧之亡也勃焉”的中国，因其没有了立足的本体和本位，实际上又成了一个无从嫁接和消纳“各国之法度”，以实现其蓬蓬然而新的中国。黄远生笔下的“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李大钊笔下的“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写照的都是这个起于开新的过程在“亡旧”之后的两无所依而不知归宿。而作为曾经身在除旧布新的局中，而以文字动天下的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的否定和自我否定，是其立论的要旨，已由深信中国与东西洋之间能够互通和共通了无窒碍，从而深信移东西洋之成法可以强中国的盲目一朝抉破之后，已变大信为大疑地反转到由“立国自有本末”说中国与东西洋之殊异和隔阂，而以“妄师”东西洋成法只能乱中国为论断：
瑞士不师罗马，美不师瑞，法不师美，葡不师法，各鉴其弊而损益之，但取其合于本国之情，而为至善之止耳。今吾国何师乎？即采择欧、美，岂能尽从？况于远隔绝海数万里之域，有亘古历史民俗政教之殊，乃欲强移用之，削趾适屦，顾盼自喜，而不顾其流血也，岂不大傎哉！
论其事实，他们都曾是“妄师”的开先者，因此，以此评说民初时事，其得自于跌挫起落的阅历之知，又切近事理地为黄远生和李大钊笔下的两无所依而不知归宿解说了由来和因果。
严复八大译著
本被置于度外的“亘古历史民俗政教之殊”此日被引到论述的重心之中，并由此省思，对比而见地直言“妄师”西国西法为大患，对于他们来说，由今时反观往昔，已是历经岁月沧桑和世路颠簸之后走出了曾经的盲目。然而以民初比清末，是时势的逼拶仍在，则中西之对比仍在；中西之对比仍在，则危岌和急迫仍在；危岌和急迫仍在，则人心中的迷离仍在。在中体西用已经圯塌，而剧烈变迁之中的中国犹未能找到一种不同的理路和轨路，以越出清末以来的“稍稍窥窃于异国之学说”而“动以援引先例自豪”之日，则欧西之声势仍然在以其广罩四方而掀动一世，使人望而生畏，望而生羡。因此，当上一代人正由“今吾国何师乎？即采择欧、美，岂能尽从”发为深度疑异的时候，继起的后来人又在以法兰西“文明”和“美国思想”为导引，阐说“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畅想和悬想。法兰西文明和美国思想，主旨仍然在大变中国，而其时的要义则已移到了文化一面。与“亘古历史民俗政教之殊”相比，其远看欧西的眼光显然犹在辛丑、壬寅以来的惯性之中，而并没有脱出一边倒的单面亢进。这种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嬗递起于彼此各立宗旨，而又归于前后周而复始，因此，同在两头不到岸之中，就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而言，是嬗递有如循环。作为一个过程，被梁启超称为“过渡时代”的这一段历史，以戊戌年间维新变法的震慑和张厉为思想起点，又以庚子之变后“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的“大加兴革”以“挽回厄运”为实际起点。两者合汇，既决定了这个过程内在的急切，也决定了这个过程纵深和广延的一意远伸和不断远伸。而与之相为表里的，则是急切没有定则，远伸没有止境。这个过程期望用西方人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后是秦汉以来的二千年历史中国在西法的冲击下新旧蝉蜕，失其本相。但过渡时代之“两头不到岸”，又说明西方人的办法没有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却又为中国人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时人谓之“旧宅第已毁而不能复建之，则惟有露宿”。所以，对于身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由变法开始的过渡时代，实际上成了最亢激的时代、最不安定的时代、最茫无端绪的时代和最趑趄徊徨的时代。由此显现的是新陈代谢中的撩乱一面和危悬一面。
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
然而置这个过程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之中而通观前后，是过渡时代的断裂、脱节、摧折和四分五裂，既以其一变再变的一路仓促，展示了传统中国变为现代中国所经历的逼迫之下以变应变的身不由己，又以其一变再变的一路仓促，展示了逼迫之下以变应变的惶遽和懵然。而以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立论，则与亢激、不安定、茫无端绪和趑趄徊徨对应的，是产生和形成于漫长岁月之中而被统称为传统的种种结构、秩序、关系、守则以及伦理和思想，在这个过程中由脱榫而脱裂，由脱裂而倾塌。同一代人的亢激、不安定、茫无端绪和趑趄徊徨相比，传统的脱榫、脱裂、倾塌都留给了后来的中国，并会长久地影响后来的中国。而后是贞下起元，作为另一个过程，后过渡时代的社会变迁，其深处的历史走向和历史内容，便是为上下俱在瓦解之中的中国重造一种直立于古今中西之间，以拢聚和维系苍生的社会结构与人间秩序。直立于古今中西之间，则重造的过程，是本被置于两端而互相对立的时代内容与千年历史，历经千回百转的重重变迁，在外来之物的中国化和历史中国的现代化中而归于合一。而后是时代内容不再陌生，千年历史不再陈旧。因此，重造社会结构和人间秩序，同时又是在变盲目为自觉中重造中国的本体和本位。而过渡时代看不到结果的连年颠沛跌扑，也因之而在历史的前后连续之中有了可以理解和认知的意义。
五四运动
本书以“两头不到岸”为名，意在循其本来的源流相承和前后相沿，置晚清末期和民国初年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由社会、政治和文化在这个过程里发生的激变和剧变，寻究这种激变和剧变挟前所未有的烈度和深度造成断裂、脱节、摧折和四分五裂的由来、内涵和结果。并以此说明过渡时代之后，以国民革命为起点的另一个时代继之而起的原因和理由。就这一段历史的矛盾、错杂、人物之多变和世事的纷乱而言，我历时五年的写作，只能算是以有限的视野表达有限的读史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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