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从现象世界中形成理性判断，从生活经验进入理论认识，从具体经验中提炼抽象理论，是通过经验认识中国的关键。无论是培养具备经验认识能力的人，还是形成对中国经验的总体判断，都必须经过区域比较这一从具体经验上升到总体判断的方法。相对于个案经验，区域比较可以防止社会科学大循环在经验研究的开始阶段“一触即跳”，充分展现经验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后续理论解释提供过硬的经验条件。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深耕经验的基础上，从实践的土壤中生长出自己的学术议题，然后再分门别类深入研究，以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区域方法是对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敞开的，当前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出封闭而精致的小循环研究，加入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中来。
关键词：区域比较；抽象经验；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
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展研究的前提性条件。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要从具体经验开始，但又不能局限于具体经验，因为具体经验认识的加总并不等于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在具体经验认识与中国总体认识之间还有着大量中间环节，其中的重要一环即是区域。换言之，只有经过区域，才可以将一个个的具体经验认识上升为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区域比较既是认识中国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具备的研究方法之一。
一、经验：认识中国的逻辑起点
每个人都生活在现象之中，生活现象的沉淀和程式化，形成了人们的生活经验。通常意义上，生活经验是未经反思和不加批判的，因而是对各种社会现象比较表面的认识。从研究视角来看，对生活经验进行反思和批判，就会形成具体经验，尤其是一旦超脱自身生活经验进入另一个经验场域，理解经验背后的运行机制与生成逻辑，及看似不合理经验内在的合理性，就可以将具体经验上升为具有一定深度的具体认识。
从具体经验中形成对中国总体的认识，需要通过若干中间环节及若干认识上的飞跃。在形成对中国总体认识的过程中，具体经验与抽象经验处于认识的两端。同时，现象世界的另外一端是理性判断，生活经验的另一端是理论认识。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现象世界—理性判断、生活经验—理论认识、具体经验—抽象经验。
如果只通过对现象世界和具体经验的考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如何从现象世界中形成理性判断，如何从生活经验概括出理论认识，如何从具体经验中提炼出抽象理论，是通过经验认识中国的关键。学者通过对现象世界和生活经验的反思与批判形成具体经验，再从具体经验上升到抽象理论，从而形成包含具体的抽象的和具有内在结构和丰富细节的总体，形成认识上的循环。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认识具体经验的一种重要方法。人类学研究注重长期在一个异文化环境中观察、体悟、理解异文化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并形成关于具体经验的深厚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是善于反思和批判的，人类学的认识超越了现象和生活经验。因此，人类学往往能够对固有认知提出反思与批判，解构既定知识体系，并创新既定知识体系。然而，人类学研究并非完美无瑕，其显现的问题是对具体经验的反思和批判在尚未达到抽象经验层面的时候，就直接将其上升到抽象理论层面的讨论中来，或直接进入到与一般理论的对话中去，从而缺乏对总体经验的系统全面把握。此外，一些人类学研究开始关注政策研究问题，比如征地拆迁、城乡关系等议题，但很多时候，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基于一时一地的社会调查，并未形成经验上的整体判断，其结果可能是对国家政策反思的“不接地气”，从而在提出具体对策性建议时可能存在政策上的偏误。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则越来越注重对统计数据的利用。全国层面以及不同区域的统计数据，比如GDP增长、农民收入、城乡差距等等，可以比较深刻地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全国统计数据可以称为抽象经验，抽象经验的意思是，统计数据背后的机制可能是复杂的，如果缺少对具体数据的质性理解，结果就可能误导读者。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似乎有些倾向定量研究，个别用数据说话是常态，用数据去生产所谓的理论知识，却未必对数据背后的机制有深入理解，这就可能造成：似乎用复杂的方法和大量数据证明了一个常识，但实质上可能是一个常识也没有。
通过经验认识中国，首先要有具备认识经验能力的人，其次要形成关于中国经验的整体判断，这个整体判断是包含了部分的整体、包含了具体的抽象，是深刻的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无论是培养具备经验认识能力的人，还是形成对中国经验的总体判断，都离不开区域比较这一研究方法。
二、区域：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
区域是一个包含特定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的地理社会空间。区域的尺度既可以小到村庄、社区，也可以大到国家、地区。社会学和历史学视野中的区域通常在国家之内，常见的区域研究有华北平原、江南地区、巴蜀地区、岭南地区等。比较政治学视野中的区域通常是国家和地区，其研究对象又可分为欧洲、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研究。现代比较政治起源于美国，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萨义德指出国际“比较政治研究”中存在着“东方学”信条和根深蒂固的“权力—知识”话语，新东方学家（比较政治、比较区域研究者）接受了传统东方学家对东方文化的敌视态度并且将其保留下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有待通过扎实的区域经验研究创建有竞争力的、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20多年来，我们致力于通过“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深耕田野，深刻认识中国（首先是认识中国农村），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我们最早对区域差异的关注，来自进入新世纪后对以村庄社会结构差异为基础的南中北区域差异的调研。
中国地域辽阔，我们的田野工作无法将所有区域和问题全面覆盖。因此，刚开始时我们的研究目标是理解“中国80%农村的80%现象”。边疆地区的农村地广人稀、特殊性强，关注和研究比较少，我们重点研究其他农业地区。在全国开展田野调查后，我们很快发现不同农村地区的村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正是村庄结构塑造了村民独特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自外而内及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项目资源与特定村庄结构的对接方式，形塑了南中北区域截然不同的村庄治理样貌。
依据村庄社会结构（村庄血缘连结形式、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不同，中国村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团结型的宗族村庄、分裂型的小亲族村庄和分散型的原子化村庄。村庄社会结构与村庄历史、地理条件、种植结构以及公共品需求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布特征。其中，团结型宗族村庄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江西等省份，分裂型小亲族村庄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地区，分散型原子化村庄则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南中北区域差异。不同村庄社会结构所塑造出来的人的行为与心理模式差异较大，比如，小亲族地区村民往往有较强的政治性，宗族地区村民则倾向信任外人，原子化村庄村民主体性强，等等。
不同村庄社会结构与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法律、制度以及观念的对接方式不同，因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例如，农业税费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在原子化地区被执行得较为彻底，村干部要求村民计划生育的情况比较普遍；在小亲族地区，村干部则很可能将计划生育政策变成整治竞争对手的手段，选择性执法情况比较普遍；在宗族村庄，普遍出现政策执行“搁浅”“变通（交罚款）”的现象。团结型的宗族村庄，聚族而居，对所有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外来力量可能都具有一定的抵挡能力，从而削弱了外来力量对村民生活和村庄治理的影响。分裂型的小亲族地区，村庄不同派系竞相援引外来力量，从而导致外来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的过度干预。分散型的原子化村庄，缺少强有力的血缘连结，也就缺少对外来力量的抵挡或者援引，外来力量在村庄中就显得来去自由。基于村庄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南中北的区域差异，在村级债务、村民集体行动、农村养老等方面均具有解释力，成为我们理解整体中国的重要视角。
除南中北的区域差异以外，文化也是造成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地处中原的华北地区相对来说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在该地区，人们普遍家庭责任感强、家庭发展动力足、家庭长远发展规划多。典型如鲁豫皖地区，这些地区农村家庭普遍重视家庭发展，家庭资源大多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整合，并被投入到家庭的再生产过程中。相比之下，西南云贵川地区相对偏远，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程度相对较低，个体行为较少受到儒家伦理规范的约束。在这些地区的农村，农民在生活中可能相对注重享乐、好吃好喝。家庭资源缺乏累积性、家庭发展很少考虑长远，成为西南地区农村的普遍特征。
东中西的区域差异是我们近年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差异。国家统计局划分的东中西部地区是以行政建制为基础的，这样的划分便于统计，却可能很难揭示东中西部地区内在的差异。实际上，当前中国东中西差异最为关键的是，东部沿海地区通过持续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形成了沿海城市经济带，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实际上已成为城市体系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城乡一体、城乡融合，这些词都可以用来描述城市经济带内的城乡关系。
在中国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沿海城市经济带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在20世纪末迅速衰败，农民仅靠农业收入已无法维持生计。因此，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农村继而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与空心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在行政建制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存在农村，但是东部地区的农村却已融入城市。乡村工业化是内生性的，农民也大多就地进入二三产业就业，甚至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城市化。中西部地区农村则是人财物资源持续流失，乡村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变得越来越稀薄，可能造成“村将不村”的现实困境。
按我们的理解来估算，当前东部城市经济带大概只占全国版图面积的5%，却集中了接近全国一半的GDP和1/3以上的人口。除此之外，剩余95%的面积都可以称为中西部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面积太大，也就可以依据人口密集程度、地形地貌、种植养殖结构作进一步细分。一般来说，可以将以种植业为主，传统农业比较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称为中部传统农业地区，而将地广人稀、山高林密或草原石漠地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主要的西部地区。
中国的市场中心在沿海城市经济带和大城市，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同时也是市场中心，中西部地区则是远离市场中心的半市场中心和非市场中心，甚至是市场力量难及的偏远地带。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内也有人口流出、市场不及的农村，中西部地区也有包括省会城市在内的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市场所能覆盖的农村地区。因此，在类型上，东部非市场中心的农村和中西部大城市覆盖的郊区农村，可以分别划入到对应区域进行认识。
无疑，当前中国东中西区域差距最显著的表现是GDP的差距，是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的差异。新时代新征程，缩小区域差距是现实需要。当前，东部地区农村发展经验以及教训，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尤显意义重大。同时，中国经济是一个整体，东部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城市经济带，就使中西部地区农村进一步丧失了工业化的可能。其结果就是，东部地区农村城市化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却空心化以及回归到以农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上来，东部地区的现在并非中西部地区的未来，东中西部地区农村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且正是东部地区占据发展先机，导致中西部地区农村不再有发展和实现乡村工业化的可能。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就不适合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县域经济是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底盘，中西部县城经济却只是县域农业的集成。以城市二三产业为基础的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可以轻松成为百强县，作为农业集成的中西部县域经济甚至都不可能为当地农民提供足够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更多是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而存在。这样看来，当前东部地区为全国创造了大多数发展经验，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但可能难以简单示范和难以推广。
城乡视角也是区域视角的一种。20年前，我们提出农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论证中国城乡关系是一动一静、一阳一阴、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由过去的剥削型二元结构变成保护型二元结构。正是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农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与蓄水池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容易出现的社会秩序不稳定。
城乡之间的关系除了市场因素、制度因素之外，还有社会因素在起关键作用，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忽视了社会这个关键层面。在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社会相辅相成，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就业，为家庭发展积累经济资本，也可以在年老体弱或进城失败时返乡退养。农民之所以能够返乡，是国家制度为农民提供了生活居住的田地、宅基地以及社会资本丰富的乡村熟人社会。进城务工的农民返乡之后，继续支持子代进城读书、就业、购房，渐进推动中国高质量城市化。
经济学家们主张构建生产要素更加充分流动的市场制度，以为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增长，但经济越发展，社会保障也要越充分。当保护农民自由进城返乡的土地被私有化、市场化之后，巨量农民就有可能“进不了城、返不了乡”，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危机，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区域比较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更加完整和深刻地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刻的理论支撑和系统有用的政策建议。任何经验和实践都是具体的，从具体经验与实践上升到总体经验和抽象经验，要经由区域这个重要环节。区域是结构，甚至是最为关键的结构，正是通过对包括区域在内的诸多结构的认识，可以形成对中国整体的认识与判断，可以找到更加一般的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区域比较是我们认识中国进而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方法。
三、学术训练：通过区域比较展开
区域是社会思考和行动的关键结构。但只是做区域研究，并不必然达致对整体中国、总体经验的把握和理解。具体的、地方性的经验与实践，要上升到总体经验和抽象经验，需要经由区域比较研究这个重要的学术训练环节。
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世界，且大多数人习惯于形成不言自明、未经反思和批判的生活经验。一个对生活经验缺少反思和批判能力的人，可能难以成为一个好学者。但通过反思和批判生活经验获得对经验的认识，并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办法，也不是最好的方法。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以他者身份进入区域田野，通过深入田野获得对经验的系统认识。进入有着区域结构的田野，通过经验现象A，进入与A相关的现象B，再进入与B相关的现象C，理解经验本身的自洽性，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关于经验的总体认识。这种认识反过来也会深化自己对生活经验的反思和理解。在田野中，研究者不断深入经验，由A到B到C一直到Z，最后再回过头来认识A，研究者对A就形成了带有总体认识的具体经验，而不再是刚开始对A的现象层面的理解。或者说，经过对一系列关联性现象的理解，研究者就能够揭示出A的深刻属性。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由A到B到C再到Z和回到A的过程中，研究者不仅完成了对一个具体经验的认识，而且训练了研究者对经验本身进行深入认识的重要能力。
通过区域研究能够获得关于区域的全面性认识，但还不足以形成对于中国的整体性认识和判断。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训练而言，研究者对经验的总体把握能力是极为关键的，这是一种超越具体区域经验的整体理解和判断力。根据我们团队多年的研究经验，刚刚接触经验的博士生，要通过对10个具有区域差异特征的田野点的深入调研（每个田野点用大约20天时间开展全方位调研，我们称之为“村治模式”调研），大致可以形成一定的经验质感，即对中国经验进行总体把握的能力。
为什么经过10个有着区域差异特性的“村治模式”调研就可以形成经验质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借区域之间的显著差异来不断强化研究者对经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理解，从而训练出研究者对经验的良好感知力，这种感知力也可以说是对经验的某种平衡感或我们经常所说的经验质感。
区域田野先验于研究者而存在，且其本身又是复杂的、多元的，具有内在自洽性的。因此，研究者进行田野工作要理解经验，就必须进入经验自身的逻辑。这个过程也是对研究者的认识进行改造与重构的过程，正如学习语言要形成语感，骑自行车要掌握平衡，学习者全身心投入田野就会自然而然地打通经验认知的“经脉”。
有两种进入田野形成经验质感的方式。第一种是长期在一个田野点调研。其优点是，长期在一处用力，可以细致深入理解田野经验的微妙之处，并通过理解经验提升对经验的感知能力；缺点是，因为田野不存在本质的经验，研究者长期在一个田野点调研，必然以自身生活经验或第二手经验来形成对经验的聚焦，甚至将具体经验上升到抽象经验，导致经验事实受个人主观意识的过度影响，调查者获得的信息都是与自己预设一致的经验材料，这就难以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纠偏调查者的主观认识，更难以训练调查者对经验的整体把握能力。
第二种是在多个地点进行田野工作。也就是，通过不同田野调研点之间细微的差异来深入认识经验，提升个人的经验认知能力。多点调研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选择不同区域的田野进行调研，通过区域比较研究形成超出单个区域田野的总体认识。多点调研的最大好处是，通过对田野经验的建构和解构、建立和破除的不断反复，进入对田野经验的深入理解，形成与之匹配的田野认识能力。多点调研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选择不同区域的田野点进行广泛调研，从而通过区域比较来形成超出单个田野的总体认识。多点调研，深入性与丰富性兼备，田野过程同时或更是进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的过程。
也就是说，以区域比较作为方法，开展持续深入的多点调研，或许是形成经验质感、培养优秀社会科学工的重要办法。不能真正做到见多识广，缺少对经验与实践的想象力，无论有多少理论知识，都不可能做好中国研究，也不可能深刻认识中国。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讲，田野不仅是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更是进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的过程。尤其是在进行经验研究之初，要对经验保持充分的开放性，通过田野来训练自己，将形成经验质感作为进行田野工作最重要的目的。
一个有经验质感的学者，具备了进行复杂思考的能力，直面理论、模型和数据时就容易有主体性，就有能力在复杂经验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有可能做出创新性的研究，而不会人云亦云，将自己的研究作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在缺少对经验本身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形成了很多脱离语境的理论和学术对话，过于注重学术的规范表达而非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结果变成研究者的自说自话。可能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所谓“平庸的精致”，即有的个别研究看起来比较精致，其所提出的问题或得出的结论可能却是常识，是不必要的精致。这样的研究有严重内卷与空转的迹象或可能，既无法从经验与实践中吸取研究营养，也不能回馈经验与实践。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经验深耕的基础上，从实践的土壤生成自己的学术议题，再分门别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深入研究，以真正理解和阐释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同时，一个具有对经验进行整体把握能力的学者，或具有经验质感的学者，对理论、数据以及现象就具备想象力，就可能容易抓住要害，而不是对所有经验现象进行简单排列组合。可以说，通过区域来训练研究者对经验的总体把握能力或经验质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方法。
四、区域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的基本进路
习近平强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实践，必须要回应实践中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复杂、独特、艰巨，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应当在实践中提出问题，运用既有理论与方法来解释实践，形成对实践的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来指导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并丰富和发展理论，从而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进路，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这种大循环不同于以对话式研究为代表的小循环。
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是指从既有理论中提出问题，通过经验来验证理论的对话式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建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不仅从西方翻译了大量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引进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资源，而且从西方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或研究的对话对象。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社会科学界兴起的学术规范化运动，社会科学研究“全面”与西方接轨，在研究和写作方式及问题意识来源上都部分地出现了国际化压倒本土化、国际期刊压倒国内期刊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以规范化为显著特征的对话式研究，可能使得真正回答中国实践中问题的研究反而边缘化。规范化的对话式研究有需要也有必要，但可能看起来精致，实则是缺少实践生命力的平庸研究，这种对话式研究进行精致的包装，但可能既无法回应中国现实问题，又无法形成理论本身的成长。在对话式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自外于中国实践，中国实践成为检验西方理论的经验碎片，最终可能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变成跟随式的社会科学研究。
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不同，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的目标首先是理解中国实践并服务于中国实践，因此要从实践中提问题。从实践中提问题，既离不开有问题提出能力的学者，又离不开正确提出问题的方法。区域比较方法正好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通过区域训练可以形成有经验质感的学者，这是以大循环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正确地从经验中提出问题，才能将经验纳入到有效的学术研究之中。当今学者的学术训练，比较注重理论与方法训练，却可能缺少真正的经验训练，尤其缺少通过区域比较形成经验质感的训练。通过区域比较训练，研究者能够较快地获得经验质感，形成对具体问题的经验感知，并在多点调研中形成对经验的总体把握，进而形成对特定问题的深刻认识。通过这种学术训练方法培养出大量具备经验质感的优秀青年学者，就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储备足够多的科研有生力量。
其次，区域方法可以对具体经验进行识别，从而为作为大循环起点的具体经验提供认知条件。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很容易出现对具体经验的全局化，将某些丰富的具体经验当成经验的全部甚至是经验抽象之后的综合，并将其过早地理论化。区域方法可以对每一个具体经验进行定位，保证具体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确保具体经验在区域范围内的深刻性，防止具体经验的片面性。从这个角度看，区域方法为高质量的大循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起点和问题意识来源。区域比较方法的独特性在于，通过区域比较可以防止社会科学大循环在经验研究的开始阶段即发生偏离，而将分析紧贴经验，充分展现出经验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后续理论解释提供经验条件。
与很多自上而下地看问题的研究方法不同，区域方法特别重视自下而上地看问题。每个具体经验都是特殊的，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时期特殊经验的比较，构成了超出个案的厚重经验，为一般性的理论思考和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地提供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区域方法可以打破小循环的局限性，防止从具体经验简单粗暴地直接上升到一般理论。区域方法在理解具体经验时，关心的是经验的内在机制，追问的是经验的内在逻辑，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碎片化利用经验的小循环研究，杜绝简单的学术生产机制。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两类不同的典型经验：一是个案经验或地方经验，二是全国统计数据。地方经验的加总不等于全国经验。同时，全国统计数据有可能会掩盖不同地区内在机制的差异。通过对经验长期的研究，形成对经验区域发生机制的理解，就为认识中国提供了桥梁。或者说，以区域比较为基础来认识中国，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不可少的途径。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实践呼唤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高潮的到来。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是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从经验中提出问题、吸取营养、茁壮成长，并通过实践来验证理论、回馈理论、发展理论。这个过程既是培养高水平社会科学学者的方法，又是形成理解中国经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的不二选择。
立足经验认识中国，应超越“具体经验”并形成“总体经验”，在这个过程需要搭建“区域”这一“结构”作为桥梁。作为方法的区域，不仅仅在经验领域呈现出丰富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中国经验的重要乃至关键性结构。村庄社会结构、农民心理与行为模式、制度政策项目下乡方式等不仅存在南中北的区域差异、文化的区域差异，伴随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东中西的区域差异也日益显现。对区域结构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致力于理解与阐释中国的社会科学工应当通过区域比较展开学术训练，在经验与实践的“沃土”中生长出自己的学术议题，再分门别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突破“从理论到经验”的小循环，并有望建构中国本土的社会理论与现代化理论。
通过区域来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经验质感，以及通过区域比较来认识中国实践，都是区域研究极为重要的功能。综上，将区域作为方法有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通过区域比较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复杂中国经验的整体把握能力，抓住问题的要害、做出一流的研究；第二，通过区域比较研究来认识中国，避免理论研究和政策执行时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目前，我们正通过东中西区域比较，意图澄清当前政策的可能误区乃至学术研究的误区，可以算是区域比较作为方法的一个尝试。区域比较方法适用社会科学研究全领域，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出封闭而精致的小循环研究，加入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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