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今经济问题的根源，应当从经济本身的内部去找，而不是从它的外部去寻找；应当从四十多年，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历史中去寻找，而不是从当前的现实中去寻找。如同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病，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一定会检查他身体本身，看他的病历，而不是看他住的病房是大还是小，病房的窗户是开着还是关着这个道理一样。
目前国内的一些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却非如此，对于目前得的病，要么怪病人投错了娘胎，要么怪病人按他过去开的药方吃药还不够。总而言之，他们怪东怪西，但有一条，就是从来不去反思自己开的药方对不对，是否是对症下药。
经济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一直告诉我们，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所以要刺激消费；在于民企发展有顾虑，所以要取消国企；在于营商环境不好，所以要优化营商环境。等等。然而稍微动点脑筋就不难发现，他们所谓的这些问题，都是表面现象，而非问题的本质。说消费不足，那么为什么会消费不足？说民企发展有顾虑，那么三十多年来，民营企业由不占经济总量的20%发展到现在的90%以上，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在逻辑上讲不通。说营商环境不好，然而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优化，再优化，为何一直不见起色？
我们说从经济本身内部去找，就是要看经济本身有什么问题，而不是绕着经济说经济，而不钻到经济的“肚子里”去分析；从历史中去寻找，就是要看看在历史上做了什么，那些东西影响到现在的经济。只有如此分析，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现在所缺的，正是这种态度，也是那些经济界头面人物所竭力回避的态度。
经济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呢？多少年来，一说到经济，就是“三驾马车”，不是投资、出口就是消费，如同他们看一个人的内脏一样，只看到心脏、脾胃、肺，而看不到神经，看不到血管，看不到人的内脏是一个有机循环的整体。心脏有问题，他们只管看心脏，开药方，而不管这个药方对人的其他器官产生什么影响；脾胃有问题，只管看脾胃，以此类推。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惯常做法。在他们眼里只有物，只有生产力，看不到正是这种强大的生产力所导致的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现实。他们这种做法，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死板的三分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经济的“肚子里”不仅有肝脏，有脾胃、有肺，还看到人的体内器官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既看到生产力，又看到生产关系；既看到物，更看到人，看到“物”与“人”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他们眼里的经济，是“物与人”的结合，既看到物，也看到“物中的人”，看到在生产“物”的过程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看到这种压迫和剥削所带来的劳动者的贫困以及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两极分化。
我们说从近三十多年的历史上去寻找，就要看这三十多年里做了什么，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共产党宣言》说的很明白：“资产阶级生产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少数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生产条件是雇佣劳动”。三十多年来，为了满足这个条件，为了“与国际接轨”，不打破公有制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不行，不去“制造”出大量过剩的用以雇佣的廉价劳动力不行，因此，从1986年开始，开始有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了第一批合同制工人，有了固定工的国家职工身份被偷换成企业身份，有了“打破大锅饭”“打破铁饭碗”，有了连西方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大规模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所有这一切，最终目的就是要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制造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三十多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资本愈增长，雇佣劳动量就愈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愈增多。”
与此同时，为了与“国际接轨”，让私人资本、金融资本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三十多年来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用尽一切办法，发展私营经济，也就是所谓的民营经济。一是通过让国营企业破产的办法，贱卖国有资产，扶持起一批私营企业；另一方面是通过限制国有企业经营领域的办法，扶持起一批私营企业。如打着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旗号，通过限制国有企业办医院、办学校，办幼儿园，为私营资本进入这些领域让出空间。一句话，就是通过限制、破坏国有企业发展的办法，把绝大多数领域让渡给私营企业。今天的中国私营企业，已经进入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现在仍然在打着“取消行政不当干预”的旗号，让私营企业进入剩下的领域。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发展不够的问题，而是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的问题。然而，说起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说起今天经济遇到的困难，则归咎于国有企业，把罪过推给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则一点罪过都没有，如同演戏的一样，主角演砸了，去怪别人，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由此足见，中国那些西方自由主义的教条者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有推卸责任之嫌。他们远没有曹德旺坦诚，曹德旺大意是说，今天这个局面，不能怨天尤人，我们都参与其中，都有责任。
在国人的印象中，三十多年来，国家几乎每年都出台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然而，在巨大的政策加持下，还走到现在这个地步，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比西方的资本主义高明。西方早期实行资本主义所产生各种问题，也就是经济危机，不因为中国而有例外，经济萧条、企业破产、大规模失业等，一个也跑不掉。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决定的，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吃了资本主义“饭”，不想得资本主义的“病”，那是一厢情愿，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美事。
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曾经有过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样的道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也会带来巨大的生产力，这不是因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功劳”，而是照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但应当看到，中国的这种资本主义，比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更具有掠夺性，对中国老百姓的掠夺和压榨程度更深、更重。因为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在对外掠夺中完成资本积累的，而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对内掠夺。
掠夺到什么程度？100万的房贷，要还170到180万的本息，其剥削程度超过旧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么多年，一个A股从广大股民身上割了多少韭菜，传销、校园贷、电信诈骗等，又从老百姓身上掠夺了多少财富？这还不算医疗、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罚款和收费。如果加在一起，从老百姓身上掠夺的财富恐怕是个天文数字。正因为如此，社会上才有了躺平、有了绝望，才有了不结婚、不要孩子、不消费的无声抵制和抗议。这种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然而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那些人——中国的那些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今天仍然在兜售连美国都正在抛弃的那些东西，仍然嫌中国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程度不够，恨不得像今天阿根廷总统米莱搞得那样，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才解渴，甚至叫嚣“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必须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羁绊，为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壮大私营经济提供真正的理论依据”，赤裸裸暴露了他们想颠覆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野心。也就是说，他们鼓吹发展私营经济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过不流血手段，把中国由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可悲的是，党内那些竭力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的人，从来没有给出一个令广大党员和群众信服的理由，来说明搞新自由主义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导致贫富悬殊，以解除他们担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忧虑和担心，相反，越来越多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担心党内的资产阶级势力越来越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他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这是176年前《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所下的结论，也是今天中国经济问题的本质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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