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将文化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把文化批判从文学文本拓展到了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并体现出范式转换的鲜明特征：以“文化主义”范式开启“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批判；以“结构主义”范式形成“多元决定论”的文化批判；以“结构—文化主义”范式实现“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借助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范式转换的分析，形成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不同介入视角所彰显的“文化”意义，探寻“文化”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在“结构—文化主义”范式的转换中，以“内容”与“结构”、“事实”与“形式”的交互关系，思考社会结构与文化事件的张力关系，达至对人的符号化世界的文化批判路径。
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批判作为瞄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利器,通过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来反观传统上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单向度理解模式,深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化批评理论,它不只是对文学文本为对象的文化批评,而是面向了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多元决定论和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涵盖了对日常生活、消费社会和人的符号化活动的批判,把文化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承载了三代思想家的思想,包括第一代“英国文化研究三驾马车”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P.汤普森(E.P.Thompson),第二代“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英语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第三代“种族问题的文化研究专家”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批评领军人物”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等。
文化批判理论在三代思想家的发展中,在聚焦不同的社会问题以及受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下,他们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冲破精英主义鸽笼式的传统文化谱系;以文学理论、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从文本语言转向人的符号化世界;以文化政治学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和社会建构功能,呈现出对“文化”概念、内涵、视角和意义的变化,产生了文化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具体表现为,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结构—文化主义”的范式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三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发展需求,并相互关联和不断推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文化批判理论的丰富场域,不仅呈现了不同社会历史语境和人文思潮下各种姿态的“文化”样貌,而且为文化批判走向文学之外提供了聚焦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践路径。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文化”内涵的理解,挖掘“文化”的社会功能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一、“文化主义”范式:“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批判
“文化主义”范式是指将人的实践经验和实践行为纳入文化内涵的理解之中,主张人类经验生活显影而成的文化观,彰显具有展现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功能。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借助“文化主义”范式,将作用于人感觉经验的文化视为文化研究的真实来源,强调源自生活世界文化观念的价值和作用。他们以“文化主义”范式,用经验事实对社会生活的直观描摹,回归文化语义的真实场景,力图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的文化符号链条,解开资本主义文化符号背后意义关系的幔帐。
“文化主义”范式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冲破传统文化谱系学,批判形而上学文化观的必然阶段。“文化主义”范式的出现是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接受“结构主义”思想之后,为了体现其代际差异而命名的。“事实上,文化主义是一个在此之后(结构主义)的术语,它的精确意义正是因为与结构主义的对比”。第一代学者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历史认识论的重要作用,从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场景出发,探究文化生成的真实来源,批判抽象化剥离文化的意义。在传统文化谱系学中,构成文化的词汇意义、编撰方式、语言规则和语体风格被严格地圈定在精英主义“文本自律”的界限中,文化抽离于现实生活的情境,被悬置起来的文化成为形而上学的存在。
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看到了传统文化观与传统语言哲学研究的弊端,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文化回归人的现实生活”“文化同样是普通人的”“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等这样一些经验主义的文化定义得以确定。在“文化主义”的开场下,使得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文化”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得以彰显,以“文化”自下而上的发展和多数人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得到了对原有文化观念里程碑式的变革。文化主义在很多时候被认为因感情色彩浓厚而失去科学性,然而,对于撼动当时坚如磐石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和改变旧文化符号秩序而言,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文化马克思主义早期文化批判的三部曲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为现实来源的创作。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不是理论内部抽象化的推演,或以建立某种严格文化理论规则为目的,而是以文化批判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形成具有现实指向的文化批判理论。伊格尔顿对文化批判功能的基本定位是,“现代批评是在反对绝对主义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定义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根本没有前途”。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批判展开文化批判的研究。他们意识到资产阶级通过政治权力,借助自上而下的符号操控,进行巩固、收编和编码资本主义的文化场域,从而形成统治普通人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流。在被资产阶级排序的文化序列中,底层人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识不被接纳,一直处于被排挤和被边缘化的状态。正如伊格尔顿所述:“部分是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重重压力,部分是受到社会主义内部新主题和力量的影响,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已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产生问题和艺术品在政治中的运用”。文化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研究,实现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关系”。而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文化观念变革,最初就源于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奠定的思想基础,将文化批判指向现实社会经验的思考范围。下面以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三部曲为例,分析他们如何从经验事实为基础的“文化主义”范式中,寻求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依据。
第一部:1957年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它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先锋之作,选取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语料,打破了精英主义视角的传统文化分析方式,以民族志介入对文化阐释的新替代方案,从贴近生活的文化展示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将文学批评的特殊性介入到整体文化研究中。这本著作振聋发聩地敲响了对文化传统旧秩序不满的鸣钟,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工人阶级有机文化生活的侵蚀与破坏。这一著作以带有个人自传性的记叙方式与社会历史和文化批判融合在一起,彰显了普通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意义,并揭示出工人阶级文化“断裂”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文化被动成为了顺从资产阶级文化操控的牺牲品。在被看作断裂文本《识字的用途》的第一部分,霍加特以充满温情的笔调展示了由“母亲”“父亲”“邻里”“他们”和“我们”之间所构成的工人阶级人物景观,以“口述传统”“没有比较更好的地方”“通俗艺术周刊”“通俗艺术例证”串联成一幅幅工人阶级“真实”而“富足”的生活世界。这种经验式的描述存留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文化样态,作为生活体验的文化观念,再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样态,让读者对工人阶级文化生活产生情感共鸣,并生发出对正在消失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惋惜之情。之所以称为“断裂”就在于,霍加特有意在第二部分全然扭转笔锋,以“失去行动力的弹簧”“被棉花糖世界包裹的新大众艺术”“自动点唱机男孩”“轰鸣刺耳的酒吧”等围绕着犯罪、幻想、性爱为主题的“火辣”杂志,这些充满“病态的”“不健康的”和“空洞乏味”作为呈现大众文化题材,用一种强有力的反差与对比,使读者自发产生对新大众文化裹挟世界的厌恶,发出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呐喊。
第二部:1958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它是另一本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奠基之作,被称为《识字的用途》的姊妹篇,同样采用了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表达了威廉斯“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经发生、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感受”。《文化与社会》记录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影响英国思想界主要的25位思想家所形成的“工业革命期间英语的演变”,也就是伴随工业革命以来,以伯克传统为标志的思想演进史。在伯克传统规划和限定的文化坐标系中,文化的边界、文化的精神和文化的规约性问题基本上被圈囿在了“国家精神”“国民性格”“上帝意志”“神的指引”和“完美标准”的词项范围中。威廉斯通过切入生活的文化叙述,关注人类社会实践的文化场景,来审视伯克传统以来文化格式化的思维进程。文化观念的形成并非静止和统一化的,而是充满了复杂而多样的姿态,承载了不同文化主体探索各自不同文化生活所做出的努力。威廉斯用这样一种开放式的文化观念,突破了伯克传统以来对文化解释的无限权威,对当时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方法论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三部:1963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它虽说是一部典型的历史著作,但同被视为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三部曲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这种历史与文化杂糅状态的研究,事实上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运用“文化主义”范式的一种体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改变了传统以来历史编撰学的记叙方式,将历史叙事呈现于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事件的感觉经验之中,而非抽象地陈设于特定的结构之中。汤普森以经验主义分析方式展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一方面,以“复数”而非“单数”呈现“阶级”,在于凸显“阶级”历史关系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以“形成”一种动态的呈现过程,突出“阶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诠释的意义。汤普森借助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共有的、共同的经历结成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揭示宏观社会结构之下真实而鲜活的工人阶级的本真样态。他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从劳动到生活、从组织方式到政治活动、从宗教习惯到文化娱乐,以回归生活的和沉淀于生活内部的具体历史事实揭开工人阶级形成的现实场景,从而抛去传统以来对工人阶级描述的刻板印象。汤普森细致入微地对“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的描述,就在于烘托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期间由共同经历而自发生成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情感。汤普森正是用潜藏在工人阶级文化中的“意识”“无意识”和“潜意识”,使得工人阶级摆脱盲从,从社会无意识的文化源泉中,获得工人阶级共有的思想观念和革命意识。
文化马克思主义早期三部曲以“文化主义”范式,展示了看待文化问题的多种可能性,不再固守于传统以来鸽笼式学科定位的文化划分,提供了不同主体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和形成不同观念的选择方式,从而使文化批判理论成为探究人类社会真实样态的一种重要来源。
二、“结构主义”范式:“多元决定论”的文化批判
在经历“文化主义”范式的探索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对“结构主义”的认识和自我转化过程,产生了介入“结构主义”范式的文化批判。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介入,不是对先前“文化主义”范式的否定和丢弃,而是一方面认识到“文化主义”范式具有缺乏科学实证研究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警惕脱离事实而落入纯粹形式主义、抽象结构序列的误区。他们对“结构主义”的认识,与前面提到的“文化主义”有密切的关联,在文化批判的范式转换中,看到了社会结构对意义生成的作用力,认识到仅以经验主义的认识原则探究文化问题还远远不够,需要寻求“语言”与“符号”、“意义”与“社会结构”之间富有张力的隐喻关系,以更加科学理性的方式研究嵌入社会结构的文化问题。
“结构主义”范式呈现出“多元决定论”的文化批判,这体现了“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范式转换的接连与发展,即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单一决定论的反思与批判。威廉斯在论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时,分析了这个具有“比喻性”关系的复杂性。在他看来,“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凝固的、界限分明的空间关系”,而是充满了“时间‘延宕’或‘不平衡’”。为论证这一观点,他以文献考据的方式,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致布洛赫的信》《资本论》中追溯“基础”“上层建筑”的术语变体,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基础”“上层建筑”的使用,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这对词语的使用不是以概念式而是以隐喻式来使用,因此在理解中要深入认识到这对词语的复杂隐喻关系,而非简单化、凝固化其意义或者封闭于某一范畴之内。威廉斯指出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于,“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生产关系方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也存在着这些力量动态演变的持续可能。……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基础’(习惯上人们也把‘变体’归入其中)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包含着现实人们和由他们构成的阶级所进行的种种具体活动,以及一系列从协作到敌对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自己从这种带有凝固性质的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从而推导出‘上层建筑’的多变过程”。因此,威廉斯反对当前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以“五个顺序性因素”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阐释,以一种排序或者序列关系割裂了“因素”之间的不可分性和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对“决定”一词进行语义分析,指明“决定”不是“铁的规律”“绝对的客观条件”又或是“抽象客观性”,而是“多元决定”、发生在“过程中的”“由过程整体上的‘规律’起作用”和“历史客观性”作用的。威廉斯正是在对“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澄清过程中,聚焦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文化批判理论的基础,激活“文化”具有的相对自主性和实践作用的意义。
第二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霍尔、伊格尔顿、本尼特,在延续“文化主义”基本的文化观上,认识到文化符号意义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单纯经验主义文化研究是缺乏系统的理论,进而展开了文化隐喻关系多维度的思考。这一研究范式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将索绪尔格式塔般传统语言哲学嫁接于文学理论而产生形式主义文论和文本自律论进行批判。他们从语言符号内部逻辑的文本研究,走向文学之外,转向语言事实和言语内容相结合的研究,强调符号意义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同时,他们批判性地吸收了结构主义对文化批判的方法,认识到结构主义固然有对社会结构缜密的地层学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但过于强调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结构背后历史主体的价值。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接受“结构主义”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深层结构的路径;二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析的路径。
路径之一: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深层结构的批判路径。威廉斯在回顾以往的语言哲学发展史的过程,阐明了语言哲学的现实状况,认识到索绪尔语言哲学是一种语言结构的自生系统,语言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是被排除在研究之外的。索绪尔语言哲学符合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家的研究路径,以对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用语言内部逻辑构造哲学,是一种纯哲学内部的研究。威廉斯主张语言符号研究与现实社会关联的思想,开启了以社会维度语言符号研究为代表的思想家维柯和赫尔德的思想。然而,他认为这些思想是一种生物学或者先验论的语言研究,是对语言符号构成性观念形成于人的生物学基础的论述。为此,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对语言符号的构成性观念加以诠释,提出了具有物质性社会实践的语言内涵。
本尼特对索绪尔之后文本自律论的美学原则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索绪尔对意义与现实之物的符号关系可运作于美学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一种‘文学’观念使得我们发现在美学中所关注的问题”。然而,这种美学性的文学分析在英美新批判那里,被发展为文本自律性原则,强调文本内部结构的优先性,以文本陌生化的方式拉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在本尼特看来,这种追求形式上的迥异造成了“文学”批评任务的相互抵触,失去了文学美学的真正价值。在此情境下,本尼特以文学之外的视阈,走出了传统文学批评固定化的模式,重新搭建意义与现实之物的文学审美,提出具有审美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路径之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析的批判路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汲取语言范式之后,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融合的新思路。以霍尔为核心的第二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受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影响,开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阿尔都塞以“矛盾与多元决定”的思想,对黑格尔主义的“表现的总体性”进行了批判,认为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与斯大林针锋相对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黑格尔主义的残留,以科学理论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看待文化问题,以文化的相对自主性对待文化、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
文化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思想的接受不是全盘和被动的,主要采纳了其中关于不同层次、地层学的抽象之间的连续而复杂运动的思想,同时,也看到了多元结构论影响中产生系统阐释的高度形式主义的危险。虽然,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思想在霍尔所主持开展的文化研究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如霍尔的“批判范式”,即从内容转向结构或者说从显示意义转向符码层级。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也看到了这种大量去除历史、高度抽象结构和注重形式的弊端,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冲击也影响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认识。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阿尔都塞过于强调结构的无主体和结构的连贯性,从而陷入了无行动主体的困局中,并产生了无力解决意识形态冲突和如何解构意识形态的问题。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存在的优势与弊端,试图将两种范式进行有效结合。霍尔认为,葛兰西转向有助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合,有助于超越文化主义、结构主义的局限。
三、“结构—文化主义”范式:“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
从整个结构主义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出三个历史时期: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和巴特的“语言学范式”;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以葛兰西转向实现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超越。这三个阶段代表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实现“结构—文化主义”范式融合的演进过程,实现从语言符号拓展到更广泛的符号世界的研究。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符号一体两面的特征,即“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运用到文化批判的思考中。而这种融合范式是通过将结构主义原则运用于具体的文化与社会事实中,以及对传统结构主义的扬弃中不断摸索而来,体现了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这种符号化对象世界的文化批判是在“结构—文化主义”范式融合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延伸推进的。
当文化马克思主义看到阿尔多塞结构主义的弊端时,将其目光转向了葛兰西思想,最终实现了“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范式融合。他们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过于追求结构的抽象化而走向过度的形式主义,去除复杂文化符号场景中的历史事实,而无法解决文化符号中“无意识”“常识”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关系问题。他们通过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常识”“霸权”和“权力”的分析,有效推进了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两种范式的接合。在葛兰西看来,意义链的顶端是由制造、维护及再生产这些权威理论和实践规定,即所谓的“霸权”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决定不是静态的实体和持续的稳定系统,而是充满着不平衡、冲突、斗争、协调和重新平衡的动态过程。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结构系统中的动态性,将文化批判指向符号化的对象世界,把阿尔都塞“地层学的现实变成统一由符号化对象渗透其中和作用其中的这样一个现实”。
文化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符号实践对于反霸权的积极作用,在符号化对象的理解中,文化符号被归为具有相对独立存在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范畴。文化符号与意义张力关系的探究,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后期研究得到颇为有效的发展,在探究具体文化意义的生成时,不仅探讨广泛被接受的“意义图表”,更为重要的是,展开了“意义”流通中产生的差异、冲突、认同和利益关系的询问;不仅对观念系统的“意义”或者表征系统的“意义”进行分析,而且更进一步地对实践的“意义”或者功能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加突出了“结构—文化主义”范式马克思主义符号隐喻研究的特色。
在“结构—文化主义”范式融合的文化批判理论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深入社会文化现象的剖析,直击当代社会的核心矛盾,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视阈。文化马克思主义面对政治话语的复杂性,形成了文化政治学研究。像本尼特则汲取了福柯关于非单一结构权力的思想,主张对话语的论述不能单纯依靠结构主义方式,而应采用战略性或战术性话语的思想。本尼特这种战略性或战术性的话语主要接受了福柯“知识分子”的思想,并撰写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之外》《文化、治理与社会》等系列著作。他试图恢复“真实历史”叙事和减少“文学内部”叙事,强调“知识分子的职能”,对公共话语、公共教育、公共文化场所,开展政策引入上的文化治理。
伊格尔顿将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融入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分析中,关注多视角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但是,他明确指明了研究“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之间关联,指出“(性别)远不是阶级斗争的替代物,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即便在被称为具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克拉里莎被强暴》中,他始终强调以“总体性”分析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意义,借助拉康的概念——“拒绝替补的逻辑”批判任何以“身份政治”替代“阶级”概念等替代方案。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20世纪末以来“女性主义”“身份政治”“边缘群体”和“青年文化”研究的态度和定位,认为这只是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某种阐释,并不能从中找到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政治实践形式,这与第三代代表人物思想具有一定差异。
20世纪90年代之后,第三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全球化驱动下出现了文化“并列、会合和混合”的姿态,需深入到符号化对象世界更为复杂的多面向观察,反对传统样态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方式,关注文化符号中的“混杂”“散居”“移民”“多元化”和“多重身份”,凸显了本质主义批判的特征。吉尔罗伊以“多元化的历史”与文化表征相结合,强调在多元文化视域中用“身份的运动”的方式重新看待种族文化、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的问题,反对以泛全球化身份对不同历史境遇的文化特性做出统一化叙述。多里莫尔和辛菲尔德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主要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以戏剧作为展开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微缩镜,揭示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流对整个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遮蔽。他们用反本质主义的批评方法,主张文学与历史的无法分割性,调动戏剧中失序与反抗性元素,例如“克瑞西达作为反抗秩序和权威的典型代表”,从而激活戏剧本身潜在的颠覆力量。他们关注文本阅读作为建构人类知识、基本观念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实践活动,将文本理解当作是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力图达到文本与语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无歧义性,彰显了符号化对象世界中普通人民文化自主实践的意义。
20世纪末到21世纪文化马克思主义随着后人文主义的涌现,他们借助“结构—文化主义”范式,将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延伸至更广泛的场域,包括主体性与身份、社会认同方式、反本质主义、身份与话语模式、散居与边缘群体、混杂身份、后殖民主义文学、性别的话语结构、全球电子文化、数字媒体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等相关主题。他们认识到文化批判理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由不同群体组成的文化集合中的内部独特结构和相对自主的实践形式,来探究文化符号与社会结构的张力关系,从而以文化实践的内部生成作为变革整个社会结构的动力,从微观文化结构的变化产生对整个社会结构运行方式的反作用。
文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的角度关注文化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将文化事件与事件背后的结构规律进行一种复合。这种研究一方面避免了结构迂回、抽离现实语境的分析,另一方面可在语言繁复的经验描述中寻求规律;既可以减轻结构分析对文化现象造成的刻板感,又可将文化的气息和浓郁感在经验的叙述中蔓延开,使得在这样一种双向维度的展开中让人不禁轻呼一声这就是文化。
结语
总体来说,“文化主义”范式的文化批判赋予语言符号展现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借助历史文化语义学、二战前后工人阶级语言符号变体和承载社会关键词的语义流变,对经验生活的日常语言、工人阶级的言说方式和普通人民的文化常识,进行了具体经验层面的语言研究。这一研究范式改变了格式塔般传统语言哲学的现状,从语言符号内部逻辑研究,转向了语言事实和言语内容相结合的研究,强调言语意义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结构主义”范式在延续“文化主义”范式的文化批判基础上,认识到语言符号意义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单纯经验主义语言意义研究缺乏系统理论,展开了文化结构地层学意义的思考。他们批判性地吸收了结构主义对语言研究的方法,认识到结构主义固然有对语言符号缜密的科学研究方法,但过于强调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结构背后历史主体的价值。“结构—文化主义”范式一方面强调语言符号结构分析的科学意义,另一方面关注语言符号行动者的实践意义,将“语言结构”与“言语意义”作为探究社会发展互为补充的因素,嫁接了符号的“形式与内容”“结构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两种范式融合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将共时的结构秩序与历时的时间序列编织在一起,共同释义嵌入在社会结构的文化图景,为文化批判理论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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