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似乎”对当代中国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原因在于,传统研究往往存在着一种“资本逻辑”的思维惯性,即在“视资本为支配和主导一切的绝对主体”的前提下思考技术及其引发的问题。克服“资本逻辑”思维惯性,须首先在战略上藐视,然后在战术上找到可替代的思考方式。从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实角度出发,采用“技术逻辑”——视技术为与资本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主体——是跳出“资本逻辑”思维惯性的一种方案。这将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产生新的理解,更契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需求。
“2005-2010年间,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1%,比2000-2005年间提高了约8个百分点,预计2015年可提高至55%。”2012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2.2%,比2003年提高1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不比资本和劳动少,且已经有超过资本的态势。技术的显赫地位决定了它必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征和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技术”必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话题之一,而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必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
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核心和基础来自马克思本人的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是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公认的技术哲学先驱,有着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然而,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不仅处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缘,同时还处于技术哲学研究的边缘。
马克思技术哲学的边缘地位十分反常。这与技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显赫现实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梳理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反常现象,进而探讨消除反常现象的策略与进路。
一
一般认为,“技术哲学”由德国人卡普(Ernst Kapp)创立。但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认为,对于技术哲学来说,马克思与卡普同样重要。
“马克思与卡普是同时代的人,实际上他们在很多基本观点上一致,技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但是,卡普在改革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受到新兴起的地理学学科的影响,而马克思则受到了新兴的社会学学科的影响——尤其是受到那些被人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学家的影响,这些社会学家强调在技术与社会之问的内在的紊乱”。
米切姆的看法代表着国内外技术哲学界的普遍看法。尽管,马克思没有发展出某种“技术哲学”,但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公认马克思具有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
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对后来的技术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成为当代英语世界中四大技术哲学流派之一。国际技术哲学(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SPT)协会(1975-1995年)的四大组成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者。
法兰克福学派和苏联-东欧学派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中颇有影响力的两支流派。前者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负盛名的一支流派,其核心人物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芬博格(Andrew Feenberg)都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技术批判理论”。
后者被认为是技术哲学中最易识别的一支流派,它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主要研究科学技术革命(Science&Technology Revolutionary)和技术科学理论。“科学技术革命”最早由贝尔纳(J.D.Bernal)和佩洛(Victor Perlo)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来。但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思想是列宁于1917提出的,认为科学技术在社会的革命性转型中起主导作用。事实上,列宁这个思想是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继承,最早于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共党纲领”提出,并于1917年6月上半月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发的新版党纲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
“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全社会化,也就日益迅速地造成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
两大学派都是站在时代前沿,继承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对各自的现实问题做出了回应。所不同的是,前者大都注意到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后者更多关注正面影响且从总体上拒斥前者。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的影响力要小得多。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不仅处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缘,还处于技术哲学研究的边缘。
在理论研究方面,王伯鲁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般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这其中没有技术哲学的位置,与技术相关的讨论往往作为支流,或者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支援背景。乔瑞金认为,我国学界比较重视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忽视研究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比较重视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的重要意义,但忽视技术进步对学说的具体作用,如泛泛而谈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没有具体的因果机制。
在技术哲学的经典著作方面,绝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研究技术哲学都要首先读一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如《存在与时间》、《技术的追问》等。作为公认的技术哲学先驱的马克思,他的著作(如《资本论》及其手稿)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在实践方面,马克思技术哲学的价值“似乎”不如西方技术哲学。面对当代中国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如高技术及其产业化问题、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问题等,人们往往首先借助于西方技术哲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来理解、把握、反思和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关于技术的思想鲜少应用于这些问题。
马克思技术哲学处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技术哲学研究边缘的现象十分反常。这与技术在当代中国“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奠基性作用,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显赫现实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主观因素抑或客观因素造成的?
二
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范围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逐渐向后期《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技术哲学思想转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一直以来,无论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技术哲学的,主要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思考方式来理解、把握和反思现实问题。于是,我们往往在唯物史观视野下探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这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表现为“资本逻辑”的思考方式,即在“视资本为支配和主导一切的绝对主体”的前提下思考技术及其引发的问题。
既然资本作为支配和主导一切的绝对主体,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必然排在资本的后面。技术的地位和价值被低估,使得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的地位和价值也被低估了。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和技术哲学等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应用方面,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必然处于边缘地带。以此类推,以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也必然会被边缘化。也就是说,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的边缘化,是由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维惯性——“资本逻辑”造成的。这是客观因素而非主观因素造成的。
基于资本逻辑思维惯性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除了先天地规定了技术和技术哲学思想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和作用之外,还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研究视角来看,基于资本逻辑的研究遮蔽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之前准备大量了工艺学(Technology)等技术方面的资料,如1861-1863的伦敦手稿中的工艺学和技术史笔记,以及关于机器、大工业等论述。马克思为什么要准备技术资料?以及这些资料对《资本论》研究和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作为马克思思想支流或理论体系的支援背景需要专门准备么?这些问题尚有待澄清。
从研究进路来看,资本逻辑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强化了批判性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之大使得人们往往认为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只是一种批判的技术哲学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而言,批判性研究的确发人深省。但是,过于强调批判性往往使得我们忽略了现实中技术本身及其作用,反而使得批判性研究对现实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更妄谈提出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而言,当务之急,是跳出资本逻辑的思维惯性。如此,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才能实现理论创新,摆脱边缘化的地位和命运,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同时成为技术哲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然而,作为一种思维惯性,资本逻辑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根深蒂固的。资本逻辑是基于唯物史观进行批判性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因此,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领域,我们难以找到如何跳出资本逻辑的线索和资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方法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方面提供了跳出资本逻辑的线索。
一方面,在战略上应该克服对资本的敬畏。卢卡奇认为,我们必须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才能有效地理解、把握和反思资本主义世界。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藐视”资本,克服对资本作为支配和主导一切的“绝对主体”的敬畏。
另一方面,在战术上应该在资本逻辑之外,找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哈贝马斯认为,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以来,“技术的科学化”趋势日益明显,技术与科学的日益密切结合,使得科学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讨论的“科学”其实是技术科学化后的形态。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事实上指的是“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将会动摇资本的绝对主体地位。
马克思曾经表达过“技术是生产力”的看法。在《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及1861-1863手稿中,马克思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考察了大量的工业学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因此得出技术是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发展意义上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
基于资本逻辑审视生产力时,由于资本作为支配和主导一切的绝对主体,资本成为第一生产力。但是,当技术从“生产力”到“第一生产力”后,资本必然不再是第一位的生产力。这种转变有利于我们缓解、摆脱,乃至克服对资本的敬畏。资本的绝对主体地位也将因此而可以撼动。
邓小平也独立地提出“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邓小平于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这一观点,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石之一。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的两方面线索,在中国本土都有相应的资源,即在中国都有效。因此,我们将在本土的理论和现实资源中,找到一种可行的、反思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方式,使得我们能够克服对资本的敬畏并跳出资本逻辑的思维惯性。
三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且到了关键时期。也就是说,当前的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各种现实问题已经凸显并相互纠缠,问题之复杂前所未有,按照原来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的工业化迫切需要从量的发展转向质的发展,如需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需要降低能耗与产业升级等等。“五位一体”的思想表明,发展不再是只关于GDP增长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全面的增长问题。
实现“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其根基仍然在于中国自身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的洗礼”,以便建立符合中国本身的工业化体系,找到一条将科学技术迅速且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国道路,从而推动工业化进程去追求中国梦。
技术无疑已经是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转换为生产力的第一驱动力,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过半并越来越大。因此,国家对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依赖越来越重。当高技术开始全面介入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时,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它不断冲击人们的观念、伦理道德标准、生活方式,甚至是人的生命本身。
然而,人们对高技术的认识,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却远远滞后于高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高技术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对人类的改变是如此剧烈,以至我们甚至来不及理解和反思它们,我们的道德实践和制度安排还不能适应或不足以应对这种发展和变化。其结果是造成了高技术伦理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一方面,高技术引发了新的、人们不甚了解的,甚至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新伦理问题”,如纳米技术伦理(风险、毒性)、生物技术伦理(人工生命、干细胞复制)、信息技术伦理(隐私、知识产权)、核技术伦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当人们习惯于使用已有的批判方式来应对高技术伦理问题时,我们发现,高技术伦理问题已经不是批判方式可以直接应对的。也就是说,面对高技术伦理问题,批判性研究进路处于“失效”状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还是西方技术哲学传统的。
高技术问题,以及当代中国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横扫整个社会,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本职范围,涉及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和协会)、专家团体(科学家和工程师)与公民大众等。
上述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典型问题。这些促使我们开始反思技术并追问技术的三个基本问题:(1)什么是技术?(2)如何评估技术应用对社会的影响?(3)面对技术,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些问题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挑战在于,当今中国面临的工业化问题是关于技术的三个基本问题,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对技术的关注比较少。原来对技术关注较多的自然辩证法,已经演变成以西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主的科学技术哲学。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理解和回应工业化带来的问题。机遇在于,现实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动力。当代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技术是时代特征且带来了诸多尖锐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技术必将是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核心话题之一,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话题之一。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领域之一,其中,马克思技术哲学是理论核心。
然而,与当代中国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相比,真正成为问题的是,我们传统的“资本逻辑”思维惯性已经不足以理解、把握和反思它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本投资拉动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技术创新驱动型;传统社会是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着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技术,现代社会是技术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其主要驱动力是技术,然后才是资本。也就是说,现实中,我们应对问题的“行为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但是,我们应对问题的“思维方式”却惯性地保持着“首先是资本,然后才是技术”。因此,传统思维惯性的资本逻辑思考方式已经难以面对当代中国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与“资本逻辑”相比,现实中的行为方式是一种“技术逻辑”,认为“技术能够突破资本对其造成的限制,至少是与资本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的主体”。因此,当“技术逻辑”作为马克思技术哲学的一种思考方式时,它可以跳出“资本逻辑”的思维惯性。
现在的问题是,“技术逻辑”是否适合研究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
根据哈贝马斯所说,在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即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高于资本的贡献率。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般认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83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完成,1870年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开始。因此,两次工业革命之间的间隙是欧洲大陆工业化时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技术从“一种生产力”逐渐向“第一生产力”发展的时期。
马克思重视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及其对生产力的贡献。在1857-1858手稿中,他认为:“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
在1861-1863手稿中,为了阐明剩余价值问题,马克思专门考察了古代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技术史、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和工艺史。他力图说明技术(科学的应用)与资本之间的纠缠关系:“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夜,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它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日益纠缠,甚至并被赋予资本增值的使命。这说明技术与资本的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地谁先谁后的问题。这足以动摇资本作为绝对主体的地位。
四
为了正确认识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地位和价值,我们有必要从资本逻辑的角度转换到技术逻辑的角度重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在这样的格式塔式的视角转换后,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将有新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化解原来资本逻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研究视角的问题。基于技术逻辑,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理解马克思著作。马克思关于工艺学和技术史笔记,以及关于机器、大工业等论述的地位,以及它们对《资本论》研究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作用将会有新的理解。
接着是研究进路的问题。批判性研究是一种消极的研究进路,不足以解释马克思那个时代技术对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不足以解释当年马克思对技术的积极态度(如把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力),更不足以解释当代中国技术对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性作用。技术逻辑有利于我们在跳出资本逻辑的思维惯性的同时,促使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审视技术的积极作用,而不只是作为一种批判性研究。
基于技术逻辑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更契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需求,在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可借鉴的理论,在思想上发掘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其他著名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潘恩荣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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