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思想的长河中，主体性一直是思想家们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彰显了对人的主体性认识的初步觉醒。到了近代，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对主体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各自的理论视野出发，强调了人的理性、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等，并以此为根据，建构起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大厦。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如何实现了对形而上学主体性思想的批判和超越？或者说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层面去理解“主体性”呢？
马克思在很早就站在了高扬主体性的立场上。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打破必然性的研究，意识到个体的人同样可以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摆脱外界强加于人的必然性束缚，获得自主性和自由。他写道：“对于古代人来说，自然的作用是前提，而对于近代人来说，精神的作用是前提。”在古代，人们往往将自然视为人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对自然的敬畏和顺应是古代人生活的重要特征。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昭示了人的巨大潜能，人类不再完全受制于自然的限定性，不仅有能力超越自然的束缚，而且能够主动探索和改造自然。在此，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青年马克思思想中以自我意识弘扬主体性的倾向，“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他肯定了自我意识的自主性对必然性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自主性思想受到了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被黑格尔俘虏，他认为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并不是孤立的和绝对的，通过“定在中的自由”，他展开了对伊壁鸠鲁抽象自由观的批判，显现了自身对黑格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的超越。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形成是建立在区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动物与其生命活动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自然的，它们的行动往往基于遗传和本能；而人类不仅具有生命活动，而且能够将自身的生命活动提升到意识的层面。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区分，为人类主体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当人能够清晰地将自己的生活作为意识的对象，并在意识中将对象和自我区别开来时，便意味着人类超越了动物的本能驱动，开始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人的生命活动因此变得有意识、有目的，认识自我和改变外部世界才成为可能。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存在使得“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的生产不再受限于自身所属的特定的种的特性和需求，而是能够超越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生物限制，掌握“任何一个种”的特性和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来进行生产活动，并且通过将自己的内在尺度作用于对象，使产品具有了人的印记，彰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
在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中，实践概念占据核心地位。当我们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史，可以看到，他对主体性的理解一步步离开自我意识哲学，从主观的天上回到现实的地上。马克思正是通过实践概念将“主体性”从抽象的思辨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清除了黑格尔哲学中遗留的“纯粹概念神话”，赋予主体性更加具体和现实的内涵。主体性不是抽象地存在于意识或精神之中，而是体现在人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实践是彰显人的主体性的桥梁和纽带。他尖锐地批判道：“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这句话体现了马克思对现实与意识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马克思看到了自我意识哲学中主体性思想的局限性和抽象性，他们往往将主体性等同于“意识的内在性”，将人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封闭在意识内部的、静态的存在，倾向于将主体的实现过程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因此无法完全把握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马克思则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来洞穿这种“意识的内在性”，他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要从“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去理解，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断建立起人与外部世界的实践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人将外部世界转化为可以感知、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同时也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
实践不仅是理解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也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的途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和实现，不仅体现在人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制约，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意愿主动地适应、互动和改造环境，使环境适应人的需求；而且体现在人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中，人在实践过程中作为主体能够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策略，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满足新的需求，人的主体性发挥由此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明，“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真正的历史不是思想活动的历史，不是精神主体性的展开史，而是物质实践的历史，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实践主体性的实现史。因为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人的主体性也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主体性正是在感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范畴。离开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生产活动来谈人的主体性，要么将人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先验的、超越的存在，陷入抽象的思辨之中；要么将人的主体性简化为一种生理反应或本能行为，陷入机械主义的误区。因此，在唯物史观的科学视野中，在现实的生产实践中，马克思真正还原了被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遮蔽的主体性，将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置于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活动及现实的生存境遇中加以审视和考察，主体性正是在实践中历史地生成着，不断推动新的历史规定取代旧的历史规定。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对主体性的理解不仅仅是环境的改变和单个人的自我的改变，人在生产实践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也具有属人的性质，也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在生产实践中，人们通过分工、协作、交换等方式，形成丰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要全面理解人的主体性，就必须深入到人的社会关系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主体性被压制和剥夺的现象，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他们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夺，他们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失去了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一切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自主、创造性的活动，而是被异化为单纯谋生的手段，他们在劳动中体验到的不是自我实现和满足，而是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折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人展现了相对外部自然的主体性的伟力，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同时，人类主体性又落入了新的异化和物化的窠臼之中。因此，实现个体的主体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使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从这一层面上说，主体性是人力图摆脱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束缚而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解放的一种愿望和能力。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将摆脱各种限制和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直到那时，个体主体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总的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主体性超出了抽象的思辨或自我意识的“封闭环节”，深深根植于人的现实的生产实践之中。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是人从自然关系盲目性和社会关系的奴役性中解放出来，不断摆脱各种必然性的支配，最终达至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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