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4年5月8日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诞辰125周年。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批判性社会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英格尔·索尔蒂（Ingar Solty）在“雅各宾”网站发表了“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Was an Enemy of Freedom”一文，对哈耶克的思想及其本质进行了系统的评述。认为，尽管哈耶克以捍卫“自由”的面貌出现，但他实际上是自由和民主的敌人，是“资产阶级反对民主的最锋利武器”。他的理论工作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寻求在没有永久政治专政的情况下建立资本专政的手段”。他专注于“从根本上限制民选政府的权力”，并系统地取消了“政府对金融和经济政策的主权”。这最终使得哈耶克成为比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等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更聪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英格尔·索尔蒂（Ingar Solty），出生于1979年，加拿大约克大学博士，德国政治作家和记者，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批判性社会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新帝国主义》（2004）、《奥巴马治下的美国》（2013）等。
原文网址：
https://jacobin.com/2024/05/friedrich-von-hayek-freedom-neoliberalism-democracy
在所有民主和自由的敌人中，哈耶克可能是最聪明的一个。至少，他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今天的全球经济结构——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中央银行、“平衡预算修正案”以及保证资本未来利润的“自由贸易协定”——基本上都是基于他和他的学生们的思想。
据说撒切尔夫人曾在一次保守党政策会议上从包里掏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宣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即使在新自由主义肆虐50年之后，仍有一些真正的信徒。哈维尔·米莱就是其中之一。当这位上流资本企业家的儿子在2023年12月当选阿根廷总统时，总部设在柏林的哈耶克学会向他颁发了该学会的最高奖项：哈耶克奖章。这个因与德国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关系密切而备受抨击的协会，称赞米莱“对市场经济力量的清晰认识”，能够“再次为自由、繁荣和社会和平奠定基础”，继承了“路德维希·艾哈德、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传统。
哈耶克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波茨坦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格尔德·哈伯曼（Gerd Habermann）在米莱上任百日时写道，他寻求废除“平等主义的福利国家和破坏性的社会政治政策（如性别主义等）”。米莱上任仅十天就确实启动了“链锯”（chain saw），他强行通过了一项紧急法令，以资本完全自由的名义，废除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修改了防止裁员和劳动保护的法律以及对电力、医疗和流动性的价格控制，废除了保护租户免受房地产公司侵害以及保护消费者免受制药、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侵害的政策。除军队外，所有政府开支都被冻结。此外，米莱还寻求将所有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为了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实施这些政策，米莱所通过的这项法令还包括一项“授权法”，旨在赋予他在关键政策领域的准独裁权力。哈耶克肯定会非常喜欢这一切。哈耶克学会主席斯蒂芬·库斯（Stefan Kooths）在商业日报《Handelsblatt》上撰文称，米莱是“自由主义的幸运”，并希望他能带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浪潮。
哈耶克的第一个目标是有计划地让人民保持“大傻瓜”（海涅语）的状态，远离所有影响其生活的社会和经济决策。他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将工人阶级毫无防备地交给资本。
他和他的追随者总是以“自由”的名义这样做。这个词贯穿了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他的学生米尔顿·弗里德曼称之为“为自由而战”。然而，哈耶克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不受限制的资本自由，其另一面就是对工人的奴役。哈耶克想要的是无限制的剥削。为此，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资本利润受到挤压。据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称，这使他成为“激进右派的崇拜人物”。当时，哈耶克仍不得不与左翼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贡纳尔·米达尔分享这一奖项，这表明福特主义的危机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有多种出路。弗里德曼在1976年的获奖，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崛起的转折点，远在撒切尔和里根当选之前。
哈耶克痛恨平等。他只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当普通人被迫起诉寡头垄断的汽车业、制药业或医疗行业的公司时，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像是一种嘲弄。哈耶克以“遗传”差异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巨大经济不平等辩护。这与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等人关于财富是个人成就和优点的结果这一主张产生了共鸣。
市场激进主义走投无路
20世纪3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危机、大规模罢工以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工会权利、引入财富税和累进所得税以及扩大经济中的公共部门，来解决明显的不平等问题，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变得更加平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面临着其前任赫伯特·胡佛的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失败，该政策导致大规模失业率上升至25%。罗斯福非常激进地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征收75%的税，后来达到91%。
这笔钱被成功地投资于公共就业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电气化、高速公路、桥梁、地铁、水坝和灌溉系统等）、自然保护（建立和扩大国家公园）、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文化生活的促进。如果他如愿以偿，税率将达到100%。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预见到了“食利者的安乐死”，因为食利者的生活完全依赖于对人类毫无价值的资本收入。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危机期间，凯恩斯主义范式被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取代。凯恩斯本人曾帮助哈耶克获得伦敦国王学院的职位，这可能被视为历史的一个笑话。从那时起，食利者阶层再次欢呼雀跃。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现在有1%的德国人口完全依靠资本收入生活，即依靠他人的（剩余）劳动，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被上市公司通过利润和股息所侵占。一些社会学家曾指责“占领运动”将社会最底层的99%和最上层的1%区分开来，简化了阶级概念。然而，这种区分实际上非常接近真实的阶级关系。
无论如何，今天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口的相对贫困和日益严重的绝对贫困，以及学校、桥梁和公共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崩溃。正如皮凯蒂所指出的，2007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不平等现象再次达到了1929年的高点。这绝非巧合：金融资本主义必然会不断产生金融危机，因为大量资本为了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会不断产生新的投机泡沫。它们也会引发社会危机，因为政客们通过公共住房、医疗保健、养老金、教育等领域的私有化，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
哈耶克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大学时代，就已经学会了憎恨像后来的罗斯福新政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红色维也纳”政治。1921年，他的一位教授为他联系上了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后者是驳斥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的，后来成为了他的导师。哈耶克在1944年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将罗斯福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我们必须指出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命运有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他承认，“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当然不同。也许他是想先发制人，避免人们怀疑扩大美国工人的罢工权是否真的与德国工人运动在纳粹集中营中被消灭的情况相似，或者为所有族裔的工人提供的公共就业计划是否就是美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是，哈耶克认为，这些差异不应掩盖“我们正朝着同一方向前进”这一认识。
哈耶克正确地看到，市场激进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处于守势。尽管美国的大企业资助了《通往奴役之路》的大规模发行，但当时的趋势是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监管和更多的经济计划。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大萧条，大萧条导致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导致了世界大战。只有苏联在经济计划的帮助下顺利度过了危机，虽然它是从一个依赖性的落后发展中国家脱胎而来，但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欧洲从德国法西斯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罗斯福成功地推行了左翼政策。战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被推广到东欧，而在英国，一个严重倾向左翼的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在德国也是如此，1945年后，所有占领区的数百万人立即参与了工人运动，甚至在黑森州的全民公决中支持大规模工业社会化，但遭到美国占领军的阻挠。就连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也在其《阿伦纲领》中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因此需要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对利润和权力的追求”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反革命者
此时此刻，哈耶克将自己视为反革命分子。他的乌托邦已成为过去。有童工和16小时工作制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是他的“失乐园”。里根曾经说过，如果有机会，他要把历史的车轮拨回到19世纪。然而，天堂之所以失落，是自由市场秩序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正如哈耶克的理论对手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同样于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自由市场秩序所造成的对大自然和劳动力等“虚拟商品”的剥削，迫使社会被迫进行自我防御。波兰尼认为，“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哈耶克观察到了1870年后发生的“大转型”。他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人类思想霸权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向德语世界的转移，他观察到了这一转移，并对此感到遗憾：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转向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寻求一种回到未来的新的“大转型”。他的著作是对社会主义的宣战书。然而，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始于“企业自由主义”，即出于对工人运动的恐惧，试图通过监管工厂和设定法定最长工作日等措施，遏制资本主义最明目张胆的过度剥削行为。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将此称为通往社会主义的“滑梯”。他要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
尽管如此，哈耶克在怀旧之余，也看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性。根据他的传记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的说法，“任何以收入再分配为具体目标的立法都将被禁止”。他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如何防止群众利用他们赢得的普选权来收回至少一部分被资本榨取的剩余价值，甚至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为此，哈耶克使用了一种花招。他否定了阶级的存在，构想出一种抽象的个人，其自由（完全是消极的自由）的基础是不受国家控制。因此，他把每一项税收政策都定义为对自由的剥夺。对某些人来说——因为仍有小牛在选择自己的屠夫——这种消极的自由观念今天仍然能引起共鸣。这些人就像是没有长大的成年人，他们抨击并反抗父母的要求，如吃饭前要洗手以免生病，整理自己的房间以免陷入混乱等。同时，这种幼稚的做法与那些在资本主义竞争中被孤立的人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并将转化为一种“人人为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态度。2023年一条在推特上疯传的消息说，“自由主义者就像家猫一样：绝对相信自己的独立性，却完全依赖于一个他们并不认可或理解的系统"。
自然秩序？
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宣传“法治”。与马克思不同，他并不认为资本生来就“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是革命性地创造和改造生产关系的渐进过程的一部分，也不是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过渡社会。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者、波兰尼与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也是关于哪种秩序是“非自然的”：社会主义还是“自由市场”。哈耶克和他的弟子们常常自相矛盾，他们有时像弗里德曼在《通往奴役之路》英文新版序言中那样，把市场描述为“常识”，有时又把社会主义描述为对资本主义的自然情感反应，把市场激进主义描述为高度理性思考的产物。
哈耶克认为，（市场）文明产生于“无意识的习惯”，这些习惯被转化为“明确和清晰的陈述”，从而变得越来越“抽象和笼统”。在谈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时，他写道，“个人自发的、不受控制的努力能够产生复杂的经济活动秩序”。宪法应限制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和保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在这一体系中，民主和多数决定本质上具有破坏性。由于市场会自发趋向于稳定的均衡，即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的自我调节，因此不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相反，国家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哈耶克反驳了新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已被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所推翻的论点，认为十九世纪的贫困实际上并非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它甚至不是真正的苦难。相反，市场带来的“国家财富”的增加只是提高了“大傻瓜”对繁荣的期望，并导致发现“社会中非常黑暗的地方”。但事实上，“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实质性的好处”。对于自由市场所引发的强大的劳动运动，他解释说是由于“自由市场”的实施不够激进，推进速度过于“缓慢”。
他的论点从根本上说是反民主的。在他看来，社会就像要求越来越多的忘恩负义的孩子。正是他们“无边无际的野心”，导致了“在世纪之交，人们越来越放弃对自由主义基本信条的信仰”。此外，社会主义也是知识分子的过错，他们诱导工人接受与他们本性格格不入的东西——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起源于基督教以及塑造人类历史的所有宗教，它实际上是对“竞争性市场秩序基础上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的否定。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性设计的道德体系......其吸引力取决于其承诺后果的本能吸引力”。他抱怨说，“我们在智力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与知识分子交谈得越多，就越有可能遇到社会主义信念”。
归根结底，市场激进主义将其存在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它具有破坏性，但它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场重新规范资本主义的“反运动”。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坚持他们的观点，即“自由”市场具有增进人性的作用。他们总是可以声称，他们的乌托邦尚未在任何地方完全实现。
但回到《自由宪章》上来：它所监督的规则只能是“抽象的、一般的和非个人的”。在哈耶克看来，“法治”与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再分配政策根本不相容。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税收和管制政策已经被视为专制统治，福利国家被视为极权主义。哈耶克试图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描绘成同一个“集体主义”家庭的兄弟姐妹，而不是彼此的死敌，也是基于这一点。今天，每当右翼自由主义者强调阿道夫·希特勒毕竟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时，我们都是在处理哈耶克式的扯淡“宾果游戏”。
专制自由主义
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遵循洛克的理论。洛克捍卫有产阶级的利益，认为应该允许每个人占有自然环境中他所能占有的一切财富。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曾经说过：“财产就是盗窃”。哈耶克对此进行了反驳，不仅社会主义是盗窃，甚至税收也是盗窃。
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哈耶克的致命弱点。他不得不为之辩解的不平等并不完全是一种表现出来结果。他承认“环境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从小继承了数百万或数十亿遗产并“其为自己所用”的人都不一定是新的爱因斯坦。但“天赋和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不公平的优势”。“消除意外影响的愿望是要求‘社会公正’的根源……只有消除所有那些不受刻意控制的可能性，才能满足这种愿望。但是，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对所遇到的任何意外的最佳利用”。哈耶克将此称为“法律下的自由”，并称之为他的“核心关切”。除了“法律和行为的一般规则的平等”之外的任何平等都等同于“摧毁自由”。
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及其（市场）“规则”对哈耶克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众”想要什么并不重要。相反，对哈耶克来说，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暴政。哈耶克、他的老师米塞斯以及他的学生弗里德曼和布坎南等人——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主谋们，面临着与卡尔·施米特和法西斯主义相同的问题。他们观察到了大众民主的发展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衰落之间的历史联系，这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的反民主遗产在他们的思想中得以延续——新自由主义的真实历史也与专制主义密切相关。
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大众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反动形式。二者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在普选的条件下，如何防止群众突然产生以公共住房对抗住房短缺，并将食品、医疗、教育作为免费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商品来提供的想法，甚至提出改造土地、工业和银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化经济服务于人民的要求。施米特等法西斯主义思想家试图废除普选权，转而实行彻底的（总统制）独裁。为反希特勒联盟的英美资产阶级撰写文章的哈耶克非常清楚，这场战斗已经输了。他转而集中精力消除民主进程的影响。哈耶克是“后民主”（用科林·克劳奇的贴切说法）的主要理论家。他的理论工作归根结底是寻求在没有永久政治专政的情况下建立资本专政的手段。因此，他专注于从根本上限制民选政府的权力领域。他的理论系统地取消了政府对金融和经济政策的主权。与施米特相比，这最终使哈耶克成为更聪明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尽管如此，为了赢得反对民主、大众和福利的战争，他也对彻底的独裁持开放态度。
哈耶克在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孟德斯鸠、本杰明·康斯坦茨和洛克以及美国历史中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在1776年的美国宪法中，他找到了资产阶级决定国家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特里·布顿（Terry Bouton）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宪法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出现的，它是当时反殖民主义革命战争中反对“民主时刻”的反革命产物。
波兰尼是最早观察到宪法如何侵蚀民主的人之一，他写道，美国“将经济领域完全隔离在宪法管辖之外，从而将私有财产置于可以想象的最大保护之下，并创造了世界上唯一依法建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尽管有普选权，美国选民对有产阶级却无能为力”。早在1939年，哈耶克就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一书中指出，“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对所有人都平等适用的、旨在保持永久性的一般规则体系”。适用于个人的规则现在也应该对议会民主制具有约束力。
经济宪法
哈耶克和他的学生们利用两种机制来建立市场驱动的社会发展体系：第一，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经济）宪法；第二，通过联邦化政策系统地削弱民族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权限。因此，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都要发挥作用：一方面，将决策权集中到反民主机构，如中央银行，这些机构已被宣布为“独立”，即不受民主问责和控制，而且国际条约也具有宪法地位，对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国家机构，但其财政等方面的指导和控制权却很少。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国际化”（罗伯特·W·考克斯）将成为以哈耶克为基础的 “新宪政主义”（斯蒂芬·吉尔）的重要工具。这相当于通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资保护协定、欧盟经济宪法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世界资本主义宪法，以及七国集团和欧盟委员会等不受国家议会影响的机构来限制民族国家。
因此，新宪政加强了资本的结构性力量，即资本的流动性，从而迫使国家提供补贴，迫使工会在工资政策上做出让步，如此循环往复，使得资本外逃成为可能，如果政府计划进行再分配或社会化，就会因此而倒台。哈耶克还加强了与这一体系关系最密切的政府部门（尤其是财政部），牺牲了经济、劳动和社会部门的利益。
因此，哈耶克为一个“别无选择”的市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其规则只有在政府倒台的情况下才会受到质疑。正是本着哈耶克的精神，世贸组织制定了关于平等对待本国和国际资本的规则，使附属国无法争取独立。他为保护“知识产权”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奠定了基础，使制药公司甚至可以垄断植物和种子，而不顾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因此而自杀。《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投资保护协定最终也应归功于哈耶克，在这些协定的基础上，如果国家做出禁止吸烟或逐步淘汰核能等民主决策，跨国公司就可以起诉这些国家，要求它们为未来的资本利润损失支付可怕的赔偿金。
除了这种去民主化，哈耶克还发展了另一种使资本完全实现独裁的手段。这就是联邦化。基于“建立一个（民主的）世界国家对文明未来的危害可能比战争更大 ”的假设，哈耶克以及他之后的布坎南主张有系统的政府职能分权，即“开放联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亚当·哈梅斯）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哈耶克说：“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有效地限制所有政府的权力，以及如何在各级权力机构之间划分这些权力……建立世界国家对文明未来的危害甚至可能比战争更大……赞成增加政府权力的人总是支持最大限度地集中这些权力，而那些主要关注个人自由的人则普遍主张权力下放。”
哈耶克认识到，当地方政府相互争夺资本及其直接投资时，它们就有可能在预算方面遵守纪律，因为它们不再受到资本管制的限制。
事实证明，同样的权力下放原则也有助于榨干令人痛恨的福利国家，因为地方政府通常无法满足社会对于提供公共住房、改善学校条件等方面的要求——这表明它们的手被财政政策束缚住了。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各州迫于地区债务压力，不得不在增税或削减社会福利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削减社会开支在结构上已嵌入宪法。
少数人的自由
因此，哈耶克被证明是资产阶级反对民主的最锋利武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欧元区危机后要求的服从国际金融市场的“顺应市场的民主”，就是基于他的思想。
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危机期间，哈耶克将普选制度中的资本专政理论化，并因此在资产阶级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是哈耶克的历史性胜利，使他成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为代价来实现少数人自由的最有力的宣传者。如今，自由主义将自由的概念据为己有。哈耶克意识到它的争议性，“毫无疑问，承诺更大的自由已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这种更广泛的自由确实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作为免受剥削和从不自由的时间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它是所有必须靠雇佣劳动生活的人过上自主生活的先决条件。
哈耶克的精英主义敌视民主，这表明市场激进主义不可能符合大多数工人阶层的利益。即使他没有得出法西斯主义的结论。米塞斯在1927年仍然欢迎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欧洲文明的救星”。但他认为，反福利国家的反革命很可能必须是独裁的，因为根据他和布坎南的“超负荷”理论，群众永远不会投票反对福利主义。因此，哈耶克在20世纪70年代要求剥夺“净转移支付领取者”（net transfer recipients），即所有公共部门雇员、所有退休工人和所有失业工人的选举权。
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也直接支持了1973年智利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变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在六年后，撒切尔和她的“专制民粹主义”（将解散福利国家的要求与民族主义诉求结合起来，因此基本上是哈耶克与施米特的结合）才表明，即使保留普选权，新自由主义也是可能的。但早在1981年，哈耶克就在一次采访中宣称，他永远宁愿选择市场独裁，而不是福利国家民主。哈耶克说，“竞争毕竟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使得更多的人必须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无论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改变习惯，还是对工作投入一定程度的关注、持续的努力或规律性，而如果没有竞争，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哈耶克怀疑，“在无限制的民主制度下（指在资产阶级独裁专政下--编者注）是否能出现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在这方面，他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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