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HISTORICAL SCIENCE
1
掌握历史辩证法的重要性
人类历史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向研究者提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并非是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而是研究问题的指导方法。唯物辩证法就是这种带普遍意义的指导方法。所以，恩格斯又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唯物辩证法作为历史研究方法论来说，它不是用来证明现成真理的简单工具，而是研究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指导线索，是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
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特点。认识并掌握历史辩证法，就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
历史辩证法承认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唯物辩证法的诸范畴，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普遍地存在。同时，还要求运用这些规律和范畴去辩证地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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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形成历史运动
人类社会是在充满着矛盾中前进的，矛盾形成历史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自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无产者和资产者，一句话，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贯穿在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之中。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在不断运动着的，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存在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除了不断地发生、发展直至最后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逐步进到高级的运动过程，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是静止的、永存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与旧的矛盾及其发展，使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前进。
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绝对的，然而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就人类社会历史而言，统一性（共同规律性）寓于多样性（特殊性）之中。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往往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只承认历史发展的个性、特殊性，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否认社会历史发展有客观的共同规律可寻。他认为，社会历史同自然界中的现象不同，社会上只存在一个个、一件件的特殊事物，不会有反复出现的共相，因而不存在共同的规律性。他说：“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这样，“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矣。”何炳松在其《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也说：“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故凡属前言往行，莫不此往彼来，新陈代谢。此历史上所以不能有所谓定律也。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梁启超、何炳松等人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道理，他们把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绝对对立起来，否认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的发展在本质上存在着共同规律性。固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比较起自然现象来表现了更多、更复杂的特殊性，但是这只是普遍性展开的形式不同，不等于不存在普遍性。
地球上生活着的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共同的矛盾，因而也就具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即共同的规律性。共同的规律性是由共同的矛盾性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生产方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千差万别，然而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联系，存在着某种重复性和常规性，即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规律。所以列宁指出：“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例如，不管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或西德，虽然在历史传统、政治体制、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特色，然而它们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资本家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等。这些基本的共同特征，决定了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
当然，“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只能大体上反映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发展还各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例如，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共同阶段中，有的国家和地区没有经过奴隶制或封建制。即使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希腊奴隶制不同于罗马奴隶制；欧洲封建制与东方封建制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不同于欧洲庄园统治；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战争；中世纪的欧洲皇权在教权之下，而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教权则在皇权之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已相当繁荣，而欧洲艺术的巨大发展则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文艺复兴时代，等等。离开了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特点，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就无从谈起。然而，只有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才能更好地说明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历史的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反映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矛盾的特殊性展现出历史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内容。历史的发展总是以个别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展开的。我们能够抽象矛盾的普遍性，但它作为规律和本质，并不具体存在，而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例如，我们经过抽象可以找到奴隶社会的一般概念，然而在历史实际中则很难找到这种最一般、最纯粹的奴隶社会。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具体的奴隶社会，如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古代东方的奴隶社会等，它们以自己特殊的矛盾形式表现出奴隶社会最一般的规律。
矛盾形成历史运动。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在其运动过程中，以自己的特殊矛盾形式，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的共同规律性。
3
历史发展中的渐进与飞跃
历史发展总是由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变化，由渐进引起飞跃；而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这种不断地循环往复的质量互变，构成了历史无限多样的发展过程。量变与质变、渐进与飞跃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进化与革命的统一。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缓慢的发展几乎表现为停滞状态。但是，无可否认，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仍然处于不断的（即使是缓慢的）发展变化之中，从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演变，从诸侯割据向封建专制集权主义的变化，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迁，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到太平天国的雄踞大江南北，这些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各方面逐步变化的表现。然而，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将使历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如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即使它已经到了腐朽、没落的阶段，如果没有革命斗争，它也不会自行“飞跃”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行跑掉。
量变和质变不是简单地依次顺序地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它们常常是相互交错的。在量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常常存在部分质变，这就使历史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来。量变与部分质变准备着事物的根本变化。部分质变的事例，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经过了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这些阶段都有部分质变的性质。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一次深刻的部分质变。由领主经济到地主经济，由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再到货币地租的转化，也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部分质变。
部分质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为个别属性的消失或产生，但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有的表现为局部发生质变，但全局性质未变。部分质变的矛盾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经过缓慢的发展，有的是经过激烈的震荡，有的是自下而上的动乱，有的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等。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飞跃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类，即爆发式和非爆发式，也就是革命与改良（改革）。敌对阶级之间矛盾的解决，在多数情况下采取了爆发式的飞跃（革命），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而非敌对阶级之间矛盾的解决，则常常采取非爆发式的飞跃（改良或改革），即一般不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尽管飞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飞跃采取什么形式，都是事物发展过程的转折点，即渐进过程的中断，旧东西的死亡和新东西的产生。恩格斯指出：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爆发式飞跃与非爆发式飞跃的区别，也不能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飞跃形式当作任何历史条件下的飞跃形式。例如，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尼德兰、英国、法国是通过激烈斗争的革命形式实现的，在日本、德国、俄国则出现了类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同样性质的历史飞跃过程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新兴阶级的自觉程度，纲领、政策、口号的明确程度，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程度，阶级阵线清晰或复杂的程度，以及是否发生了武装斗争或武装冲突发展的程度等，都会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就造成了历史转变过程中飞跃形式的差别。正视这些差别，分析和研究这些差别，乃是历史研究的任务。
4
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总是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历史的发展总是不断否定过时的东西，逐步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列宁说：“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之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这种发展是有客观的规律可寻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性，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方向。
当我们承认历史向前发展受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所支配的同时，我们也承认历史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历史运动始终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前进上升运动。这种前进上升的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列宁也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历史在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迂回曲折以至暂时倒退，是可能的，有时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历史的倒退或重演，并不简单是“历史的循环”。“历史循环论”歪曲或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里所讲的历史的倒退或重演，从属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为客观规律性所包含的。
历史向前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迂回，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发生于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新兴社会势力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锻炼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新旧势力的悬殊，新兴力量在斗争中暂时受到挫折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挫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往往又成为新兴力量前进的阶梯。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历史发展的迂回曲折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都有突出的表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到1688年才稳定下来。在这四十八年中，既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统治，也出现了旧王朝的复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于1789年，到1875年才稳定下来。在这八十六年中，交织着革命与倒退，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内战与外战，征服外国与投降外国等一连串的动荡和曲折。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还可能发生于一个社会形态内部，这是由于腐朽势力的垂死挣扎和倒行逆施的结果。例如，东罗马帝国在查士丁尼统治阶段，就企图以武力在欧洲强行复辟奴隶制。查士丁尼以武力攻占了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占领了意大利中南部、西班牙东南部以及地中海的许多岛屿。查士丁尼武力所到之处，便恢复奴隶制，将土地、奴隶和隶农重新还给罗马贵族和教会。查士丁尼的反动，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农奴制强化的历史状况，徭役的庄园发展了，劳役地租加强了，封建主可以不带土地出卖农民，农民的经济状况和法律地位普遍地恶化。恩格斯把中世纪后期农奴制的强化，称为“第二次”农奴制，“普遍地再施行”的农奴制。
造成历史的曲折，还有许多社会因素。诸如民族之间的互相攻伐，尤其是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攻伐，可能使历史走一段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几遭波折，原因之一就是与处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较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有关。这些落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低，入主中原后，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严重破坏。待到消化了消极因素后，历史才又从原先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前进。这样的弯路多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就被大大地推迟了。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边疆兄弟民族入主中原，对于这些比较落后的民族自身的进步，以及对于中华民族的同化与融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却是以整个中国的历史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为代价的。
在历史发生急剧变化时，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即运动总是先沿着惯性方向作一段过度的滑行，然后才回到历史给它安排的位置上来。这种摆动，也体现了历史前进与曲折的辩证统一。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但是，这种前进却又必然伴随着曲折和迂回。反过来说，尽管历史有许多倒退和曲折，但是，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仍然是向前的。从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说，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5
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偶然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即必然性，常常需要通过大量的偶然事件表现出来。一般说来，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不居支配地位，对历史的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而必然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则居支配地位，对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起着决定作用。
但是，历史的必然性却需要通过历史的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是说，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来表现自己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在看来一团混乱的各种偶然事件中，发现历史的必然性，即规律性。由于必然性是隐藏在无数偶然现象中起支配作用的，因而单凭感官是不可能直接把握的，因为赤裸裸的必然性并不存在。与必然性相比，任何偶然性都是相对的，任何现象都是带有偶然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使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是单调的，而是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英国和美国不一，法国和日本不同；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的保留了皇帝，有的没有皇帝；而即使是保留了皇帝的资产阶级国家，日本天皇与英国女皇，显然也不尽相同。大量的偶然事变使历史的发展显得丰富多彩。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从陈胜、吴广起义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情形就很不一样，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不一，起义的规模大小不一，结局也不完全一样，许多偶然事件使这些农民起义表现的千差万别、丰富多彩。
尽管偶然性一般说来对历史的发展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漠视它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差异，有时被解释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根本原因）和导因（事件的直接导火线）的不同，或者说是远因与近因的不同。例如，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其根本原因是英国统治集团的对华侵略，其导火线则是鸦片的输入与林则徐的禁烟。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导火线则是芦沟桥事变。必然性与偶然性不仅是互相联系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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