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时代，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已有了较大发展，农业上有了中耕锄草，治虫和选种的经验，历法更加完备，青铜器的生产规模也更大了。随着生产斗争经验的丰富，奴隶们对自然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创造了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阴阳”说。
“五行”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朴素反映。他们从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材料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水有湿润和往下渗透（“润下”）的性质，农业生产离不开它；火有灼热和向上飘动（“炎上”）的特性，冶炼和烹煮都少不了它；木的特性是可曲可直（“曲直”)，能制造各种用具；金的特性是坚固锐利，可以制成各种器械（“从革”)；土的功用最大，可以种植五谷（“稼穑”)。这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奴隶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前进。这种认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它从自然界本身的物质构成来说明自然界，不附加以任何神秘的色彩。
奴隶们从生产实践中还注意到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具有某种相互转化的关系，如木能生火，火能熔化金，金又可以克木等等。这些经验的初步总结，对于后来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行”同人们的生活密切不可分开，奴隶们自然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他们唱过这样一支《五行歌》：“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滋生也。是为人用。”意思是，“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劳动吧。有了水和火，我们吃喝都不愁；有了金和木，我们就能发展生产、建设新家；可爱的黄土啊，生长万物的母亲，种植庄稼全靠它。”这只歌按照对“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来设想安排自己的生活，丝毫没有对天命的敬畏，也没有对手执皮鞭的奴隶主的恐惧，表达了奴隶们对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生活的向往。
“阴阳”说跟“五行”说一样，它是奴隶主阶级天命论的直接的对立物。最初，劳动人民在山坡上开荒种地，发现向着太阳的一面庄稼长得好，背着太阳的一面长得不好，因此，人们得出一条经验，种地必须“相其阴阳”。在古时候，“阴”、“阳”二字就是表示同一山阜的背日面和向日面。可见，阴阳对立的观念是从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在生产斗争实践中，劳动人民逐步地了解自然的规律性，阴阳的观念有了发展。风雨晦明的变化，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时的更替以及大海的潮汐，江河的流行，使奴隶们苦苦地思索着其中的哲理。他们意识到，天气时阴时晴、时风时雨、时冷时热，就是阴阳二气互相消长的缘故。通过仰观俯察，长期积累经验，他们还看到，日月的运行引起昼夜的更替，寒暑的变化伴随着草木的代谢。从这些自然现象的互相联系中，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界应按照阴阳交替的次序运行着。
“阴阳”说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首先，人们初步意识到整个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在阴阳对立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互相对立的范畴，如天地、男女、刚柔、内外、进退、生死、泰否、损益等等。从阴阳转化，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对立物互相转化，形成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是说世上没有固定不变的现状，平地可以变成斜坡，发展到极点的事物终究要走向反面。从阴阳的消长，人们还认识到事物的转化有一个过程。如“履霜坚冰至”就是说脚踩着晚秋的白霜就知道严冬的冰雪即将来临，从寒霜到坚冰要经过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从社会上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不断变化，劳动人民联想到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坚信“否极秦来”的道理，受压迫到了极点终究要翻身。这一切都是劳动人民从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发展趋势的长期观察得来的。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对于整个奴隶阶级的觉醒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奴隶们创造的“五行”、“阴阳”说，从根本上动摇了神学天命观对思想界的统治。就连奴隶主阶级中个别主张改革的人物也产生了对天命论的怀疑，从而试图用“五行”、“阴阳”说来解释自然现象......
劳动人民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进步思想家，对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丰功伟绩之一。
正如奴隶们辛辛苦苦炼出来的青铜被奴隶主用来制成缭铐套到奴隶身上一样，奴隶们创造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阴阳”说，经过历代剥削阶级的偷窃篡改，也成了禁锢奴隶的精神枷锁。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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