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以及生存方式中过度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滥用,以及过度消费所导致生态环境危机的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生态政治哲学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激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政治思潮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无知,力图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并提出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生态方面构建全新的社会制度即生态社会主义。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背景下,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的需要,为我们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
20世纪20年代以来,面对人类所面临的人和自然关系失衡的现实困境,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开始探索科学技术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重新把人们的哲学目光转向人和自然的关系。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人类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科学技术的批判开始,经由马尔库塞从批判科学技术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转向,再到莱易斯和阿格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创立,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回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历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深刻批判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我们建设和谐美丽的生态中国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和帮助。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从多个角度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性。詹姆斯·奥康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运动。他认为,传统唯物主义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缺乏对生产条件的分析。其实,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化必然导致生产条件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对原材料供应,这就会造成原材料的价格增长和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导致生产不足的后果;相反,如果原材料的价格降低就会加速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自然界的污染加重,从而加大对生产条件的破坏。与此同时,传统的唯物主义理论在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时候,只是从技术的角度去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导致技术和工具成为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首要因素,而忽视了文化和自然条件对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发展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批判这种传统的唯物主义观点,首次把文化和自然条件引入唯物主义理论。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受技术和工具的制约,还受到文化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联系的中介,既是一种物质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如果仅仅把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看成是一种由技术和工具所主宰的物质交换活动,那么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
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从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维系其统治合法性的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大量的商业广告宣传,引诱人们进入一种无尽的商品消费模式而无法自拔。资本主义是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大量的商品,维系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约翰·贝米拉·福斯特和安德列·高兹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特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生态环境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的所有者为了追求资本的不断增值,无视社会的真实需求,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以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本增值。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完全无视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更不可能按照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安排生产活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关注的事并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的协调……它所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这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物质交换的失衡和断裂,引发生态环境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入手,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这就给我们在现实实践中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以及生存方式中过度的消费文化进行了重新反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滥用,以及过度消费所导致生态环境危机的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现代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的批判主要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以约翰·贝米拉·福斯特、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自然的理由》中指出,人类滥用科学技术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资本家进行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而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由于科学技术在现实生产活动中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剩余价值量和利润率,因此,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资本所有者必然会拼命地发展,并在现实中应用科学技术,甚至滥用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伤害。于是,科学技术脱离了其为人类改造世界服务的原初功能,反而异化成为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针对当前某些资本主义生态学家寄希望于通过技术的进步来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天真想法,约翰·贝米拉·福斯特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疑义,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
威廉·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从哲学价值观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他认为,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人对自然的控制。“控制自然”必然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引发生态环境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同现实的人类生产和生活,以及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批判了那些脱离现实的人类活动而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及其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与此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对滥用科学技术的批判和对过度消费的生存方式的批判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过度的物质消费提供了技术的支持和现实的可能性,推动了人类过度的物质消费文化的形成,加重了生态环境危机。人类只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恢复科学技术原初的本质,才能摆脱技术异化所导致的恶果,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才有现实的可能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继承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全面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重矛盾等理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人类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加深人和自然的对立状态,引发并不断加重生态危机。环保主义者试图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改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想法,不过是天真的一厢情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乃至全球的生态危机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扩张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市场已经满足不了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金融体制的模式给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的不可控制性。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来调节自身的各种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机制就会失灵,从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实行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通过经济全球化战略对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殖民的同时,也进行生态殖民,进而引发了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自身经济发达的优势,通过世界市场大规模地掠夺全球的自然资源,同时输出大量的商品。有些环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环境,制定、实施了严格的法律法规,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改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事实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本国的环境问题,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制止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生产行为,使本国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但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绝对不是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实际上此类生产行为在本国已经无利可图,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已经通过资本的输出和全球的市场,把那些污染严重的生产行为输出到落后的国家,造成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使得生态危机进一步蔓延到全球。
面临现实的世界性的竞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往往占据了竞争的有利地位,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自身的经济发展,不得不通过牺牲本国的利益,换取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支持,以达到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或眼前的快速发展的目的。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在重复着以牺牲自己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生态环境却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破坏程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过度的消费资源,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温饱问题而肆意的滥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可以通过自身资本和技术乃至武力的优势,轻而易举以极其廉价的方式获取大量的资源,转移自己本国的环境污染,因为不可能有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动力;对于后者来说,生存问题乃是其目前最大的问题,所以,缺乏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条件。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可以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输出,把那些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搬迁到发展中国家,减轻了自身生态环境污染的压力,但是大气、海洋和自然风向的运动和变化却不会以发达国家的意志为转移,只是限定在某一限定的区域内。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消耗自然能源,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气候的普遍升高。由于全球变暖,包括南北极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冰川开始大面积地融化,进而导致海平面的升高,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现实生存。所以,我们可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不但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而且加剧了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和生态的对立和矛盾,进一步扩大了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失衡。要想解决现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对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的批判,让所有人认清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本质及其绝无可能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可能性,进而发动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全新的生态革命,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一个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三、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
传统的生态主义没有认识到生态环境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所造成的,而寄希望于通过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自我改良,以及人们环保意思的觉醒达到消解生态环境危机的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生态政治哲学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严肃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政治思潮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无知,力图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并提出建立一个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集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生态为一体的全新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针对自身所提出的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政治发展战略,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扩张性的发展模式只能加剧全球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解决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现实中已经毫无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资本主义生态政治思潮主要包括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个流派,“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其内在共同的理论基础。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是现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只承认人是唯一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除了人之外,其他一切包括自然界都是人实现自身内在价值的工具,只具备工具价值。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人会发挥自然这个工具的价值最大化,其结果必然会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引起生态危机。只有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生态自治主义则在结合“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生态危机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以等级制为核心权力体制和在等级制权力体制基础上的统治意识,并把它们扩展到人和自然的关系领域。面对自然界,人首先想到的是征服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之下的存在物,而这种征服统治自然的结果就是生态危机。要想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可以建立一个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以分散化、自治化和直接民主为主要特征的绿色社会。对于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的生态思想理论,戴维·佩珀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首先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在他看来,由于“自然价值论”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和理论基础,从而“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直觉而不是理论论证、它的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自然是否赋予本身以价值,我们作为人类只能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谈论自然)以及它试图建立一个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趋势”。戴维·佩珀认为,人不可能去确认自然本身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人只能从自身的需求、愉悦和愿望的立场出发,去规定着人和自然的关系,脱离了人的需求而抽象地谈人和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毫无意义的。针对“自然权利论”,戴维·佩珀指出,“自然权力论”强调自然的权力高于人类社会的权力,而离开人类的权力去抽象的谈自然的权力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种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抽象的强调自然的权力的做法,实际上是反人类主义的做法。
戴维·佩珀在对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这两种主义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上理论主张。佩珀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寄希望于通过人类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实现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从而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目的,其内在是唯心主义、非历史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政治冷淡主义的结合体。生态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到生态危机同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之间内在必然联系,把生态危机归结到个人身上,从而导致生态主义非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其本质上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从而直接导致“对发动物质生产模式变化的需要,对这些变化如何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中抵制他们的强大利益的影响没有给予充分的政治关注”的后果。这就表明,生态主义无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对生态危机的影响,其本身必然会拒斥政治中的阶级属性,从而陷入政治冷淡主义的错误中。针对生态自治主义所坚持的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以分散化、自治化和直接民主为主要特征的绿色社会的生态危机解决途径,戴维·佩珀认为,生态自治主义其实质上采取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生态自治主义对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放弃现在的生活状态,重新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这本身其实理想化的乌托邦,在现实中根本无可能实现。无政府主义反对人类理性,“主张人们应当根据自己的情感要求和对感官或审美愉悦的自发追求,而不是根据预设的理性或社会习俗系统来设计社会,这就必然导致分权、地方性、自我管理和反都市主义的倾向”。生态自治主义把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学相结合的结果不但直接形成了以反对现有等级制体制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分散的、自治的、小范围直接民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而且强调了在实践中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对自然界的顺从和回归。同时,生态自治主义因为反对阶级政治,所以,必然会反对在现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以及政治革命等具有强烈改变特征的社会政治运动。这就决定了生态自治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必然陷入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主义。戴维·佩珀最后强调,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做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生态运动只有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相结合,进行全新的生态革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才有可能真正地得以解决。
其实,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已经为资本主义所导演的消费盛宴所迷惑,要想人们自觉地抵制这个异化的社会,把自己从异化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极其困难,那么就必须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更为激进的以生态革命为目的工人运动。当然为了保证其生态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强调: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所富含的生态学思想,更加深入地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引导人们走出资本主义所导演的消费盛宴,建立起一个自主的、理性的、合理的消费观念。其次,我们要找出工人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之间的共同点,建立起环保运动者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由于看不到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是直观地感觉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给自身生存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自发采取的一种环境保护运动。他们不会在现实的环境保护运动中顾及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利,所以肯定不会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甚至给某些资本家以保护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利为借口而抵制环境保护运动,而脱离了工人阶级支持的环境保护运动必然不会成功。这就要求我们引导环境保护主义者正确地认识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在进行环境保护运动的同时,更加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利,与工人阶级联合在一起推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最终建立起一个既能满足人类的发展需要,又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的、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诚然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问题,甚至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持悲观消极的态度,但我们却不能否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消解生态环境危机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美好追求。
四、生态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
我国经历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经历的环境问题也一一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国家的环境恶化问题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雾霾、土地沙漠化、水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随之而来,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事实上,我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生态环境。我国生态环境所承受的破坏压力要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污染问题也远远地比那些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长期的环境污染使我国现今的生态环境体系变得非常脆弱,接近崩溃的边缘。如果说土地沙漠化、大气的温室效应、水资源严重短缺等环境问题不能给我们直观感受的话,那么近年来持续的空气污染和雾霾现象,则用最直接的方式把我国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成为必须立刻解决的最现实的问题。虽然我们国家已经把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次,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发展的局限性,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危害远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以及马克思本人更加偏向于现实的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实践活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虽然对生态环境的问题有很多提及,但却没有做出专门的论述。再加上我们国家的特殊发展国情,这就造成我们国家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没有现成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指导和借鉴。
生态环境危机的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和自然能否和谐的相处,共同发展关系着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的解决与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恰恰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急速发展给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对生态环境危机问题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他们深入挖掘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更进一步地展开对生态唯物主义的构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揭示了当今困扰全球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扩张性的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并号召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展开一场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一直到生态,全方位立体化的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当前危害人类生存的资本制度,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真正适合人类生活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面对当今世界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使得我们在深刻反思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时能够透过现象看到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从而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福斯特所说:“我们的目的是要理解和发展一种对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运用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属于生态学的方法将社会变革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变革在一起。”所以,我们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为我们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姚修杰
文章来源：《北方论丛》2017年第05期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