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与民族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历史范畴，在发展演变中往往相伴相生，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是由人口、领土、政府、主权四个要素构成的政治单位。国家可以进一步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民族则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从氏族、部落到更大规模的共同体的演变。
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上的民族，一是指多民族国家境内所有民族的集合体，如中华民族、印度民族、美利坚民族等；二是指一片地区内民族的总称，如西欧民族、东南亚民族、拉美民族等；三是指社会形态相似的民族总称，如奴隶制民族、封建制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等；四是指生产方式相似的民族总称，如游牧民族、农耕民族、渔猎民族等；五是指心理素质相似的民族总称，如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等。狭义上的民族，是指通常按照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确定的特定人们共同体，如汉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等。
国家和民族有五大明显的不同。一是国家源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民族源于氏族血缘纽带的解体和地缘关系的确立；二是国家的消亡往往先于民族的消亡；三是国家划界主要基于行政管辖，而民族的划界则依赖于语言、经济生活、心理素质；四是国家的疆界是明确的，民族的地域常常是部分重合的；五是国家的边界和体制相对容易改变，而民族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则不易改变。相同民族可以建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也可以组成相同国家。下文主要讨论国家与民族形成原因的不同。
一、国家形成的普遍规律
在国家时代到来之前，经济条件破坏了氏族社会的组织。氏族制度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达到顶峰，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一个部落通常分为几个氏族，并随着人口增加而分裂成多个子氏族。这种组织能够处理内部冲突，并通过战争解决外部冲突，但无法产生统治和奴役，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分工是自然产生的，仅存在于两性之间。男性负责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工具；女性则负责家庭事务，制备衣食。男女分别是各自活动领域的主人，即男主外、女主内。每个人都是自己所制造和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性拥有武器和渔猎用具，女性拥有家庭用具。
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多家共居，共同制作和使用的物品都是共同财产。这种分工和财产制度，体现了氏族社会的伟大和局限。它没有阶级分化，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仅有自然分工下的劳动和财产。这种状态下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是真正存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依赖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这种自然分工和氏族制度逐渐被破坏和消灭。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标志着人类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最初，某些部落发现并驯服了可以繁殖的动物，这使得这些部落能够持续获得乳制品和肉类，显著提高了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这些游牧部落逐渐从其他野蛮人群体中分离出来。这种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以及不同部落之间的定期交换。最初的交换主要通过部落的酋长进行，随着畜群成为个人财产，个人之间的交换逐渐兴起，牲畜也因此获得了货币的职能。与此同时，园圃种植业和谷物种植业在亚洲广泛发展，特别是在寒冷的图兰平原和黑海以北的草原地带，成为牧草栽培和人类粮食生产的重要方式。
工业方面，织布机和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青铜的使用，进一步推动了工具和武器制造的进步。生产力的提升使得人类能够生产出超过自身维持所需的物资，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战争俘虏被奴役，奴隶制由此产生。随着畜群和其他财富的出现，家庭结构发生了革命。男性主导的劳动和财产分配使得他们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妇女的地位相对下降。这一变化反映了家庭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矛盾，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被贬低为附属品，社会生产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显现出来。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标志着人类社会在铁器时代的重大变革和发展。铁器的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效率，促使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与手工业逐渐分离。这一分工带来了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虽然当时的贸易还比较初级，贵金属开始作为货币使用，但尚未铸造成硬币。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导致了个人财富的增长，进而引发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出现了贫富区别，打破了旧有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土地逐步由共同耕作向私有财产转变，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居住密集的人群为了应对内外威胁，形成了部落联盟，并逐步融为统一部族。军事首长成为常设的公职人员，形成了军事民主制的雏形。战争变得频繁且以掠夺为主要目的，反映在城墙和防御设施的建立上。掠夺战争不仅增强了军事首长的权力，也促使这些职位逐步向世袭制过渡，奠定了世袭王权和贵族的基础。氏族制度逐渐演变为压迫和统治人民的工具，原本的部落组织变为对内外进行掠夺和压迫的机构。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财富的积累和奴隶制的盛行，导致了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冲突。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商人阶级的诞生和崛起，标志着人类社会结构的一次重要转变。商人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决定性的重要分工。这个新兴阶级并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而是专注于产品的交换，成为两个生产者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并从中获取利润。商人通过引进金属货币，特别是铸币，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货币作为一种商品的商品，具有可以交换任意商品的魔法属性，使得拥有货币的人能够支配生产世界，商人因此成为经济上的统治者。
商人阶级的崛起带来了货币借贷、利息和高利贷的出现，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残酷地将债务人置于高利贷者的脚下，反映了经济上的强制。与此同时，财富的形式也从商品和奴隶扩展到土地。个人逐渐获得对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并开始摆脱氏族公社的束缚。然而，这种新的土地所有权也让土地成为可以买卖和抵押的商品。随着土地私有权的确立，抵押制度应运而生，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大众则日益贫困化。新的财富贵族逐渐取代旧的部落显贵，奴隶人数显著增加，其强制性劳动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
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氏族制度被摧毁，国家开始形成。氏族制度的前提是成员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但随着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氏族团体的成员无法再集会处理共同事务，新的社会需求和利益不断产生，这些新的需求和利益不仅与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还在破坏它。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分工的出现，使得手工业集团和城市的特殊需要要求新的机构，这些机构必须在氏族制度外形成，与之对立。氏族内部的利益冲突、富人与穷人、高利贷者与债务人之间的对立，使得氏族制度变得不可持续。
此外，外氏族公社居民的大量涌入，也使得氏族公社封闭的特权制度变成了贵族制。氏族制度无法调和社会的对立，它没有强制手段，只能存在于自由民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公开斗争中，只能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才能调和，这第三种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力量，而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承认自身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为了缓和冲突，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国家。
二、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
民族共同地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最初，部落成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共同生活在一个由他们居住的固定地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萌芽，商业活动逐渐兴起，土地所有权开始发生转让。商业活动带来的财富和资源流动，使得原先封闭的氏族和部落社会开始发生变动。居住地因经济利益而变动不定，原先那种共同居住的情况已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氏族和部落成员开始迁徙流动，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再仅限于血缘关系，而是因为经济和商业的需要而不断扩展。混杂居住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出现，这标志着原有的氏族和部落制度逐渐瓦解。
在长期的迁徙、交往、分化和融合过程中，不同氏族和部落的成员相互联系，广泛接触，共同占据新的地域。这种新的地域是多个部落共同生活的空间。与此同时，掠夺战争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得人口密度增加，社会矛盾和外部威胁也随之上升。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不同的氏族和部落不得不团结起来，形成更大规模的联盟。亲属部落的联盟成为必要，各亲部落之间的融合加速，最终，多个部落的领土逐渐融合为民族的共同地域。
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尽管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但由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尤其是铁的冶炼和铁器制作技术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铁冶炼技术的出现不仅推动了耕地的扩大和农业技术的改进，也使手工业和建筑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农业中铁制工具的使用，使得土地得以深耕，耕地面积扩大，土壤结构得到改良。在手工业方面，金属工具的出现打破了原始社会石制工艺的局限，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也有了显著进步。当时，饲养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都显著增加，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乳品、肉类和皮毛。
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对氏族部落的瓦解和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促进了不同经济类型的产生和发展。于是，处于相同经济类型的人们开始过着相似的经济生活。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开始长期定居，过着以农为主的生活；而从事牧业生产的部落则在广阔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农业、手工业等不同经济类型的产生和发展，构成了后来形成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
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是各部落之间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最初，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方言，这种方言不仅是部落成员之间沟通的工具，更是帮助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重要手段。通过语言，人们能够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想，组织社会生产，并同自然力量作斗争。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彼此能听懂对方语言的部落开始组成部落联盟，以更好地应对共同的生产和生活挑战。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商品交换的需求，部落之间的军事合作也需要更有效的沟通手段。这些因素促使部落之间的往来增多，方言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必要。在这个过程中，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满足生产、军事和交换的需要，各部落之间开始逐渐沟通方言，寻找共同的表达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交流和融合过程不断深化，形成了一种新的通用语言。当部落联盟逐步演变为更大规模的民族共同体时，原有的方言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反映社会生产和生活实际需要的民族共同语言。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民族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结果，早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民族和部落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逐渐被打破，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新型共同体。共同地域提供了外在的自然纽带，而共同语言和共同经济生活则作为内在的社会纽带，将各个分散的部落紧密联系在一起。长时间的共同生活、经济依赖和感情交流，逐渐培养了民族成员间的“自己人”感。随着各民族在不同环境和生活条件下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心理素质。
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民族心理素质有显著影响，而经济生活方式和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同也深刻影响着民族心理素质的特征。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在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和自然的压迫促使人们团结起来，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在与自然斗争中，民族节日和习俗也影响了心理素质。此外，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里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巩固其统治，这也对民族心理素质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族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基础变化的反映。氏族和部落是人类早期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这促进了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人们不再仅仅依赖于农业生产，而是开始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和居住地的变动。原来封闭的氏族和部落社区逐渐被打破，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并与原住居民混居。其次，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加剧了氏族和部落的瓦解。土地不再是集体所有，而是逐渐转变为贵族的私有财产，这种变化打破了氏族和部落成员之间的传统纽带。
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人们以职业和兴趣为基础形成新的社会关系，而不再仅仅依赖于血缘关系。此外，奴隶制的出现和外来人口的不断融入也使得氏族和部落的纯血统结构难以维持。奴隶、外来商人和移民的涌入，使得原来的氏族和部落成员不得不与不同血缘背景的人共同生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旧氏族公社逐渐解体，人们开始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逐渐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基础上，形成民族共同体。
三、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原因不同
国家的形成源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最初，氏族制度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达到巅峰，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没有统治和奴役，分工仅限于性别，财产是共同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导致了生产力提高和部落间定期交换，推动了个人财产和交换的兴起。牲畜成为货币，奴隶制产生，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男性地位上升，女性地位下降，反映了家庭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矛盾。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铁器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贸易发展，个人财富增长引发了社会阶层分化，家庭成为经济单位。战争频繁，军事首长权力扩大，部落联盟形成，军事民主制和世袭制逐步确立，部落组织转变为压迫工具，财富积累和奴隶制盛行导致社会内部冲突。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商人阶级的崛起，商人专注产品交换，通过引进金属货币巩固地位，货币借贷和高利贷出现，土地私有权确立，财富迅速集中，新的财富贵族取代旧部落显贵。氏族制度被摧毁，国家逐渐形成。居住地变化和经济新条件使氏族无法适应新需求，内部利益冲突加剧，外来人口涌入导致贵族制，国家作为调解和强制力量应运而生，成为调和社会对立的第三种力量。
民族的形成源于氏族血缘纽带的解体和地缘关系的确立。共同地域不等于地缘关系，但地缘关系是血缘联系向共同地域过渡的必经之路。人们要结合成民族，首先必须在一起共同生活，形成各种内部联系的空间条件。因此，只有在氏族部落的居住界限打破，地缘关系确立时，共同地域才能真正形成。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也依赖于地缘关系的出现。氏族语由于使用范围小，无法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在地缘关系确立和氏族间密切交往的条件下，语言的统一逐渐成为必要，有助于民族共同语的发展。
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有赖于氏族解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与交换的出现，是打破血缘社会的经济局限，形成共同经济生活的关键。在生产力低下的氏族部落社会，尚未具备形成共同经济生活的条件。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与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民族共同经济生活逐渐形成。此外，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也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共同心理素质表现出该民族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等特征。它不仅依赖于地缘关系的确立，还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形成时间上晚于共同地域、语言和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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