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全面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债务的历史生成、再生产机制、表现特征、实质内涵、功能效应与瓦解路径。这一理论框架深刻揭示了债务与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之间本质的、普遍的、内生关系，为考察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债务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债务化，即以债务债权表现的金融关系向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全面扩张与深度渗透，并由此导致从全球国家到家庭个人的一系列债务依赖、债务膨胀、债务危机与债务斗争。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辨识这一新现象、新特征，以及如何深入理解债务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角色、新地位，成为一个事关“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通过全面分析债务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国家权力、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中的性质、地位与作用，深刻揭示了债务与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之间本质的、普遍的、内生关系，为考察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债务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一、《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前马克思债务观的演进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资本主义债务问题的研究，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对从参与现实斗争的《莱茵报》开始到写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新莱茵报》时期研究的延伸、推进与深化。这一过程，伴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展开，大致经历了由现实主义的经验开端，经由社会唯物主义的理论中介，最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的视域转换，从而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债务观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积淀与科学视域。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对现实政治法律问题的分析中，就觉察到了债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活动以及维护私人利益与社会等级秩序中的权力效应。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认为，林木所有者之所以不满足对于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单纯的价值和损失补偿，还要提起民事诉讼，就是迫使那些无力付款的人，成为公民权利被剥夺，人身自由受支配的奴隶债务人。虽然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债务权力效应的分析，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批判，还不能说明这一权力效应的经济根源，但是与《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债如何成为金融贵族统治国家，盘剥社会公众的权力工具的分析遥相呼应。
在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初步成果的《穆勒摘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贷异化的批判注入了“社会关系视角”的新维度，从社会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债务表面上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借贷关系，实质上蕴涵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关系：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主要是消费性借贷，资本家支配的是工人、穷人的生活过程，体现的是劳资双方的阶级关系；而在大小资本家之间主要是生产性借贷，双方为“积累的新机会”相互利用、相互竞争，体现的是借贷资本与生产资本的阶层关系。这些观点为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结合不同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阐明资本主义债务的阶级实质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唯物史观的确立使得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莱茵报》时政评论等一系列著作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债务问题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将债务及其现实效应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阶级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从三个维度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债务批判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首先，从物质生产与经济基础层面揭示资本主义债务产生的根源。以国债为例，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财产的积累、工商业与贸易的繁荣、货币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各国间商业斗争、战争产生的财政需求等诸多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其次，从社会经济关系的维度揭示资本主义债务的阶级关系内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物的债务，实质上体现着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高利贷，已经不是一种常规性的、私人性的封建义务，而是体现着“大资本家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再次，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债务是一种剥削、支配与压迫被统治阶级的重要权力工具。掌握债权的资产阶级利用土地抵押，打击封建土地贵族；利用高利贷，实现“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利用商业信贷，压榨店主、商贩等小资产者；利用国债，作为剥削全体人民的一种巧妙的手段。
二、《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债务观的总体构建
正是基于《莱茵报》以来对资本主义债务问题的持续研究所提供的丰富内容，以及唯物史观所奠定的从经济基础到阶级关系到上层建筑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再加上“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从法国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发展状况出发，系统揭示了资本主义债务的历史生成、再生产机制、表现特征、内涵实质、功能效应与瓦解路径，从而构建出一套具有典型意义的资本主义债务批判的理论框架。
（一）资本主义债务的历史生成：生产关系、货币金融制度与国家职能的时代变革
作为“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法兰西阶级斗争》将资本主义债务的历史生成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货币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扩张联系起来分析，充分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首先，马克思指出，商业信贷、国债、土地抵押等资本主义债务形式的普遍出现，从根本上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商、金融、农业中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与英国相比，“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业家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法国工商业资本主义的不发达使得以工厂主、小店主为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严重依赖银行家、交易所大王等金融贵族提供的信贷资金。法国金融资本对工商业的垄断支配，不仅导致许多中小资产者在竞争中破产，而且也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日益庞大的无产阶级不得不依赖借贷过活。而法国农民之所以饱受土地抵押债务的盘剥与统治，也是植根于1789大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法国土地制度的改造。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与市场化、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得农民难以负担农业生产的费用与维系基本生活需求，被迫掉入土地抵押与高利贷的债务陷阱。因此，法国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导致社会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与分化，进而刺激了对信贷与债务的系统性需求。
其次，作为信用货币的银行券的普遍使用，以法兰西银行为代表的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为资本主义信贷与债务的大量供给提供了技术与体制基础。“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大量发行银行券，从1848年的37300万法郎猛增到1849年的52500万法郎。银行券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政府与银行主动创造的一种有息债务。这种新的货币生产机制摆脱了金属货币的数量约束，为资本主义债务的无限创造提供了技术条件。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为拿破仑战争融资而建立的法兰西银行，模仿英国的中央银行制度，通过临时政府授权，垄断银行券的法定发行权，将各地区银行变成自己的分行，从而成为法国的中央银行，“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这样一来，中央银行就成为资产阶级政府能够大量发行国债，创造信贷的重要金融支柱。
再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职能分化与扩张所产生的巨大财政需求，需要通过银行券、国债与交易所等债务工具与债务市场予以满足。这就赋予了资本主义债务生成的政治动力。作为中央集权典型的法国，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发挥着复杂而多样的国家职能：从桥梁、校舍、铁路、学校等公共基础建设到控制民众舆论、镇压社会革命、发动对外争霸与殖民战争。因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强化阶级统治，维护阶级利益的同时，必然造成了“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二）资本主义债务的再生产机制：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再生产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任何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延续都蕴涵着与其相适应的再生产机制。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结合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国家机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具体状况，分析了资本主义债务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再生产机制。
首先，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债务通过“利息—税收—租金”的提取装置实现经济再生产。这三种装置的范围与效力根据资本主义债务关系的不同对象而变化。马克思指出，利用国债价格随市场利率变化而变化所产生的利差，在国债交易与投机中获取暴利，是资产阶级热衷发行国债与维持国家赤字的重要原因。而资产阶级通过国债利息和交易所投机所获得收益又是通过国家对劳动人民征收生丁附加税、葡萄酒税等各种赋税予以支付和维持，“因为国债的息金已列入捐税项下”。对于那些租赁房屋、店铺、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的小手工业者、小资产者而言，偿还“房东”“银行家”“资本家”“工厂主”“批发商”等债权人手中的票据、房租、债票，即租金，是维系资本主义债务关系的第三种途径。
其次，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国家政权与暴力机器，在立法、司法与行政活动中确保资本主义债务的政治再生产。在“六月事变”后的国民议会中，小资产者提出的要求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并强制债权人在取得适当利息的条件下撤诉的“友好协议”法案，被大资产阶级否决了。任何无力支付本息的债务人将被宣告破产，甚至直接投入专门设立的债务人监狱，即使是国民议会中的人民代表也不能获得司法豁免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利用行政权，颁布法令，赋予法兰西银行货币垄断权，“向法兰西银行签约借款，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下令将储蓄银行中的所有存款变为不予兑现的国债，迫使人们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买卖。这些行政法令与措施都是直接维护资本主义债务关系的重要手段。
最后，资产阶级还通过新闻报纸、标语口号与宗教传统等舆论宣传工具，隐藏资本主义债务支配力量，并说服人们接受、认同这种力量的支配，从观念意识形态层面实现资本主义债务的文化再生产。一方面针对不同债务关系中的不同人群，资产阶级利用不同说辞与口号去迷惑民众。为偿付国债利息而开征新税，“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用“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的口号煽动小资产者参与镇压六月起义，以重新稳定债务关系。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还利用传统宗教权威与资产阶级价值观去迷惑所有债务人。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内阁之所以出兵干涉罗马革命，是需要天主教的信仰权威去确保所有债务人必须偿还债务的良心和义务。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用“自由、平等、博爱”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去掩盖资本主义债务关系后的不同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与斗争，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
（三）资本主义债务的结构特征：内在性、生产性、普遍性、无限性
唯物史观指出，随着新的生产条件与经济基础的形成，人们的经济关系、阶级结构与政治权力也将随之改变而呈现新的特征。基于这一原则，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深刻分析了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而生成的资本主义债务的内在性、生产性、普遍性、无限性的四大结构特征。
资本主义债务的内在性，指的是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对债务的道德与宗教抑制，债务已经内嵌于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总体结构中，不仅是巩固其经济基础的必要条件，也是维系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运行的重要机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因此，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政权后，他们不是宣告国家破产来解除资本主义债务关系，反而在法定偿付期限之前，就向国债债权人付清了利息，以此“去加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
资本主义债务的生产性，指的是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消费性债务，资本主义债务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性活动，用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指出，国家需要国债与交易所融资去“兴办铁路建设工程”；法国的大地产主、交易所大王、银行家等金融贵族需要国债市场作为“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工厂主需要借贷资金“开设大公司”以扩大生产规模；小店主、小商贩、小手工作坊主需要汇兑票据去租赁房屋店铺、赊买商品、赊购原材料与生产工具；农民需要土地抵押、高利贷购买农业生产资料。
资本主义债务的普遍性，指的是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用于生活拮据的偶然性、个别性的借贷，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债务关系，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之中，形成一种全民负债的奇特局面。在商业信贷中工商业资本家向金融资本家的负债；在租金中小资产者向工商业资本家负债；在高利贷中农民、无产阶级向大地产主、资本家负债；在国债、银行券中金融资本家向其他阶级、阶层负债。
资本主义债务的无限性，指的是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体性的、不可转让交易的、一次性的、可清偿的有限债务，资本主义债务是代际性的、可转让交易的、累积的、不可清偿的无限债务。马克思指出，之所以“每一年度都有新的赤字。每过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债”，是因为通过国债市场中公债券交易与流通，既能解决因国家职能的扩张而持续产生的财政赤字问题，又能为金融贵族们不断提供了盘剥大众的获利机会。同样，在资本的剥削与压榨下，农民的土地抵押债务形成了一个代际传递的积累链条，“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
（四）资本主义债务的实质内涵：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使得资本主义债务得以维系的经济、政治法律与意识形态条件，也正是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债务对其他社会阶级进行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的条件。
一方面，掌握债权的资产阶级利用债务关系加强对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经济剥削。一是剥削方式多。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债务以利息、税收、租金三种获取机制为载体，对所有债务人进行多重、全面经济盘剥。无产阶级、小资产者要偿还各种租金，被迫购买国债。农民不仅负担了沉重的国家赋税，而且还要支付土地抵押借款中的利息与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的利息。二是剥削范围广。由于债务关系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与阶层，因此，有金融贵族通过银行贷款对工商业资本家的经济盘剥；有工商业资本家通过商业票据对小资产者的经济压榨，有大地产主、高利贷者通过土地抵押与高利贷对农民的经济掠夺，还有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国债、税收对所有劳动人民收入的经济搜刮。三是剥削程度深。马克思根据1840年统计资料指出，法国农业总产值虽然达到52亿3千万法郎，但是在扣除了耕作费、诉讼费、土地抵押利息、各种赋税后，每个法国农民一年还分不到25法郎的净产值，而且这项统计资料还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包括在内。
另一方面，掌握债权的资产阶级凭借财产占有权与债务追索权实现对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政治统治。在性质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债务统治是一种排他性的专制统治。在金融贵族掌握债权的七月王朝，不仅所有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且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受到严厉打压。在时空上，资产阶级的债务统治是一种连续性的长期统治。从金融贵族掌握统治权的七月王朝，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到波拿巴执政，虽然在具体事务方面，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别有分歧和矛盾，但是在坚决维护对小资产者、无产阶级、农民的债务统治方面，却是共同的、一致的，“临时政府既然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发行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归附了旧资产阶级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的债务统治是一种总体性的全面统治。掌握债权的大资产阶级垄断了从立法司法到行政军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省所有权力机关的人事任免权，制定了维护资本主义债务关系的种种法律、法令与措施。
（五）资本主义债务的功能效应：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协调、社会不稳定
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同样，在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现存关系”下，资本主义债务的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造成灾难”：资本主义债务的资本再生产与收入再分配功能受到极大扭曲，导致了政治失衡、经济失调、社会文化失序等严重问题，激化了阶级矛盾与斗争。
《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债务，对于资本再生产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积极作用。国债把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在客观上，不仅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信用、货币银行、证券交易的发展，而且也为国家投资于铁路建设等公共基础设施，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基础与可能。但是，与英国相比，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即金融资本的绝对支配以及金融贵族的债务统治以及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所导致的巨额财政开支，使得法国资产阶级越发热衷于通过国债市场投机获利。国债的生产性投资功能受到食利性投机的挤压。同样，国债对铁路公共工程的投资、国家工场的开办、对资本征收抵押税、累进税等增加工人阶级收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财政措施也由于掌握债权的大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而失败。国债收益的分配高度集中，仅仅“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基本上沦落为将法国广大民众的财富收入再分配给大资产阶级的二次剥削工具。
资本主义债务的功能扭曲引发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在政治领域，大地产主、银行家等大资产阶级的债务专制统治极大损害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引发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政治斗争。从七月王朝到临时政府到波拿巴执政时期，不断更迭动荡的法国政局都充斥着作为债权人的大资产阶级与作为债务人的其他社会阶级与阶层围绕国债、高利贷、土地抵押、赋税及其收益分配的激烈冲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1849年的六月事变，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革命斗争，而是掌握债权的大资产阶级与作为债务人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表现。
在经济领域，一方面，当“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参与国家的借贷活动、交易所投机生意和金融活动”的时候，这就表明食利性的投机已经取代生产性的投资，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必将削弱法国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性投资与实体经济萎缩而来的是社会就业与收入水平的不断下降，再加上各种赋税与日常债务的二次盘剥，社会消费能力也被严重削弱。两方面因素的结合给法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工商业危机与国家财政危机正在孕育，“国家财政收入则因生产停滞、消费紧缩和输入减少而持续下降”。更为致命的是，为解决这些经济、财政危机，法国政府“别无他法，只好靠发行新公债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从而陷入债务陷阱的恶性循环。
在社会领域，资本主义债务不仅加剧了社会财富不平等分配与阶级分化，而且还腐化了社会风气。在国债投机、土地抵押与高利贷中“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债权人“过着糜烂的生活”，而因债务、捐税、失业而负债累累的无产阶级债务人“却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受到债务剥夺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不断破产，不断“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不仅如此，通过利息与投机而牟利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在人群中不断蔓延，“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整个社会弥漫着投机性、食利性、寄生性、奢靡性、腐朽性的生活气息。
（六）资本主义债务的瓦解路径：生产方式变革与无产阶级专政
解放是一种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提出，要彻底瓦解资本主义债务，将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者从债务剥削与债务统治中解放出来，也是一个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国家机器改造于一体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过程。
从根本上，要推翻资本主义债务的统治，必须以“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相互矛盾的时候”为基本前提。这是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得出的科学判断。针对空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设立信贷机构、协作社、征收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国家兴办大型工程等措施来消除资本主义债务统治的折中主义观点，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的空想。只有让工人阶级获得支配资本的劳动权，只有通过“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摆脱资本主义债务的严酷统治。
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马克思提出还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能动性与积极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瓦解资本主义债务的制度基础，因为“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信用，因为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及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中，通过种种革命的手段去改造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与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债务。它包括“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设立作为“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的国家工场；继续加征累进税作为减少国家债务并抵制资产阶级的手段；精简政府机构与人员，限制财政开支，避免借款，对最富裕人群征收特别税，实现预算平衡。这些措施涵盖了从经济到金融到政治上层建筑，其实质就是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从而为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债务准备物质基础和条件。
三、《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债务观的当代价值
如果说“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话，那么，基于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债务观，可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经济到政治到社会生活的债务化，是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债务状况的全面化与极端化表现。
从历史生成看，当代资本主义债务化依然根源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货币金融制度与国家职能的时代变革。当代资本主义再一次出现了类似19世纪中叶法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即金融垄断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在国家、企业与个人经济活动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黄金脱钩的美元彻底成为一种可以无限创造的信用货币、债务货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金融中介、债务工具与产品的广泛出现进一步加大信贷供给。再加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管理职能加强与社会福利开支扩大，使其更加依赖债务融资。金融资本主义由此走上了以“债务创造财富”的债务化道路。
从再生产机制看，当代资本主义债务化的经济再生产同样依靠马克思所指出的利息-税收-租金的三种提取机制。只不过在减税政策与金融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来自债务杠杆与金融衍生品的利息与租金的价值提取功能得到强化。当代资本主义债务化的政治再生产继续通过立法、司法等手段得以加强。美国2005年通过的《防止破产滥用和消费者保护法》大幅提高破产保护的门槛，强制债务人继续支付高利率。法院甚至将那些不能支付250美元债务的债务人逮捕投入类似《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债务人监狱。在文化再生产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构建起一种将借贷消费视为享受人生的方式、将积极负债视为自我责任的表现、将不能偿债视为个人罪恶、羞耻与失败的标识的所谓的消费信贷文化，为负债消费提供心理认同。
从结构特征看，当代资本主义债务化的内生性、生产性、无限性与普遍性集中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债务经济、债务国家、债务社会的形成。在金融垄断资本的驱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涵盖个人消费信贷、企业债务、政府赤字和国际贸易赤字的债务经济增长模式。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低税收、高福利、强刺激的财政政策措施导致“税收国家变形成为一个债务国家——个通过负债而不是通过税收来得到其一大部分同时也是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支出的国家。”当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不仅纷纷涌入股票、债券、期货市场获取投资回报，而且还通过信用卡、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方式满足自己日常生活需要时，《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全民负债的状况以一种更加显著的方式重演。
从实质内涵看，当代资本主义债务化的阶级统治进一步蜕变为债务帝国的极权统治。对内，当代资本主义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过程中，大幅削减福利供给与工资水平，诱导与迫使越来越多的家庭与劳动者不得不通过信用贷、发薪贷、现金贷、次级贷作为满足自身食物营养、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等基本需求的手段，以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债务化强化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对外，资本主义中心国借助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高利率、掠夺性、附带严苛的政治经济条件的信贷手段加强了对边缘、半边缘国家的债务转嫁与债务统治。这一债务帝国无疑是《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七月王朝”的全面扩张与当代翻版。
从功能效果看，当代资本主义债务化也曾一度对增加投资，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的再分配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的支配地位，以资产阶级的上层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新金融势力的重新崛起，债务融资并没有主要用于生产性活动，而是大量购买房地产等现存资产。这就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日益虚拟化与空心化、社会财富愈发泡沫化与数字化、福利供给不断私有化与市场化、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陷入停滞化与贫困化，从而在经济层面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与债务危机，在政治层面助长了新金融势力的寡头专制与右翼保守极端主义，在社会层面加剧了贫富分化与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
从瓦解路径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拉美债务危机，到希腊欧元区债务危机，从次级贷款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的爆发范围不断扩大，频率不断增加，性质不断升级，影响不断恶化，以至于蜕变、深化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系统性、总体性危机。这就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债务危机的任何调适性政策措施，在缓解危机的同时，也将制造出更多、更大、更新的内在矛盾与问题，并再次印证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指出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克服危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结论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债务的科学批判及其当代表达充分表明，债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直接的、技术性的经济事实或法律现象，而是理解与把握资本主义整体结构与发展趋势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将传统的外在性、消费性、有限性、个别性债务转化为内在性、生产性、无限性、普遍性债务的过程，也是债务及其所提供的收入流嵌入资本主义积累结构的双向互动过程。虽然债务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性投资与福利性保障，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特别是食利性与虚拟性的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脱离实体生产的信用过度扩张与债务过量创造的债务化道路，以便加强对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者的剥夺性积累与寡头式统治。这种债务化统治严重扭曲了债务的扩大再生产与财富再分配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引发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紊乱与深度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必将一次又一次从自我强化的信贷和债务扩张走向自我否定的金融债务危机。这一历史轨迹与周期循环，不仅表明资本主义从未解决其根本矛盾、改变其终结命运，也不断印证着马克思对债务与资本主义内在关系的科学论断，彰显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力量与《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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