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李陀问题”确实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主流的一种社会思潮。我查阅了“知网”上这方面的文章，几乎都认为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就连令人尊敬，敢反把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归结为经济体制僵化这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潮流的一位学者，都把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从而“对社会主义有了崭新的理解。”（《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09第3期）按照18大前的说法，就是从新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足见这种代表主流的社会思潮影响之大之广。这也是我们在有学者和红友指出了李陀“社会主义”理念的问题所在之后，还要不揣冒昧说上几句的原因。
从原标题《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复杂性的一些思考》来看，李陀是把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复杂性误判为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复杂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后是否具有这种复杂性无法断言）在于，由于受落后国家历史条件限制，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还无法在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面面俱到，还需要非公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补充，方便人民群众生活。比如，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对苏维埃政权还无力兼顾的小企业允许私人甚至外国资本经营，就是如此。怎样看待这类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补充经济”，应不应把这类“补充经济”列入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看待，要不要根据历史条件适时对这类“补充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直接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必然充满激烈的斗争。例如我们现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争论。
而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复杂性可言。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过程中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来体现的。属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国家机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等等，都是在这些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经济基础一变，庞大的上层建筑或迟或早都会跟着发生改变。比如，当公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学，或曰“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还是所谓“专家”们的建言献策，都不会再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进行指导。我国在资本问题上和所有制问题上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错误言论，正是在上层建筑内，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必然结果，也是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这种现实经济基础的需要。因此，对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相应的经济基础。脱离经济基础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一唯物史观原理，过于强调共产党领导、政权等等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必然离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形成非社会主义的利益格局。在这种利益格局推动下，共产党也可能会变质，政权也可能会丢掉。马克思说：“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公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传统还剩多少？仅共产党官员的前腐后继，就令人触目惊心。
从对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相应的经济基础来看，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与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旗帜鲜明，简单明了。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说改革具有复杂性还多少有些道理。一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革往往参杂在一起，二是怎样改是关键，借用老田的话说：“社会主义试验是有边界的，过界之后，就再也不存在社会主义了”，至少，社会主义不再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下去的结果，不言自明。
《文化纵横》公众号发表李陀的文章时，将原标题改为《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这已经不属于把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存在的复杂性误判为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复杂性，而是把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时期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对一些旧的生产关系的暂时性保留混为一谈。这是在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要梦想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能够在某一时刻马上得到实现”是对的。但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对旧生产关系暂时性保留不属于社会主义“实验”。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对这些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旧的生产关系，必须要根据历史条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直至彻底消灭。让这些旧生产关系长期存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除非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已经发生改变，才会把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暂时性保留，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实验”，并还要进行相应的属于上层建筑的“理论创新”。比如以“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为题进行“理论创新”。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不知是立场作怪，还是“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从而把既定的“原则”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普遍存在这样的倾向。
一是断章取义从而误读列宁的思想。他们孤立地引用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7页）这句话来证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是按照马恩的思想来认识和论述社会主义的，但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列宁在《论合作社》中，为什么在首先阐明“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后,接着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有点矛盾的话呢？如果结合同一时期列宁的《论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来看，列宁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根本不是指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看法改变了，而是指对怎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也就是李陀先生说的“不要梦想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能够在某一时刻马上得到实现”。例如，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的回忆，列宁在谈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就旗帜鲜明：“我们巧以付给著名的资产阶级专家更高的报酬。假定说有2000名杰出的专家，每年付给他们5000万甚至1亿金卢布，这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是可以同意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原则；这是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共产主义的，但暂时是可以同意的”（转引至邓力群《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2010年12月24日网）。这证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列宁把暂时保留旧的生产关系（这里表现为分配关系）认定为“资产阶级的原则”而非“社会主义实验”，说明列宁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二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还无法一蹴而就。暂时还要同意“资产阶级的原则”恰恰说明是列宁对怎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毛主席在五八年纠正了“共产风”，纠正“共产风”能等同于纠正共产主义？
如果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列宁的误读，把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暂时保留“资产阶级原则”看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实验”，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必然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列入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加以坚持（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没有关系）。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小岗人”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通过中央电视台进行宣扬鼓励，整个社会充满自私自利的情况下，理论上的“两个毫不动摇”，实际操作中因一己之私必然变成一个“毫不动摇”，导致公有经济不断缩小，私有经济迅猛发展甚至反客为主。我国的私有经济在经营性资产和大众就业上之所以迅速占据大半壁河山，是与这样的“社会主义实验”或者说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分不开的。
二是在对待经典作家们的个别结论时采取双标。曾几何时，“主流”们趾高气扬地认为套搬经典作家们的个别结论就是思想僵化。对这一点我们没有异议。因为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往往具有具体针对性，不能作为普遍原理对待。比如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就认为，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后，可以用黄金来修建厕所。这里的用黄金来修建厕所，是针对黄金作为硬通货所代表的财富而言的。当实现共产主义商品交换失去存在的意义后，黄金所代表的财富也就跟着消失了。人们不再会争夺代表财富的黄金而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用黄金修建厕所的意义。然而，黄金除了代表财富还有其生活特别是工业等等的使用价值。笔者在空军雷达兵服役时就知道。仅一台功率不到200W的电子管发报机，高压开关的接点都必须使用纯银，黄铜都无法满足相应的要求。而黄金在工业特别是航天工业上用途更广泛，更重要。因此，从黄金的使用价值来看，即使实现了共产主义，也不可能用黄金去建厕所。如果套搬列宁针对黄金代表财富所做的个别结论，确实不妥。然而，就算“真正的社会主义”们不知道自己误读了列宁，可为什么又不顾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单独去引用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的个别结论呢？在这种双标的背后，恐怕另有故事。
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斯大林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他在原苏联三十年代很多经济学家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整个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这一论断，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商品生产的观点，提出恩格斯说的是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即完全实现了全民所有制，而苏联现在还有很多集体所有制，因而不适合这一论断去取消商品生产。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率先提出：“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毛主席则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进一步强调：“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至于为什么“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具体体现在哪里，不是本文主题，这里不赘。
斯大林的重大失误，不是过早取消了“新经济政策”，恰恰相反是取消不彻底。他把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这种列宁认定的“资产阶级原则”，套过来对应于社会上层的分配后，对其没有任何限制特别是改进措施，取消“经济政策”后，苏共上层的高薪仍然保持不变。致使原苏共75%的大员（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数据）在这种背离共产主义的特殊分配利益腐蚀下，开始向往资本主义。最后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势力的配合下，从共产党内部否定了社会主义。毛主席则不然，在文革后期提出了“大官利益”问题，新进中央的几位副总理都没有实行高薪，以致网传吴桂贤副总理听说喝茶叶水要交钱后赶紧声明自己喜欢喝白开水。
我们对李陀不了解。对“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的中国专家学者们成天玩概念游戏不讲基本逻辑的瞎逼逼也不屑一顾。根据刘继明老师的文章看，李陀应该属于认识问题。然而，中国有那么一些复辟资本主义的“高手”，他们的宗旨是复辟资本主义，又理解马克思主义且具有一定社会能量。在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不适宜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在经过WG洗礼的中国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在背后借用这种手段来使整个社会在温水煮青蛙中暗渡陈仓，首先通过“社会主义实验”造成私有经济尾大不掉的事实，让国家在“五六七八九”下，不得不去依靠私有经济。最后，让中国在这种背离共产主义的利益格局推动下步原苏联的后尘。“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蛇打七寸。不管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使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经不起推敲同时也是能让人们看清问题实质的地方，都在于把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时期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对旧生产关系的暂时性保留混为一谈，从而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把坚持和发展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实验”，甚至把“资产阶级原则”列入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坚持。
“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把暂时保留的旧经济关系看成“社会主义试验”，自然没有根据历史条件对旧经济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甚至还会把旧经济关系列入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加以坚持。而后者不会把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暂时性保留的旧经济关系看成社会主义“实验”，更不会把“资产阶级原则”列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坚持。要不要保留旧经济关系不是从抽象的基本经济制度出发，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比如，当“三桶油”还没有能力在全国所有城乡交通结点全覆盖建立加油站，以方便人们出行的时候，允许建立私人加油站，而当“三桶油”已经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就表明对私人加油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已经成熟，需要取消私人加油站了。
赵紫阳曾利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策略上还保留着一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面声称，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谁也说不清楚。其实，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物质的和精神的历史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暂时允许资本主义的东西比如私有经济存在，以弥补新生的公有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还无法面面俱到的不足。但在物质的和精神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逐步消灭私有经济，大力发展公有经济，使整个社会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相反，不管历史条件是否具备，都毫不动摇地支持私有经济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经济不断缩小，使整个社会朝着有利于回归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要害，就在于按他们的“社会主义实验”形成的社会发展道路，往往是一条容易彻底回归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