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知识结构极其多维，涉及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学、史学、人类学、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数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并深入至一切本质细节。逻辑相异的不同学科的理路相互碰撞，触发了其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灵感。为人类幸福和个人完美而奋斗的理想追求，使马克思常以能否解释并解决现实问题、导向美好目标作为衡量理论合理性与否之标准。多学科知识结构形成的宽广学术容量和超常会通能力，使他能对不同径路的理论体系博采众长，扬弃创造，并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切磋论辩中走向深入成熟，形成独特系统的唯物史观学说。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跨学科特点，及其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理论特质，对于整体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与其改造世界的内在关联，颇具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多学科；唯物史观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兼有编辑、作家、历史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等多重身份。马克思一生著述丰富，其知识结构极其多维，涉及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学、史学、人类学、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数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且这些知识并非浅尝即止，而深入到每种科学的本质和细部。著名经典著作翻译家柯柏年对马克思研究的科学即有过“很多”且“每种科学都研究得很深入”的评语。与马克思交往很深的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的头脑，包括着整个宇宙，深入于一切本质的细节，不把任何东西当做不是本质的或者不重要的。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一切方面的。”解放人类的崇高理想带给马克思追求知识的无穷兴趣。马克思中意的箴言是“关于人类的事物我都要知道”1。多维知识结构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多学科的知识构成
马克思多学科知识结构的养成，得益于家庭熏陶、学校教育、求知兴趣、职业要求、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理想实现的学理证明、组织宣传及论战需要等诸多渠道。
马克思的博学，受到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的很大影响。普鲁士省最高法院的执行官冯·塞斯对马克思之父亲，即有“学识渊博”的赞词2。这无疑为马克思的多维知识获得，提供了便利的家学环境。
在语言学方面，马克思中学时即奠定很好的语言学基础。其母校德国特利尔中学非常重视语言学教育，马克思中学时除母语德语外，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也相当好3。1837年初在柏林大学初步研究了英文和意大利文4，并把东罗马帝国时的《学说汇纂》头两卷译成德文5。马克思少年时就听从黑格尔劝告，用不熟悉的外国语记诵诗歌以锻炼记忆力。并因隔几年就复读所作笔记、所读书中记号章节的习惯，而使记忆“非常精确“6。马克思擅长语言学习，是因他了解语言本质，努力深究语言的源起、发展和构造，注重阅读，记忆力非凡7，具备快速获取语言成语和字汇的能力。其外语能力最好时能“阅读一切主要欧洲国家的文字”，并能用德、法、英三国文字写作8。多门外语的掌握，使马克思能直接阅读相关国家的材料，这对其研究学问，无疑极具帮助。
在文学艺术方面，马克思兴趣广泛而富有天赋，诗歌、幽默小说、短剧和修辞学均有作品。他爱好诗歌，到柏林大学不久即写了诗集三册寄给在特利尔的未婚妻燕妮9。他既是波恩大学时最受欢迎之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文学讲座的热心听众10，亦修过柏林大学格佩特博士讲的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课程，获“勤勉”评语11。1837年初，译塔西佗、奥维狄乌斯之著作，并写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及短剧《乌兰内姆》。同年夏季学期，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12。柯柏年说马克思不仅文学素养很高，且系“文学天才”，其著作特色之一，是用语准确，“能够正确地简洁地表达其思想，而同时又富有文学的气味”13。在波恩大学期间，他选修达尔顿教授讲授的“近代艺术史”课程14，获“勤勉和用心”评语。在柏林大学四年半学习期间，马克思沉浸在艺术之中。其诗歌包括德国浪漫主义著名主题，充满悲剧的爱情色彩，有着远离社会的艺术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烈自我欣赏15。1837年初读了不少艺术史方面书。同年夏季学期，他还读了雷马鲁斯的《论动物的艺术本能》16。
在宗教学方面，作为犹太裔德国人及受有深厚犹太教文化底蕴父亲的影响，马克思与犹太教有着天然联系，后又随父亲皈依了基督新教17 。六岁受路德教洗礼，十六岁受坚信礼18 。马克思具有一种类似父亲及其父亲的朋友牧师约瑟夫·居佩尔的遥远而无色彩的自然神论的上帝观念，后者在中学讲授宗教之教育指导作用，居佩尔的宗教态度受康德影响强烈，他还把教学奠基于基督和《圣经》之上，受理性主义影响深重而努力规避宗派主义。马克思之文章相当程度体现了老师观点。中学时代马克思对宗教课程掌握程度“令人满意”19，能明确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和训诫，了解一般的基督教会史。在柏林大学时，又进而听过神学学士鲍威尔的《以赛亚书》课程。受基督宗教思想影响，马克思之中学论文即认为:神给人类社会和个人指出了使自己趋于高尚的共同目标，但达到此目标的手段需要人自己寻找;人选择职业应遵循人类幸福与个人完美结合之指针，二者并不敌对冲突。马克思赞赏为共同目标努力工作而使自己变得高尚之伟大者;赞美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之使者。认为宗教教诲人们敬仰为人类牺牲自己的典范，故一个人若选择了为人类工作的职业，重担就不能压倒他，他就会享受无限乐趣，幸福就将惠及千百万人,事业就会起无限作用，死后就会受高尚者崇敬20。此种宗教情怀成为其日后为人类解放理想献身和同情弱势群体学说建构之思想源泉。
马克思对科学之兴趣浓厚。在地理学方面。马克思中学时代对一般地理知识就“相当熟悉”，在柏林大学听过李特尔教授讲授的《普通地理学》21。在柏林大学学习的四年半期间，他完全沉浸在科学之中22。为澄清思想，马克思力图使自己熟悉自然科学。1837年夏季学期，他读了培根的《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1841年4月6日，他把自己论科学哲学史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瓦赫曼教授，以申请博士学位23。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比伊壁鸠鲁本人更深入地思考了伊壁鸠鲁的基本原理，且从中得出更明确的结论”24。1850年7月初，马克思与李卜克内西在谈及自然科学革命对政治革命影响时指出，蒸汽机在18世纪翻转了整个世界，19世纪更大的革命力量电力机器将取而代之。而经济革命之后必有政治革命跟随，因后者不过是前者之表现而已。在谈到科学与力学之进步时，马克思的世界观(特别是后来所称之唯物史观)表述如此清晰，以至于对话者之前持有的某些疑点得以融化25。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处于“自然科学的中心”，他“最有条件判断”自己相关思想“哪些东西是正确的”26。可见恩格斯认定马克思的自然科学学养高于自己。柯柏年也说，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很有研究，他关注自然科学的“每一新的发现、每一新进步”27。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不应只是自娱自乐而应服务于人类。他特别喜欢说的一句名言是:“为世界工作。”28
关于马克思数学方面的造诣和爱好，熟悉他的恩格斯和拉法格均有评论。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证书显示，此时他的数学方面的知识就“很好”29。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数学造诣可媲美于黑格尔。他提到黑格尔数学知识如此渊博，以致其学生无法把他遗留的大量数学手稿加以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30拉法格说，演算数学是马克思独特的精神休息法，代数甚至可成为其精神安慰。在夫人病危期间，马克思写了篇微积分论文以减轻精神痛苦，据看过该文的专家们说，该文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不仅从高等数学中找到既合逻辑又形式简单之辩证运动，甚至认为，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一种科学方能真正达到完善3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涵养，按李卜克内西说法，与马克思谈政治经济学，犹如在教皇宫殿里谈教皇32，会让人相形见绌。马克思一生都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因他把它看作“经济条件在科学上的反映”33。他认为要科学地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离不开对其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这也是他向无产阶级社团科普的内容。1850－1851年他给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开设政治经济学讲习班，期间应李卜克内西等要求并扩大听众规模。在近半年持续讲授中，马克思基本阐发了后来他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理论体系34。
作为在法律系学习过五年半的法学科班生，马克思受过系统的法学熏陶。在波恩大学法律系(1835年10月－1836年冬季学期)和柏林大学法律系(1836年10月－1841年3月)期间，马克思广泛阅读了大量的法学著作35。在波恩大学，他听过普盖教授讲授的《法学全书》《自然法》《欧洲国际法》、伯金教授讲授的《法学阶梯》、瓦尔特教授讲授的《罗马法史》《德意志法史》，有评语者均为“十分勤勉”“勤勉”“经常用心”“用心”。在柏林大学，则听了冯·萨维尼教授讲授的《学说汇纂》、甘斯教授讲授的《刑法》《普鲁士邦法》、赫弗特尔教授讲授的《教会法》《德国普通民事诉讼法》《普鲁士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鲁多夫教授讲授的《继承法》，考语有“极其勤勉”和“勤勉”36。期间研究过萨维尼的《占有法》、恩·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37。
在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充满兴趣，且前者识见非凡，学说经典并自成体系。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对一般历史知识“相当熟悉”。在波恩大学期间，马克思选修了希腊历史课程，如韦尔克教授讲授的《希腊罗马神话》，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的《荷马问题》，获得“极为勤勉”“勤勉”“用心”的评语38。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为了澄清思想，力图使自己进一步熟悉历史，曾关注历史新书并加以阅读39。在人类学方面，1936年冬季学期里，马克思就听过柏林大学史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获得“勤勉”评语40。对史前社会的兴趣，特别是公社问题的关注，使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研究，而对农村公社的研究，则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历史研究主题41。马克思一生阅读过许多历史书籍，做了大量提要和摘录。直到晚年的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还搜集并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91年至公元1648年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资料，成四大本笔记，并在其他笔记中对各民族经济发展史材料做了专门记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这份手稿时，为他加上《编年摘录》标题。马克思对世界史各种问题的研究，在其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历史过程作为人类所创造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研究，始终主张只有仔细研究具体事实，才能了解真正历史。这批篇幅巨大的手稿，是其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个示范。
马克思的哲学修养主要由兴趣所致。马克思父亲的朋友约瑟夫·居佩尔牧师对伦理问题的浓厚兴趣，以及接受康德宗教观的强烈影响，给了马克思对哲学的近距离观感。波恩大学当时最受欢迎的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所做的哲学讲座，也让马克思十分着迷。受柏林大学哲学氛围感染，马克思在该校第一年就已感到要“专攻哲学”了42。1837年初，马克思研究了有关罗马法体系的大量哲学著作，读了“黑格尔哲学片断”。在逻辑学方面，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听了加布勒教授讲的《逻辑学》，获得“极其勤勉”评语43。在斯特拉劳休养期间，马克思又勤奋研究了黑格尔及其学生的著作，写作对话集《克雷安德，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其中一定程度上把科学和艺术统一起来，且为此加紧研究自然科学、谢林著作和历史44，说明马克思已尝试将哲学与其他学科相融通，这是其唯物史观产生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的多学科知识积累，导致他对理论的建构，不会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学科知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打通学科间的界限，成为他理论创新的重要特色。“宗教的艺术”“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45“法哲学”“经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这些跨越单一学科的专业名词，成为其代表作和特色理论的关键词汇。
二、多学科理路对撞与唯物史观触发
不同学科知识的逻辑理路自然相异，不同逻辑理路相互碰撞触发的理论灵感，必然会超越单一学科的理路范围。了解马克思的逻辑理路中有哪些成分发生碰撞，及他曾对哪些内容予以取舍，能够清晰看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何以能够触发生成。
马克思的多种理论观点若从单一学科逻辑理路考量，它们是彼此相悖的，这给他最初的形而上学体系建构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困扰。但是追求人类幸福和建立每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理想目标，以及多学科知识的会通融合，赋予马克思宽广的学术包容心和超凡的理解力，使他终能继承且超越先哲，创造出个人独有并可诉诸实践的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遇到的理论难题主要有下面这些:
既要献身人类如何又能专注个人人格发展?马克思在中学的宗教作文中，既表示要用自我牺牲精神为人类整体谋取福利，也对个性充分发展实现方式充满热情;柏林大学自由主义熏陶，强化了其后一维兴趣46。获得博士学位走向社会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费尔巴哈作为“类存在物”的批评，给予马克思很大冲击。施蒂纳指出，要使人获得现实自由，就要使“我高于一切”，使人成为利己主义者。而这个“高于一切”的现实个人即“唯一者”。马克思由此开始反思费尔巴哈理论之局限性，开始重视个体的地位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重新定义“现实的个人”内涵，马克思认为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使个体自由的共同体既非资产阶级国家的虚幻共同体，也非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而是共产主义之“真实的共同体”47。彼此相悖的逻辑碰撞，成就了后来他描绘的理想的人类解放联合体之状态，在那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系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48。
具体运用的法学如何能与抽象的哲学结合?抽象的体系如何能反映生动具体的对象?既是法学科班出身又曾专攻过哲学的马克思很想创造一种将二者结合的法哲学，但却难以克服现实和应有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对立。百般痛苦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费希特那套脱离实际之法和脱离法的实际形式之原则、思维及定义之哲学行不通，从而考虑用黑格尔哲学加以克服。马克思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康德和费希特的体系既有极大启发性，也有明显缺点，即它们是如几何学般的从公理至结论之抽象体系，而与思想世界生动具体的表现，如法和国家及自然界与全部哲学方面实情全不相同。对此类具体对象之发展，认为需细心研究其对象本身而不应任加分割。而本质空洞的法哲学不能提供这些，故他要在其中充实些具体内容49。
虚假体系何能回答实际执行的差异?超脱尘世的理性主义怎能解释尘世中心的现实世界?努力探讨实体私法结果，马克思认识到自己所从事形而上学体系建构工作的错误:“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通宵达旦在几个逻辑相互对撞的思想领域中紧张进行的脑力风暴，曾给马克思带来巨大精神困惑而至于重病休养，他的思想也在此时发生根本变化。像被毁灭性的魔杖猛地一击，马克思之前所创造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但同时在他面前突然“闪现了一个像遥远的仙宫一样真正诗歌的王国”50。马克思的关注点由康德和费希特的抽象理性主义转向黑格尔的辩证法及现实本身，逐渐实现了观念与现实的融合，并将观念内在于现实之中51。
静止的理论如何能解释运动的实际?将康德的人类理性核心、费希特及谢林之内在性、发展和矛盾之哲学主题结合成庞大的综合体系之逻辑自洽的困难，触发了黑格尔对自然、历史及精神世界发展过程及其关联的想像，从而在理性中“筑起了现实世界”，并带给人类“异化”“扬弃”和“辩证法”等重要概念。面对黑格尔哲学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马克思通过进一步熟悉自然科学、历史和研究谢林之著作，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关注52。
阶级冲突时代的个人意志自由和社会问题解决如何能同时实现?柏林大学法律系不同流派在相互抨击的讲座中，即涉及到如何找到解决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办法的截然相反意见。以爱德华·甘斯为代表的进步黑格尔派，受黑格尔从历史理性思想出发的影响，认定意志自由及社会问题之解决特别重要，希望借助于资产阶级革命、君主政体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找到一种解决阶级冲突的办法。而以卡尔·冯·萨维尼为代表的反对派，则主张把法律与历史紧密关联，强调法律根据存在于风俗传统而非立法者的理论体系当中。两种思想的交锋及彼此观点的阐发，触发增进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思想生成53。
为人类幸福及个人自身的完美而奋斗之理想追求，使马克思衡量理论的合理性，常以能否解释并解决现实问题、导向美好目标为标准。故当虚幻理论体系与现实真实世界发生矛盾时，他不断追寻一种既能准确反映现实又能向着目标推进的理论。多学科知识结构形成的宽广学术容量和超常会通能力，使他对不同径路的理论体系并非一概抗拒而是博采众长，扬弃创造，经过多番努力，终能向着独特的唯物史观靠近。
三、唯物史观在流派论战中走向系统成熟
除了在社会观察与实践、理论学习和超越中触发思想灵感外，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在与时人论战交锋的著书立说中不断走向深入成熟。尤其是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切磋争辩中，马克思形成了系统的唯物史观。多维的知识结构的厚植修养和融汇贯通，使马克思能够抵御方方面面攻击，并使自己的唯物史观体系不断得到建构完善。
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论争，主要明晰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关系。马克思与鲍威尔在反对封建神学、追求宗教解放方面志同道合54，但在是否追求政治解放问题上则无法继续同行。鲍威尔认为，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一切人放弃宗教就是公民解放的表现，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55。而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本身没有内容，其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56。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发现的“精神”与“群众”之关系，事实上只是黑格尔历史观教条的思辨表现。而鲍威尔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就必然会思索或想象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即国家的哲学理想57。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批判“基督教国家”，而不批判“一般国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从而把二者混淆起来。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没有权利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指出即使是政治解放，其本身也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人类解放才能得到政治解放58。
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则主要体现在是否主张经济平等、认同共产主义方面。卢格在追求政治解放上超越了鲍威尔，与马克思在既追求宗教解放又追求政治解放方面有更多共同点59，但在是否主张经济平等、是否赞成共产主义方面却不能与马克思同行。阿尔诺德·卢格曾写文章宣布“人道主义”在德国已提上日程，而且与群集在伦敦的德国名人一起，不但要求为各自祖国，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批未来的临时政府，他们想用举借革命贷款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理所当然建立各个共和国60。作为“德国空想家”之一61，表面上“学识渊博”的卢格，被认作是言论“空洞”的哲学贫乏者，其哲学被认作“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人道主义”、黑格尔影响和施蒂纳高调的“杂拌”6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卢格提倡的只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他并未发现自由之路。他们与卢格的原则分歧在于，“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63。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只有消灭了私有制社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64。
施蒂纳曾是马克思追寻自由的同行者，但在精神是否与现实世界结合，反思如何能彻底可靠方面与马克思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施蒂纳影响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概念65，推动马克思彻底抛弃了费尔巴哈及所有本质主义哲学立场，其反唯心主义提示和经济学训练，使马克思最终找到了描述历史和改变世界的正确方法66。马克思认为，自己与施蒂纳的不同在于，在施蒂纳的命题中，现实“被头脚颠倒”，其绝对精神就是“把自己的终结设定为自己的开端”，这种“精神”的秘密，在于“全部虚构”而脱离现实世界。施蒂纳的“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我”等命名体现的历史观，实际变成思想家统治世界。马克思的历史反思则“要求彻底性和可靠性”67。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被认为是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它使全部形而上学终结成为现实可能，并使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历史科学”纲领得以内在地巩固建立68。
费尔巴哈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曾在当时引起轰动，并得到马克思诸多赞辞；但费尔巴哈在改造世界上的止步，使继续前行的马克思在理论界崭露头角。马克思在宗教的一般本质问题上与费尔巴哈无原则分歧，他对费尔巴哈《未来哲学》《信仰的本质》等著作十分推崇，认为其意义超过当时德国全部著作，而有意无意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69。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问题在于，他虽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他看到的并非真实存在且活动着的人，而是抽象之“人”。他的唯物主义是静止的且与历史完全脱节70，它对现象、现实和感性只从客体或直观形式理解，而未将之当作实践而从主体方面理解。费尔巴哈把宗教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的固有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71。
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显著不同，在于关注到了理论与现实的直接联系。马克思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要超越这种哲学，即要讨论哲学与社会现实及物质条件的关系。这种现实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并非任意想象而出，而是现实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他们自己活动创造出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认为这些条件可用纯粹经验方法确定72。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德国传统哲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前提不同。德国传统哲学“没有任何前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首先应确定一切人类生存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予以应有重视。其次体现在“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而唯物史观则“完全相反”，它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即“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其结论性观点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73。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成为其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使这种唯物史观得到更加详细系统地展开，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方面实践作用的信心，缘自对受尽劳动折磨的无产者的“纯洁无暇、心地高洁”的敬意，并确信历史会把这些文明社会视为“野蛮人”的群体，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74。
四、结语
虽然曾有的宗教情怀使马克思深切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走上共产主义观点的并非感情因素，而是其理性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除了其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外，还与其敏锐的哲学概括能力和深邃的洞察能力有关。马克思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和科学事实及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而且具有善于利用长期心智劳作会通多学科的一切知识以观察事物的惊人能力，以致对许多问题都能予以确当且具有概括意义的哲学想象的回答。马克思之把握事物，不仅能看到表面，且能深入事物深处，不仅看到局部，而且能看到局部与整体的关联，在其一切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中考察之，追寻其发展历史，研究其存在环境，观察其相互影响，探讨其事物本原，考察其经历的变化、进化和革命，追寻其长远作用。目标是要用这个世界的各方面情形和不断变化着的正反运动，“去阐明这个世界的整个生命”75。马克思从事著述的固定目标，是要给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一个科学基础。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跨学科特点，及其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理论特质，对于整体认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与其改造世界社会实践的内在关联，颇具启示性意义。
注释
[1]柯柏年:《马克思的读书方法》，《解放》1940年第109期，第25页。
[2][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2—933页。
[4]、[苏]弗·阿多拉茨基主编:《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 6 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 页。
[6] [法] 保尔 ·拉法格: 《马克思回忆录》， 《解放》 1940 年第 106— 107 期， 第 38 页。
[7]［德］ 威廉·李卜克内西: 《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集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38 页。
[8] ［法］ 保尔·拉法格: 《马克思回忆录》，《解放》1940 年第 106—107 期，第 39 页。
[9] ［苏］ 弗·阿多拉茨基主编: 《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 6 页。
[10] ［英］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第 19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40 页。
[12] ［苏］ 弗·阿多拉茨基主编: 《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 7 页。
[13] 柯柏年: 《马克思的读书方法》，《解放》1940 年第 109 期，第 25 页。
[14] ［苏］ 弗·阿多拉茨基主编: 《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 4 页。
[15] ［英］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第 25—26 页。
[16] ［苏］ 弗·阿多拉茨基主编: 《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 6 － 7 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32 页。
[18] ［苏］ 弗·阿多拉茨基主编: 《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 1、3 页。
[19] ［英］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第 12—13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3、940、455、459—46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3、940页。
[22]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25—26页。
[23] [苏]弗·阿多拉茨基主编:《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7、14页。
[24] [德]弗·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2—43页。
[25]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5—3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389页。
[27]柯柏年:《马克思的读书方法》，《解放》1940年第109期，第25页。
[28] [法]保尔·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解放》1940年第106—107期，第3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26页。
[31] [法]保尔·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解放》1940年第106—107期，第39页。
[32]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2页。
[34]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8—39页。
[35]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2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6—937、939—940页。
[37] [苏]弗·阿多拉茨基主编:《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3、936—937页。
[39] [苏]弗·阿多拉茨基主编:《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9—940页。
[41]王莅:《属人世界的历史性展开———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的互通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第79—80页。
[42]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13、19、2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0页。
[44] [苏]弗·阿多拉茨基主编:《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7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5页。
[46]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12、27页。
[47]李丽丽:《何为“现实的个人”?何为“真实的共同体”?———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与超越》，《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49]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29—3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14页。
[51]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31—32页。
[52]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32—33页。
[53]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2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2—443页。
[55] [德]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李彬彬译，《现代哲学》2013年第6期，第2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6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8—111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26、38、46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1、429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58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98—299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2—643页注8、10。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3页。
[65]刘森林:《“现实的人”与“惟一者”:马克思与施蒂纳的主体论之别》，《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第3期。
[66]林钊:《“在同一块自由的荒野上相互对立”———论施蒂纳与马克思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5期。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2、152—154、135—136、182页。
[68]吴晓明:《施蒂纳的“唯一者”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4、450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51页。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502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01—502 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3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0—32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451页。
[75] [法]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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