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发现，私有制的根源不变，任何试图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办法都是徒劳的。
消灭私有制这件事，即使从理论上去看，也不是马克思的专利。
马克思在私有制问题上最伟大的贡献，是他论证了消除私有制的力量源泉，只能来自无产阶级。
在此之前，空想社会主义学家们早就试过无数种办法试图解决私有制问题，有办合作社的，有办集体工厂的，有搞公有制社区实验的，有试图说服群众觉醒的，还有试图说服统治阶级改革的，可以说但凡能尝试的办法都尝试了。
但是所有的这些办法又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要落实这些办法的力量源泉无一不来自“上层”，也就是说无一不是自上而下的。
或依靠官员、或依靠资产阶级改良家、或依靠开明人士、或依靠教育家、科学家等等。
依靠哪个阶级来推动变革，才是一切制度是否能真正变革的根本所在。
国民党政府依靠地主阶级搞土地改革，依靠银行家们搞金融改革，依靠军阀力量搞军事改革，依靠官僚力量搞社会改革，这些事听上去很讽刺，但民国的改革实实在在都是这样去进行的。
而在危机加剧阶段，社会矛盾逐渐由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的时候，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但连改良的作用都没有，而且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政策。
比如民国的土改和金融改革。
民国土改搞零首付改革，不需要钱就把土地租给农民，农民耕种一定年限后，付清租金，土地就可以归农民所有。结果实践后发现，租金是根本还不清的，欠地主的钱越来越多，别说种几年以后能获得土地了，单单是欠地主的租金，家里最后的那点薄产，那点盆盆罐罐都还不够抵债的。
民国的法币改革，一开始是为了抑制白银外流，保护自己的市场，维持金融稳定，但结果变成了开启印钞机疯狂印刷的局面。仅仅十年时间，生活品物价以万倍的规模上涨。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币改革，蒋很可能都不敢发动内战，因为连掠夺物资支持战争的渠道都没有。
为什么越是危机时期，这种改革就越是表现得涸泽而渔？
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越是危机时期，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越是人人自危，越要给自己留后路，因此就越要趁机捞够本，好为跑路作准备，很多发国难财的就是这样。如果不能继续捞，那么至少也是把现有的资产储藏起来，流动性没有了，生产不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危机。
第二，越是危机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反而越是依赖上层的官僚、军阀、地主和资本家，因此也就越纵容他们，至少也是一切的改革都不能真正的触碰到他们的利益。比如，陈诚去东北反贪，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都是这样，要么搞不下去，要么搞下去了也只会加速危机。因为你依靠哪个阶级去改革，这种改革就不能真正触碰这个阶级的利益，而不触碰这个阶级的利益，所谓的“改革”要么变成一纸空谈，要么进一步饮鸩止渴。
第三，一切危机的根源，无一不是建立在剥削制度之上的。不管是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还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上都没有什么变化。因此，越是危机来临，统治阶级就越是需要依靠这种剥削制度来缓解危机。比如蒋需要大量军费来支援战争，他获取军费的来源要么是美国援助，要么就只能是继续加大剥削程度，从百姓身上掠夺。于是法币改革也好、土地改革也好，无论怎样改，最终都会因为要服务于蒋的军费开支这个目的，而实际上变成涸泽而渔的效果。
这些未必都是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但是任何的改革，无一不需要推动它实现的力量源泉。
正是因为一切可能触及私有制的改革办法都尝试过了，马克思才得出结论：这个力量源泉只能自下而上的来自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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