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森堡和列宁的关系
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1年3月5日-1919年1月15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卢森堡在中学读书期间就是个不安分的女生，由于当时沙俄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对波兰进行了恶劣的殖民统治，卢森堡便同同学一起参与反抗沙皇的民族主义活动。1887年卢森堡加入波兰当地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890年前后，沙皇政府为了镇压波兰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严酷的白色统治，卢森堡被迫流亡瑞士苏黎世。然而因祸得福的是苏黎世却是当时多国流亡者的一个聚集地，卢森堡在这里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的革命运动情势。1899年，卢森堡发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猛烈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在当时批判修正主义的作品中极为有名。1907-1908年卢森堡前往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任教，教授政治经济学。1907年卢森堡在斯图加特会议上同列宁、蔡特金等人一道对倍倍尔的决议进行了修正，出台了斯图加特会议决议，对当时各国不断进行的军备竞赛进行了正确的批判。
在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暴风骤雨中，卢森堡始终英勇斗争，不畏强暴，展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她所言：“要有耐心和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卢森堡在同机会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既表现出对革命理论的深刻理解，也显露出许多错误。其中在先锋队的认识上就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在国际共运历史上酿成了惨痛的教训。网络上打着卢森堡的旗号反列宁的人不少，在先锋队和所谓的“民主”问题方面尤为突出，马列毛主义者有必要进行澄清。
二、1904年两人争论过程
19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问题的论战，是国际共运史上一次著名的党的报刊论战。1904年5月，列宁出版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该书传播很快，卢森堡看到后，立即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7月13日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发表时的按语写道：“本文谈论的是俄国的情况，但是文中所谈的组织问题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俄国的兄弟党已经获得了国际意义，而且也因为我们自己党内也忙于热烈地探讨类似的组织问题。”7月23日其俄译文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第69期。
1904年9月，列宁写了反驳文章《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投给《新时代》。该刊主编考茨基退稿，理由是：文章虽然谈的是俄国党的事情，但目的是谈德国党的问题。列宁对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极为气愤。
三、1904年两人关于先锋队的一系列分歧
卢森堡和列宁的观点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制。卢森堡认为，不能把实行严格的纪律等同为党中央对党的地方组织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的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从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这种集中，应是党中央在集中了党的多数意见的基础上执行多数的意见，而不是党中央代替全党来集中。
卢森堡批评列宁称赞资本主义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指出：“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她不否认俄国工人运动中会产生机会主义，但指出：“一开始就想通过某种方式制定组织章程来禁止机会主义潮流的出现，就更加令人奇怪了。”她认为，事先的禁止会使得党内精神活动和党员的首创精神受到压抑，不利于党内的思想交流，而正确的策略本来是要经过摸索和试验才能获得。
卢森堡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她的文章：“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她所谈的党的组织问题，几乎无处不涉及到党内的思想交流和党内交流的党的法权依据问题。
列宁认为卢森堡完全不了解俄国党的情况。他说，卢森堡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他指出，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内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控制，将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宣布为非党的出版社，党的中央机关报拒绝刊登多数派的文章。在《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中，列宁讲：“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关的中央机关里占了上风是正常的，她是否能容许这种现象”?卢森堡将批评对象搞错了。列宁说：“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教育作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查看列宁的原著，他确实赞扬过工厂的教育作用，他将工厂的纪律分为“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他否认前者，但认为正是由于有后者，在《进一步退两步》“（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上）”中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
关于用党章防止机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反驳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荒唐的话，什么党章‘本身’是一种武器。”查看《进一步退两步》，列宁确实说过这样一段话，原文如下：“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
两个人之间的论战，总体上是在各说各的，分别从各自党的环境来谈问题。在德国党内，当时主要问题是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官僚主义地处理党内思想交流，无视党员群众斗争中的首创精神。因而，当卢森堡看到俄国党内关于“极端集中制”的争论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党的经验与现实，主要目的是借此机会给德国的党中央看的。
四、卢森堡用群众的首创精神否定了先锋队的必要性
卢森堡关注的重点在于党的领导机构如何倡导党内积极的思想交流、倡导群众的首创精神。卢森堡在《破灭的希望》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摧毁“任何领袖迄今为止的基础，即群众的愚昧”。此后她又在《再论群众和领袖》一文中再次论证道：“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
卢森堡认为与党的自觉性相比，群众运动总是先行的，在制定策略时，党的领导的自觉首创性所起的作用很小，而正确策略实际上是群众通过阶级斗争不断探索出来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明确提出：“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全党，更确切些说，是由整个运动制定的，那么党的各级组织显然就需要有行动目由，以便单独促使充分利用当时的形势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斗争和发挥革命的首创精神。但是我们觉得，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 卢森堡认为，列宁的集中制会更多地导致包办主义，因为当已经有决议了，大多数情况下没法向工人说明情况而通过政党强制其执行。这也容易打压工人的首创精神和创见，政党可能不理睬工人意见，甚至直接反对回绝。卢森堡甚至总结德国工人运动史，认为之所以拉萨尔派发展慢，是由于拉萨尔派搞极端集中制，而爱森纳赫派搞“自治制”，爱森纳赫派的“自治制”导致“无产阶级分子更加积极地参加了党的精神生活，在工人阶级中培养了更大的首创精神（别的不说，这个派别的各地方报刊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明）”，拉萨尔派搞集中导致“他们获得的经验必然是很可怜的”。
卢森堡还认为，列宁的极端民主制将导致工人阶级受训练减少，最后被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讲：“在当前的斗争时期，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部分的主动性、自由首创精神和政治思想愈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对他们的妨碍和训练愈多，资产阶级政客在复兴的俄国起作用就会愈容易，社会民主党今天辛勤劳动的收获，明天就会愈来愈多地落入资产阶级的仓库。”
正是因为上述一系列观点，卢森堡反对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认为列宁是搞“极端民主制”。从后来各国先锋队的实践探索以及德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惨痛教训上可以看出，卢森堡的一系列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一，固然群众运动的探索一般早于政党建立，但政党通过集中决议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快速的把群众运动先进经验总结出来，并在群众工作中推广开来。如果没有全党统一的集中制，大家各行其是、各自探索，不对先进经验重点推广，革命运动将大大落后于时代需要。第二，强调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没问题的，但不能用首创精神否定高度集中的先锋队。工人阶级中最稳定的队伍就是先锋队，群众组织的流动性是很大的，经验是不容易在没有先锋队的群众组织中固化下来的。只有具备先锋队指导的群众组织，才能将群众运动好经验贯通于群众工作当中，并长期坚持下去。第三，拉萨尔派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其实行的集中制，而是因为拉萨尔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拉萨尔派把斗争局限于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活动，赞同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严重危害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所以拉萨尔派才会失去群众，最终被爱森纳赫派取代。第四，先锋队要求的民主集中制不会使工人阶级受训练减少，并被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只有在先锋队指导下，无产阶级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和观点，才能真正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第五，民主集中制不会必然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先锋队理论并不排斥与工人群众的交流沟通，相反，正确的路线是从群众运动中来的，先锋队都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不与群众深入交流的组织是不可能完成先锋队的任务的，也不会被推举为先锋队。先锋队领导工人运动，首先就是获取大多数工人的支持，然后在行动；紧急情况下则是先行动，后说明。开展不能获得工人广泛支持的行动是应该被完全禁止的，在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之上，多数情况下不会发生所谓的打压创见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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