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毛主席为啥反对“均贫富”？（中）
——评华生的奇文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
一、倒车还是前进？
几天前，鄙人认真学习了华生的高论：“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并撰写了学习体会：《“均贫富”何罪之有？（上）——评华生的奇文》（注1）。
华生的言外之意是：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在开历史倒车，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完全是在浪费地球资源和践踏人类生命。
那么，历史上的“均贫富”究竟是开历史倒车呢，还是推动历史前进呢？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朝历代的官方史书几乎都把农民起义“均贫富”定性在十恶不赦之首位（注2），属于大逆不道，必须“凌迟”“腰斩”“枭首”“灭九族”。
华生的高论与这个定罪完全一致，区别在于：一个文攻，一个武卫。
新中国成立之后，被颠倒的历史才被重新颠倒过来。新中国前三十年，官方对于农民起义的评价是：“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严重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后三十年”以来，历史再次被颠倒：学界绅士（亦称“公知”）就像晚上的耗子，纷纷从下水道里钻出来，给农民起义扣上了“土匪”“强盗”“摧毁文明”“历史倒退”的种种罪名——“尚小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注3）。
但是尽管如此，前三十年中国史学界做出“农民起义推动历史进步”的定性，今天仍然得到了很多明白人的赞同。
比如，在《红歌会网》转发拙文《“均贫富”何罪之有？（上）》的下面，针对华生所谓“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的检举揭发，有位同志跟帖说：
——“这句话的逻辑就很成问题，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历史上每一次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推动社会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怎么能说都是毫无差别的‘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就如多少次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反动封建统治，终于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其中，不能抹杀每一次农民起义的功劳。”
二、失败或者成功？
我完全同意这位同志对华文的驳斥。
不过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在中国古代，尽管农民起义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毋庸讳言，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最终都归于失败了——此时此刻，我看见公知们无比兴奋地奔走相告、手舞足蹈起来。
然而公知们且慢高兴。我有必要特别指出，“均贫富”的失败，并不是华生所谓“均贫富”总是造成了“普遍贫困”，而是每一次“均贫富”之后，新一轮的贫富“两极分化”又会重新登场。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成了剥削阶级改朝换代的起点而已。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均贫富”几乎毫无例外地最终都失败了呢？
唯物史观的回答是：历史上的“均贫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还没有产生出先进的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我认为这个回答是客观的，也是科学的。
有人不同意了：“虽然中国古代的‘均贫富’最终都失败了，但是20世纪中共领导的‘均贫富’（土改）不是成功了吗？”
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如果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那么20世纪中期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均贫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
唯物史观的回答是：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催生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我认为这个回答是客观的，也是科学的。
三、“均贫富”打败了“贫富悬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中共领导“均贫富”的典型做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土地改革”。
按照华生的检举揭发，“均贫富”只能造成人人贫困，穷人更穷。这我就纳闷了，果如华生检举的那样，那么倡导“均贫富”的中国共产党，又怎么可能打败搞“贫富悬殊”的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呢？
记得我小时候，父辈曾经告诉我，他们部队南下途中观看《白毛女》，上级命令不准携带武器进场。因为有战士看演出时，举抢差点毙了台上的黄世仁。这类事情之所以屡屡发生，不就是因为阶级意识的“共情”所致么？“打土豪，分田地”之后，面对用阶级觉悟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国民党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又焉能不败？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结论中，对土地改革作了如下评论：
——“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
土地改革的“均贫富”不仅没有“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反而极大提高了贫苦农民的生产力，以及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在历史事实面前，华生的“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要多酸牙就有多酸牙。
四、“均贫富”等于社会主义？
行文至此，公知以及跟在后面的右幼早就按捺不住了：“均分给农民的田地还是被收归集体了嘛，中共领导的‘均贫富’最后还是失败了嘛……什么‘均贫富’，什么‘共同富裕’，搞什么搞，这不是瞎胡闹吗？”
于是乎有人以梁漱溟先生第二自居，高举为小农经济请命的招牌，喋喋不休地嚷嚷：“说话不算话，土地改革的‘均贫富’是欺骗农民”云云。
没错，土改中均分给农民的土地，之后又归于集体所有。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平均土地”之后，又要把土地归拢为集体所有呢？
1962年，毛主席对邓子恢说：“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换言之，即便是中共领导的土改“均贫富”，也依然不是社会主义。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对待土地改革的“均贫富”，毛主席的立场是一贯的：一方面，他老人家充分肯定了土改在消灭封建生产系革命中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他老人家坚决反对把“均贫富”的土改等同于社会主义。
毛主席为什么反对把“均贫富”等同于社会主义呢？1965年5月，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张平化说：
——“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结论是：均分土地给农民并不是社会主义，只有走集体化的公有制道路，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总是由来有自，“均贫富”总是不同程度推动了社会历史进步。然而，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分田分地”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生前不断警告：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历史上的“均贫富”，那么新一轮的贫富“两极分化”又会重新登场。这样的“社会主义”又焉能不败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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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赵磊《“均贫富”何罪之有？（上）——评华生的奇文》，载《》2024年8月29日。
注2：中国封建社会法定的十类重罪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注3：据北大教授尚小明发文披露，2024年6月，尚小明的博士生D同学的毕业论文：《英国对太平天国的政策研究》，因文中有“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的话语，便被历史学系学位分委会某些委员贴上“左”的标签，并落选学校优秀博士论文。为了抗议，尚小明愤而辞去历史学系学位分委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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