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以及列宁的经济和哲学等观点进行批判和诘难，并据此否定列宁主义。西方“列宁学”认为，列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列宁的经济思想具有“讽刺意义”，否定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对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批判进行再批判，在揭露西方“列宁学”谬误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列宁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与内在逻辑，弄清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并充分发掘列宁主义的时代价值。
西方“列宁学”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观点、方法、立场来研究列宁及列宁主义的思潮和学科”[1]。西方“列宁学”以列宁生平著作、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等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制造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说、列宁主义与列宁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思想的矛盾说及列宁主义发展史同列宁生平史“相悖说”泯灭列宁主义科学的理论实质。梳理西方“列宁学”研究列宁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深入剖析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三重批判”，揭露其错误根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列宁
一
西方“列宁学”关于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争
西方“列宁学”家在研究列宁主义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众所周知，列宁主义是在同俄国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争论中逐渐形成的。但西方“列宁学”以列宁主义“脱离”马克思主义为由，将列宁视为民粹主义的“继承人”，把列宁的思想说成是一种“舶来品”，甚至将列宁说成是“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2]。
(一)列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
一些西方“列宁学”家认为，列宁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意党人。首先，西方“列宁学”代表人物斯蒂芬·T. 波索尼和A. J. 帕兰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看成是列宁思想的主要来源。他们认为，列宁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主人公拉赫美托夫的影响，特别是在列宁哥哥亚历山大因谋杀沙皇被处死后，更加坚定了列宁对拉赫美托夫的崇拜。波索尼在《列宁：身不由己的革命家》一书中说，列宁“找到了自己所要成为的那种人的模特儿”[3]。帕兰认为，列宁既不了解欧洲文化也不了解俄国文化，他从未涉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哲学，“他所崇拜的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统的民粹主义小说”[4]。其次，另外两位西方“列宁学”家尼娜·塔玛金和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列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一个“民意党”[5]人，因此其思想实际上是民粹主义思想。尼娜·塔玛金指出：“尽管《资本论》《我们的意见分歧》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像过去的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样激励了列宁，但是看来他并没有因此就打算加强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或者抛弃民粹主义了。”[6]科拉科夫斯基断言，列宁早期受到过恐怖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传统的强烈影响，尽管在1899年到1902年他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民粹主义思想依然存在。[7]总之，西方“列宁学”认为，民粹主义思想是列宁思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对民粹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不可否认，车尔尼雪夫斯基确实对列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列宁自己所言：“它使我这整个的人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变。”[8]可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确在俄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成为俄国革命青年的“生活教科书”。普列汉诺夫在回顾《怎么办?》时写道：“谁没有读过并再读一遍这部著名的作品?谁没有被它深深地吸引并在它的良好影响下变得更纯洁、更美好、更富有朝气、更勇敢?谁不为主人公道德上的纯洁而万分感动?谁读了这本小说之后不对自己的生活沉思默想，并对自己个人的企望和志向加以严格检查?”[9]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对年轻的列宁具有一定的引导意义，但列宁也看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性，指出了“俄国公社优越论”的错误，揭示了其在民主实践中的局限性。此外，列宁在大学时期就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随后在流放期间结合俄国实际，撰写了一系列论战性的文章。其中《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以下简称“《什么是‘人民之友’》”)和《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是列宁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由此看来，又何谈列宁对俄国及欧洲文化不了解之说呢?至于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用了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一样的书名，这也毫不悖理。“因为旧的形式是可以为新的内容服务的，把形式上的继承等同于内容上的继承，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难以成立的。”[10]与众多西方“列宁学”家对列宁主义进行肆意歪曲和诋毁不同，英国学者尼尔·哈丁(Neil Harding)力图对列宁主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指出应该将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扬同自己的革命信仰区别开来。实际上，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扬是带有论战性质的，“列宁赞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但是他不是列宁在理论领域的主要导师”[11]。事实上，列宁从十八岁开始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和正统的雅各宾主义者。正如列宁自己所言：“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12]这句话表明，列宁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当时封建的专制制度，这与当时民粹派试图通过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完全不同，也与他哥哥亚历山大探索俄国道路的方式截然相反。列宁认为：“这种单枪匹马的斗争虽然是奋不顾身的英勇斗争，但是收效不大。”[13]所以，列宁思想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相反，他一直从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俄国社会革命实践。
《列宁选集》第1卷，第3版修订版，第455页
(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舶来品”?
以波索尼为代表的西方“列宁学”家在将列宁看成是民粹主义者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列宁思想的“剽窃说”与“决定说”。
其一，对费多谢耶夫思想的剽窃说。波索尼认为，列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其实是对费多谢耶夫著作的全盘复制。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种说法，他以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为例，认为这本著作是对费多谢耶夫著作的剽窃。其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此书没有列入1907年列宁出版的《十二年来》的文集中，因此，他认为有可能费多谢耶夫为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写作提供了此材料;二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是列宁在抄袭费多谢耶夫著作的基础上对其的扩充。”[14]关于以上两个论点我们可以通过客观事实逐一反驳。首先，列宁的《十二年来》一书收录的是1895-1905年这一时期的文章和著作，而《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写于1894年，从时间上看不在文集收录的范围内。其次，从内容上看，《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主要以对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及社会学的主观方法批判为主。而《十二年来》文集主要是通过回顾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的斗争，揭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在同一个历史趋势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1894年)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经济主义’作为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派别，实际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信条’;孟什维主义不仅是著作界的一个流派，实际上是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特殊政策。”[15]这表明，右翼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这是列宁写作《十二年来》的主要目的。因此，没有将《什么是“人民之友”》加入文集中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胶印本第三编封面
其二，普列汉诺夫对列宁思想形成的决定说。波索尼指出：“早在列宁开始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著作之前，他就通过主要和次要的理论来源熟悉了俄国革命思想，学会了关于密谋和组织技术。也许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他是在1889年秋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然而，正是俄国文献为他做好了变为一个革命者的准备，尽管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知道了马克思，而且非常早(1886至1892年之间)就读过《共产党宣言》，但是他主要汲取的是俄国革命者的经验。”[16]首先，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之前的确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与列宁在思想上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列宁也曾公开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作出高度的评价，例如，他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称之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17]，把《我们的意见分歧》看成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18]，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西方学者“采用的不过是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即抽象地肯定列宁通过普列汉诺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是在具体上却否认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20]。其次，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第一，在对民粹派的批判上，列宁突破了普列汉诺夫纯理论上批判的局限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实践相结合;第二，普列汉诺夫不能理解俄国资产阶级的作用和西欧各国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的作用已经完全不同，而把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看做一支革命力量，并且诡辩地说：“列宁是转过身去背对着自由派的，而我们是面对着他们的”[21];第三，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列宁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列宁重视农民的作用不同，普列汉诺夫由于不了解俄国土地，认为“无产者”和“庄稼汉”是政治上真正的对立物;第四，在国家与革命的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竟然提出只要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造即可，无须打碎。这些主张显然与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又岂能说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呢?
(三)列宁是“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
21世纪以来，以L. 利赫为代表的西方“列宁学”家主张“重读”列宁、“回到”列宁，但在“复兴”列宁主义的同时，不乏存在“肢解”列宁主义的现象。例如，利赫在《重新发现列宁：回到〈怎么办?〉》一书中以列宁翻译了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22]以及在《怎么办?》一书中引用了考茨基“新型政党”思想为由，认为列宁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考茨基主义，这一观点实际上“肢解”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可以从一战前和一战后两个时期考察列宁对考茨基主义的态度。一战前期，列宁与考茨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因此，也可以说，早期的列宁是一个考茨基主义者;一战后，在对待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政权等方面，列宁与考茨基出现分歧且考茨基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加入“机会主义”队伍。由此，列宁在1914年后陆续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对考茨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古斯特·H. 尼姆兹(Auguste H. Nimz)曾指出，尽管列宁早期对考茨基的相关思想给予了肯定，但列宁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探寻其思想的源头——马克思主义。[23]所以，将列宁说成是“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抑或是将考茨基主义作为列宁主义的直接来源的观点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奥古斯特·H. 尼姆兹
总之，从根本上看，列宁主义的直接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既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在实践中使其得到了丰富和完善。西方“列宁学”歪曲列宁思想来源的实质在于割裂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而推倒列宁主义。
二
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经济学说的歪曲
列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批判了民粹主义的理论错误，阐明了早期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阐释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然而，西方“列宁学”极力歪曲和诋毁列宁的资本主义思想，声称列宁是运用“经验主义方法”来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补资本主义之课”，且这种资本主义的追求对于列宁自身而言又具有莫大的“讽刺意义”。
(一)采用“经验主义方法”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约翰·威洛拜(John Willoughby)提出：“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观点有效地相结合起来本来可以运用年轻的列宁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考察时所采用的经验主义方法。他的目的在于研究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便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进行干预，以促使这个进程采取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构。”[24]质言之，威洛拜认为，列宁早期的俄国资本主义思想大多来源于自身的经验。在他看来，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做出的一系列考察都是从个人经验主义出发，按照个人主观意志设想的资本主义展开分析，最后通过人为的干预使资本主义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动力。为此，我们可以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上去探讨列宁肯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
其一，从逻辑结构上看，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出发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剩余价值的产生等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列宁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基于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一步一步论证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通过考察研究，列宁从社会分工这个起点出发，论述了俄国农业、工业、国内市场的基本问题。在农业方面，列宁考察了社会分工、工农业人口变化、小商品生产者破产、农民分化、徭役制经济的发展过程、雇佣劳动的出现、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在工业方面，列宁按照社会分工、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的形成这一逻辑顺序展开，对工业进行了分析;在国内市场的形成上，列宁围绕社会分工、人口流动、雇佣劳动的增长、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此外，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对统计学方法的运用非常熟练，以至于当时有人称之为胜过官方统计学家的“非统计学家”。实证研究的分析方法再次证明了列宁俄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可见，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思想绝不是脱离历史的空中楼阁，也绝非是依据主观臆断而得出的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建立在历史与逻辑基础之上的科学论断。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封面(1899年彼得堡第1版)
其二，从主要内容上看，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思想既有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批判，又包含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客观分析。早在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就深刻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并且对民粹派提出的“人民生产”[25]理论进行了批判。列宁对民粹派把是否合乎“人的本性”作为判断社会现象的标准、认为“杰出人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将马克思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说成是在抹杀个人的历史作用等观点进行了批判，论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个人的活动只有符合历史规律并且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由此可见，列宁不但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是对这种方法持批判态度。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章中，列宁从理论上批判了俄国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观点，在批判的过程中，大量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观点，驳斥了民粹派的理论错误，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和《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列宁分别对俄国农民经济的现实状况、社会分工条件下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进行了阐述，并指出这一经济演进过程同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威洛拜提出的“经验主义方法”根本是毫无根据的。这种仅从形式上解读列宁资本主义发展思想的做法，只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术泥潭。
(二)新经济政策是“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的路线改变”?
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后，列宁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俄国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思想。但西方“列宁学”却将其说成是“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的路线改变”。西方“列宁学”家贝特兰·D. 沃尔夫(Bertram David Wolfe)说，1894年，“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司徒卢威写道：“让我们承认我们缺乏文化，求助于资本主义吧。”[26]这是借司徒卢威之语表达西方“列宁学”的观点，认为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承认了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承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资本主义“完美论”观点的正确性。实际上，“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说”是将国家资本主义与一般资本主义、将经济退却与资本主义投降混为一谈。
其一，这是对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错误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帝国主义论》，列宁既在战争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反动与腐朽，同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事实。如果说此时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还比较模糊，那么到了二月革命后期，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四月提纲》《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体现得就更加明显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实行国有化、对社会产品和生产实行监督的政策，这些措施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他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进一步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27]此后，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批判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同时对俄国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前对俄国威胁最大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那些赚取私利且具有投机倒把性质的小资产阶级。“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28]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是进步的，如果俄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里，列宁仅是将无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和方式，与一般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版增订版，第276页
其二，混淆了经济退却论与资本主义投降论。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分析了战后实行余粮收集制出现的问题，即粮食危机、燃料危机、城市产品生产不能满足农民经济需要等，基于此，列宁认为必须采取寻求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用税收的方式无偿地取得产品，另外再用商品交换的方式取得一部分产品”[29]。这意味着，粮食税开始逐渐代替之前的余粮收集制，“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替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的“直接过渡”方式。列宁认为：“我们已经作了这种让步，但是一秒钟也不要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让步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别的什么需要。”[30]可见，列宁所谓的“退却”仅限于经济上的需要，何谓“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呢?列宁认为：“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31]，当前俄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里我们不必害怕资本主义，只要将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掌握好分寸，适当的退却完全是可行的。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列宁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思想还是晚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思想，都仅是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对其并非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一点从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自由派”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列宁反复强调：“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32]这充分阐发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向资本主义投降。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思想和新经济政策思想均是在俄国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在研判早期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之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俄国实际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这是列宁探索在一个小农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突破，是列宁制定的实行“迂回进攻”以便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政策。由此可见，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经济思想的批判显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肆意歪曲，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西方“列宁学”制造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说”
西方“列宁学”在歪曲了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经济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为依据，否定列宁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
(一)列宁——“德国实践派”[33]?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主要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也间接地抨击了列宁的一些观点。他以列宁犯了“德国倾向于实践的政党”的错误为由，否定列宁早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进而割裂了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在柯尔施看来，列宁不理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柯尔施说道：“他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而且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34]柯尔施认为，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倒退与轻视，“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35]，这种对立早在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就已存在，且早已被黑格尔所超越，因此，列宁的哲学思想是退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之前的阶段。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更加站得住脚，柯尔施开始攻击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写作目的，他认为列宁并没有将反对哲学唯心主义思潮作为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主要任务。他说：“列宁著作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力图在实践中反对和粉碎这些当代哲学倾向时所具有的那种极端严厉性。”[36]柯尔施进一步指出，列宁这种利用非哲学问题和内容来分析和考虑哲学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犯了与“德国实践派”一样的错误。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实际上，柯尔施的错误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似是而非的理解，用一叶障目的认识来否定列宁主义。首先，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主题来看，此书是对马赫主义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批判与驳斥。在书中，列宁考察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揭露了马赫主义唯心主义的实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何谈列宁哲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其次，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内在逻辑看，此书以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作为主线，将该主线贯穿于批驳马赫主义和各个哲学问题的链条之中。列宁明确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37]在这里，列宁深刻揭示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既指明了物质的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性”，又看到了意识对物质的派生性;既体现了唯物论思想，又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此外，列宁以物质观为思想武器，分别对马赫主义的“主观真理论”“纯粹经验论”“思维经济原则”等思想展开了驳斥，进一步阐述了“物质第一性”“世界的可知性”及“认识的循环往复性”等理论，这又怎能说列宁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倒退”呢?最后，列宁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是对康德认识论思想的一种退化，但这并不代表列宁对康德哲学持完全肯定态度，也不能说明列宁退回到康德哲学已经超越的历史阶段。在列宁看来，经验批判主义在继承康德思想的过程中，只继承了经验论抛弃了唯理论。也就是说，经验批判主义在否定了“自在之物”，即存在于人“感觉”之外的客观实在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不可知论”。柯尔施在否定列宁哲学思想时，却没有认识到，他将列宁哲学著作作为自己否定列宁哲学思想的立论依据时，恰恰已经说明了他对这部哲学著作的肯定。
(二)列宁哲学思想的“庸俗化”?
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列宁抨击经验批判主义的目标在于“表明经验批判主义是完全掩盖贝克莱唯心主义的语言把戏”[38]。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哲学在列宁那里仅仅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在其他方面没有意义。他指出，列宁批判经验主义的论点是哲学的“党性”原则，且列宁从“恩格斯所定义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没有中立观点及哲学理论在阶级斗争中不是中立的，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两个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但列宁却“把自己限于论证现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社会对立”[39]。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由于列宁忽视了哲学与阶级之间的联系，这就导致他对经验批判家的指责很难得到确证。科拉科夫斯基指责列宁阐述物质定义时前后矛盾，他以列宁曾说过物质不能被定义为依据，指责列宁自身说法的不一致性。此外，科拉科夫斯基进一步否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价值，他认为“这本书几乎没有给摘自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段落所包含的内容附加什么东西”[40]，批评列宁非但没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反而以呆板的问答形式使其论点庸俗化。
其一，关于哲学的党性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41]在列宁看来，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唯物主义哲学，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到的，同时对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又是区别无产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的重要前提。可以说，列宁自始至终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驳斥马赫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二，列宁依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阐述了“自在之物”的客观性和可认知性，强调了实践在“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过程中的作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自在之物”的观点。此外，列宁以论战方法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思潮、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而从多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这本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列宁全集》第18卷，第2版增订版，第355页
总之，西方“列宁学”刻意制造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并将此作为批判列宁主义的主要依据。事实上，这一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在总结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作出的新阐释，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新突破。
四
列宁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对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批判进行再批判，有利于从根本上把握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捍卫列宁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深刻揭示西方“列宁学”的错误实质，筑牢思想基础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必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且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西方“列宁学”作为一种社会学术思潮，产生于十月革命后期，由于当时复杂多元的时代背景，西方“列宁学”对列宁及列宁主义的解读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透过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批判，揭示其错误根源，把握列宁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今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思潮“蠢蠢欲动”，不断潜滋暗长，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我们要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基础上，警惕和防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危害国家的错误思潮予以坚决的打击和批判。如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新时代，民粹主义开始呈现出虚拟化模式，并且通过网络散播虚假信息，制造社会恐慌，损害政府和国家公信力;历史虚无主义则将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的“主阵地”从学术研究转战到网络尤其是新媒体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试图通过否定领袖、抹黑英雄、歪曲历史的方式，最终达到否定党的领导的目的。当下，我们既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更要用好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积极吸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经验，充分发掘列宁思想的时代价值，筑牢共同的社会主义思想基础。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变化了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西方“列宁学”极力割裂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以此来否定列宁主义。实际上，列宁从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其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回答了俄国资本主义命运之问，解决了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新经济政策思想，不断在变化了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俄国社会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尤以“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完美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资本主义否定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观为争论焦点，列宁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在详细考察了俄国农业、工业、商业等发展状况前提下，一一驳斥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错误性，论证了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既定事实，且剖析了资本主义历史进步作用的暂时性与资本主义自身不可避免的剥削本质。列宁这种不机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表现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没有固守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而是根据俄国国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当今中国只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只有“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42]，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指导方法;只有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熠熠生辉。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三)立足本国具体实际，把世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西方“列宁学”通过对列宁哲学思想、经济思想等的批判，将列宁主义说成脱离实际的空想，否定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事实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列宁研究和考察俄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对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批判进行再批判，不仅是对理论本身进行系统阐释，更重要的是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行动指南，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方向。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期，列宁在研判俄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与俄国错误思潮展开激烈争论，解答了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问题;一战期间，基于国际、国内资本主义变化的实际，列宁果断提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澄清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错误，论证了帝国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本质;十月革命后，列宁紧紧围绕建设苏维埃俄国这一核心问题，基于战后俄国经济落后的最大实际，先后提出“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等思想。列宁紧紧围绕俄国经济落后的社会现实，深入分析了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命运问题，认真研究了中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深刻剖析了晚期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这是列宁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必须从自身国情和需要出发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寻找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将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实际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我们更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际出发，破解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在当前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洪流中，敢于用列宁思想回答时代之问，回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需，将世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综上所述，西方“列宁学”家大多打着列宁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脱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罪说”的幌子，企图制造列宁主义危机论，否定列宁思想的科学性，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然而，事实证明，以主观情感因素为依据、缺乏理论和客观实际支撑的学说是行不通的，其思想实质终归在历史和现实的荡涤中昭然若揭。西方“列宁学”家对列宁思想的阐释，不仅不能说明列宁主义“过时了”，反而体现了其对列宁主义僵化、教条化的理解。21世纪的今天，西方左翼学者对列宁主义的研究出现回暖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为重新激活列宁主义感到欣慰的同时，还要警惕“复兴”列宁过程中“肢解”列宁主义的危险，要在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批判中，激发新的思考并使列宁主义在批判和反批判中创新发展。
注释：
[1] 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2] 列宁在1894年翻译了考茨基最流行的著作，即对德国党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评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L. 利赫由此将列宁看成是“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
[3] Stefan T. Possony, Lenin: The Compulsive Revolutionar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2017, p.40.
[4] A. J. Polan，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2017, p.154.
[5] 俄国民意党，俄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于1879年8月从土地和自由社中分裂而来，其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主张人民拥有土地的权利，拥护俄国自给自足的村社方式。民意党人的活动分为宣传活动和密谋暗杀活动。
[6] Tumarkn Nina，Lenin Lives: The Lenin Cult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3.
[7] 参见[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卷第338—339页。
[8] [苏] E. 波古萨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9] [苏] E. 波古萨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10] 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11] Neil Harding,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7, p.16.
[12] 《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1卷第455页。
[13] [苏]娜·康·克鲁普斯卡亚《论列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26页。
[14] 参见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页。
[15]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6卷第104—105页。
[16] Stefan T. Possony, Lenin: The Compulsive Revolutionary,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2017, p.42.
[17]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卷第273页。
[18] 《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1卷第59页。
[19]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9卷第310页。
[20] 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21] 陈启能《普列汉诺夫》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页。
[22] 1891年，德国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期间共提出四个纲领草案。其中最主要的是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起草的以党的执行委员会名义提出的纲领草案和由考茨基、伯恩施坦以《新时代》编辑部名义提出的纲领草案。恩格斯对前一个纲领草案不满意，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长文给予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对后一个纲领草案比较满意，党的大会以此纲领为基础进行讨论修改后通过成为党的正式新党纲，即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考茨基曾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文，对纲领作了详尽的解释。
[23] 参见[美]奥古斯特·H. 尼姆兹《回到列宁，却脱离马克思恩格斯?》，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24] [美]罗纳德·H. 奇尔科特《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25] 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派将俄国资本主义看成是“人为地”培植起来的，认为“人民生产”即小农经济和手工业是同资本主义对立的经济，农民群众受剥削不过是政策的“缺陷”，其实质是呼吁政府采取温和治标的办法，使半农奴制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永恒化。
[26] Wolfe Bertram David,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ABiographical History,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1948, p.143.
[27]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1卷第202页。
[28]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34卷第276页。
[29]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1卷第300页。
[30]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1卷第304页。
[31]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2卷第186页。
[32]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1卷第232页。
[33] “德国实践派”即德国倾向于实践的政党。卡尔·柯尔施指出，“德国实践派”企图不在理论中实现哲学，即“不把哲学作为现实来把握，就企图在实践中消灭它”。他认为列宁从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否有用等非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哲学本身出发去阐释哲学问题，实际上是犯了和“德国实践派”一样的错误。参见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8—81页。
[34]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35]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36]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37]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8卷第130页。
[38]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卷第429页。
[39]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卷第429—430页。
[40]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卷第435页。
[41]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8卷第355页。
[4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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