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何新老家伙”公众号发的一篇短文《 何新杂记：关于封建制度的反思 》。该文的主要意思是：三十多年前何新认为我国的封建制度仅存在于两周，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封建制度即不复存在了，现在他“反思”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认知”，认为中华历史上，从周代到满清这将近三千年的时间里，都是实行的“封建制度”。
何新先生此文，让笔者想到“改开”以来关于“封建”概念的争论，这争论大致是：西元1949年以后，我国史学界流行“五种社会形态”论，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历史也符合这“五种社会形态”，其中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从战国时期直到满清覆灭，持续了两千多年。“改开”后，一些学者对上述说法进行了质疑乃至否定，认为我国只有周代是“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就不是“封建社会”了。
应该说，上述有关“封建”概念的争论主要是学术性的，但也有某些势力怀着政治性目的混杂其间，其主要企图是：由于中共革命的重要口号之一是“反封建”，革命胜利（包括“反封建”胜利）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这符合“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封建社会”之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认定），通过否定战国之后的两千多年是“封建社会”，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当性和新中国推行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虽然如此，笔者仍然认同我国秦朝以前有封建制、秦朝建立以后没有封建制的观点，并认为现在应该辨析纠正“封建”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古代对“封建”概念有着专门的表述，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比较全面的表述当属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说的：“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此话大意是：周王据有天下后，把土地分给各路诸侯，分别赐给他们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的爵位，让他们各自建立诸侯国——这就是所谓“封土建国”，是封建制的本义。我国自秦朝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以后，“百代都行秦政法”（毛主席《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虽然西汉以后各朝代都有封爵位、赐土地的做法，但在法规层面上都只是名号和享受，而不是有行政权的封建诸侯国，更谈不上有整个社会领域的“封建制”。所以，“五种社会形态”论将我国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央统一政治经济形态称为“封建社会”，是不对的。何新老先生上述的“反思”，恐怕是回到误区了。
有研究者称，最早用“封建”这个中国古代名词来翻译西方feudalism 的是倭人，曾经担任清朝驻倭国外交官的黄遵宪首先在自己的诗文中把它当作西方“新名词”进行引用。（笔者对feudalism的来历有个分析，见文后。）倭人擅用“封建”一词对译feudalism，荒谬不足为训。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清末我国一些介绍西方的学者（比如梁启超、严复）接受了这种对译，而“五四新文化”以后，许多致力于爱国、救国的革命者（比如陈独秀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我国战国之后的历史纳入“封建社会”，并把他们认为阻碍我国社会发展、必须废除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都斥为“封建”，比如“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军阀”等等，以至“封建”成了“旧的”、“传统的”、“腐朽的”、“僵化的”、“保守的”、“落后的”代名词，中共革命基本上以此为号召。应该说，中共革命把“反封建”作为革命的口号，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但是，把战国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央统一郡县制称为“封建”，终究还是违背了中华历史事实，并且隐含着将中华文明置于大部分是虚构伪造的西方“文明”叙述框架之中的弊病，这弊病潜藏着全盘西化的崇洋祸患。中共革命历史事实表明，全盘西化的崇洋祸患不仅来自“右”派，也来自某些“左”派，毛主席当年推动延安整风运动，批判党内“言必称希腊”的风习，就是要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的全盘西化思想流毒。把西人的feudalism说辞附会于中华的“封建”语词，并将它作为贬斥中华两千多年文明历史的话语工具，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对革命的动员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到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它的负面作用就越来越显现了。现在我们国内，在某种层面上崇洋媚外风气比较严重，对全国的团结自信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成不可忽视的阻碍和威胁，其肇因，不但来自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右”派公知思想，也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左”派公知思想有一定关系，而“封建”概念的错植误用，就是“左”派公知思想的表现之一。
总体来说，中华文化是人类唯一真实存在、有序发展、记载详实的高贵优秀文化，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不好的方面。对此，应该像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当然要批判中华文化中的某些不好的属于糟粕的方面，但是，把中华文化整体贬斥为“封建文化”，把中华两千多年中央统一郡县制贬斥为“封建社会”，则是极为荒谬、极其有害的。我以为，应该把一般指称传统文化中落后方面的语汇，比如“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之类，改为“糟粕思想”、“糟粕文化”。总之，应该让“封建”这个词语回复其本来含义。
也许有人会说，中华语词发展中有许多脱离最初本义的现象，“封建”一词脱离古代本义并无不当；再则，现在大部分国人已经习惯于称中国古代为“封建社会”，要改变称呼的话，有违大家的习惯心理，多此一举，没有必要。
乍一听来，这样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汉字汉语虽然随着时代发展会产生脱离本义的引申之义，但是引申之义与本义还是有着可以理解的一定联系的，像现在所谓的“封建”一词这样附会西人说辞并且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更主要的是，如果一个名词使得我们头脑混乱，妨碍我们对事情真相的认识，影响我们对自己优秀文化的尊崇，那么这个名词的使用就不仅仅是名词本身的事情，就不能不对这个名词的使用抱质疑的态度了，就必须考虑一下正名的必要性了。而像现行“封建”词语这般隐含着崇洋西化、贬低自身文化思维的情况，尤其不可等闲视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名词不仅仅是符号，本身就有其实质性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辨析、纠正“封建”概念的问题，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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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杜车别著《中国历史停滞吗？——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第七章《封建社会以及战国后直到明末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西元2019年6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题外话：
按照笔者在网上搜寻所得的说法，feudalism的“词根”是feudal，而这“词根”来源于“中世纪拉丁语”feudalis，它与feudum相关，意思是“封地”。这类解说西人语词来源的说法从何而来？是不是像汉字汉语那样有丰富多样的传承有序的古代字书典籍（比如《说文解字》等）的记载材料为据？从笔者搜寻的结果，看不到这方面的实证，其来源令人怀疑。
从feudum这个词的发音来看，笔者判断它是按照汉语的“封土”转音而成，它的“封地”含义也印证了这一点。近年来，学者文行先生通过研究，认为西方的文字主要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以汉字汉语为范本新造出来的，“以文字而论，西方文明不过400年”。（参看文行先生文章《 19世纪初西方看不懂<圣经> 》）这个feudum的来历，或许正是印证文行先生的研究结论的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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