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并未否定财富在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基础地位，相反它的实质是通过展现资本财富的二重性本质，使财富的基础地位真正奠定。这个过程并非如直观所见仅限于研究资本“现代史”，而是依靠资本“现代史”与“史前史”的结合。财富是资本文明性的集中体现，以财富为基础是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获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不具备的批判性特点的关键。在对财富的理解和对资本关系的具体分析下，马克思合理地构想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财富；资本关系；文明
“财富”与“资本关系”是马克思建构其资本理论的一对主要概念，但二者的关系仍待进一步阐释。21世纪初以来，对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逐渐取代了套用唯物史观的“一般历史哲学”的传统认识方式，成了学界对马克思资本研究范式的新理解，但一些严肃的质疑也随之而来：这种科学主义的范式，是否属于马克思自身强烈反对的拜物教的范畴？在实证化、“铁笼”化的资本关系下，如何实现解放目标？作为对这一理论困境的反应，马克思思想诠释的人类学范式异军突起，这一范式下的一个主要理论路径是，强化“财富”概念在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基础地位及其人类学意蕴，以反对对资本关系实证研究的过度强调，并以财富及其“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1]重新统一被科学主义范式撕裂的物质财富与资本关系、唯物史观与经济研究、价值批判与科学实证。重新统一种种撕裂，由此，发展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财富理论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通过将被科学主义范式颠倒的、传统上物质财富对资本关系的“决定”作用再颠倒回来，也不是以哲学语言超越科学语言，而应基于一系列工作的完成。首先，澄清——明晰对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在财富理论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从而使它成了论证财富基础地位的必要逻辑环节。其次，建构——在对资本关系实证研究的作用的把握下，重新系统建构财富概念，而非仅仅停留在财富对资本关系、哲学对科学的统摄与超越。最后，理解——在相辅相成的财富与资本关系的视域下，再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构想，领会这一构想的深层意义与恒久启迪。
一、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否定
财富基础地位
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逻辑起点而非相反——柯亨将它概括为“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2]；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生产力的现代表现的物质财富是资本关系的起点，资本关系是物质财富得以实现的客观形式，二者的逻辑位次同样不可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资本是一种“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并未背离这个基本逻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资本论》所建构的资本逻辑体系的前提性交代：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但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这正是对唯物史观基本逻辑的呼应与贯彻。但在资本关系及其实证研究的地位突显，生产力、物质财富的地位相应弱化的当下，唯物史观规定的直白的逻辑关系面临动摇与重释，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的观念似乎重又上演。
强调财富在马克思资本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正是作为对这一理论危机的积极应对而出场。但这一路径的真正成立，不能止于把资本关系实证研究范式贴上“科学主义”“拜物教”的标签而与之对立，而需要充分理解资本关系实证研究范式兴起的历史原因与理论合理性，进而把握它在马克思资本批判整体布局中的具体意义。
第一，突显资本关系和弱化物质财富，对于纠正长久以来唯物史观的教条化倾向，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根基，从而使资本研究获得实质性进展具有首要意义。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究其实质是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哲学套用于对资本的实证研究，或换言之，将物质财富与资本直接画等号。这遮蔽了资本关系这一重要的现实维度，最终损害革命实践。
一是就财富的成因来说，直接以表现为物的财富理解资本，是对财富积累的真正动力机制——对抗性生产关系的忽视。对此，布伦纳经过翔实的历史学研究，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长期不发展，只有资本关系下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即物质财富[3]。马克思也简要做过类似的论证，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财富生产机制的错误认识：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巨大的物质财富得以产生的原因，是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进而实现二者的充分结合。马克思指出，这一事实在经验上必须以原始共同体的瓦解、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为前提，否则就无法实现二者的再结合。换言之，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是物质财富生产的深层机制。
二是直接以财富理解资本的最大弊端是对革命实践的阻碍，因为这种观念必然掩盖资本的剥削本质，使资本表现出公正合理的假象，从而有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在古典经济学看来，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占有自身劳动的工人都作为平等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生产，因此固然劳动是财富的现实源泉，但资本家由于提供了生产资料而拥有分得工人劳动成果的正当权利。马克思称之为对资本家的非资本家式辩护，因为考察资本再生产过程会发现，资本家依其自身劳动而获得的财富积累在再生产过程中很快消失，资本的持续积累所依赖的是资本家通过垄断生产条件而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这是一种纯粹的剥削关系。所以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4]以财富理解资本不仅是一种错误的经验观察，且根本上是一种维护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
第二，突显资本关系和弱化物质财富，符合马克思自身的经济学研究路径，这一路径由马克思独特的资本观所决定。马克思认为，理解资本必须理解矛盾性的资本关系，而资本关系相较于古已有之的物质财富，恰恰是缺乏历史参照的新事物，从而应是研究的重点；资本有物化自身的内在倾向，所以研究矛盾性的资本关系必须沿循拜物教批判的路径，且首当其冲的是国民财富观念；拜物教批判的路径必须采取积累性的实证研究的方法。这一系列客观的研究需要使得资本关系始终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主干和研究主体，且对它的研究需要持续拓展；而物质财富处于被解构的逻辑地位，分布上零散，体量上有限。
一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关键是把握资本关系这一“普照光”，但这一视野的获得并非易事，而受制于历史经验。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纯粹的经济关系，即独立于自在自然的纯粹社会性因素，相比之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不能摆脱人的血缘、地域、传统等先天的自然联系。资本关系在经济生产中的因果首要性体现在，不理解财富也可以理解资本，但不理解资本就无法理解财富。
资本作为一种与以往人类历史截然有别的崭新事物，对它的理解很难不套用历史经验。古典经济学作为研究资本关系的初次尝试正是失足于此。作为经济科学，古典经济学的宗旨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并无二致，都是发现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将“混沌的表象”抽象为“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5]；但它却错误地以生产一般这个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概念理解资本，从而未能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超出生产一般的特殊性质。生产一般之所以不适用于认识资本关系，是因为生产一般以生产的自然过程为基础，本质上反映了历史上以原始共同体为基础的肯定性的生产关系；而资本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是纯粹的“否定关系”，二者本质上是相反的。
二是获得了资本关系的视野，对它的认识仍面临内在的困难，因为资本关系并不直接地呈现，而内在地有抽象化自身的自然倾向和物化自身的“必然的假象”。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联系，但人们实际上作为私人、生产的“当事人”发生关系，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社会性的个人。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虽然为人所创，但对人而言并非“明白合理”，表现为外在于个人意志的自在规律，并随着资本推动下社会交往的不断深化而日益抽象化。从而，物化意识是当下无孔不入的日常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创造[Schöpfung]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6]
资本关系必然伴随物化的形式，因而呈现资本关系必须采取拜物教批判的方式，二者是同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拜物教的典型代表是超出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日常物化思维而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庸俗经济学”有意识地强化的国民财富观念。资本的物化是一个伴随资本的无限增殖的无止境的过程，所以批判拜物教及其集中表现的财富观念以揭示资本的关系本性，这一过程也是无止境的、艰巨的。
三是认识资本关系需沿循拜物教批判的路径，这个过程不能依靠逻辑推演，而必须采取实证方式，这使得资本批判是一个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的探索过程。秉承实证研究的理念，马克思指出逻辑方法永不可替代实际的研究：“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7]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由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科学而来，但比古典经济学示范的实证方法更加复杂。古典经济学由于信奉自在的经济规律——“看不见的手”，所以其采用的实证方法是归纳法，马克思描述它为“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相反，由于马克思洞察到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必然表现为物质形态的人的能动关系，所以必须展示抽象关系的物化过程，建构社会关系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才能使资本的关系本质得到证实。马克思将这种方法形容为“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的结合，即辩证法。这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可以说是难度的倍增。作为一种辩证的实证研究，这项工作既具有实证研究积累经验材料的开放性，也具有辩证方法诠释关系的反复性，从而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这项工作至死方休。实证研究对于资本批判的必要性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获得了资本关系的视野，但真正有效的批判是在经济学实证研究取得成果之后，且这个过程不断推进，还有所反复，尤其在资本世界出现始料未及的新现象的时候。
以上分析表明了突显资本关系和弱化物质财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所在：这一趋势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的要求，基于资本的客观逻辑和由此决定的资本批判的实现形式。这个过程是否证伪或颠倒了唯物史观所规定的逻辑次序，即财富是关系的起点和基础？可见答案是否定的。
资本关系较物质财富的先在性，存在于实证研究的领域，这一研究的目的是说明财富的现实因果机制，通过这个过程破除财富的共同性假象，揭示财富背后对抗性生产关系的内核。换言之，对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实质是否定被直接地理解的财富，肯定被间接地理解的财富，即被否定性的社会关系所中介的财富。财富被弱化的原因是：在以资本关系为主线的实证研究中，财富处于被解构的地位，具有去实体化、去直观化的倾向，即马克思所谓的内在于资本本性的“价值实体”转化为“价值对象性”的必然倾向。对资本关系实证研究的合理性的探讨，表明了财富在何种意义上对资本关系有决定作用：资本关系的突显当然不是财富对资本关系的决定作用的颠覆，而是决定形式的转变，即随着资本关系抽象化程度的加深而由直接的决定逐渐转化为潜在的限制。在具体的经济过程中，这一决定作用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能真正扬弃作为其物质前提的使用价值，而只是不断创造矛盾的新形式，并最终以暴力性的方式向使用价值复归。
归根结底，在马克思的定义中，资本关系并不是对物质前提的“扬弃”，而是一种表现为纯粹的量的“抽象的否定性”。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话语来解析，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受他所要逃避之物的限制”[8]。马克思认可财富对资本的决定地位，有意识地将这一设定作为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除对唯物史观的反复申述外，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也经常表明这一基本立场。典型的例子是与资产阶级财富观的对比：根据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是禁欲、勤劳、竞争等“人的紧张活动”创造了财富，这意味着是由内而外表现的对立关系构成了财富的实体。马克思则认为，对立关系固然大大增进了财富，但并不构成财富的实体，指出“单纯消极的东西什么也不创造”；“禁欲主义的牺牲，不创造任何东西”。相反，“进行生产的只有劳动，它是价值这种产品的唯一实体”[9]；“真正的经济……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10]。财富赋予关系及其研究以实体性，换言之，实体是研究者的研究进程背后的问题核心；只因关系背后尚有实体，矛盾才是创造性的，是值得揭示的东西。可以说财富决定关系抑或相反，是马克思的资本观与资产阶级的资本观的根本分歧。
然而必须承认，对财富与资本关系这二者的逻辑关系的初步分辨，远不足以证实财富对于资本关系的决定地位，比起对二者逻辑地位的客观论证，更多表现为不同立场的选择，无怪乎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谁“决定”谁的抽象讨论总是莫衷一是。由于价值实体必然表现为价值对象性，而这一表现过程属于实证特殊性的领域，所以要证明财富在马克思资本研究中的基础地位，需进一步建构财富怎样地作用于关系，即财富表现为关系的必然性。
二、财富的基础地位奠定于资本主义社会
正因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富必然以中介性、非直观的方式存在，所以任何对于财富的直观认识都属拜物教的谬误，从而对财富的独立性、财富的基础地位及财富作用于资本关系的方式的证明，无法基于直接的经验证据。所以，在《资本论》这部以现代资本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对于财富决定资本关系、资本关系受制于财富的证明只能是间接的：宏观上体现为全书的叙述方式，即将资本关系叙述为“价值实体”“商品体”不断向“价值对象性”转化的过程，交换价值不断创造新形式以求克服使用价值的限制的过程；微观上体现为对特殊经济现象的诠释，典型的是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诠释为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资本关系对物质基础的依赖。但正因证据的间接性，对这些证据的相反诠释也未尝不可：《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可被理解为破除财富的直观性假象，揭示作为财富生产的根本机制的资本关系，从而得出资本关系决定物质财富的结论。由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就成了资本关系自我调节的手段。
在资本关系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对其机制的实证研究中，财富的基础地位难以得到有效证实，相较之下，资本关系的地位反而更易得到经验的支持。但这并非对财富的基础地位的证否，更非由此将对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与资产阶级拜物教混为一谈。财富与资本关系的客观悖论意味着：财富与资本关系存在内在的关系，应进一步明晰这种关系，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提供的经验不足以支持这一点。相比之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视野中，财富与资本关系并不存在矛盾，对二者关系的解释也不存在根本性困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断言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这两种立场的区别源于对资本不同的历史定位，即对资本主义经济与以往经济形式的关系的不同看法：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生产的终极形式，对它的认识不以对以往经济形式的认识为必要，反而可以取代对以往经济形式的研究。相反，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作为对立性的经济关系，意味着对以往经济秩序的某种意义的颠倒。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下经济范畴的次序与经济范畴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而后者是“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11]，即原初的历史次序。
因此，对历史的把握是认识资本关系的前提。对财富与资本二者关系的全面、客观的认知不能仅限于实证的资本关系而略去历史，限于资本的“现代史”而略去资本的“史前史”，即以物质财富直接地决定和作用于生产关系，而未反被生产关系中介这一史实为核心线索的资本关系的历史前提，因为后者本质上作为被资本关系所否定的实体而纳入对资本概念的构想。局限于资本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乃是“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12]，从而导致对资本关系的分歧性认知。引入资本前史并非否定资本次序而退回历史次序，即套用一般历史哲学解析资本关系的进路，而是使我们通过对直接性的财富转变为中介性的财富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观察和理论把握，为理解被资本关系所中介与模糊的资本财富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从而理解现代资本财富的本真意义。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古代“直接性”的财富生产。古代的生产呈现出“直接性”的特征，缺乏成熟的经济关系这一中介机制。因此，马克思称古代财富为财富的“非经济”起源。由于中介机制的欠缺，古代经济并未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不具有扩张性的内在倾向。因此，古代的财富严格说来并非真正的财富，更应称作维持个人及其群体再生产的“物质前提”“生存条件”。虽然它与现代资本财富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被现代财富扬弃和发展的财富的原始形态，对它的认识为理解资本财富不可或缺。
古代社会本质上是非经济社会，财富生产非其应有之义，生产活动呈现出简单性、直接性的特征。这种局面基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农业作为古代社会的产业基础，构成财富积累的天然限制。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的条件与节律，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极其有限，这导致了生产力的长期低迷。其次，使用价值作为古代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构成财富积累的充分动力。马克思指出，追求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是古今经济的重要区别。使用价值作为特定的质，对它的需求本质上是可满足的，并不必然导致财富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一切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首先是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13]即使在物质较丰裕的时期和特权等级当中，生产的目的也仅限于消费的扩大，即“挥霍”。最后，追求财富有损于共同体这一古代社会的核心。自然共同体是古代人们生存的首要前提和道德观的基础，而谋求私利的商业活动是共同体首要的分裂因素，因为它塑造了孤立化的人格，弱化了群体存在的必要性。因而，商业活动在古代普遍受到贬斥，仅允许发生在共同体间的外部交往中，马克思形容它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缝隙”中。古代国家的经济制度普遍不以致富为目的，而旨在培养优秀的国家公民。以上种种因素，造成了古代经济的直接性、不发展的状况。
二是“中介性”财富的产生。在多种历史契机下——包括生产技术的改良，商品贸易的增加及社会需求的扩大，地产私有化的加剧，农奴制与城市行会的种姓制度对原始共同体的分化，货币的产生与货币量的增加，借贷制度的出现，等等，生产与需求逐渐社会化，最终在资本关系中出现了迄今最繁荣的物质生产、“本身意义”的财富[14]。
超出古代重复性再生产的财富积累，其最初来源是私人劳动产品的等价交换，但由于个体农业、家庭手工业、个体服务业等私人劳动产业无法产生大量的劳动剩余，因而只是财富的微不足道的来源。最早可观的财富，是沿海商业民族海外贸易的利润和高利贷利息。在马克思看来，它们属早期的财富形式，虽然在现代经济中依然重要，但并非成熟的财富，因为其积累依靠投机性的剥削，而“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15]。大量持续的财富积累必须依靠社会性的生产。资本家通过购买大量劳动资料与大量劳动力将二者广泛结合，首次实现了这一点，而这种结合需以古代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原始统一状态的瓦解、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形成为前提。依靠大规模的劳动剥削实现的财富积累，被马克思称作“本来意义”的财富、资本的实在积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作为资本积累的关键因素，在近代由政府强制推进。它与资本关系的同构性体现在，资本关系一旦形成，就不断扩大和固化这种分离。由劳动剥削所得的大量财富处在“中介性”的财富真正完成的前夕。
三是“中介性”财富的完成。劳动剥削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还不是“中介性”财富的完成。相比之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关系的中介意义的理解止步于此。在他们看来，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剥削而实现的财富积累已经是最大化、最完备的财富，这也是他们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的立足点。如斯密所说，劳动剥削虽然使一部分人不劳而获，但最贫困的劳动者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财富[16]。
这种观点的局限在与奴隶制的对比中暴露了出来。奴隶制是马克思考察资本的重要参照之一，这种参照除了暴露资本关系被遮蔽的支配与剥削本性，更是为突显资本主义剥削与奴隶制剥削的本质区别：在奴隶制下，虽然奴隶与现代工人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而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但是这并不导致剥削的不断加剧和财富的持续积累；相比之下，现代工人的劳动比奴隶还要繁重。可见，劳动者失去劳动资料而为维持生存被迫从事劳动，并不必然导致剥削加深、财富扩张，故非资本财富的根本动力。在现实中，财富积累的深层机制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17]资本家必须通过资本的扩张以赢得市场竞争，维持现有的资本，使自己免于破产和赤贫。市场竞争中诞生了表现为“能动的主体”的无限增殖的价值量，而这反映了资本关系的本质：抽象的否定关系，无限进展的矛盾。因此，固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被马克思确切地称为优先于商品流通、货币制度等的资本的首要前提，与资本关系同构，但不等于资本关系本身，因为资本关系实为不具任何特定内容的抽象关系。这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界点。
对马克思而言，纯粹的“否定关系”，也即纯粹的“中介性”，是资本财富生产的根本动力。因而，前“中介性”的财富向纯粹“中介性”的财富的转折点，是资本财富由对既定条件的依赖转向对任何条件无保留地利用、改造与扬弃。对此，马克思总结道，资本“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18]，“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9]。这些被资本所扬弃的既定条件，既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货币制度、生产技术等，也包括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成立的结构性前提：剥削性、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对后者的扬弃使财富的性质逐渐发生了质变。由此，马克思在“本身意义”的财富之上提出了“真正的财富”[20]，即由以劳动剥削、劳动的“非财产”的否定关系为实质的资本积累，转向以肯定关系为实质的自由劳动、个性发展。但在资本生产方式仍居统治地位的当下和资本财富的物化本性下，真正的财富只是潜在地存在、偶然地出现，有待在未来加以彻底解放。
“真正的财富”的内核是真正的“中介性”，换言之，是对表现为对立关系的统一实体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实证归纳而得的资本“关系”并非真正的关系，而是物化的关系，即将自发的关系与中介活动歪曲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进而导致中介活动的消失。对资本关系的非关系式理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将剥削性的劳动视为劳动的终极形态，将竞争视为人的自然本性从而是终极自由的思维根源。
经过对资本财富形成史的考察，财富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模糊的本真含义得以明晰。
一是“财富”是一个十足的现代概念。财富非但不被资本关系所解构，反而在资本关系中完全实现。固然财富积累的现实因果机制是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但根本动力是人的主体性，“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21]，它使包括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在内的财富积累的现实因果机制处于流变与更新之中。这一根本动力乃是资本出乎以往人类历史及其残留在自身中的“还未克服的遗物”[22]的文明创新。
二是“财富”是一个二重性的概念。人的主体性这一根本动力在资本中只能以异化的形式存在，换言之，高度受制于对象及自在规律的“铁的必然性”，甚至在资产阶级人性论中被固定为正当价值。资本财富虽然是对一切既定条件的否定，但只是抽象的否定，而非真正的克服与扬弃。对此马克思明确说：“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做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23]因此，现实的财富是一个二重性的概念：资本财富开辟了人的主体性，但主体性体现在对对象的极端依赖中。
三、财富是有待解放的资本文明
资本财富具有二重性本质：一方面是人的主体性，这是资本文明开拓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制度基础，这是资本的历史继承性及历史矛盾激化的体现。借用阿尔都塞的说法，主体的人实为社会结构这一“大写的主体”的附庸与表象[24]。在历史认知的指引下，我们进一步聚焦资本财富二重性的现实表现。
第一，应辨析资本财富的主体性、创造性这一文明方面。上文分析表明，文明而非罪恶是马克思对资本及其基础——财富的基本价值判断，也是马克思资本研究的立足点与核心的理论兴趣。马克思的研究旨在批判旧世界而发现新世界，分辨与理解被资本的物化表象所遮蔽的资本的文明因素，作为设想与建构新世界的思想基础。反映在逻辑次序上，资本财富的文明与进步是资本矛盾的实体性根基。以此为基础的资本矛盾表现为真正的矛盾——黑格尔所谓的“自身返回和中介性的扬弃”[25]——即财富有待实现的形态，而非物化的矛盾，即无矛盾的财富“终极形式”，否则将难以避免如资产阶级经济学般外在地理解矛盾，错误地沿循马克思所说的与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如此呈现的矛盾将为改造资本注入动力，明确路径。马克思对资本财富的文明性有立体的思考：
一是以能力发展而非劳动剥削为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资本使人类史无前例地摆脱了生存问题，这是资本不言而喻的历史贡献，马克思直截了当地称之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26]。当今资本财富积累的直接与主要手段是劳动剥削，它是历史上奴隶制经济的遗留形式。虽然由于劳动条件的革新与市场竞争的要求，剥削所创造的财富规模今非昔比，但仍被马克思归为资本尚未摆脱的历史残余、“资本的局限性的标记”[27]，是对资本财富积累的限制。这在由以劳动剥削为核心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以大机器生产为核心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换中明显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这一转变出于资本的本质而势在必行。他指出，大机器生产是最符合资本概念的生产形式，它大大拓展了资本财富和资本增殖的力度，取代了劳动力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根本上说，大机器生产及科学技术的本质与劳动剥削、社会对立截然相反，它的动力来自劳动解放，且归根到底需以普遍的社会交往、人类联动的“社会智力”为支撑。对此马克思直言：“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28]
二是以自由自主而非依赖规律为经济生产的人格机制。人的能力的发展这一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不能缺乏新型人格的持久支持。这一新型人格是对人类迄今内在状态的某种颠覆。参照韦伯的研究，可以窥见这一转变的难度。韦伯尤其关注资本主义起源的正当性问题。他指出，传统主义具有历史惯性，这一方面出于人们畏惧未知的普遍心理，另一方面出于既得利益者对既有秩序的维持，因而传统型支配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29]。“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新型人格，其发端也不得不借传统宗教佐证自身的正当性。马克思独出心裁地从结构必然性的角度理解资本人格，这凸显了资本所实现的人格转变的实在性。
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历史，表现为周而复始的再生产过程，“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30]。这种生存状态的心理机制，在马克思看来是对共同的“传统”与“习惯”等天然存在物的尊奉。马克思又称之为“自然宗教”或“畜群意识”。这一心理状态随着资本的发展而有所改变。资本出于增殖自身的唯一目的，无限地探索、利用自然，使自然逐渐去神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产生了与以往迥异的心理状态，对人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31]。
在对自在之物的征服中，人们萌生了对资本经济规律与经济制度本身的反思。经济规律由于攸关竞争的成败，因而对资本家产生了如自然规律般空前严格的规约。这种高度必然性具体体现在，资本家的活动表现为“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32]。人们认识到，古代人与自然的动物式和谐并由此保留的某种狭隘的自由，及这种自由在当代浪漫复古主义中的遗存，绝不可与资本必然性同日而语，因为资本必然性恰恰是异化地表现人的绝对自由意志。如黑格尔所说，这一必然性的根源是人的自我统一即自由，而这正是对必然性的消解。因此资本经济规律的实质并非永恒的自在规律，而是“暂时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33]，有待扬弃与革新。
三是以人的自律而非人的他律为实践活动的价值根基。对资本财富文明性的思考，最终要落脚于理解资本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新道德与新理性，这是人们展望未来的意义所在。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所引发的价值反思。
马克思延续了启蒙所奠立的人的自律的道德准则，其独到的资本财富视角进一步促进了对这一道德准则的澄清与反思。马克思看到，资本的原动力是对包括经济规律在内的一切自在规律的扬弃，这催生了新的现实观：在人之外别无主体。人的实践固然基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但人意识到，社会只是人“转瞬即逝的要素”，作为“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34]。因此，对于自在对象的实在性的任何承认都不再合理。所以，人的自律不应借助任何形式的对于自在对象的否定，即“无神论”式的否定，因为这是对自在对象的二次承认。这种自由的异化形式固然与异化的扬弃殊途同归，但是是资本的历史残余，并非新社会的价值基础。马克思指出，人的自律不是由资本必然关系决定的“外在的紧张”，而是作为必然性的扬弃的“内在的紧张”，二者的区别细微而关键。经此分辨，我们明白了很多对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价值内核的误解。比如，将这一价值视为对于人的某种自在性质的迷信，如鲍德里亚提出的“需要”，洛维特提出的“政治动物”，其背后是霸权逻辑，如洛维特指出的与基督教相同的救赎观念，波普尔指出的原始宗教狂热。这些认识停留在被马克思视为人的自律的异化、未竟形式，有待扬弃的物化必然性思维。
在对对立的扬弃下，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乃是审慎地“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35]。麦卡锡将马克思的这一道德实践观恰当地概括为“审慎的批判”，“人类的决断和选择”[36]。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财富观念和财富思维作为资本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其内涵有望发生整体的变迁。“财富积累”的观念将不再，财富逐渐转变为不可被量化的人的质的发展。最终，“财富”这一借由对象而表现的价值形式，逐渐转化为人自身的价值。财富的变迁意味着人类生产历史的告一段落，即生产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告终。
第二，在理解资本财富的文明面的前提下也应理解其局限性。财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代观念和问题意识，古代社会并不存在财富所引发的自由问题和价值危机，原因如马克思所说，古代人的生产活动并不严守经济规律，“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做是自己的东西”[37]。这使得人的自主空间固然狭隘但不泯灭，古代人格依然可称作某种“崇高”的自由人性。反观现代社会，自由问题被提上日程，是因为“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必然“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38]。因此，马克思从不讳言资本财富所预示的文明趋势，但这一预言的合理性基于明白资本的文明因素绝不依凭某种普遍的历史规律而自动实现，必须经由与固守局限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39]前者是对资本潜在的文明趋势的领会，后者则是对这一文明面的必然的异化形式的理解。财富的局限形式表现为：
一是劳动创造性的动力机制表现为劳动的“卑微”化。资本增殖的核心动力是劳动创造性的发挥，但这在当今只是偶然现象，相反，当今劳动的最大特征是“卑微”：“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40]劳动的“卑微”直观表现为劳动的生产效能的低下。劳动的自然功能是与农业时代没有区别的转化和保存既有物质资料的使用价值，这个过程表现为生理的耗费。
大机器出现后，劳动进一步沦为了机器的附庸。大机器生产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出了人的自然所需，且大机器生产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直接劳动成了劳动的新形式。劳动的“卑微”出于资本的结构必然性。生产进步本质上并非为满足和拓展人的需要，而是为最大限度地利用从旧的生产部门节约出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的首要功能已不是其自然功能，而是社会功能。劳动能够创造多于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这一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它担当了资本增殖的核心手段。这一社会功能不可取代，这是劳动必然持续处在“卑微”状态的原因。“卑微”化、抽象化是资本关系下劳动的必然趋势，不可被量化的复杂劳动也有被化约为简单劳动的内在倾向，这种状况并不因生产效能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有所改变。在马克思之后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中，劳动的抽象本质更加直观地表现为“科层化”。只有在对资本关系的扬弃下，劳动才能真正解放。
二是自主的人格机制表现为内在的“贫困”意识。资本经济的人格支持是不依赖任何自在对象的自主意识，但这一人格在现实中必然表现为在征服对象的同时受对象的全面支配。马克思将这种心理状态恰当地称为贫困意识，即受抽象欲求支配的心理。现代贫困问题较之古代建立在使用价值之上的生存问题是更严峻的困境。在古代经济中，被剥削者由于与剥削者具有生存意义上的共同性，从而享有一定的平等与自由。比如，马克思看到，在奴隶社会，奴隶由于分享主人的生活资料，因而也具有某种主体性人格。而在现代，由于财富必以贫困为前提，因而一切阶级处于受剥削者的地位、“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41]。贫困意识首先是一种占有意识和消费意识，马克思将这种心理感受形容为：“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42]。相比之下，古代的财富不直接表现为对外在对象的占有，如古代同样处于贫困地位的工匠，其财富是与他本人的活动不可分割的“技艺”，因而财富首先不是占有，而是自主的才能。贫困意识根本上是一种社会意识，是对他人财富的“嫉妒和平均主义欲望”[43]，相比之下，古代人的人格则有某种自足性。贫困意识意味着人的自主人格的前所未有的沦丧。
三是人的自律的价值根基表现为固化的“人性”。现代实践活动的价值根基是不以任何他者为准则的人的自律，但在现实中，这一准则表现为以固定的“人性”或“固有的抽象物”取代一切他者为唯一的原则。其典型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即将私人竞争视为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迷信追逐私利必然会促进社会普遍利益。这一固化的价值枉顾自身显然的自反性，“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44]价值固化根本上出于资本关系的结构必然性，即资本物化、永恒化自身的必然假象，遮蔽了资本所首创的人的价值自律和自我批判。相比之下，在古代，由于人是生产的目的，因而人在实践中保留了有限的“个性”、自主的价值世界。这种人性论的价值固化是人的自由解放的根本阻碍。
四、结语：财富是马克思理论激进性的根据
财富是作为抽象“否定关系”的资本关系的实体性基础，也是资本关系实证研究的批判性的根源，决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野。财富通过将资本关系作为局限形式纳入自身的概念建构，充分证明了自身是一个十足的现代概念。财富积累、致富精神及其背后人的自律的价值根基集中体现了资本开辟的人类文明与未来向度，但这一文明尚处于二重的、有待完成的形态。通过对基于财富的时代观的建构，马克思完成了对其激进理论的论证：在二重化的现代社会中，立场与道路的选择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45]。理论出发点在当今不仅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而且对于“改变世界”的成败有决定性的意义。以财富为基础的激进的共产主义取向，和以固定化的对立关系为基础的守成的资产阶级取向，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客观的、势均力敌的倾向。在马克思看到资本财富的“积极的本质”[46]的地方，资产阶级看到泯灭人性的“铁笼”（韦伯语）；在马克思看到“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47]的地方，资产阶级看到“文化的悲剧”（齐美尔语）。二者都有其客观依据。在对财富的基础地位也即资本文明的把握，进而对资本关系这一财富的有限和未竟形式的客观分析下，才能吸收资本这一人类伟大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建构共产主义的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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