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长期以来，中东欧国家以“民粹反弹”的现象而备受关注，去年年底崛起的罗马尼亚极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是这一趋势的最新印证。《雅各宾》网站的评论文章用“灾难民族主义”的概念来解释目前的形势：新自由主义的“灾难资本主义”引发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而极右翼“灾难民族主义”试图利用人民的“怨恨”重塑他们的政治诉求，将“反资本主义”的阶级语言和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本文关注到这种情动因素在选民动员中的重要作用，并称之为“恐惧政治”，而文中提到的左右民粹主义的合流也形成了今日中东欧普遍存在的“经济左翼＋社会右翼”的现象。
如果我们将历史和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政治加以分类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动员对象和诉求各异，在本国政治中的生态位也有所不同。是否应该把“民粹主义”提取为一种可以抽象讨论的政治模式？或者像拉克劳和墨菲那样，承认“政治”与“民粹主义”本身密不可分，当前各种民粹主义歧变不过是与新自由主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失败的产物？可以看到，当下各路右翼民粹主义无意于摧毁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下的反动。而本世纪初以来一批受挫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查韦斯、莫拉莱斯、“我们能”党等等）也说明了，左翼可以靠民粹主义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获得成功，但选举后第二天的领导权愿景是什么呢？
文| 勒塞河的无尽区
按| 杰明
后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滥觞
对于当代，尤其是后冷战时代和新冷战时代中欧民粹主义的考察，无法忽视的重要背景是中欧社会主义政权崩塌造成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后果，德特就曾指出，苏联的倒塌使得长期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了出口。实际上，苏联的倒塌不仅给中东欧长期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思潮带来了可乘之机，另外由于无法快速适应市场经济，经济的衰退进一步加深了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单纯从信仰和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共产主义叙事的消解同样意味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认同机制”的改变。在冷战时期，东欧的历史整体上是以苏联为主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为目标，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作为主导的的意识形态长期替代了民族和地方的文化认同，作为凝聚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结构。
在冷战结束和新冷战即将开启的当下，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普世人权都处于退潮期，虽然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和人权理念具有冲突性，但二者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洲启蒙以来的普世主义价值认同。而当下，此类意识形态的撤退则在政治空间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从而为后现代式的民粹政治留下了空间。冷战后，以普世人权思想维系的欧洲一体化认同代替了中欧的共产主义思潮，本身已经为民粹主义思潮埋下了种子。而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危机，促使欧洲怀疑主义思在欧洲各地区兴起。因而，除民族认同外也应当考察影响该地区民粹主义崛起的其他因素，以达到对“恐惧政治”这一民粹主义政治模式的理解。简单而言，“恐惧政治”即依赖于社会危机和恐惧政治动员下的一种民粹主义政治。本文将首先概览中欧民粹主义的一般特征和背景，继而从德国这一个例出发分析起左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共同点和差异，并试图探讨该地区“恐惧政治”如何成为其民粹主义的重要动力，由此证明为何可以借由这一概念对这一地区的民粹主义思潮加以本质性的界定。
中欧政党政治视野下的民粹主义背景概览
已经有研究者例如米莱蒂.F. P.和普洛姆指出，近年来的中欧右翼民粹主义（例如奥地利）依赖于对现代化过中的“失败者”和“被排斥者”的动员，民粹主义很好地利用这一群体的恐惧心态。传统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虽然也关心这一群体，但这一现象则恰恰说明了其政策的失败，从而为民粹主义的“恐惧政治”的动员提供了可乘之机。
整体上看，中欧民粹主义中以右翼居多，左翼居少，但左右翼民粹主义目前正呈现出向中道民粹主义合流的趋势。与此同时，左翼政党的核心议题，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移民和性别权利等不仅随着民粹主义攻击，他们在欧洲政治中也正在被边缘化。民粹主义正在利用选民对建制派和欧盟官僚的不信任来破坏传统的进步议题，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一种趋势：进步议题在被官僚不断“问题化”的过程中吸纳为一系列的制度与程序，而这些程序本身即便没有背离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正在因为这一巨大的官僚机器的不透明性、程序的复杂性而变得“不可理解”，从而变成人民所恐惧和憎恶的对象。卡夫卡式的“甲虫”正在成为被官僚机器统治下的人民的普遍体验。对于技术官僚统治的恐惧也是民粹动员的重要动力，不仅斥诸全民公投和直接民主，人民还希望可以借助民粹政党领袖介入国家机器，显然民粹主义不仅回应了他们的“恐惧”，还为他们制造了“希望”。
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的当下，传统进步主义议题如性别、环保、福利和阶级差异问题被右翼民粹主义指责为“不现实”、“不理性”和过于“意识形态”的。民众不再相信官僚可以通过制造问题而解决问题，尤其是当这一制造问题的过程与民众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行动与情感连接。然而民粹主义的宣传策略则使群众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变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的变化，从而将选民的焦虑情绪聚焦于社会安全秩序的破坏、民族文化入侵和性别认同危机，将社会治安问题和经济衰退推卸给传统的建制派的同时，完成“恐惧政治”的意识形态动员。右翼民粹主义对于危机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在于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开展更猛烈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解决财政危机，另一方面谨守欧盟的财政纪律。这一政策的确有可能支撑中欧经济在短期的复苏，但其实施的政策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在于，即便他们宣称代表被排斥者的阶级的利益，但其改革的实际结果则是通过减税等政策削弱社会保障体系，并明显地保护富裕阶层的权益。这种在政策上既要又要的状况，使得对民众的众多许诺可能最终沦为空头支票。此外，民粹主义政党的执政由于仍然依赖于选举提供的合法性以调动国家机器，这使得其行动仍然受到层层阻碍。
近期的证据表明中欧民粹主义正在合流，并形成一股具有生气并相互配合的势力。目前在中欧国家中，右翼民粹主义执政或参与联合执政的国家有瑞士（瑞士人民党）、捷克（“不满公民行动”）、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波兰（法律与公正）、匈牙利（青民盟）；而传统建制派执政的则只有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右翼与左翼民粹主义在反对俄乌战争、反移民、反精英统治、反官僚、反欧盟等议题上立场相近。例如，斯洛伐克的左翼民粹总理菲佐是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者欧尔班的支持者，而德国右翼另类选择党也与左翼新兴势力瓦根-克内希特党保持暧昧。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合流显示了中道民粹主义正在日益成为支配今天中欧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其共同的反对对象则是传统中道建制派。
然而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在实施激进民主的具体议题中依赖着不同的策略。左翼民粹主义倾向于认为进步议题的实现，根本上需要改变一般的政治程序限制，并且积极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直接组织选民参与决策，甚至进一步改变原先的宪法程序。这种方案与意大利激进左翼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在《野蛮的反常》中提出的“制宪权”相关，即宪法应当是属于人的、主动的占有性的力量，因而宪法并非法律实证主义所指认的那种内在合乎理性的体系，而是一种身体性与物质性的构造过程。右翼民粹主义相对于左翼“保激进的守”，更热衷于“激保守的进”，即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手段保卫欧洲的民主秩序，通过将民主价值观与基督教异性恋核心家庭，以及市场经济等等绑定，将其塑造为一种具有地缘政治特点的“欧洲民族”价值观。这一建构全然忽视了这一建构对象的复杂性，具有鲜明的右翼政治的“文化发明”的色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中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的评论所言：
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十八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意识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
即便我们已经远离了18世纪那个热衷于“发明民族”的时代，然而“民族”问题却从未从当代政治的视野中消失，相反“民族”仍旧是一个极其具有活力的概念，甚至在当代政治政治舞台中的主要角色。民族主义的动员总是伴随着民族身份的消亡以及对其的保护，“民族”问题在今天的“恐惧政治”动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代右翼民粹主义宣称要将“民族”从全球化的入侵中拯救出来，将绝大多数民众在资本主义中被剥夺的恐惧转化为对民族国家的依赖，这是当代民粹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实质。实际上，民族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从来没有扮演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角色，即便其宣传反对全球化中的“外来者”。相反，民族国家仍然扮演着通过法律保护市场经济，甚至通过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作用，从而寄希望于通过诸如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之类的方式进一步介入他国经济，实现一种隐蔽的后殖民主义统治。右翼民粹主义将群众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转化为一种自相矛盾的策略，即对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进一步加强，伴随着中央银行权力的提升和政府部门的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然而中央银行的决策程序始终保持为一种无法被一般民众理解的复杂技术，因而民粹主义是否能够兑现他们对于官僚制和精英制的反对是极其可疑的。而民粹主义领袖通过对事实情况的抽象概括和情绪鼓动，已经成为了民众实质上的外接大脑。这本身也反应了今天的经济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困境：即便是深处其中的技术官僚也无法保障对其的理解，治理国家的复杂技术如何成为可被理解和掌握的民主程序，才是这一问题背后的实质困难，否则难免会落入罗伯特·米契尔斯所说的现代性症候——“寡头统治铁律”。
个案分析：以德国民粹主义为例
德国中左翼执政联盟“红绿灯”(die Ampel)刚刚在12月遭到议会不信任动议下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类选择党（AFD）势头正盛，最新的民调显示魏德尔超越了默茨成为了德国民众最希望选举的总理（即便不是其所在的政党AFD），魏德尔的政治魅力一部分的确在于她“直言不讳”地回应民众的焦虑与恐惧情绪。近年来，德国选举结果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区性，在原东德地区，如上图显示在2017年的联邦二次地方选举中，无论左翼（左图）还是右翼（右图）民粹主义政党都获得了较高的投票率，这一趋势势必将会在2025年的德国联邦选举中延续。对这一现象的“长时段”的解释，或许在于苏东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从各种意义上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留下了空间。而在一些调查中，原东德地区居民也认为自己在联邦德国中是“二等公民”，具体表现在经济收入上的不足，以及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错位与不认同。这个过程中，通过回应原东德地区居民的心理不平衡感与危机意识，德国左右翼民粹主义都在这一地区都吸纳了大量的选票。
以移民议题为例，民粹主义成功的利用了“恐惧政治”的动员吸引了原东德地区选民的选票，通过建立移民政策与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民粹主义在本民族国家疆域内部塑造起了“他者”入侵危机的现象，并将这一现象与更广泛的具有争议的社会议题相互关联，从而完成了其恐惧政治的动员。当下，德国左翼民粹主义，即“瓦根-克内希特”（BZW）党，经过转型已经脱离了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策，除经济政策上反对进一步将政府部门私有化以及支持投资基础设施外，其在外交、战争和性别（反LGBTG+）议题上，与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一致。事实上，原东西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两地区之间对待移民态度的差异：原西德地区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高，因而有能力吸纳更多移民就业，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塑造多元文化和教育、职业机构来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生活；相比之下，原东德地区则是相反的情况，因而原东德地区的居民可能本身就与移民在就业和社会福利上具有竞争关系，因而他们在面对移民时可能具有更高的危机意识和被剥夺感。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有数据表明德国移民相对于本地居民具有更高的犯罪率，民粹主义在回应群众恐惧情绪的同时也在放大这一情绪，以为解决危机提供可执行的方案，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救世主”角色。但右翼民粹主义简单地将驱逐移民视作解决社会治安的方案，却忽略了这一方案可能同时制造出其他社会问题，因为移民本身就是德国劳动力短缺的客观需要。如何通过合理的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鼓励生育，以及通过转移支付等方案弥合原东西德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BZW更加倾向于支持这类解决方案，而AFD则与CDU（基督教民主联盟）一道坚持债务刹车法案以及不额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通过回归传统价值观来鼓励生育，或许在2025年的联邦选举中，我们可能将见证黑-蓝（CDU-AFD）联盟的诞生。
AFD党首爱丽丝·魏德尔在德国联邦议院怒喷“红绿灯”政府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更加“薄”的意识形态，并不支持一种固有的对待政治社会议题的解决方案，因而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一系列固定的具体解决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粹主义本身容易与各类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联系。相对于传统政党已经相对确定的社会经济方案，民粹主义政党的解决策略具有灵活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民粹主义也依赖着颇为极端和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远景作为凝聚认同的共识。即便这些意识形态远景常常是相当具有“想象性”的，但却不能被视作可以任意更换和替代的，由此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厚”的或物质性的一面。因而其动员机制不能仅仅被视作策略，而应当被视作其政策的具体组成部分来看待，其常常在边缘地带试图挑战当代欧洲的传统民主共识，从而为政党合法性提供了一套不同于程序民主意识形态的叙事。这实质上也说明了传统选票民主的局限，缺乏活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使得民众无法理解和感知官僚的行动与自身切身生活的关系，这当然不意味着官僚政府的存在是不必要的，但的确对于民众来说缺乏沟通而且不可理解的。布鲁塞尔和柏林的官僚或许逐渐忘记了，一般人能够切身理解并肯定的存在，的确只能是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
德国右翼民粹政党AFD关注的具体议题是关闭边界、驱逐难民，然而其政党在地方宣传过程中却经常斥诸于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来构建其执政合法性。AFD图林根州党首比约恩·霍克（Björn Höcke）曾在演讲中引用并修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格言，并象征性地要求德国人重新审视纳粹的历史，他在2024年5月和7月也因将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创造性”地解读为“Alles für Deutschland”（纳粹准军事战斗组织SA的标语）而在法院受审。AFD形成的“中央-地方”（魏德尔-霍克）双元首制，实际上在中央官僚和地方群众之间形成了巧妙的平衡，在这一“恐惧政治”模式中，魏德尔负责强调“理性”与“危机”，而霍克则负责创造“记忆”与“神话”。对于前者而言，恐惧的对象是中产阶层的生活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后者则是全球化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霸权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一危机显示出民族概念为何在今天仍然具有号召力，以及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欧洲人正在越来越将民主视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传统价值观。而与此类似，德国左翼民粹主义BZW相比之下，受制于欧洲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的强力打压，即便如AFD在柏林的负责人魏德尔那样回避纳粹主义，即至少在明面上将自身与东德时期的政治背景拉开，但其对原东德地区居民仍然具有越出当下民主政治框架的隐形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号召力。
AFD最大选区图林根州党首比约恩·霍克的彩塑，正在行被德国宪法禁止的纳粹礼
两个民粹主义政党不仅在其外交和文化政策上具有一致性，其在意识形态动员也有类同的模式。对于被自由民主话语霸权掩盖的边缘群体的记忆的调动，成为其与群众之间联络的巨大政治能量。因而所谓“恐惧政治”在这一意义上，应该进一步被理解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霸权所导致的全球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一危机显示出民族概念为何在今天仍然具有号召力，以及我们也会看到，无论是民主还是反民主的口号所具有的民族性的一面也就此被凸显出来。而二者票仓在地区上的重叠，使得有评论者推测二者在下一任选举中具有联合执政的可能性。然而，这些评论者忽略了民粹主义即便作为“薄”的意识形态，在其通过历史记忆塑造出的认同依然具有“厚”的一面，这使得二者的联合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但无论采取迎合还是回避的态度，无疑AFD和BZW都具有新的后现代政治的特征，即重新利用边缘化意识形态的群体记忆，在合法与非法的模糊边界中进行政治动员。
当代中欧民粹主义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其反映了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冲击下统治阶级的阶级策略，当市场中的盈利机会在危机时减少时，传统行业的资本家利用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我们在这里仍然应当在认识其共性的时候谨慎地区分左翼与右翼地具体议题尤其是经济议题的差异）来掌控国家。他们通过与同样遭受利益削弱的男性工人阶级结盟，为自己争取合法性。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民粹主义与后现代政治是由原英帝国殖民秩序主导下的替代物——美国主导的全球新自由主义面对危机后的产物。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利用了对失落殖民帝国的怀旧情绪。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调用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怀旧情绪的同时，如何能够更加积极地调动利用传统工会有效的行动策略。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中欧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仍然围绕着开动各类宣传机器而展开对国家机器的争夺，而非将其精力投入到对工人的在地行动的支持中。最近，德国大众裁员引起的罢工风波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仍然是传统的行业工会和地方工会在抗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说明欧洲在长期的民主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缓冲带，仍然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发挥着必要的作用。
展望：恐惧政治的未来
从具体的动员技术层面上看，民粹主义依赖于一种“恐惧政治”，所谓具体议题，如难民问题、移民问题等等原本作为社会问题的具象表现，在这种不断的具象化中被放大为了诸如外来民族入侵、主权国家边界消失等问题，并且成功地调动了新自由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下社会不稳定状况下民众的恐惧心理。这个过程虽然为政党行动的一系列策略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但也消泯了那些从结构上看更为决定性的因素，例如技术、教育、经济、性别和阶级在社会再生产中起到的作用。
对“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不仅应将其限制在民主政治范畴自身内的局部突变，还应当将其理解为民主政治内部产生和呼吁的结果。中欧地区即便近年来经历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等严峻挑战，仍然是全球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看似非常激进的民粹议题，往往诉求的是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在程序上运行良好的民主宪法秩序的保卫和回归。因而其是一种不跃出原先民主制度框架的“激进保守主义”，它本身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自身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为了在危机中保卫自身所必然要求的。这些处于恐惧中的中欧选民需要的并不是真正的激进，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民粹的激进背后是一种保守，而且面临的往往是“无保可守”，他们需要的或许只是一种我们正在行动以便克服恐惧的状态——即通过全民公投和克里斯玛的魅力统治所代表的公民的直接行动，转化为由民粹政党控制下的国家机器对社会的直接介入。
但正如希特勒的纳粹统治生效从来不是仅仅依赖于对被排除者和弱势者的动员。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由于恐惧自己阶层地位的滑落，也常常加入到支持民粹主义的阵营中来。民粹主义常常利用他们对既有建制的不稳定性的恐惧，而将其引入另一个深渊。然而纳粹统治的有效性就在于统合各阶级的利益以提供一个整全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所有阶层的危机在“恐惧”情绪中的差异被抹平了，然而经济事实是，自疫情以来的经济危机实际上使得富裕阶层拥有的财富显然占比更高了。“恐惧政治”的确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但它的成功也仍然是令人担忧的，如果被动员者仅仅依靠媒体技术和政治强人的话语来识别自身的利益，他们就可能倾向于放弃通过自我组织的政治行动中的理性的筹划争取自身的利益。
如果未来，民粹主义政党进一步通过越过程序民主构建起其行动的合法性，以获取对国家机器的更加深度的介入，欧洲既有的民主政治模式或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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