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岗寨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典型的“农民起义滑向投机失败”的轨迹。
在隋末的战火纷飞中，瓦岗寨一度被誉为“义军楷模”。它不是最早起义的队伍，却一度最具群众基础、最讲政治号召。从翟让起兵，到李密登台，瓦岗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支声势浩大的义军，并没有走向真正的胜利，而是在政治投机的陷阱中，逐步瓦解。它的沉沦，不是偶然的战败，而是投机主义思想主导路线的必然崩塌。
在隋末大乱时期，百姓疾苦、官军暴虐，社会矛盾激烈。翟让带头起兵，讲“替天行道”，但实际是替“民”行道。他不抢百姓、不滥杀，军纪严明，颇得民心。义军以“打土豪、分粮食”的方式动员群众，在河南一带声势如日中天。当时的瓦岗寨，本质上是一场底层对腐朽统治阶级的自发反抗，虽然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但至少在行动上表现出一定的阶级自觉。它代表的是“被剥夺者”的愤怒与反扑，是劳动人民自身组织的力量。
而在李密登台掌权后，路线变调，思想蜕变，也是瓦岗寨命运的转折点。
李密的才识出众、善于谋略，他的加入使瓦岗寨政治宣传与军事策略大为提升。但李密出身士族，其内心深处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对贵族秩序的向往。他虽然口口声声讲“灭隋扶民”，却始终保留着“借民起义、谋取权位”的投机逻辑。他以一篇《讨隋檄文》赢得民心，但不久便接受隋炀帝“魏公”的封号，妄图通过“半归顺”方式换取正统地位。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打着人民的旗号，与旧制度做交易”。这一时刻，瓦岗寨的路线也逐渐开始偏离，领导层倾向于政治投机而非彻底斗争，士卒迷茫，群众观望——一次从人民心中生长的义军，逐步沦为政治投机的筹码。
李密的政治路线，本质上是典型的投机主义。他把人民当“资本”，把起义当“敲门砖”，一旦打开通向上层权力的大门，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底层群众。这种思想的核心逻辑是：“只要我成王，便可告慰百姓；只要我坐稳江山，便是人民胜利。”
这种逻辑貌似务实，实则极端危险：它完全掩盖了阶级矛盾，回避了制度斗争，把一切压迫的根源归结于“个别昏君”，试图通过“换主子”来解决压迫问题。这不是革命，这是变种的改良，是极端个人化的权谋，是最具破坏性的投机主义。
李密先降隋，再降唐，一步步脱下“义军领袖”的外衣，却换来皇权的猜忌与打压，最终被李世民削权监视，沦为权力游戏中的弃子。而原瓦岗义军失去政治方向，失去民众支持，迅速瓦解。曾经并肩作战的义军将领单雄信被俘，在长安刑场之上，他望着台下熟悉的面孔，怒斥程咬金，徐茂公等人，昔日浴血奋战的兄弟情，如今却为功名折腰，良知与信义也一同倒在了长安刑场的冷风中。
这不是一声哀叹，而是一道审判。不是对个人的责难，而是对投机路线的沉痛鞭挞。这句怒骂，不只是斥责，更是对整个瓦岗路线变质的揭露。瓦岗的失败，不止在于军事上不敌，更在于精神上背弃了人民。也从一个“农民义军的典范”变成了“起义失败的教材”。
瓦岗寨的投机主义是一次背叛的样本，它让我们看到，哪怕是最声势浩大的起义，一旦脱离群众、脱离阶级立场的政治实践，即使一时风光，终将失败；而以人民为工具的投机主义路线，注定会在历史的检验中垮塌。这不仅是对封建乱世的总结，也是对今日某些现实的镜鉴。
今天，仍有一些人打着“人民”的口号做流量，讲“改革”却不谈阶级，谈“发展”却回避结构性剥削。他们不是继承者，而是现代的“李密”，他们的思想，不是革命的延续，而是披着进步外衣的机会主义。
理想不能沦为跳板，人民不能沦为工具。真正的进步，从不是谁权谋得手，而是人民自己站起来。我们不能成为“新时代李密”，而要做“新时代的翟让”——只有像翟让这样靠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才有资格与历史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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