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伟大的胜利和惨痛的挫折之后，一个无比严峻、也无比深刻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历史性地，摆在了所有二十一世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但又不得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面对着国内外依然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和根深蒂固的私有制传统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正确地、科学地，处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检验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究竟是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口头上的、教条主义的、抑或是早已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政党的最终试金石。
面对这一历史性的难题，我们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但同样是错误的、有害的倾向，曾经或正在，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第一种，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幼稚的教条主义。他们无视现实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企图在一夜之间，就“消灭”一切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用行政命令，来直接地、人为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冒进，其结果，必然是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并最终，使革命政权，丧失群众基础。
而另一种，则是更具危险性、也更具欺骗性的、以“右”的面目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以“生产力落后”为借口，比如越南以“革新开放”为名义，以“摸着石头过河”为方法论，打着“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旗号，行“投降”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他们将列宁当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有原则的、暂时性的、以退为进的革命战术（即新经济政策），偷换和歪曲为了一种长期的、无原则的、旨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投降主义战略。
本文旨在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经典理论出发，并结合那些充满了辩证思考的深刻洞见，系统性地、深入地，去厘清这一重大问题。本文将论证：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条件地、在一定范围内，去利用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确实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这一策略的根本前提，是必须牢牢地、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绝对主体地位，并始终将阶级斗争，作为观察和处理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纲领。
一旦放弃了这几条根本原则，那么，所谓的“利用资本”，就必然会，无可挽回地，演变为“被资本所利用”，并最终，导向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的、可耻的失败。
一、历史的“必然性”与认识论的“局限性”：为何必须重新审视资本主义问题
要科学地、而不是教条地，去探讨今天我们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论。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尊重历史的现实，承认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也要科学地，看待革命导师们，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其认识，所必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一) 尊重历史现实：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再认识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不容回避的、严酷的历史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二十世纪末，我们亲眼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一系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而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过去几十年里，也获得了极其迅猛的发展，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早已远远超出了“补充”二字的范畴。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被革命导师们，寄予了最大希望的、最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并没有如预期般地到来。相反，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一系列的改良和调整，至今，依然维持着其相对稳定的统治。
面对这样一种活生生的、复杂的、甚至是令人沮喪的现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首要的态度，绝不是去当鸵鸟，去无视它，去用一些简单的、诸如“资本主义复辟”或“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标签，来进行自我安慰。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历史的必然性去做解释，去探讨其中的历史规律性。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这个百足之虫，虽然早已腐朽和反动，但它，在今天，确实还具有着不容小觑的、现实的生命力。承认这一点，是我们在今天，制定一切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最基本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二) 马克思的科学预见与历史的复杂性
那么，这一现实，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已经“过时”了呢？
绝不是。但它确实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更深刻、更辩证、更非线性的眼光，去理解马克思的这一伟大预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提出过两条同样重要的、构成对立统一的科学论断。其一，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这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然性。
但其二，他又同样深刻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两条论断的结合，恰恰向我们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充满了曲折、反复、甚至是巨大倒退的、极其复杂的历史时代。它绝不是一场一次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而是一整个充满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出现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复辟，出现新旧两种制度的、长期的、拉锯式的共存与斗争，这本身，或许就是历史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 革命导师的“历史局限性”：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
正是基于对历史复杂性的这种认识，我们才能以一种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我们的革命导师。我们今天不能不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不过是因为我们面对着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而这又是马列毛当时看不到的，因而也是想不到的。不懂这个历史认识论，自以为聪明，蔑视马列毛，其实是自己不懂事。
它教导我们，列宁，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得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并极大地，鼓舞和指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在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下，做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在当时，也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并顺利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也必须，对“如何处理资本主义”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更深入的探讨，绝不是因为我们，比革命导师们，更“聪明”。而仅仅是因为，历史，这本最伟大的教科书，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他们当年，所未能亲眼看到的、充满了新的经验和教训的、崭新的一页。用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总结这些崭新的历史经验，从而得出新的、更符合当前实际的科学认识，这，恰恰是对马列毛主义的、最忠实的继承和最伟大的发展。
二、列宁的伟大遗产：作为“退却战术”的新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主义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实践上，去正面地、而不是绕道走地，去回答“在一个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但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处理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他所开创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至今，依然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时，所必须回归的、最宝贵的理论原点。
(一) “战时共产主义”的困境与“新经济政策”的诞生
要理解新经济政策，就必须理解它所要纠正的、之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1918到1920年的国内战争时期，为了集中全国的一切物力、财力，去战胜白卫军和十四国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一种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带有军事配给制色彩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商品贸易、并将工业全面国有化。
这一政策，在当时，对于保证战争的胜利，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但是，当战争结束后，这一严重超越了当时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早地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政策，其弊端，便迅速地暴露了出来。它严重地，挫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导致了工农联盟的破裂和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如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
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其严峻的、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关头，列宁，以其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惊人的理论勇气和现实主义精神，毅然决然地，向全党，提出了必须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进行一次战略性的、虽然是痛苦的“退却”。
(二) 国家资本主义的阶级实质：“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放弃了用行政命令，直接过渡到纯粹社会主义经济的企图，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地，允许和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允许和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农民的自由贸易和中小企业的租让）的发展。
列宁将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部，所允许存在的、并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和管理的资本主义，科学地，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其阶级性质，是截然相反的。正如您所引用的那段列宁的光辉论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份，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三个核心要件：
第一，领导权：这种资本主义，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的、全面的控制之下。
第二，限制性：国家，必须有能力，通过法律、政策、税收、信贷等一系列手段，对这种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经营方式、利润分配等，进行严格的“限制”。
第三，目的性：允许这种资本主义存在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资本家发财致富，而是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全面地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更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 “谁战胜谁？”——新经济政策中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
列宁，这位最清醒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像后来的修正主义者那样，将新经济政策，美化为一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田园诗。
恰恰相反，他以其最尖锐、最警醒的语言，反复地向全党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意味着，在国内，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一种更复杂、更隐蔽、也更日常化的形式，展开了。
这是一场，在市场上，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激烈的竞争；是一场，在思想上，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你死我活的较量；更是一场，在政治上，无产阶级企图“限制”和“驾驭”资本，与资产阶级企图摆脱“限制”、腐蚀政权的、反复的、长期的拉锯战。列宁明确地指出，在这场斗争中，如果我们稍有不慎，那么，被战胜的，就将是我们。
(四) 毛主席的继承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新式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作为列宁最杰出的学生，深刻地，理解并创造性地，将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运用到了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中。
毛主席在1953年的那段重要批示中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正是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形式，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毛主席之所以称其为“新式的”，并认为其“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完全地，处在了强大的、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管理和领导之下。它的生产，“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并且，它还受到了工人阶级的直接监督。
这，正是对列宁思想的、最深刻的、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
三、修正主义的背叛：如何将“利用资本”偷换为“投降资本”
历史的辩证法，充满了吊诡。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旨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他们去世之后，却被那些背叛了他们事业的修正主义者们，从革命的武库中，偷了出来，并经过一番精心的、阉割式的改造，变成了一面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鸣锣开道的、最具有欺骗性的理论旗帜。
(一) 根本前提的丧失：无产阶级专政的“名存实亡”
修正主义者们，在谈论“利用资本”时，所犯下的、最根本的、也是最致命的罪行，就是他们完全地、彻底地，抛弃了列宁和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那个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即一个真正的、强大的、毫不动摇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他们通过否定斯大林、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早已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内部，给彻底地瓦解了。在越南，以及在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过程。当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其自身的阶级基础，已经从无产阶级，蜕变为一个与国内外资本利益深度捆绑的、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时，那么，这个党所领导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去真正地“限制”和“管理”资本呢？
它，非但不会去“限制”资本，反而会反过来，运用其所掌握的全部国家机器，去为资本的无限增殖，提供最热情的、最全面的服务。到那时，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早已不再是列宁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用以驾驭资产阶级的“缰绳”，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用以驾驭和奴役整个国家及人民的“王座”。
(二) 从“限制”到“鼓励”：对资本从敌人到“先进生产力”的定性转变
与这个政治前提的丧失相伴随的，必然是对“资本”和“资产阶级”本身，其阶级定性的、根本性的转变。
在列宁和毛泽东那里，“资本”和“资产阶级”，始终是、也只能是，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要进行斗争、并最终要将其彻底消灭的、最主要的阶级敌人。对他们的“利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的、对其敌对本性的、暂时的“妥协”和“赎买”。
然而，在现代修正主义者们的理论词典里，“资本”，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充满了褒义的、先进的、革命性的力量。他们将私营企业家，吹捧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国际垄断资本，美化为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合作伙伴”。他们甚至，可以修改党章，公开地，将这些剥削者，请入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来。
这种对资本，从“主要敌人”，到“先进代表”的、180度的定性转变，是修正主义，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彻底的、最无耻的背叛。
(三) 从“补充”到“主体”：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瓦解
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这种背叛，则突出地，表现为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系统性的、渐进式的瓦解。
列宁和毛泽东都曾明确地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国家，必须牢牢地，掌握着银行、铁路、重工业、对外贸易等一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
而修正主义者们的“革新”，则恰恰相反。他们以“搞活经济”、“打破垄断”等名义，不断地，为私有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和让渡出一个又一个的、原属于公有制经济的阵地。最终，通过几十年的演变，我们看到，在这些国家，私有经济，早已从“补充”，喧宾夺主地，变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而那个曾经作为社会主义根基的公有制经济，则被极大地削弱、肢解，甚至名存实亡。
(四) 忘记“管理就是阶级斗争”：放弃对资本消极作用的专政
资本主义，就其本性而言，其作用，必然是两面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它也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堕落、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全面泛滥，这是其“消极”的、反动的一面。
列宁和毛泽东，都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都明确地指出，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管理”，其本身，就是一场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运用其全部的法律、行政和思想教育的武器，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同资本主义的这些消极作用，进行斗争。
而修正主义者们，则恰恰相反。他们对资本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大唱赞歌；而对其所必然带来的“消极作用”，则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甚至是纵容和鼓励的态度。他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斗争，其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风气的、系统性的、不可逆转的败坏。
四、“半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宿命？——对官僚特权阶级的再认识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提出了“半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并指出，这种社会，很容易，蜕变为一个“官僚专制特权社会”。这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重要的理论思考，值得我们深入地展开。
(一) “半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及其不稳定性
我们可以将“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这样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极其不稳定的社会形态：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已经打碎了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建立起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是，由于其是从一个生产力极其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并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社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因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完全的”、“不成熟的”、甚至是“脆弱的”。
这种“半社会主义”社会，其内部，必然充满了各种尖锐的矛盾：既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又有社会主义与残余的、甚至在某些领域重新复活的封建主义的矛盾；既有先进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又有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侵蚀。
因此，这种社会形态，是极其不稳定的。它未来的走向，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通过不断地、自觉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逐步地，克服其内部的非社会主义因素，最终，向着完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艰难地前进；或者，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其内部的矛盾，发生恶性演变，最终，导致政权的蜕化变质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二) 官僚特权阶级：是“资产阶级”还是“新封建”？
那么，在这种社会，发生蜕变之后，所产生的新统治阶级，其性质，究竟是什么？过去我们称之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可能不够准确，因为“特权占有和剩余价值占有不是一码事”。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这个在蜕化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产生的新统治阶级，是一个兼具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乃至“封建”多种属性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混合体”。
说它是“官僚”的，是因为，这个阶级的成员，其最初的身份，都是执政党和国家机器内的、手握权力的官僚。
说它是“垄断”的，是因为，他们利用其所掌控的国家权力，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实行着全面的、排他性的垄断。
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们虽然不以“私人”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却通过其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实质上，占有了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并将其，用于自身的奢侈消费和家族的利益扩张。
说它带有“封建”色彩，是因为，它的权力运行方式，充满了前资本主义的、人身依附的、帮派主义的、甚至是血缘继承的封建专制主义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定性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三) “颜色革命”的阶级实质：修正主义的末路
理解了这一新阶级的性质，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苏联和东欧“颜色革命”的阶级实质。
那场“剧变”，绝不是什么“人民推翻了共产主义暴政”。它的真实图景是：那个早已蜕化变质的、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僵化的、反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特权阶级），其统治，已经激起了天怒人怨，丧失了任何的合法性。
于是，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和整个社会内部，另一部分更年轻的、更向往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新生代的技术官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便作为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煽动和支持下，并利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特权阶级统治的普遍不满，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前者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革命”。
其本质，是资产阶级中，更具“现代”色彩的、亲西方的“自由派”，革了那个依然带有浓厚“苏式”封建色彩的、僵化的“专制派”的命。这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其最终的结果，只是将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社会主义”外壳，彻底地砸碎，并完成了向着典型的、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的一跃。
五、新时代的历史课题：坚持继续革命，科学驾驭（？？？）资本
通过以上对历史和理论的深入回顾与剖析，我们便可以为今天，我们如何正确地，去面对和处理资本主义的问题，找到一条清晰的、符合马列毛主义原则的道路。
(一) 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走资派
我们必须清醒地、毫不动摇地，重新回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所制定那条总路线、总纲领上来，那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意味着，我们（确定？配称‘我们’）在处理任何经济问题时，包括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时，都绝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将其看作是一个严肃的、复杂的、关系到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谁战胜谁”的、根本的政治问题。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党内，是否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企图将我们对资本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利用”，演变为一种长期的、无条件的“依赖”和“投降”。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并坚决地，同那些党内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是保证我们革命航船，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压舱石。
(二) 无产阶级“两手”对资本“两面”的辩证法
在坚持了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前提之后，我们便可以，也必须以一种更灵活、更辩证、也更成熟的手法，去处理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我们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两面”政策，去应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面”历史作用。
对于资本主义，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生产力、搞活市场、引进技术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在无产阶级国家权力的严密控制和管理之下，有条件地、在一定范围内，对其进行“利用”。
但同时，对于资本主义，所必然会带来的、两极分化、周期性危机、腐化社会风气、并不断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消极”一面，我们则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力量，对其进行坚决的“限制”、“斗争”和“改造”。
这种“一手利用，一手限制”的“两手”策略，既不是“左”倾的、盲目排斥一切的教条主义，也不是右倾的、无原则投降的机会主义。它，恰恰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倡导的、将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完美地结合起来的、真正的革命辩证法。
(三) 真正的“大胆领导”：敢于斗争，而非放任自流
因此，我们（确定？配称‘我们’）所说的“大胆领导资本主义”，其“大胆”，绝不体现在，对资本“放任自流”、任其野蛮生长的“胆量”上。这种“胆量”，恰恰是修正主义者们，所最不缺乏的。
我们所说的“大胆”，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敢于斗争的大胆。它体现在，我们敢于，在与国内外强大的、狡猾的资产阶级的直接交锋中，去“驾驭”他们，去“火中取栗”，去在利用他们的同时，不断地，削弱他们、改造他们，并最终，为彻底地消灭他们，创造条件。这，需要何等高超的斗争艺术，和何等坚定的革命意志！这，才是对一个真正的、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所提出的、最高的、也是最严峻的历史考验。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这篇文章，做一个总结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经济”，这一问题，是悬在所有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头顶的、一把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能，退回到那种脱离实际的、僵化的“左”倾教条主义，也不能，滑向那种放弃原则、最终必然导向全面复辟的右倾修正主义。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以其“新经济政策”的伟大实践，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进行“战略性退却”和“策略性利用”的、充满辩证智慧的道路。而毛泽东同志，则以其“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在这条充满了危险的道路上，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方向、并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历史的悲剧，一再地向我们证明：修正主义者们，正是通过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最根本的“定盘星”，而将列宁的、有原则的“战术性退却”，偷换和歪曲为了一场无原则的、“战略性”的、向资本主义的、雪崩式的大投降。
因此，今天，摆在所有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面前的历史课题，是无比艰巨，也无比光荣的。我们必须，以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去尊重历史的现实和规律；同时，又必须以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去同一切企图将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死路上去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最不妥协的斗争。
我们必须学会，在那条充满了荆棘和陷阱的、与资本共存的、漫长的道路上，去进行一场最高超的、最惊心动魄的“驾驭”。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之所以要暂时地，去“利用”这匹名为“资本主义”的烈马，其唯一的、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更熟练的“骑手”，并与其“和谐共生”；而是为了在不断地壮大我们自身力量的过程中，最终，能够彻底地，将其驯服、改造，并最终，让其，作为一个历史的物种，彻底地，进入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博物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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