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征程中，一个反复出现、也极其考验着无产阶级政党智慧与定力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摆在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物质基础尚不充裕、甚至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的国家，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之后，我们究竟应该，也究竟能够，采取一种怎样的经济政策，来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更具体地说，正如您所提出的那个尖锐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历史时期，我们为什么有时，不得不去利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去“依靠”那本应是我们的革命对象——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胜利的那一天起，就立刻、马上、全面地，进入到一个纯而又纯的、完全依靠社会主义计划来进行建设的新阶段呢？
这个问题，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左”倾空想主义、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右倾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那些充满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会告诉我们：任何对资本主义的利用，都是对革命原则的背叛，是一种可耻的妥协。他们主张，要以革命的铁腕，在一夜之间，就消灭一切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用最严格的、军事化的计划手段，来直接地、强制性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而那些早已背叛了革命事业的右倾修正主义者们，则会抓住我们所面临的“物资匮乏”这一点，大做文章，并将其，作为他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最核心的理论借口。他们会说：“看，历史证明，单纯依靠社会主义，是无法发展生产力的。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去，老老实实地，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本文旨在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经典理论出发，系统性地、深刻地论证：上述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观点，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并最终会对革命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本文将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采取一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严格控制下、有条件地、暂时性地，去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策略，绝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而恰恰是，为了最终能够彻底地、干净地、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战胜和消灭资本主义，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以退为进的、充满了革命辩证法智慧的伟大战略退却。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冰冷现实：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
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最核心的、也是最“冰冷”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变革，都绝不能，以革命者的主观愿望为出发点，而必须，也只能，以当下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产力水平，作为其最根本的出发点。
(一)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的贫穷
首先，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共产主义，特别是其高级阶段，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一种建立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的、苦行僧式的“平均主义”。
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早已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物质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种发展，必须达到一个能够使得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乃至“像泉水般地涌流”的程度。只有在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上，才有可能，去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去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去最终让国家这个暴力机器“自行消亡”。
因此，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其所面临的根本历史任务，就是要以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速度和效率，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任何脱离了这一根本任务，而去空谈“纯洁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空想。
(二) “超越阶段”的“左”倾幼稚病：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谈起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一种纯粹的、完全排斥了任何商品和市场关系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来直接地、高速地发展生产力呢？这，就要看，我们所接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摊子”。
以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为例。在1918到1920年的国内战争时期，为了应对战争的极端需要，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一种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即无偿地，征集农民手中，除口粮和种子之外的全部余粮；在城市，则将所有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并禁止一切私人贸易，对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这一政策，在当时，对于保证红军的供给、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当战争一结束，这一政策，与俄国作为一个生产力极其落后、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的基本国情之间的、尖锐的矛盾，便立刻、以一种极其激烈的方式，爆发了出来。
“余粮收集制”，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和普遍的饥荒。而对商品贸易的禁绝，则割断了城乡之间最基本的经济联系。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工农联盟的濒临破裂和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动荡（例如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
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深刻地，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揭示了一个真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 在一个依然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的国家，企图用一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过早地、强制性地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生产关系，去组织生产，其结果，必然不是促进生产力，而恰恰是，极大地破坏生产力，并最终，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这种企图“一步登天”的思想，正是列宁所深刻批判的、“左”倾幼稚病。
(三) 革命者的现实主义：必须正视“一穷二白”的国情
同样的，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其胜利，也是在一个比俄国，还要贫穷、还要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烂摊子上取得的。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经过了百年战乱、满目疮痍的、典型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十，而且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的、畸形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轻工业。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则是使用着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极其简陋的生产工具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
面对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现实国情，一个真正的、清醒的、唯物主义的革命者，就绝不可能，去幻想，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一个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那种、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必须，也只能，从这个现实的、充满了匮乏和落后的起点出发，去寻找一条既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远大方向，又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的、可行的道路。
二、列宁的伟大探索：“新经济政策”——以退为进的战略退却
正是在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对俄国国情的清醒认识之上，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以其无与伦比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为布尔什维克党，也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充满了革命辩证法光辉的道路——新经济政策。
(一) “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新经济政策的战略意图
列宁本人，毫不讳言，新经济政策，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来说，是一种“退却”。但是，他深刻地指出，这是一种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更稳健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起总攻的、暂时的、必要的战略性退却。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用固定的“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在交纳了粮食税之后，可以将其余的粮食和农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自由的贸易。同时，在工业领域，除了将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重工业、银行、铁路和对外贸易等“指挥高地”，继续牢牢地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之外，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去经营一部分中小型的企业。
这一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利用那个在当时，比社会主义的、国营的商业网络，要更灵活、更无孔不入的“市场”的力量，来迅速地，恢复被战争所摧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来重新地，打通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渠道。
(二) 巩固工农联盟：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命线
新经济政策，其更深远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
列宁反复地强调，在一个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根本、最核心的社会基础。一旦失去了农民这个最广大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就将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光杆司令”，其政权，也就不可能得到巩固。
“战时共产主义”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它以一种强制性的、剥夺性的方式，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从而动摇了工农联盟。而新经济政策，通过满足农民对于自由贸易和改善生活的基本经济诉求，就重新地、也是唯一可能地，修复和巩固了这一至关重要的联盟。只有让农民，在经济上，感到苏维埃政权，能够比沙皇和资本家，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他们，才会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这个政权。
(三) “国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控制下的“魔鬼”
列宁将这种，在无产阶级国家内部，所允许存在的、并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和管理的资本主义，科学地，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他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就其本性而言，是“魔鬼”，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
但是，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革命辩证法。他指出，这个“魔鬼”，如果被关在由无产阶级专政所铸造的、坚固的“笼子”里，并由我们，牢牢地掌握着笼子的钥匙，那么，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就可以暂时地，去“利用”这个魔鬼，为我们自己服务。
这个“笼子”，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所必须牢牢掌握的、对经济命脉的绝对控制权。只要银行、重工业、交通、外贸等“指挥高地”，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那么，那些在市场上，像“毛细血管”一样活跃着的中小私人资本，其发展，就不仅不会颠覆我们，反而会在客观上，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肌体，提供其所必需的、暂时的“血液循环”。
三、毛主席的中国实践：从新民主主义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毛泽东同志，作为列宁最杰出的学生，深刻地，领会了新经济政策的革命精神和辩证法实质，并将其，以一种更具创造性、也更具中国特色的方式，运用到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一) 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形态
早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主席，就在其光辉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形态，做出了科学的规划。他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将实行一种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性的经济形态。
这其中，既有占主导地位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要来自于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有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可以引导其走向集体化的个体经济；有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也有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私人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这种“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构想，其本身，就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一种更丰富、更系统的发展。它充分地，考虑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性，是一条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恢复国民经济，又能够从一开始，就确保无产阶级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从而牢牢把握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方向的、无比英明的路线。
(二) “利用、限制、改造”：一条独创的和平过渡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对于依然存在的、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便采取了一条极具创造性的、完整的方针，那就是著名的“利用、限制、改造”。
所谓“利用”，就是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繁荣市场、增加税收、积累资金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所谓“限制”，就是运用强大的国营经济的力量，以及工商、税收、信贷、劳动等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去限制资本主义经济，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盲目发展的、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防止其，与国营经济，进行恶性的竞争。
而所谓“改造”，则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地、和平地，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还对民族资本家，采取了“团结、批评、教育”的方针，并通过“定息”的方式，对其所拥有的资产，进行了“和平赎买”。这一整套“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和实践，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过渡”理论的、一个伟大的、独创性的贡献。
(三) 与“左”倾错误的斗争：反对过早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指出，毛主席的这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在其执行的过程中，同样遭到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就有一部分同志，头脑发热，受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要立刻、马上，就“消灭资产阶级”，要“一步进入社会主义”。
毛主席，对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幼稚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严肃的批评。他深刻地指出，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要“打倒”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同他们，既联合，又斗争，并最终，通过一个相当长的、细致的、和平的改造过程，来最终地，解决这个问题。正是由于毛主席，抵制了这种“左”的干扰，才使得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避免了剧烈的经济动荡，并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根本的区别：列宁的“战术退却”与修正主义的“战略投降”
通过以上对列宁和毛泽东正确实践的回顾，我们现在，就能够以一种最清晰的、最无可辩驳的视野，来看清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是如何地，将一份原本是“济世良方”的革命理论，偷换和歪曲为了一剂旨在“颠覆政权”的致命毒药。
(一) 前提不同：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最根本、最核心、也是唯一的区别所在！
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去“利用”资本主义，其最根本的底气和前提，就在于，他们的手中，牢牢地，掌握着一个强大的、战无不胜的、并且时刻保持着高度阶级警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而现代修正主义者（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再到越南的当权派），他们在谈论“革新开放”、“利用市场”时，其手中的政权，早已不再是、或者正在迅速地，不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了。他们通过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早已在政治上，背叛了无产阶级；其党内的领导核心，早已蜕变为一个只关心自身特权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去“利用”资本，这叫“驾驭”；而一个本身就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政权，去“发展”资本，那不叫“驾驭”，那叫“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二) 目的不同：是为了最终“消灭”资本，还是为了“拥抱”资本？
列宁和毛泽东，他们之所以要暂时地“利用”资本，其最终的、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战略目的，是为了在条件成熟之后，能够更好地、更彻底地，去“消灭”资本。
而现代修正主义者们，他们之所以要“发展”资本，其真实的、虽然常常是秘而不宣的战略目的，却是为了能够与国内外资本，“长久地”、“和平地”共存下去，并最终，全面地，“拥抱”资本主义。
前者，是将“利用资本”，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一个暂时的、曲折的“桥梁”或“手段”；而后者，则是将“发展资本”，作为其自身的、最终的“目的”。一个，是为了最终的“公”，而暂时地，容忍“私”；另一个，则是打着“公”的旗号，去实现最彻底的“私”。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通往不同方向的道路。
(三) 手段不同：是“限制”，还是“放纵”？
由于其前提和目的的根本不同，其所采取的具体手段，也必然是截然相反的。
列宁和毛泽东，在利用资本时，始终强调，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国家，必须牢牢地，掌握着经济的“指挥高地”，必须用强大的国营经济，去主导和控制私营经济的发展，必须用工人阶级的监督和专政的铁拳，去同资本家一切非法的、破坏性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而现代修正主义者们，则恰恰相反。他们对资本，采取的是一种近乎“溺爱”的、彻底的“放纵”。他们不断地，从那些本应由国家所掌握的“指挥高地”（如金融、能源、电信等）上，主动地撤退，将其，拱手让给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其主要倾向，不再是“限制”资本，而是“保护”资本。他们对资本家，笑脸相迎，称其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对起来反抗剥削的工人，则横眉冷对，斥其为“破坏稳定”的“刁民”。
五、结论性的警示：警惕以“匮乏”为名，行复辟之实的修正主义骗局
通过以上的系统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对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最清晰、最完整、也最具现实警示意义的回答了。
(一) “匮乏”是历史起点，不是永恒借口
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于一个“物资匮乏”的、落后的国家，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由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如何对待这种“匮乏”？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将其，看作是激励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还是像越南修正主义者那样，将其，当作是我们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向资本主义“投降”和“补课”的、一个永恒的、可以被反复利用的借口？这，是革命路线与投降路线的根本分野。
(二) “摸着石头过河”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区别
我们必须深刻地，将越南修正主义者们所鼓吹的“摸着石头过河”，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最严格的区分。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有政治前提（无产阶级专政）、有明确目标（最终消灭资本主义）、有斗争策略（限制和管理）的、自觉的、战术性的退却。
而越南的修正主义者们的“摸着石头过河”，则是一种没有理论指导（抛弃马列主义）、没有政治前提（放弃阶级斗争）、没有明确目标（不敢提共产主义）、也没有斗争策略（对资本无限放纵）的、盲目的、战略性的投降。
前者，是一个清醒的、武装到牙齿的革命者，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而暂时地，退入到一个预设的、对自己有利的阵地之中。而后者，则是一个早已缴械投降的、迷失了方向的叛徒，在黑暗的、资本的河流中，被动地，被湍急的、复辟的潮流，所裹挟着，冲向深渊。
(三) 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敢于同“匮乏”和“人性自私论”作斗争
因此，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同时地，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在物质战线上，我们必须，像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去战胜我们的“贫穷”和“落后”。
而在精神战线上，我们则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思想，去坚持不懈地，同那个由“匮乏”和“私有制传统”，所必然会催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观念，进行最彻底的、最决绝的斗争。
只有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和发展。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最终地，回答那个核心的问题了：为什么在物资匮乏时期，我们有时，不得不去依靠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直接地，就依靠社会主义来进行建设？
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规律告诉我们，在一个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力，还无法完全摆脱小生产状态的、落后的国家，生产关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去适应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强行地、过早地，去消灭一切商品和市场关系，其结果，只会是惩罚性的。
但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利用”，绝不是无条件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它只能，也必须，是一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控制之下的、服务于巩固工农联盟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一根本目的的、暂时的、战术性的退却。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革命辩证法的光辉典范。而苏联和越南等国的修正主义者们，则为我们，提供了将这种战术性的“退却”，歪曲和演变为战略性的“投降”，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最惨痛的反面教训。
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与那个名为“资本主义”的魔鬼，进行暂时的“交易”；而在于，在这场交易中，究竟是谁，在最终地，掌握着主动权？究竟是谁，在最终地，利用着谁？
是一个强大的、清醒的、手握着无产阶级专政利剑的革命者，在利用着这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魔鬼，为自己，去搬运那些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所必需的砖石？还是一个早已被这个魔鬼，用金钱和权力，腐蚀和收买了的、蜕化变质的叛徒，在主动地，打开笼门，并最终，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灵魂和整个国家的未来，都出卖给它？
这个关于阶级立场和政治路线的根本问题，才是区分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与一个无耻的修正主义者的、唯一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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