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开始，资本的积累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改造社会结构。工厂的烟囱冲破乡村的天际线，机器取代手工，成千上万的工人被集中到狭小的厂房里，成为资本积累的动力源泉。
最初，他们或是农民的子弟，或是手工业者的徒弟，背负着生计压力，被迫为生存而向新兴资产阶级低头。那时，他们心中也许有过幻想：只要勤奋、只要顺从，就能获得保障和尊重。
然而，历史很快证明，这种幻想从未建立在真正的阶级平等之上。
很多时候，基层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被出卖并非意外，而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自我麻痹。
很多人会被短期利益收买，把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绑在一起，误以为“只要努力为资本服务，就能获得长期保障”。实际上，这是一种阶级认同错位——你的利益和对方的核心利益从根本上是对立的。
被出卖群体常常相信“忠诚可换保护”，认为只要尽职尽责、替资本发声，就会被信任、被长期保留。这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对危机的错觉安全感，直到危机真正到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牺牲品。
同时，资产阶级往往通过舆论、教育、文化甚至法律手段强化“阶级合理化”叙事：经济危机是技术、管理、政策的失误，而不是资本本身的积累矛盾；劳动者或小业主的失败，是个人能力或道德问题，而非结构性剥削。这样，出卖过程看似自然合法，而被出卖者甚至会自责。
进入二十世纪，大萧条的阴影笼罩全球。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美国数百万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小商户倒闭，而政府的救助优先流向银行和大企业。
那些曾经在基层兢兢业业、为维持工厂秩序出力的工会干部，在裁员与降薪面前，被迫成为牺牲品；他们忠诚的付出并没有换来资产阶级的长期信任。
金融资本在危机中获得保全，底层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成为利润恢复的代价。
这一幕被历史反复上演，表明了一个深刻的规律：在资本逻辑面前，忠诚从来不是保障，而只是暂时可利用的工具。
几十年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验证了这一规律。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资金救助陷入困境的银行，却让无数普通家庭面对房屋止赎和失业浪潮。
那些曾在企业体系中为资本出力的基层管理者、临时合同工、小业主，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迫承担最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资本依旧优先保全自身利益，危机中的出卖毫不迟疑。与此同时，舆论和政策将责任转嫁到基层工人或小企业主身上，使他们成为替罪羊，心理和社会上的双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被出卖者的困境。
类似的现象在希腊债务危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等等世界各地资本主义世界轮番上演。
紧缩政策让普通民众承担了几乎全部经济负担，而被收买的中小阶层公务员、工会干部、企业管理者，不得不执行削减工资、减少社会福利的政策，成为社会矛盾的第一线承受者。
经济危机就是资产阶级背叛“自己阵营里的下层盟友”最赤裸的时刻。
在经济繁荣时，资产阶级可能会用一些利益收买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比如高薪职位、外包合同、政治上的象征性席位。可一旦危机来临，资本为了自保，必然会压缩成本、转嫁风险、集中资源，这个过程中，那些原本帮它维持统治的下层群体往往最先被清洗。
经济危机
资本和金融力量通过危机完成了资源集中和利益重组，而基层盟友则被无情抛弃。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揭示了一个结构性规律：资产阶级从不为忠诚和服务付出长期代价，他们只承认效率和利润，而危机则是暴露这一规律最清晰的时刻。
这种出卖不仅体现于经济层面，还深刻渗透到意识形态和心理层面。许多基层群体在危机到来之前，被短期利益和表面荣誉收买，误以为忠诚与服从能够换来长期保障。这种阶级认同的错位让他们在危机来临时，既缺乏判断力，也缺乏组织抵抗能力。
资本通过教育、媒体、法律甚至社会文化的塑造，将危机合理化，把牺牲包装成必要，使被出卖者在心理上接受自己的命运，减弱了反抗意识。
经济危机也是阶级分化的放大镜。
大资本凭借垄断地位和政治关系可以在危机中稳住地位甚至扩大收益，而基层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几乎毫无抵抗能力。裁员、破产、降薪、社会信任的崩塌，成为危机中被出卖群体的常规命运。
资产阶级在危机中出卖盟友的手段，不仅包括经济剥夺，还包括政治边缘化和社会替罪羊化，使阶级结构更加集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验证：任何维护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最后都会遭到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出卖。这不是偶然的道德失误，而是资本逻辑结构性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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