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要批判孔子？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的那三十年，有大规模的批孔风潮？我们今天仅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批孔有什么理论支撑？
批判孔子，不是批判他“个人品德”，也不是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批判其思想体系中那种试图以道德伦理永恒化等级压迫的意识形态功能。先不说，孔夫子在后世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中，作为帝皇将相装点统治门面、教化奴役群众、禁锢人民思想的圣像；仅论及孔子本身的政治立场、思想体系、文化影响等，我们是可以下明确定论的。
我们先说好的。可以说孔子在后世的文化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这些文化影响是有积极性的。其经典著作在被后人不断解读与剥离旧统治阶级影响中，形成了一部分拥有广泛合理、可以被不同国家社会包容、供其普遍学习的内容。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在当今任何文化语境的释义上来看，都有积极性，是人类文明普遍认同的文化瑰宝。但儒家文化成为好的文化方面的前提，是一定要剥离其旧统治阶级的旧思想文化层面的释义（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以及防范新的压迫性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与人民争夺文化阐释权。否则，好的方面也可能转为坏的方面。
且需要区分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现代儒家思想与春秋时期孔子本人的思想，是不同的。孔子的思想不是超历史的“普世价值”，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后人可以对他的思想做出重新解读与补充，但不可替代他本人的思想。
再说当今坏的方面，如封建礼教残留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比起好的方面，同样形成了长久而恶劣的影响，乃至成为许多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将一些好的影响也慢慢转变为坏的影响。先不提部分地区残留的“夫权父权”“重男轻女”“封建迷信”思想，就论当今一些开设孔子院校的“圣孙”们，其在孔圣人处的“师承”是很分明的：具体来说，其“仁”在于屁，其“义”在于财，其“礼”在于跪，其“智”在于贪，其“信”在于骗。仿佛学生对着孔圣人的雕像跪拜，就能彰显我大中华之文明昌盛哉！
文化影响我们说完了，该说孔子本人的政治立场与思想体系。孔夫子本人的政治立场，与其后世自称的“万万子孙”们，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孔子本人的信条在于“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仁”与我们普遍认知的“仁”是不同的——并非仁义的意思，而是孔子认为只有恢复了旧有的统治秩序“周礼”（即周朝的尊卑有序、世袭罔替的礼乐制度、等级制度），天下就能回归稳定，这是最大的“仁”。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如此。我们不管某些人所认定的孔子最初初衷的好坏，但事实上，孔子的“克己复礼”确实阻碍了社会进步，这是不容辩驳的。
而他的子孙们，不管是现实意义上的还是自认的，在历史潮流的大势之下，非常明智地选择了背弃孔子最初的政治立场。这不能怪他们不忠心，因为孔子所支持的奴隶主阶级，甚至没能撑到秦统一六国。所以，孔子思想后世的崇敬者，也只能转换“主子”，为封建帝王做背书了。这从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开始，到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陆王心学，就连清末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其核心目的还是保皇的。当然，某些人所提出的“儒家思想有时代性改造”，在上述转化中确实存在：从董仲舒到康有为，他们每个人也确实都吸收了时代元素，改造了孔子的思想，成就了新一代的儒家思想，然后继续维护其所在的统治阶级。可笑的是，近代日本侵略者来了，也要去孔府坐一坐。几千年下来，儒家作为统治工具的事实，皆是如此。
春秋末年虽维系奴隶制体系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基础基本崩溃。但奴隶制体系仍在社会各个方面持有广泛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宗法制与礼法制。而旧贵族阶层，在面对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这一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有部分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转变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以巩固统治，这是旧贵族中的改革派。但以孔子为代表的旧贵族中的保守派，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仍保有不小的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变革的进程。这揭示即使是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它在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时，仍是缓慢且艰难的。这一过程则短几十上百年，长则成千上万年。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史无一不贯彻了，这一结论。故而有人认为孔夫子竟没什么立场，是普度众生的——或竟当时也没什么能给孔夫子拥护的东西，此是不准确的。在一场巨大的社会性的变革浪潮中，无论孔夫子是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他总是占据一席之地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即公元前551年。由于春秋末期，铁器与牛耕推广、私田开垦、土地买卖兴起，周朝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土地国有、奴隶集体耕作）崩溃。那时候，他所崇尚的周朝统治秩序“周礼”，已失去效用。其实不止是井田制，还有分封制、宗法制，这些维系周朝统治的根本制度，要么影响力已逐渐削弱，要么已经完全失效。连周王室自己，也早已朝不保夕，只能苟且于诸侯征伐的夹缝之中，最后轻易为秦所灭。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土地私有、赋税改革、打破血缘等级，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时候，孔子仍然试图以道德伦理逆转经济基础变革，是反动的意识形态干预。
并且，孔子虽然崇尚周礼，但他对周王室似乎并不很忠诚，或者说不感兴趣。孔子一生只去过洛邑几次，考察礼乐制度、充实理论基础，且几乎每次去都拜访了老子，两次问礼、三次问道。这表明，他本身不想或者不屑于辅佐周王室。虽然他嘴上说着“吾从周”，但其前面还有一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一句话显然表明，孔子从来“从”的就不是周王室本身，而是周朝背后的整个奴隶制礼乐文化体系（周礼）。他并不忠心于周王室，因为周王室早已没落，崩溃已成必然。孔子极力维护周礼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周礼背后的统治阶级及秩序，而非维护周王室。所以，他急于寻找新的靠山来实现政治理想与抱负。
孔子对于周礼的崇尚，离不开他的家庭因素（宋国大夫后裔）、成长环境（没落贵族，三岁丧父）、教育背景（家道中落，好礼熟制）等等。这些我们不展开过多论述，但从当今视角来看，孔子的政治立场是很明确的：他站队的显然不是新兴的地主阶级那一边，相反，他站的是在当时早已腐朽落后的旧贵族与奴隶主那一边。这也与他本身就是其中一份子分不开——孔子的六世祖为宋国贵族大夫孔父嘉，因宫廷政变被杀，孔氏家道中落。
孔子至多只支持周礼的改良，而非废止。其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以当今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称孔子的政治立场为“奴隶主阶级改良派”或“旧贵族阶层保守派”，同时代与他相对立的，是地主阶级的激进派商鞅、韩非等。孔子的“仁”，如“敛从其薄”，对于春秋时期的底层人民来说，或许一时是好事；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持劳役轻税，保住庶人“公田”的集体耕作，救活井田制。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不是为了“富民”，而是因为税重会加速井田制瓦解——“敛从其薄”是为了让庶人维持简单再生产，以保证奴隶主贵族持续攫取剩余价值。
孔子面对时代变革，源于他的时代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他不能认知到：夏商周的改朝换代与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奴隶制内部的更替，后者是奴隶制向封建体制跃迁的根本性变革。基于此，他所提出的“举贤才”，举出来的也只能是在不动摇奴隶制前提下的“贤才”。虽然嘴上说着改良周礼，但其骨子里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严格尊卑等级制，如严厉谴责季氏“八佾舞于庭”，却不考虑社会秩序的根本改变。早在近百年前的公元前619年，周顷王下葬其父周襄王的钱，也要向诸侯借取。夸张地说，周王室后期别说找六十个歌姬跳“八佾舞”了，自己能不能吃饱饭都是问题。
周礼本身与地主阶级是本质对立的，核心矛盾在于二者依附的经济基础和维护的阶级利益完全不同：周礼是西周时期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而制定的制度，其经济根基是井田制；而地主阶级是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确立后形成的新阶层，核心利益是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这直接冲击了周礼所依赖的土地国有制与等级秩序。可以说，周礼是阻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步的力量。
但孔子对于周礼的支持却是坚定而不顾实际的，甚至不容学生辩驳。被其称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只因认为周礼中“守丧三年”的期限太长且不合理，应该缩减为一年（否则会破坏生产），便被孔子痛斥“予之不仁也！”。其实，这种态度不止体现在对弟子的教育灌输中，也体现在他的政治斗争层面：比如孔子当权任鲁国司寇时，就诛杀了当时代表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大夫少正卯；再比如，孔子与得意门生冉求的政治立场对立，反对地主阶级的田赋改革，反对季氏攻打颛臾等。冉求的观点正好与孔子相悖，故而被孔子抨击“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从此可看出，孔子之“有教无类”(不脱离时代语境)，其教的是“复礼”，教出的是“君子”（即奴隶主阶级的接班人)，“无类”的是颜回这些没落旧贵族。
他诛杀少正卯、反对田赋改革、谴责季氏“八佾舞于庭”，不是“维护礼制”，而是镇压新兴阶级的变革；他反对的，不是“道德沦丧”，而是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制的瓦解。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于新兴的地主阶级是抱有敌视态度的，对于周礼及奴隶主阶级是坚决拥护的。他一生为“克己复礼”所做的努力，是与社会变革的核心矛盾相冲突的——这与当时社会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旧制度、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需求完全相悖，本质是他维护周礼的尊卑等级体系，试图用道德伦理巩固旧有社会结构，却未能顺应土地私有制兴起、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趋势，这正是其思想与社会进步需求的根本冲突点。他提出的“克己复礼”，不是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是试图恢复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秩序。
为了避免片面，我们再重申孔子本人思想的积极一面与消极一面：
积极一面：提出“仁”“礼”作为社会协调机制，包含对暴力压迫的某种限制；提出“有教无类”，一定程度上打破世袭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反对暴君、苛政，有一定“民生”色彩。
消极一面：将等级制度神圣化，掩盖阶级压迫；教育内容仍是“复礼”，服务于旧统治秩序；根本立场是镇压新兴阶级，维护旧制度。
我们无需批判孔子的“个人品德”，但同时也无需将其加冕为“神圣”。我们批判孔子，不是要将他从历史中抹去，而是要将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从“圣人”还原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批判其反动性，不是毁灭文化，而是夺回文化阐释权——让“仁”不再成为跪伏的伦理，而成为平等者的互尊；让“礼”不再成为等级秩序，而成为社会协作的共识机制。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文化革命。今天，当有人再次将孔子请进讲堂、请进祠堂、请进教材，我们必须问一句：是谁在请他？请回去做什么？是为安抚弱者，还是为装点强者？若不清算其意识形态功能，孔子就永远是压迫秩序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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