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同样选自卢卡奇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
阶级的差异化过程本质上也是对人的概念的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其都是在“人”作为一个三维存在属性上的二维社会性概念发生异化的产物，而这种二维独立的属性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同阶级在三维社会中的直接表现。两个方向上的异化在概念层面其实并无善恶之分，而使其在社会运行中造成结构性矛盾的则是物品生产总体性不足与分配过程不均所产生的部分群体在阶段历史情境下物质、精神生活与所付出成本同剥削阶级同比极端不对等的必然情况所致。从这个角度上也不难发现，异化本为中性的动态过程，而区别仅在于不同的阶级在过程中所获得的是满足感还是压迫感。
如此，作为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最关键的便是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定位。只要阶级还弥留着一刻那么矛盾也势必存在，矛盾便一定会引发斗争，那么显然无产阶级自被创造出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阶级概念的灭亡。那么在期间无产阶级就一定要认识到“历史”概念的本身，也就是说要理解历史的“直接性与中介”，即——历史并非线性的事件叙述，而是一个以各异的一维认知在三维空间以不同角度交织而成 的可以无限延伸的模型。那么这也就需要我们用理性全面的态度对待一切过去，超越情绪找到问题的答案。
1
阶级异化认知
马克思在他早期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就已清楚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对社会和历史采取的特殊态度,即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无产阶级的作为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本质才能发挥出来:“如果无产阶级宣布迄今的世界秩序的解体,那么它只是讲出了它自己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这一世界秩序的实际上的解体。”因此,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追求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同时也就是意味着自觉地实现社会的、客观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如果没有它的自觉参与只能仍旧是抽象的可能性、客观的限制。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采取这种立场,甚至只是在思想上可能对社会采取某种立场,社会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起初”毫无变化,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而出现的。它的存在形式竟是这样的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 -- 以至于物化在这些形式中必然表现得最明确,最强烈,造成着最深刻的非人化。因此无产阶级就和资产阶级一样,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物化了。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2
无产阶级的立场
因此,看起来 -- 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说客观现实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只是对客观现实进行“评价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只是重新强调它的“价值”。这种现象确实隐含着极其重要的真理因素。如果希望正确的观点不要不知不觉地变成正相反的东西的话,对这一因素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坚持。具体地说: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就其直接性而言,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同样的”。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这样一种情况:那些使两个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使赤裸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性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很清楚,随着这一问题的提出,我们 -- 从另外一个方面 -- 重又接触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问题,即自在之物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认为直接既定的东西之变成为真正认识到的(而不仅仅是直接感知的),并因而是真正的客观现实性,即中介范畴对世界图像的影响,只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只是对“始终未变的”现实的一种“评价”,那就等于重新使客观现实具有自在之物的特征。当然,把这一“评价”看作为仅仅是“主观的东西”,看作为没有触及事实的本质的那种认识声称,自己恰恰是在向真正的事实逼近。它的自我欺骗在于,它对自己立场的制约(特别是对自己的立场受其基础 -- 社会存在的制约)持不批判的态度。例如李凯尔特,他的这种历史观具有最发展的、思想上最精致的形式,他这样谈到过研究“自己的文化环境(Kulturkreis)”的历史学家:“如果历史学家基于对他所隶属的集体(Gemeinschaft)的价值的考虑,来构造他的概念,那么他的描述的客观性将完全依赖于实际材料的正确性,同时究竟是过去的这个事件,还是那个事件才是主要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根本不会出现。如果他,举例来说,把艺术的发展和美的文化价值,把国家的发展和政治文化价值联系起来的话,他就会摆脱任何随意性,只要他放弃非历史的价值判断,那么他提出的描述对于任何一个把美的文化价值或政治的文化价值认作为普遍适用于他的集体成员的人来说,就都是适用的。”用实质上未被认识的,只是形式上适用的“文化价值”作为有价值关系的历史客观性的基础,看来似乎消除了进行评价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但是这只不过是把“对他的集体(即对他的阶级)有效的文化价值”这一事实性当作客观性的标准、导向客观性的向导。随意性和主观性被从个别事实的素材中,从对这些事实的判断中挪进了标准本身,挪进了“有效的文化价值”中,对于“有效的文化价值”的评价,甚至对它们的有效性的研究,在这种基础上将是不可能的:“文化价值”对历史学家来说成了自在之物。这是一种结构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本文第一部分对经济学和法学的考察中,发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要重要得多,这就是形式-内容关系的自在之物特征必然提出总体的问题,李凯尔特对此也作了值得称道的清晰的阐发。他在强调了实质性的价值理论对历史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必要性以后,接着说道:“一般的历史或世界史只能借助文化价值体系才能统一地加以编写,并且就这方面而言,也是以实质性的历史哲学为前提的。此外,对于纯经验历史描述的科学客观性的问题来说,价值体系的知识是没有什么用的。”然而问题是:个别的历史描述和一般的历史的对立仅仅只是范围问题?或者,这也同方法论问题有关?当然就是按照李凯尔特的认识论模式,历史科学在第一种情况下,也是十分成问题的。这是因为历史的“事实”必须 -- 不论它们有什么“价值特征” -- 坚持未被加工的、未被把握的事实性,因为真正把握它们的、认识它们的真正意义的、认识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的每一个可能性,都由于在方法论上放弃了对总体的认识,而完全成为不可能的了。一般的历史的问题 -- 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 -- 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这是因为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的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别的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这样一个原则因此只能借助于特殊的学科,即历史哲学,才能发挥作用。历史的总体本身主要是一种 --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因而还是没有被认识的 -- 真正的历史的力量,这种力量不能脱离个别事实的现实性(因而不能脱离认识),而不同时消除它们的现实性,即它们的事实性本身。这种力量就是它们的现实性、即它们的事实性,因而是它们的真正的可知性(作为个别事实)的真正主要的依据。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文章中,曾把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当作例子以便指出,即使正确地考察了所有的细节,但由于没有充分运用总体范畴,因而也阻碍了对个别现象的真正认识。我们也指出了,放到总体之中去(其前提是假定,正是历史过程的整体才是真正的历史现实)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单个现象的评价,而且对象的结构,即单个现象的实际内容 -- 作为单个现象 -- 也因此根本地改变了。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机器作用的论述和马克思的相比较,那么这种孤立地考察各个历史现象的做法和总体观点的对立就更一目了然了。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劳动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了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明确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现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让我们 -- 暂且 -- 不论资产阶级经济学考察方法所具有的阶级辩护士的性质,并从纯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种对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考察方法把机器看作是孤立的、独一无二的,是纯粹真实的“个体”(因为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现象,机器 -- 不是指单个样机 -- 用李凯尔特的话来说是历史的个体),这种方法把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看作为机器的“永恒的”根本核心,看作为它的“个性”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从而歪曲了机器的真正的客观属性。从方法论上来讲,这种考察方法就这样把每一个被考察的历史对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单子。这个单子和 -- 被同样看待的 -- 其他单子是不发生相互作用的。它在自己的直接存在中拥有的那些特性似乎是附着在它身上的不可消除的本质。它虽然因而保持了一种个体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却仅仅是事实性的独特性,即正就是如此(Gerade-so-sein)的独特性。“价值关系”丝毫也不改变这种结构,因为它只是使在无数个这样的事实性中加以挑选成为可能。就像这种个体的历史的单子的相互关系是一种表面的、只是对它的简单的事实性加以描述的关系一样,它们和指导挑选的价值关系原则的关系也是纯事实的,即偶然的。
然而,历史的本质恰恰在于那些结构形式的变化世纪真正重要的历史学家,如里格尔、狄尔泰、德沃夏克等都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人借助这些结构形式和他当时的环境世界发生关系,这些结构形式决定了人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的客观属性。但这一点只有当个性,即某个时代、某个人物的独特性就在于这些结构的特点,即在它们之中和通过它们被发现和被揭示的时候,才是客观上真正可能的(和才能相应地被把握)。然而,直接的现实, 无论是对于经历这一现实的人,还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都不是直接地存在在这些真正的结构形式之中的。这些结构形式还必须寻找和发现,而发现它们的途径就是认识作为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乍一看,这种发现和寻找似乎是一种纯思想的运动,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而任何一个囿于直接性之中的人,一辈子也都不能超越这“第一印象”。但这种假象本身就源自他们习惯于对纯直接性的思维和感觉,在这种直接性中,对象的直接既定的物的形式,它们的直接的存在和存在方式(Dasein und Sosein)似乎是首要的、真实的、客观的,而它们的关系则相反,似乎是次要的、纯主观的。对于这种直接性来说,任何真正的变化都必然相应地表现为某种不可把握的东西;对于直接性的意识形式来说,不可否认的变化的事实都表现为灾难,表现为外来的,排除了中介的突然而意外的变化。为了能从根本上把握住变化,思维必须不再把对象视为是相互绝对排斥的,必须把它们相互的关系,这些“关系”和“事物”的相互作用都一样看作是现实的。和纯直接性的距离越远,这些“关系”织成的网越大,“事物”越是彻底地进入这些关系体系,变化似乎就越能抛弃它的不可把握性,就越能抛弃它的可怕的本质,并因而变成是可以被把握的。
然而,这只有当这种对直接性的超越沿着使对象更加具体化的方向前进,当这样达到的中介概念体系(按拉萨尔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巧妙说法)成了“经验的总体”时,才能实现。形式的、唯理的、抽象的概念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儿,重要的是坚持,这样通过这种概念体系消除历史事实的纯事实性在方法论上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李凯尔特和近代历史理论的批判努力之所在,他们也成功地作出了这样的论证)。用这种概念体系所能够达到的,至多只是关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式的、程式化的类型学,历史事实可以被当作例子,在把握的体系和被把握的客观现实之间,也因此只剩下了一种同样是纯粹偶然的关系。在一种寻求“规律”的幼稚的“社会学”(如孔德、斯宾塞类型的社会学)中,可以发生这种情况,这时,结果的荒谬说明了要在方法论上解决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这种方法论上的不可能性也可能从一开始就被 -- 批判地 -- 意识到了(如马克斯·韦伯),于是一种历史的辅助学科就这样出现了,但结果仍是一样的:历史的事实性问题重又被提了出来,对于纯历史观来说,直接性没有被消除,而是被保留下来了,而不论这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还是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们把李凯尔特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态度(从批判的角度来看,是资产阶级发展中最清醒的一种)称作是陷入了纯直接性的态度。看来这种做法和下述这样一种明显的事实是相矛盾的:历史现实性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被达到,被认识和被描述。然而不能忘记,直接性和中介本身都是辩证过程的因素,存在的每一个阶段和理解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直接性,那里说,对于直接既定的客体,“我们应该采取同样直接的或接受的态度,也就是说,不应该去改变它,不应该去改变它呈现的样子。”超越这种直接性只能是客体的起源(Genesis),即“创造”(Erzengung)。但这是以下述条件为前提的,即那些使得有可能超越既定客体存在的直接性的中介形式能被描述为客体本身的结构构造原则和真正的运动倾向,也就是思想的起源和历史的起源在原则上应该是相吻合的。我们曾密切注视思想史的进程,在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这两个原则的分离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肯定,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两重性,现实分解为一堆不能理性化的事实,一张内容空洞的纯形式的“规律”的网罩在了它们的上面。“在认识论上”对直接既定世界(及其可思维性)的这一抽象形式的超越使这种结构永久化,并 -- 首尾一致地 -- 证明了这种结构是可以这样把握世界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它能不沿着真正创造客体-- 在这种情况下,是思维的主体 -- 的方向完成它的“批判”运动,而是走相反的方向,这种对现实的贯彻到底的“批判”到末了又回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那同样的直接性上来。它表现为概念的形式,但是完全保存了自己的直接性。因此,直接性和中介就不仅是对待现实的客体所采取的相互隶属、相互补充的方式,而且还同时是 -- 依照这一现实性的辩证性质和我们为把握它所作努力的辩证性质-- 辩证地相关的规定。这就是说,每一种中介都必然地要产生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由这种中介创造出来的对象性采取直接性的形式。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由各种各样的中介说明和揭示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存在的关系。由于不可能看到更多的中介,由于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产生把握为那个曾“创造”了已被把握了的认识总体的同一个主体的产物,资产阶级思想的最终的、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为纯直接性的立场。这是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中介的东西必须是两个方面在其中合一的东西,这就是说,意识从一个因素认出另一个因素,从命运认出它的目的和动作,从它的目的和动作认出它的命运,从这种必然性认出它自己的本质。”
挣脱锁链
但愿我们迄今的论述已足够清楚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思想恰恰缺少了而且不能不缺少这个中介。马克思在无数地方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错误观点,十分显然要归因于缺少中介,归因于在方法论上没有使用中介范畴,归因于直接接受了推导出来的对象性形式,归因于陷入了 -- 纯直接的 -- 表象阶段。我们在第二部分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及其思想方法局限性所造成的思想结果,我们指出了这种思想必然达到的二律背反(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社会,形式和内容等等的矛盾)。现在要紧的则是要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尽管是在经过最大的思想努力之后才达到这些二律背反的,然而却把这些二律背反所以产生的基础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当作必须接受的事实而加以承认,即对它采取一种直接的态度。例如西美尔就关于物化的意识形态结构这样说:“所以,既然这些相反的倾向已经产生了,就让它们去努力追求一种绝对明确地相分离的理想;随着生活的全部内容变得越来越带物质性的和非人格化,生活的没有被物化的其余部分则可能变得更加人格化,更加无可争辩地变成我自己的。”但这样一来,恰恰是应该通过中介而产生和才能理解的东西变成了解释一切现象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但被接受,而且甚至被抬高为价值。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存在方式没有解释清楚和不可能解释清楚的这样一个事实,获得了永恒的自然规律或永远有效的文化价值的性质。但这同时也就是历史的自我扬弃。马克思曾这样论述资产阶级经济学:“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尽管这种二律背反后来采用了越来越精巧的形式,甚至采用了历史循环论(Historismus),采用了历史相对主义的形式,但对基本问题本身,对历史的扬弃并无一丝改变。当我们把现在的问题看作是历史问题时,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非历史的、反历史的本质。我们没有必要在这儿举例说明。所有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都没有能力把现在的世界历史性事件把握为世界的历史。自从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以来,这种无能对任何一个能冷静地进行评价的人来说,都还可怕地记忆犹新。这种严重缺陷使极其可敬的历史学家和敏锐的思想家降到了最糟糕的地方小报的可怜而可鄙的思想水平。这种缺陷不能简单地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用外界的原因(如书报检查,和为了适应“民族的”阶级利益等等)来说明。这种缺陷自有其方法论的原因,即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直观的和直接的关系创造了费希特所说的那个“黑暗空虚”的非理性空隙,它的黑暗和空虚也出现在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中,然而在那里被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被历史的间隔遮盖住了,而现在却必须让它暴露无遗。
恩斯特·布洛赫举了一个巧妙的比喻,这也许比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的详细分析更能说明这种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如果大自然成了风景 -- 而农民虽生活在大自然中,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 ,那么艺术家对风景的直接经历是以观察者和风景之间的距离为前提的,当然这种经历是要经过许多中介才能达到这一直接性的。观察者站在风景的外边,否则的话,大自然对他来说,是不可能成为风景的。如果他在不超越这种审美的、直观的直接性的情况下,试图把自己和空间上直接包围着他的大自然一起放到“作为风景的大自然”中去,那么他马上就会明白,风景只有在和观察者保持一定的,当然是随时不同的距离的条件下,才开始成为风景的,他也只有作为空间上被隔开的观察者才能具有和大自然的风景关系的。这在这儿当然只能作为从方法论上来说明实际情况的例子,因为人和大自然的风景关系在艺术中得到了恰如其分和明白无误的表达,虽然不应该忘记,我们在当代生活中到处都可以遇到的主客体之间不可消除的距离也出现在艺术之中,而且艺术只意味着是刻画这一问题,而不是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但就历史而言,一旦它被迫进入到现在 -- 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对历史感兴趣,归根到底是为了真正懂得现在 -- 布洛赫所说的这种“有害的空间”就会变得十分显眼。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直观态度没有能力把握历史,这种没有能力分化为两个极端:一个是作为专横的历史创造者的“伟大的个人”,一个是历史环境的“自然规律”。当要求它们对全新的事物的本质,即现在的本质作出解释的时候 -- 不论它们是单独地,还是联合在一起 -- 都同样显得无能为力。艺术作品的内在完善能够掩盖横在这里的深渊:它的完善的直接性不许可进一步寻找从直观立场来看是不再可能的中介。但是现在作为历史问题,作为实际上不可回避的问题,迫切需要这种中介。必须试一试。但在这种尝试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黑格尔在上面提到的对中介作了规定以后,曾这样谈到自我意识的一个阶段:“因此,在它经历了必须弄明白自己的真理的过程以后,意识对它自己来说也成了一个谜。在它看来,它的行为的结果不是它的行为本身;对它来讲,它的经历不是对自在地存在着的事物的经历。这种变化不仅是同样的内容和本质的形式上的变化。同样的内容和本质一方面被设想为意识的内容和本质,另一方面又被设想为它自身的对象或被直观到的本质。因此,抽象的必然性只适用于消极的、未被把握的普遍性的力,这种力把个性打了个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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