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他来说，作为亭州的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是“文革”在本地开展以来第一个灰色的日子。
下午四点钟，一个人闯进办公室，叫了一声杨书记，似有悲情，他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李宝安吗？是在昭阳初中那阵浪潮中“经过去”了的干部。吃惊之余，感到一阵愧疚，觉得自己作为市委书记，作为决策人，很对不起李宝安。他产生着一种冲动，似乎要立即把“假开除”的秘密告诉李宝安。但这是不可以的，他无权泄密。如果暴露出去，惹得学生愤闹起来，就要出大事。细想起来，简直有点荒谬了。他抹去心中乱乱的纠结，让思想面对现实。令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李宝安的神态并不是一个受了严重处理、因而自卑自愧的人，就这一面来说是对一切早就理解而心照不宣所以并无怨尤的。这让他感到敬重。他忙挪椅让李宝安坐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端给他，说，秘书才泡的一杯茶，你喝。李宝安站起来，双手接过茶杯，头低着，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叭叭”掉进杯中。他背过身去，心中也十分难过。李宝安哽咽的声音说：杨书记，我是来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的……。听到此言，他的心不禁往上一提。李宝安不是为自己而悲，还会有什么事呢？
……曹家骏……！
这使他头皮一麻，打了一个寒颤。他转过身来。
李宝安一声啜泣，随即又克制住了。他按着李宝安的肩，让他坐下，把茶杯重新端给他。
李宝安说，我们一开始是挨了少数几个学生的拳头，当然，旁边立即也有别的学生不主张动手打人的。这一向时，学生对我们其实已经放松了，按理不该这时候出事。曹家骏是内心有压力，因为他被学生搜出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对我说过，他在工作上问心无愧，而工作上的事情也是可以讨论的，小将们拿他游校、斗他、打他，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他最对不起党的，就是他丢了作为一个校长不能丢的脸。我看他心理压力大，是劝过他的，但他化不开，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头总是缩着。但我万万想不到他会寻短见。他是中午以后从学校后门出去，就在城墙脚下园田上一个小河边，上吊死了，一只老鹰在那里盘旋不落下，那棵树是那只老鹰经常栖歇在上面的，于是一个浇菜水的农民发现了他。这个菜农认得是曹校长，跑来报告了学校。他在上衣口袋里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句话：对不起党，对不起师生，对不起家人。是他的笔迹。公安局也去验过了，判断是自杀。他的家属到了现场，什么话也没有说，把人直接送到火葬场去了。红旗兵团的学生把我叫去……
他们，怎么说？他瞪着李宝安。
李宝安说，小家伙们脸色都白了，但外表竭力镇静，对我说，曹校长这样，不是我们学生所希望的，我们很难过，为他可惜。他被开除了党籍，这只是一种教育过程，他这一死才是他真正的错误。我们向你说明我们的态度，不要像他一样寻短见。小家伙们这些话说得是不错的，他们的水平在运动中迅速提高，无师自通。他们还跟我招呼说，马上有大标语要贴出去，我们只能那样写，你看了不要想得太多。
什么大标语？他问。
曹家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
他听了说不出一句话。李宝安说，这条标语像什么似的塞在我的心里。杨书记，在劫、在数、在难逃啊！李宝安终于抑制不住，失声痛哭。
他望着窗外灰白的广漠的天空，心中抑塞。他让李宝安喝茶。李宝安这才喝了一大口茶，说，杨书记，我对不起市委，我没有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他握着李宝安的手说，你是好同志，你事前劝过他，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是市委、特别是我有责任啊！李宝安强忍悲痛，说，不能怪市委，这样的运动，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我回去后，要利用晚上，利用一切机会，跟各单位的同志取得联系，沟通思想，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对，思想要跟上来，可以利用“靠边站”的时间，多多学习、多多思考，光是苦恼何必呢。李宝安点头。他问曹家骏家住何处？李宝安说，杨书记，你不要去，你的心意我知道了。他说，你告诉我，假如我路过那里，也好心里有数，默默凭吊，总不能无动于衷就走过去了。李宝安拿起桌上的笔写下一行字，而后就告辞了。他看到，纸上写着一个地址：槐桥北街。
槐桥北街是一片幽静的居民区，那里有一棵著名的千年老槐，长成了曲折龙蛇形的老树下，有一条河岸深深的小河，水很洁净，终年静静地流淌，不知为何被称作溱水，显然从《诗经》借来，取其古意，而实际上风马牛不相及。溱水两岸住满人家，房屋都青砖青瓦、高大齐整，岸边小街宽度只在一丈左右。水边有些很老的垂杨树，岸下甚至生长有一些芦苇，特意要构成风景似的。小城的腹心深处显现着这样的幽静，但人们似乎也并不特别感到珍贵。小河上有一座古老斑驳的拱形的砖桥，被叫做溱水桥，便利着两岸的来往。晚上，沿河小街有一两盏黯淡的路灯，河水幽幽地流，偶尔有鱼儿蹦起的水声。那里很少见行人。自从发现这条小街，夜晚的散步，他就喜欢从那里经过，一切对他并不陌生……
李宝安走后，他燃起一支烟来，陷入沉重的思考。他在常委会上总是显得很镇静很自信的，他不能慌乱无主，他要努力让自己有个主见，而主见从何而来呢？一是领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二是针对本地情况作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临机处置。他也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好领导，但渐渐觉得稳妥灵活更为重要。表面镇静自信的他，内心疑问其实越来越多。一些好像考虑得比较正确的思想，随后就会发生疑惑，就会有相反的思想来取而代之。思想夹杂着现实，拥挤一起，在头脑里纠结，有的根本就解不开来。他力图把握自己内在的思想过程，试着站到身外去较客观地对待，让自己能避开一种精神的压力。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经常处在这种激烈的思想矛盾和对自己内在的把握之中，可是他不能在常委会上表现出来。在常委会上，他要有充分的自信，以便引导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负起一方的工作责任，而不能顺着那种“很不理解”，要不然，怎么得了呢？
奇怪的是，所有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怎么理解，并不真正积极响应，特别是《十六条》发布之后，甚至公然表示不满的人也有，说话达到了很放肆的令人吃惊的地步，可是你还觉得不怎么好处理，因为那种情绪是很可理解的，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你更不能说他是反党什么的，那你就把自己放到广大干部的对立面去了。你只有充耳不闻或示以严肃神色，就连婉言相劝也不大好开口。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这促使他去看书、看资料，力求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深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站在别的角度，比如资本世界的、封建社会的、或者抽象人性的什么角度，来观察与思考中国当前的运动，这方面无论有什么思想的火花在心头闪过，都觉得不足为据，很快熄灭，一切还是回到现实的政治思想环境里来考虑问题比较实际。
就这样，通过看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阅读《九评》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文选》，他觉得接触到了问题的一些实质，甚至觉得他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也完全敬佩和赞成毛主席的思想。可是面对运动，疑问就会出来，干部中那种反对的和不理解的意见就显得反映了实际的一些方面。当然，在毛主席的雄伟气魄面前，这些都显得是平庸有余、理想不足、囿于本位，但干部的思想现状，确实就是如此。迄今，他其实是以某种兼顾，来担当亭州运动的“领导”。你不可能按照干部的思想倾向去行事，那于运动就是从思想的对立，走向行动的对立了，那要犯大错误；但你也很难按中央要求的去做到“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他不能让亭州乱起来。他是力求站在最适当的立足点，力求游刃有余，让一切显得是“顺应”，是“引导”，而不是对立，但骨里也不是“放手”，要有所约束。他觉得，他顶多、顶好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至于能否这样保持下去，也无把握。他相信，只要自己是真诚的，是跟着党的，同时又是结合着实际、谨慎处理问题的，把握好这两方面，就不会错，至少不会大错。
从某一方面说，运动中有人自杀并不奇怪。他经历过各种运动，有内部的，有外部的，只要是针对着人、涉及到个人命运的，就会有想不开、挺不住、寻短见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好，作为上级，会要求下面注意政策、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说来，自杀毕竟出于自杀者自己的意志，所以，以前在运动中听说有人自杀了，好像也不曾怎样往心里去过，只觉得这种人精神上的脆弱。但这回好像不同，这回他一方面也极其冷静，另一方面呢，却在心里发生了很大的不安，而且是内疚，因为曹家骏的死，是与他的决策直接有关的。他提出了一种“经过去”的说法，这是不是对干部不够负责呢？难道在昭阳中学的问题上，所谓“经过去”，非得开除二人党籍不可吗？免职检查不也可以吗？后来对医校，就没有开除校长的党籍，群众也通过了，而在医校是逮捕过师生的，得罪群众的情况实际上还要严重些。
意味深长的是，从李宝安所说可知，就连小小的初中学生，对于问题的另一面，也是心中明白的，只不过他们只能照着问题的这一面来做。比如，他们好像就知道，所谓“开除党籍”是目前特定情况下的事情，是一种“经过”，跟平时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因为犯了大错被组织上开除党籍是不一样的，不要当成真正的和最后的看得那么严重。可是曹家骏为何就不能看到问题的这一面呢？或者，虽然也能悟到“经过”之意，却觉得脸丢尽了，无颜活下去。头脑的灵活，还不如他的这些学生。这些孩子真是聪明绝顶了。他们好像知道，他们的校长至少还没有被发现真正属于问题的问题，可是他们却敢于坚决地要“打倒”校长，让校长“经过去”。他们似乎认为，这时候需要顺应潮流，扮演革命者，而他们的校长则应当扮演遭到革命冲击的人，就像在舞台上，演员被指定了正面、反面或中间的角色，就要做出规定动作，以一定的夸张来在自己心中以及观众眼中造成情境的逼真，以完成戏剧的任务，同时，心里却不要太当真。
曹家骏连一条真正的错误也没有。至于初期在学校里“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所谓矛头向下的问题，那该由我们上面负责，具体说，要由我的“三个横扫”的说法负责。但群众抓住了某种形势来逼市委，市委也就没有办法，只好按照原先有所考虑的，顺应形势，暂且让步。正好发生照片的事情，一时激起群众盲目的情绪，多数人也就随大流或者作壁上观，事情也就到了那一步。老宗把他到昭阳中学去的情况都介绍了。
严格说，裸照之类的私人收藏也不能算曹家骏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密和艺术收藏呢？只要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大约该是允许的吧？当然，我们一贯的教育是不提倡某些东西、鄙视某些东西的，但在艺术的、研究的范围内，在不同的人群里，就要放宽一些。曹家骏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艺术兴趣呢？这样看来，群众是“莫须有”地给曹家骏按上罪名要打倒他，市委是“莫须有”地就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就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就在我们自己的政权下，我们自己的一个并无什么实质性问题的同志，而且在平时工作中还是较好的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我们自己整死了。
大约应当说，所有的人都该负有一份责任，只有当时就能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表示反对、表示疑问的人，才可以多少免去这一份责任。但这种“应当说”，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你不可能这样去“应当说”。市委其实是顺应了不好的东西，而这不好的东西，是利用着运动的一哄而起、人们的模模糊糊，来形成了声势、造成了结果。这一切是多么微妙、多么混沌啊。昭阳中学里也许、或必然有个很坏的人，至少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以便在全市开“头炮”，来逼市委，而且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在这件事上，市委，主要是他，软弱了，没有顶得住压力，没有坚持住原则，是另外一种“怕”字当头，怕群众不讲理，怕被说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要说这件事上的责任，他的责任最大！
刚刚过去的医校学生静坐绝食浪潮，余波仍在他心中振荡起伏。小小亭州的运动，来了这么一出戏，就像在一个级别不够的舞台上演出一种大事件一样，而共产党的市委，面对请愿的学生，何曾敢想到“镇压”二字，只有让步，还能维持着一点体面就算不错。那么，医校的浪潮，昭阳中学的浪潮，算不算“民主”潮流呢？他不想承认这种“民主”，可是好像也应该算得是一种“民主”，至少其中有这个基本的成份，只是问题显得很过份、很复杂了些。
医校“井岗山”闹静坐，逼着市委释放了师生二人，后来学潮反而低落了下去，因为责疑这种“学生运动”的呼声占了上风。这样顺势而为下去，形势是有可能转化过去、得到控制的。但是，上面，中央在煽动。8月26日《人民日报》，通栏标题就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社论题目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两天前，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明摆着，现在是我们共产党中央在发动学生，要给运动继续升温。这个升温，与前一阵他所说的要有一定温度，目的和方向上并不一致。看来，下面一层一级的思想与中央的差着一大截，乃至相反。
但不管咋样，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民主”就这样前所未有地给了群众，这就是形势，也可以说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很广泛的“民主”潮流。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一贯的要求来分析，这回是以最高度的集中，指导了最广泛的民主，最上面与最下面直接结合，问题在于，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的民主权利何在？我们这些人的民主权利何在？当然，在以前的“上挂下联”阶段、“横扫”阶段，我们也剥夺了文联主席老齐、医校教师郁平这些人的民主权利，也没有给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现在，正好反了过来。唉，“民主”这东西，是最难把握的。
李宝安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当着市委书记的面讲出这种错误言论，而他连一句批评也没有，好像是默认或无言以对一样。现在情况的特殊，大约可以用临济和尚的一句话从字面来形容，叫做“劫在途中，不离家舍”。虽然可以如李宝安所说是“劫”，大家却又都没有离开自己基本的生活，每月领着工资，上班处理工作，回家过着日子，并非兵荒马乱。对各级干部而言，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沉住气，怎样安全地度过这一“劫”，发牢骚也没有用，好在还“不离家舍”嘛，也不是那样“难逃”的。
像曹家骏，被群众的“民主”攻住了，这“民主”有点不正常，呈现一种极端化，甚至有戴高帽子、“坐飞机”、拳打脚踢这些“武斗”的成份，这是因为群众的性情和水平参差不齐。而市委呢，总的来说，不但暂时不能救你，而且还不能否定“群众运动”，一方面是“烧”我们自己，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也有“引蛇出洞”之意，所以一些同志确实不可避免是要“经过去”一下的。
但曹家骏对运动缺乏这种正反两面的较深的理解，没有能逃过去，离了家舍，离了一切，就连他的学校整他的学生也以为不必如此，这真是意味深长。曹家骏因为照片而死，反过来说明曹家骏心中的品德基准较高，如果能降一点下来，他就不会去死了。污浊者生，纯洁者死，糊涂者生，清醒者死，有时事情就是这样。
这场“反修防修”运动，按党内传达到县团级的5月16日《通知》明文所说，真正被“反”掉的范围，只在百分之五以内，并且目标在上层的“党政军文”里头，那是要“清洗”和“调动”的。推论下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可以过关，也就不会被“反”掉，重在接受“防”的教育。但看来，方式是通过“反”、达到“防”，所以范围闹得很大，也闹得很厉害，能一直“反”到小小的昭阳初级中学里。全国的运动就像大火一样烧起来，没有烧不到的角落。面对毛主席的这一“阳谋”和开展运动以来的情况，他不由得在心中对运动做着一些揣摩。
比如，那个上层的百分之五，既然这样被预先告知要针对他们，那么他们会束手就擒，不作任何的申辩，不作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应对和抵抗吗？既然运动在全国这样铺开，而核心的问题却又在上层的那个百分之五，那么百分之五和全国之间，会有些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呢？毛主席又将怎样把握中央的斗争与全国的运动呢？摊子好像铺开得大了一些。但毛主席好像正是用开展全国的运动，来对中央的那个百分之五施加压力，形成一种大包围，另一面也是让全国得到锻炼和教育。
他不禁想起毛主席在指挥三大战役时那种高度的战争艺术来，一边打着这个战役，一边准备着下一个战役，调兵遣将，使敌人无不就范、无不就歼，真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啊。还有在那样多方困难的建国初期，就敢于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让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乖乖地退到“三八线”以南。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崇拜，或者是二者都有吧，他打了一个寒颤。看来，斗争是激烈的、无情的，毛主席总是后发制人，但他一出手，那就是雷霆万钧、势如破竹。
曹家骏被群众运动“烧”了一下，而市委呢，又做出了“清洗”的姿态，于是吃不消了。在这个问题上，市委是提前了“清洗”的时间，扩大了“清洗”的范围，是违背中央在《五•一六通知》里明确规定的战略部署的。当时未能坚持这一点，以后再不能这样做。不得已时，可以像对王淮兴这样“撤职”，但不可以“开除党籍”，假的也不行。《十六条》第七条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第七条还是针对群众、针对学生这个范围而言的，是放得很宽的，何况是对待干部问题呢？所以，主要是他没有吃透中央指示精神，没有坚持原则，曹家骏之死的教训，从市委、从他来说，是在这里。当然，分析是可以这样分析的，但假如当时真的跟昭阳中学的学生硬顶到底，不采取退却让步的措施，后果又是如何呢？真是很难说啊！
运动本身的特点，将决定运动的一切，而一切还在展开之中，大有难以把握之势！多数干部，包括可能要“经过去”的干部，最终应当能走过来，就像长征一样，大部队过来了，少数受了伤、掉了队、被打散的人，也要过来，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共产党员在任何艰难的以及受委屈的情况下都不能抛弃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信念！毛主席不是说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一定要把这些意思，告诉各级干部。你即使确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你也要找组织、找你的上级、找自己的同志谈出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而不能被群众运动吓破胆、寻短见，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了那个百分之五以内，其实可能你连那个资格也没有。
至此，他把思想理清了一些，树立了新的信心。在医校浪潮过去之后，本来就需要开一次常委会，现在，曹家骏自杀，将给这次常委会带来一些沉重，看来他需要主动作出某种检讨。想不到运动的发展，对于他竟有着这样的戏剧性，本来以为对两次浪潮的处理还是不错的，有原则，有策略，穿着人武部送来的崭新军装站在中山塔前挥手平息学潮，获得了令自己心里也觉得惊奇的成功，十分潇洒！结果现在却有要在常委会上主动作个检讨之势。这是历史在捉弄人呢，还是因为自己的水平跟不上形势？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在英雄和小丑之间，确实只相差着一步！在曹家骏问题上，需要从对中央精神学习不深、理解不透、执行有误来检查自己。但他并不曾要充当英雄，他只是想做得正确一些。他摇摇头，想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那还是有一定道理、说着了一定事实情况的，虽然他杨敬尧远远称不上是“老革命”。在真正老革命面前，他只是一个“小杨”。
他跟宗进庭较为深入细致的交谈了一次。这位资格、级别都高于他，经验比他丰富，能力很强，职位略低于他的同事，按年龄也该称之为兄长，他心中是特别尊敬的。办公室送来一份传单，是医校的那个被捕教师郁平写的，其中谈到的问题，令他吃惊。从这份传单，他才知道老宗历史上有过事情，并且跟这个教师是老乡，有过家族矛盾。之所以在医校逮捕这个教师，骨里可能有着个人恩怨在内。这当然很不好。可以说，市委的被动也与此有关。传单一出，公布于世，更为被动。这事情是有些糟，但这也很难批评老宗，因为运动“横扫”阶段那样做，总的来说，是有上级指示精神的，老宗至多只是夹带了个人的东西而已。随即，他做了有关了解，老宗历史上的事，还不至于那么糟。事已至此，反过来他要对老宗有所安慰，不要因为这份传单而否定其前期的工作、使积极性受到挫伤。
老宗跟他，在对运动的理解上，虽无明显不同，却隐约有着区别。如果说他是在努力理解开展这场运动的意义，想积极而成功地领导好本地的运动，老宗却是一下子就自发地站到了抵制、乃至是要扭转这个运动的立场上，这种倾向性比较强烈，乃至比较明显，大家都能感受到。如果用《十六条》对干部情况的估计来对照，老宗就可能属于第三与第四种情况，即“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或“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实际上差不多就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只是还差着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思想上是不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
可是，对老宗岂能作出这样严重的结论？决不能滋长这种疑问。老宗不可能是一个“走资派”，他也很难想象市委里出了一个“走资派”，他从来没有感到身边有“走资派”这样的“敌情”。他不是斗争不坚决，而是还没有真切发现应该斗争的对象，就像有力气使不出劲来一样。所以，他早就要对第一线上的老宗有所保护和安慰，在常委会上，他强调市委领导层没有属于第三和第四种情况的人，也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样说，对于团结常委一班人，也是必要的。常委班子里的每一个人，跟他一样，都是上级任命的，都是应该信赖的，他不可以随便不信任某个常委。他很想有个机会跟老宗好好讨论一下思想深处的认识，只是从组织纪律上说，从谦虚谨慎上说，对于政治问题随便讨论或私下讨论是不妥当的，而且可能会发现彼此分歧很大，那就不好了。面对现实情况，应付好当前运动，对上对下、对内对外说得过去，比较稳当，就行了。
郁平的传单反映着郁平问题可能存在冤屈，可能有老宗打击报复的成份，如果是那样，也并非不可思议。在从来的运动中，以及在平时的工作中，干部挟杂一定私人因素，以至于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留下后遗症，这不奇怪。郁平问题，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是慎重对待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包括对其妻子的处理是否适当，都需要实事求是，不可含糊不清，更不可造成冤案。乔丽抱着小孩投河自尽，当时其精神不应被认为是正常的，没有一个精神正常的母亲能这样淹死自己的小孩，何况她自己也一起沉到河里去了，如果辩解，说是失足落水又有何不可？怎么一定要判人家十五年？可以这样说，即使她当时明确抱有跟孩子一块儿去死的念头，其精神也不能被认为正常，如果她当时没有死的念头却这样抱着孩子下了河，其精神更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所以，把乔丽判了刑，而且是十五年，很不恰当，有点残忍。作为郁平，如果本人实属蒙冤，老婆孩子又这样惨，“文革”之初又被“横扫”坐牢，悲愤之情，伸冤之举，确实可以理解。要像曹家骏，早就会自杀了。待这次运动过去之后，郁平及其妻子的案情，应予复查，并且要求老宗回避。
虽然思想认识难以交流，但郁平传单这个具体问题，却一定要见面，在当前，要尽快给老宗以一种关心。他让秘书去请宗市长来。
二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老宗身架显得特别沉稳、特别结实，像是一条大青牛，轻易就能挤倒一座墙似的。没等他开口，老宗就说，我知道你要召见我。他上前去握手、让座。秘书泡了茶，退了出去。他问，你看到郁平的传单了吗？老宗说，岂止看到，是直接闯到办公室来送在我手上的，气焰嚣张！老宗呼呼出着气。
他说，我已经查问过了，传单上所说你的问题，组织已经有过结论，不算是问题了。我找你，就是为了说明这个。老宗说，谢谢你。从组织上说，不能算是问题，从当前运动说，应当算是一个问题。他听着，抽起一支烟来。老宗说，学生闹得这样，还不曾有直接针对我们的大字报出现，全市也没有。我不是说以后就不能出现、不应该出现、或者怕它出现；我是说，对学生，可以松一点，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紧一点？这样两方面结合，对于稳定局面、引导运动有好处。
他立即感到，需要慎重，何况问题确有可能存在冤屈呢？老宗这样激烈的主张，他很难同意。他说，运动初期，上级就有过指示，介绍过经验，我们的干部，经历了复杂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只要组织上有过结论的，就不应当翻历史的陈账，更不应当写到大字报和传单上去，文化大革命绝不是算旧账的运动。对郁平的传单，要消除影响，通过我们的工作渠道，跟各级干部打招呼，跟医校的学生打招呼。但这个人是学生闹静坐刚刚放出去的，怎样对他再紧？重新抓起来吗？不太好。
老宗想了一下，说，运动应该随时握住“收”的绳头，到时说“收”就“收”起来了。对于郁平，终究是不能放过的。你说不好再紧，我还在考虑。他听了，觉得老宗这人的思维，是有独特之处的，也有点像大青牛一样，虽然倔强，却也令人神旺。不过，想到郁平传单上表达的那种悲痛，想到运动不能纠缠在这么一件事上，他却又难以苟同老宗的说法。他不好跟老宗辩起来，他顺着说，对这个人的问题，还是暂且不急比较有利，再看看他还有什么行动，至于他的历史问题，等这个运动过去之后，可以再查一查。这件事，暂且就这样不了而了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嘛。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件事……
老宗闷声闷气说，我晓得了，老秦来告诉我，曹家骏死了。他说，到我这里来报信的是李宝安，宝安这个同志还比较冷静。干部自杀这个问题我们预先确实没有料到，布置不够，是个教训，要迅速通报各级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对昭阳初中问题的处理，可能软了一些，没有顶住压力，指导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他不觉就自我检讨起来。宗进庭摇摇头，说，问题不在这里，不在你我，问题大着呢，说不清！说着就站了起来，也就走出去了，显得有些冲动。
老宗的情绪和倾向，他很难责备，但作为市委书记，他还是不能与之一样，总之，他还得委婉提醒老宗冷静一些。他伸手取了一支烟点上，忽然想到，刚才他只顾检讨自己的责任，却没有考虑到老宗的处境，因为到昭阳中学去宣布两个人的处分决定的，是老宗，现在曹家骏自杀了，老宗心里会特别窝囊，但其实老宗只是代表市委去的。运动以来，老宗一直处在一线，现在又被郁平用传单公布出历史上的污点。看来，这次运动，站在一线是极不讨好的。中央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作为书记，他要主动为老宗分担压力，如果有什么问题，该把一切主要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来。
他带上香烟火柴，到老宗办公室去。老宗闷闷的坐着，面前连茶杯也没有。他高声把老宗的秘书从隔壁叫来，说，给我们泡两杯茶！
他对老宗说，刚才我的话没说完呢。老宗说，我闷得很，心里有许多话没法说。他说，曹家骏的处分决定是市委作出的，是我提出来，大家同意的。这个问题你不要多想它了。运动以来，有些问题，当时处理不错，就是不错，至少不是全错，后面的情况，有的是无法预料的，有些也是无法阻止的。李宝安跟曹家骏天天在一起，看出了一些不好的苗头，也不曾阻止得住，悲剧还是发生了。这方面我们也不是一点工作没有做，我们不是让老秦悄悄做过思想工作吗？实际上把底都交给他们了。李宝安挺过来了，曹家骏没有挺过来，主要问题是出了照片的丑闻，不是因为政治上暂时靠边站。至于有些大问题，我们无法深想，上面自然有人去想。中央高级干部那么多，水平那么高，他们比我们会想，比我们有办法，他们会发现问题，跟毛主席说得到话的。
老宗说，我实在是想不通。他不禁笑了一下，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自己的局限性。有时事物的本质，甚至是非曲直，只能由历史来向我们指明，何必现在把自己思考得很苦呢？现在想不通，终有让我们想通的一天。生也有涯，智也无涯，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桃林！说到这里，他不禁有些沉痛。老宗看着他，眼睛都有些湿润了。彼此好像立即得到了相当的沟通、理解。不过，他对于自己忽然说出这些含糊不清而又含着悲愤的话来，也暗自感到失控和吃惊，他好像在有意俯就老宗的思想情绪。
他点起一支烟来。老宗说，学生现在有点冷静下来了。
他问，怎么就冷静下来的呢？老宗说，我们做了工作嘛，我们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各学校，对于起来“造反”的学生，要求做到“名单在册，材料在手”。工作组早就有过布置，在每个班级里都有我们暗中依靠的对象，基本就是各班的团支部的一两个学生；在工作组撤出之后，联络员继续负责。这情况是保密的，但可能被个别嘴不紧的学生给透露出去了，也可能是让人感觉到了，想不到产生了一种好的效果，就像一股西伯利亚寒流，加速了学校里的降温，这证明学生还是有一点政治头脑、晓得一个“怕”字的，不是完全没胆。他们果真完全没胆，或者通身是胆，你就真的没有办法他们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静坐的时候好像不晓得“怕”，那时被狂热性主宰，要表现“敢革命、敢造反”，不能临阵脱逃，但回校了，势头过去了，狂热性降下来，旁观者的目光这么冷眼相看着，许多人自然就会想得到问题的另一面了。我认为各学校要抓住这个时机，顺风顺势进一步压下去，稳定学校，不要让少数造反学生再抬头，我估计今年内运动一定如期收场，所以我才考虑要不要对郁平再采取措施。老程已经给各学校联络员作了布置，继续组织一批大字报集中上墙，而且要连续不断，大讲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批判静坐市委的错误行为。还有一点，我们现在补上来了。他问，哪一点？宗进庭说，就是你也强调过的，要去发展、壮大左派队伍。目前各个学校，这样的队伍，都已经组织起来、壮大起来，医校加入“红色保卫军”的学生越来越多，已经占了多数，而史宏的“井岗红卫兵”，销声匿迹，基本停止了活动。左派队伍是绝对听组织的话的。整个局面可算是迅速扭转过来！曹家骏如果能坚持到现在，他就不会去死。但当然，也很难说，因为他有自己的隐衷。下面，我想在医校逮捕一个学生，你看是否可以？他忙说，以前逮捕了一个学生，结果效果不好，刚刚释放，现在还能这样做吗？你想逮哪个学生？史宏吗？老宗说，不是，目前还不大好抓他。但要抓的这个学生，也是静坐当中的头头，一来他的个人影响不算大，二来发现他有刑事罪，我们以刑事罪逮捕他。
听了老宗对情况的介绍，他心中不知为何暗起一种悲哀，好像对造反学生有着一种同情心似的，跟老宗在感情上有所不同，但他又很难直接表示反对，更主要的是，他实际上还拿不出另外一种具体明确的态度和做法，因为对运动还看不到底。他以前在常委会上确实说过要发展左派队伍，但当老宗刚才这样具体一说，他又觉得意思有偏，想不起自己本来有过老宗这样的意思。真是矛盾。不过，逮捕学生这件事，他却可以有个明确的态度，认为已经有过教训，要慎重。他掐灭烟头，问，这个学生是犯了什么刑事罪？是很严重的吗？老宗说，是奸污妇女罪。他忍着一种厌恶，问，有无确凿证据？老宗说，揭发人是个年轻寡妇，与被揭发人居住在同一条巷子里，还有点远亲。寡妇本人到公安局来揭发，告的是猥亵、强奸，猥亵是实，强奸未遂，当场没有别人看见。公安局同志说，这妇女神志清醒，看来不是瞎说，只要把当事人抓进去一问，就会把事实招供出来。按照惯例，已经可以传讯，但因为是学生，公安局特地来请示。
他一听，觉得有可能是个说不清的事情。老宗又说，那个学生叫孙富生，是参加谈判的，我见过，看上去确实比其他学生成熟、复杂一些，是有可能做这种坏事的。他说，还是缓一缓为好。对那个妇女，可以由公安局找她尽量化解，而且她的岁数大些，又是一个过来之人，人家才是一个中学生，即使真的有什么事，总应该是她的责任大些吧？对那个学生，可以让他的老师找他个别交谈，如果他不承认，我们暂时也就算了。到运动后期，如果这个问题被重新提起，以至于有新的发展，那时可以考虑立案。这样主要是从运动考虑的，不要好像市委在找岔儿打击报复学生。《十六条》说了，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老宗说，好吧，就“一律不整”。但是否可以由派出所的人到医校去和他的班主任一道找他谈？如果不承认，也不逼他，吓他一吓就行；如果承认，也不处理他，教育一下就行。不管怎样，要让这个坏东西缩缩魂，也要让别的学生有所知道。他让步说，可以的。情况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列宁说过，在历史的大运动中，都会有些脏东西出来，会有冒险家、骗子混杂在群众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列宁说的这些，我们多少都经历过的。这次这样大的运动在全国铺开，各种荒唐、混乱、乃至可怕的事情，有的可能是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运动提供了机会，邪恶因素、糊涂因素，还有不好的历史文化因素、地方风俗因素等等，都会出来表现。最后，有人会得到经验，有人会得到教训。老子说得对，“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世界永远都是这么回事。
老宗说，对有些冒险家、脏东西，运动中也要适时适当斗它一斗，压它一压。他说，汉代有两个将军，一个叫李广，他治军用兵的特点是大而化之，另一个叫程不识，正好相反，处处严谨，但两个人都同样打胜仗。老宗说，我是程不识，你是李广。他大笑，说，二者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老宗笑道，不就是你原则一些，我具体一些，你宽我严，你在后、我在前嘛，我唱红脸，你唱白脸，我们之间不要有计较，只要最后取得胜利就行。他说，哪有李广程不识加起来还打败仗的？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计较起来、内部分裂了，这在我们，是不可能的。老宗说，对，不可能！你是书记，你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你把舵，我划船！不过，我还是认为，趁这个时候，可以抓人。死了一个好人，让多少人震惊，抓几个坏人，再震惊一下，一正一反，有利于局面稳定，有利于准备“收”。
他说，运动的底我还看不清。已经到“收”的时候了吗？我看不像。造反学生回校了，有所冷静了，不等于不会再起来。另外，“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这个做法，前一阵，确实是我们布置的，现在行不行呢？还有，建立左派队伍这个问题，是否会激起不太有利的因素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嫌具体了一点、过于介入了一点？
嫌“程不识”了一点？应当“李广”一些？
大约意思也就是这样。要保证不陷入被动，就要有距离，留有回旋余地。运动有放就有收，但过早插手或插得不准，反而不行。《十六条》第四条，就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说“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还有第六条，说要让群众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去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特别还有第七条，说不能去“组织反击”，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否则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说的就是袖手与插手的问题，有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缓一缓，吃得更准一些。中央为什么强调这些方面呢？中央难道不晓得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会很乱吗？中央也许认为需要这样乱一下比较有利呢？毛主席的用意应当是很深远的吧？我们还要继续理解。
老宗一笑，说，你研究得可以。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材料来，递给他。他一看，是一篇写在稿纸上的文章，字也写得不错，文章题目是《评医校静坐学生向何处去》。他看了头一段，只觉得文字老到，逻辑性强，是一种“刀笔”，其内容论证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静坐市委，都是反党行为。他暗暗倒抽一口冷气，只觉得文章加在学生头上，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不当之处，虽然不当，又很难剥离，就像一根捆妖索，很难挣脱，具有相当的威力。他看了看，点点头，还给老宗，问：什么人写的？老宗说，是个青年教师，他是用这个来将功折罪的，这才是“一论”，下面还有“二论、三论……”，用《九评》的形式一篇一篇写下去。其实昭阳中学的事情，就是他煽动起来的，都是他的鬼点子，我也早就怀疑是他了，他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内定右派”。他怕起来了，先是退，躲进小家庭的生活里去，但还是心中不安，就主动送来这篇文章，向我坦白了一切。静坐当中出现的那份匿名的批评静坐的大字报，也是他写的，他那时就暗中将功折罪或者说是为自己做个正面的伏笔了，但还不曾有勇气向我承认以前的作为。我对他进行了教育，肯定了他的及时转变立场，答应以后不追究他，希望他继续这样发挥好的作用。这个大字报，我认为很及时，我们需要这样有理论有说服力的文章，能写这个的人目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想让他写下去，至于怎样上墙，用什么名义发表，由我给他做安排，要替他保密。
听到此，他不觉说，你安排？你替他保密？这样具体的事，值得把你牵涉进去吗？老宗冷笑说，绝对不插手、戴着干净的白手套，是不可能的。明明是理直气壮的事情，却要这样转入地下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一篇文章、一张大字报，有时很重要，是大事情，要插手！毛主席不就是抓住批判《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抓住批判“三家村”，还有发表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烧起来了吗？不但是插手，还亲自动手，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他老人家好像也是在冲破阻力、豁出去了一样。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跟毛主席学！当然，在亭州，这样敏感的事情，由我来做。不是说了吗，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我唱红脸，你唱白脸，要尽可能让你两手干净，而我，这双手肯定是不会干净了，但你放心，我也是有理有利有节，不会赤膊上阵。如果说学生是小兔崽子，那我就是一头成熟的老狼了，哈哈！
他听了既感动又吃惊。他不能完全同意老宗的做法，并且不能同意老宗的某种情绪。他望着老宗，眼里不掩饰他的疑虑和担心，但也不得不把头点点。老宗把材料收进抽屉，说，这样具体的事情，你也不必知道，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还有这个，是“文革办”组织人写的，写得不错，我打算让人印厂铅印整张报纸那么大，也不用署名，多印一些，城乡张贴。他接过来一看，题为《八•二三事件真相》。大致看过后，他说，写得是好的，关于铅印、城乡张贴，行不行？老宗说，有何不行？医校学生静坐市委，闹了几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要向全市人民说清楚，以正视听，很有必要。铅印的东西，实际上就代表了我们，但不署名。关于那二十五个“黑五类”学生的家庭情况，也要给他们公布到大街上去，这样我们就把社会舆论给主导过来。他听了，虽觉得犹豫，但也不好反对，就点了头。老宗见他同意了这些，情绪上好了些，说，我们是很一致的，以后这些很具体的事情，我能不能就不对你说了，你不要见外，这种复杂情况下也有个保护你的问题，让你干净一些，让你“李广”一些，对全局比较有利。
对此，他觉得不好说什么，只好默认了，而且确实有些感动。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想过，昭阳中学里可能有个很坏的、至少是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在全市开了个“头炮”，来逼市委，而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老宗放声大笑，说，你估计得不错，这个人就是范公望，他确实鬼得很呢，我们被他“算”住了！他如果不来向我坦白，我们哪一天才能查到他呢？但他终归是在我们的料算中、在群众的视线中，跑不了。所以他就赶快来投降了，他知道他到底“算”不过我们，但我们的这个料算也被他“算”到了，他就来暗中投靠，他毕竟是聪明绝顶、鬼精鬼精的一个家伙！他们一齐笑了起来。
他不由得感慨地说，实际上不就是这个教师整死了校长吗？老宗说，但毕竟不是亲手，不是直接呀，在曹家骏死之前，他就转变过来了，而且他们两口子借着送喜糖向曹家骏道过歉了。据他说，当时学生对于柳春芳挨批斗抱不平，而这个女教师平时跟他谈得来，他心里也想这个女教师做老婆，所以他急中生智，走出去用一句话把学生的火点了起来，学生冲掉了批斗女教师的会场，并且进而揪出曹家骏戴高帽子游校。他没有想到事情有这样的发展，一吓，躲进了学校最边远的一个厕所，他没有参加游斗曹校长的队伍。学生从厕所里把他找了出来。他说，你们怎么去揪曹校长了？学生说，也不知是谁的提议，反正就一窝蜂挡不住，而且只有随大流。已经这样了，怎么办？他镇静了一下，回答说，不能怕，也怕不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群众运动难免过火。你们这是革命行动。你们在亭州放了第一炮。这是要载入历史的。你们要像北京学生那样，成立自己的战斗组织，要由出身好的当头，才站得住脚。你们要向市委提出打倒曹家骏，只要坚持，一定胜利，这是当前的大方向，市委不能不答应你们。曹家骏的错误已经有了一条，就是运动初期在“上挂下联、横扫牛鬼蛇神”名义下，把矛头指向教师群众，转移了中央规定的斗争大方向，而且布置学生监视学生，但光有这条错误还不够，你们要抓紧搜集曹校长平时搞修正主义、贪污腐化堕落方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你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是教师，不能参加你们学生组织，但我在暗中是支持你们的。就这样，他煽动和指导了学生，起了关键作用。柳春芳知道是他冒着政治危险救了她，立即倒进他的怀抱，也不在乎他历史上有“内定右派”的问题，反正她自己就出身不好，这上头没什么讲究了。但她先前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却没有跟范公望商量，要不然这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打头炮”的可能就是别的学校了。医校学生静坐时，他们结起婚来。到民政局去登记领证，还是我打电话让老秦出的证明。那时我虽怀疑是他煽动学生打倒曹家骏，但真实情况还不知道，他主动靠拢我，我当然采取团结他的态度。大约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进一步转变过来、要将功折罪。
他听了，说，这个故事对我们的讽刺太大了。老宗问，怎么是讽刺呢？他说，亭州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开会呀、烦恼呀、说话呀，其实不都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叫柳春芳的女教师吗？她是个起点。“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呀！老宗说，还是你的眼光厉害！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昭阳中学的事情，医校也就不会闻风而动，也就没有曹家骏之死，也就没有我们此时的交谈，一切都可能不一样。但没有昭阳中学的“头一炮”，终归还是会有“头一炮”打出来的。他说，“头一炮”会有的，但这段小小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的，而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况。问题是，里面是否还会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呢？老宗说，女人的故事大约还是会有的吧？女人占人口的一半嘛，总会有女人的故事的吧？他说，你能回答人为什么会分为男人女人吗？你能回答天地阴阳万物雌雄吗？你不能回答！我们只能思议我们能够思议的。起必然作用的是历史底部的深处的必然的东西。老宗问，底部、深处、必然的东西是什么呢？他顺手拿起老宗桌上的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说，不管人们从不同角度怎么理解，它都反映在这里面、都告诉天下了。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要发展，往哪儿发展、怎样发展？而且国内情况，总是联系着国际风云。我们唯一的选择当然是相信毛主席。但看来不是说了“相信”二字就没有事了，运动才算是开始呢。毛主席早就说过，谁胜谁负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过去我们只是从理论上认识这个论断，现在看来，很现实，这“谁胜谁负”，这“长时期”，原因不仅在外部，更重要的是在内部，也不仅是在下面，更重要的是在上面，真是很复杂很激烈的事情。总之，中央现在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但愿经过“文革”这一狠斗，把一切都定下来。谈话至此，戛然而止，他看着老宗，老宗也看着他，一时无言。他抽起一支烟来，说，复杂了，我要上厕所了，不过不是最边远的，也跟女人没关系。老宗放声大笑起来，他就在老宗的笑声中溜之大吉。
谈话以玩笑方式机智地结束，他心中却并不像表面那样轻松愉快，他多少是为了安慰老宗去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同时也把一种忧虑带了回来，因为老宗以一种明确的态度所说到的情况，反映着亭州的运动是在往回走，而老宗也正在进一步推动着这一倾向，在做着所谓“收”的工作。这些事情，比如暗中整学生的材料，比如组织另一面来批判压制这一面，从对立统一、一往一复看，也是必然。可是，有这个必然，还有另一个必然，受到压抑的学生，是不是有一天又会起来呢？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受压。来自中央的所有文件，包括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已经有所知道的《炮打司令部》和公开发表的社论，都是不准这样做的。这岂不形成了一种较量？而这一较量，回顾起来，从运动一开始，实际上他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并且，小小亭州的这种较量，确实有点对应着、呼应着上面。他倒有些暗暗羡慕老宗，能态度明确坚定不移站在一边，站在虽处守势却暗地里人多势众的一边。可是，他为什么不能明确取老宗这样的立场态度呢？为什么他总要含蓄一些呢？除了他不想如此坚执一端，更不能、也不愿公然地或暗中地与毛主席的精神有违。在对问题的理解上，他与老宗也确有些不同，他至少是处在反复思考尚未一定当中。所以，他不能不是游移的、灵活的、兼顾两面的。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也看清了全过程，一切都需要某种智慧，他不能“偏”。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他要让自己正确地安全地汇入最终的必然的“合”的当中去，而在过程中力避过于“正”和过于“反”。如果说党有意志，那么，他相信，这就是党的意志，超越一切意志之上，毛主席的原则再怎么强，在策略上也会尊重这样的意志，这在《十六条》上已经有政策体现，在最根本的方面反映着共同意志。党会处理极其复杂的分歧和矛盾，立于不败之地，将理想的远景与实际的推进最好地“合”起来，寻找到一条“合”的路。再严重的对立，其正反两面，最后总是要“合”在一个统一体中，问题只是在“合”的当中各占多少成份，是你为主，还是我为主，完全否定一方、吃掉一方是不可能的，如果一时不好调和，可以求同存异。“纷既迫而后动兮，岂云禀性之惟偏？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董仲舒这句赋词，值得玩味，说出了一种复杂性与无奈，也说出了一种必然。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具有高度领导艺术的毛主席，也正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他既不能完全赞成老宗，又不能明确反对老宗，考虑到事物的客观的方面，他得如老宗所示，默认自己唱白脸，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让老宗去做，在这两个方面如何平衡，如何站稳船头，平安到达终点，确实是需要一定精神准备和政治艺术的。他吐出一口郁塞之气来，胸中生长着浩然之气，“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准备迎接任何风浪，安全地胜利地抵达明日彼岸。
那天，从老宗那里出来，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他也就回家去。大院里的十几户，屋里灯都亮了，家家在忙晚饭，好像是隐居在城市里的一片宁静的村庄。王雪不在家，儿子却已经到机关食堂把饭菜打回来了，告诉他，妈在单位有点事。他点个头，也就坐下来吃晚饭。他问儿子，建国，你们市一中情况怎样？儿子说，我们学校有个叫高均的老师进京告状去了，这情况早上只是传说，后来学校里贴满“红卫兵团”、“文革筹”的大字报大标语，说一定要把反党分子高均从北京揪回来、批倒批臭，情况就得到了证实，人心惶惶的，不知学校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儿子把情况从头说起。儿子说了一通，大体是这样：
学校的运动一开始是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之类，进而批判一个教导处副主任、两个老教师，认为他们就是本校的“三家村黑帮”，平常喜欢在一起摇头晃脑吟诗作赋。另外还有一个犯了贪污腐化的食堂事务长。在学生当中，也有批判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团”，开了大会，各班学生凡是出身干部和工农兵家庭的都是第一批红卫兵，由班上的团支书领取红袖章回班分发。蔡校长宣读了兵团七个负责人的任命书（蔡美凤确曾打电话说要让他的儿子杨建国担任红卫兵第一负责人，他明确说，他是市委书记，此类事情他的儿子要回避），另外还宣布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筹备会”，由老师和学生的代表组成。学校里在大会堂开过一次批判会，站到上面去低头挨批的就是教导处副主任和那两个老教师，其中一个是中统特务，一个做过国民党县文教科长，而教导处副主任的哥哥是有名的大右派，所以这些人臭气相投。这确实让学生们大吃一惊，只是不懂当初为什么要用这些人做人民教师的呢？空气还是很紧张的。押上台时，很狼狈，有点看得出刚才受了折腾。最后，把食堂事务长押上台时，那狼狈可耻的样子，让下面发出了哄笑声。对于这次批判会，党员里发生了不同意见，有两个党员教师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叫到一间屋子里去“开会”，实际上受到了“内部批判”。
语文组八月十六日贴出大字报，题为《揪出蔡美凤这只黑手》，认为市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很不正常，是身为学校党支书的蔡美凤这只黑手将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甚至利用红卫兵打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党员教师，这完全是要维护蔡美凤自己的一统天下。大字报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说，蔡美凤长期以来在学校里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现在是到清算的时候了，让“文革”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语文组大字报一出，震动很大。很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分头组织各班学生和教研室老师写反驳的文章，一时铺天盖地。说长期以来语文教研组就隐藏有一个反党小集团，由于隐蔽较深，善于伪装，人们还看不清他们，现在终于跳出来了。其中为首分子，就是这篇反党大字报的执笔者高均，两年前毕业于省师范学院，分配来我校工作。“文革”前伪装积极学毛选、两次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向党支部递交要求入党报告，现在却竟然把学校党的领导说成是“黑手”，自己撕下了伪装，这是为什么？不奇怪，因为高均的父亲现在还每月拿定息二千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五十倍以上，他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资产阶级少爷，并且有经济条件拉拢腐蚀气味相投而又意志薄弱的人们。群众过去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现在是到了跟一切反党分子清算的时候了！虽然文化大革命使高均之流预感到灭顶之灾，但他们却利令智昏当作跟共产党较量一回的好机会，高均不但不再假装要求入党，而且公然跳出来做反党的急先锋了。语文组过去和他经常聚会、品尝他的奶油糖，现在参与策划这份反党大字报的人们，不管你们家庭出身如何、过去说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贪过高均的什么小便宜，要赶快觉悟，起来揭露高均，跟这个资产阶级少爷加反党急先锋划清界限，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后来，工作组长被上面调走，派来了新的工作组长，据说原工作组长事前知道高均他们写的反蔡美凤的大字报，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加以鼓励。学校“红卫兵团”跟高均父亲所在公司的“文革办”一起，到高均家中抄家，抄出了几十根金条和封资修“四旧”，还有那份大字报的底稿，上面有语文组其他两个人修改的笔迹。这是高均等人密谋反党的铁证。学校里已经派出一个教师两个学生出发到北京去，要把高均抓回来斗争。
他沉思起来。学校开展运动的路子，其实是符合市委前一阵的统一布置的，这方面他无言以对。前不久他到市一中去视察过，那时看到满眼大字报，认为一切正常，运动开展不错，还给予了表扬，说让温度更高些。具体情况是这样激烈，还真是不知道。
医校静坐市委之后，他在全市有关工作会议上的要求和布置，是比较原则的，但也不是模棱两可的；然而，当前出现的情况，却比较偏向于压制群众。这种偏向在市委里的主要支持者乃至实际领导者，就是老宗。相较而言，他的比较照顾到全面的意见就没有得到尊重和落实。从个人角度，他不见怪，只是从运动的角度考虑，觉得这样下去也存在问题，最后还是要他负责的。他刚才跟老宗已经有所流露，而老宗好像没有听得进他的意思。但是，从总的情势看，他现在暂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仍较有利。事物发展总是左一下右一下，这层纸且不捅破，浑浑沌沌的相处，到最后一切自然会分明起来，也许会显得从来都不曾有过分歧，也就过去了，能这样是最理想的。这也许就是政治的艺术。这样一想，心里似乎稍稍轻松起来，只是有点为那个“资产阶级少爷”高均担心。
儿子问他，爸你说我们学校这情况该怎么看？他说，先不要忙着说看法，观察一些时再说。
门口忽然闯来一群客人，是六条大汉，身上都穿着工厂里的藏青色劳动布茄克式工作服。他站了起来，工人们发现他正在晚餐，连忙后退，摇着手说，杨书记吃饭！他们站在外面不肯进屋。他也就站着将碗里剩粥扒干净，并且习惯地撕了一块馍头把碗里的粥浆子抹起来送进嘴里，让建国收了桌上碗杂，端出茶盘。工人们这才进来，一边说影响杨书记休息，一边把茶盘端还给建国，说我们不喝茶，我们谈几句就走。于是就围着桌子坐下，六张质朴的脸朝着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目光明亮，虎虎生气。
他跟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姓名。那时他怦然心跳，好像历史在庄严告知他四个大字：工人运动！当这些人出现在门口时，他有些“怕”，这会儿面对面看着他们，倒油然而生一种喜爱之情了。市委书记为什么要怕工人呢？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最重要的阶级基础，虽然几个具体的工人并不等于工人阶级，但毕竟直接就是工人阶级里的成员，而这样生气勃勃的青年工人，也让人看着高兴。
为头的一条大汉，四方脸，浓眉大眼，卧狮鼻，风菱嘴，气势鲁莽，态度有礼，开口说，我们都是华兴机械厂的工人。他一听，这可是亭州最大的工厂，这些青年算是产业工人呢，身上好像都散发着钢铁的、机器的、科技的气息。他就这样初识后来的亭州工人造反司令刘克成。而这时的刘克成，自报的身份是华兴机械厂电工，他们是为了“工人能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来。刘克成说，我们工人虽然在生产的岗位上，但是没有一天不密切关注文化大革命。党中央的文件对我们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刘克成从工人用的那种帆布工具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来，刊登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他用粗大的指头指着其中一段读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刘克成睁着又大又圆的眼，对他说，党中央号召的这七种人里面，“全国工人”排列在第一位，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光要搞好生产，还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带头作用。我们还学习了《九评》，那上面告诉我们苏联、南斯拉夫是怎样变修的。可是我们厂里的“四清工作组”反而打击压制起来干革命的工人，记黑名单、整黑材料。
一个工人说，我姓乔，写了“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撕掉了，还受到追查。他问，写的什么？工人说，我写厂工会主席赵大发贪污挪用会员费，至今交不出账来，还宣布为“下楼”好干部。赵大发平时爱占小便宜，好收礼是有名的，“四类分子”请他吃喝他也去。上次工会选举他得票没有过半数。可是工作组还让他当厂工会主席。据说，工会选举的结果上面没有批准就不算数。我的大字报问，这一切是为什么？
一个眉目清秀的工人说，我姓韩，写了厂长的大字报，厂长负责买回的机器不能用，成了废铁，浪费了国家资金。可是“四清”工作组说，买回机器不能用的事情，问题较复杂，责任不在厂长。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坚持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贪污问题。他问，你在哪个车间？工人说，我在设备科。他问，你是技术员吗？工人们说，他本来也在车间，有过三项发明创造，都有国家专利，是土专家，现在不在车间了。
还有一个工人说，我姓包，我的大字报是请问党委的，厂里弄出一些制度来，把我们工人管得直笔笔的，不是像毛主席要求的把工人当成工厂的主人翁来信任和依靠，这是束缚生产力。他问，毛主席怎样让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翁？这个工人回答说，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鞍钢宪法》。但我们厂里没有贯彻，一点影子也没有。照他们这样下去，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就要变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听了觉得触及比较重要的问题，但这时也很难深入讨论。他转而问刘克成：医校红卫兵静坐市委，工人跑步上街支援学生，有你们吗？刘克成说，我们厂工会赵大发带了一百多工人出去，接受市总工会统一指挥，去跟学生辩论、说是保卫市委。我们学习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认为厂工会这样做是不对的，市委不会要他们这样去保卫。正好有电机厂的陈安国几个人也来跟我们谈这个情况，我们一起商议，决定用小分队来回跑步的方法，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但跑步路线不在市委门口。我们约定了双方的路线，交叉进行。
他说，这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兵法吧？刘克成和工人们都笑了起来，刘克成说，也是避免跟起先被领出去的工人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工人跟工人不能斗起来。听了这话，他不觉点头。不过，他跟这些工人如此交谈，似乎等于对他们有一种默认以至鼓励，这好像是不妥的，可是，难道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吗？能说他们是不对的吗？这似乎也很难。交谈也就像潺潺流水一样继续下去，无法中止。一个工人说，我们参加跑步的，都被厂里“四清工作组”把名单记下来了，还找我们个别谈话，要我们交待，不但要扣工资，还说我们已经犯了“反党”的错误，有人扬言说我们没有好下场，我们想不通，也感到压力大。
渐渐，他觉得这些工人，包括刘克成，总的都比较淳朴可爱，至于关心政治，对厂里“四清工作组”的工作有自己的看法，用大字报揭发厂里领导上的问题，还有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出来声援学生，这些都无法否定他们，而且还应当表示肯定和支持。从《十六条》以及现实情况看，工人起来关心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有从厂里向社会延伸之势，都已经不可避免、不可阻挡，问题是如何对待。作为市委，怕是怕不了的。所谓“引蛇出洞”，用在眼前这些青年工人身上，跟用在青年学生身上一样，看来都有点对不上号，首先还是需要突破经验主义、多从正面看待这些积极参加运动的群众。这时他想到自己对静坐的医校学生提出二十五个学生的家庭出身问题这件事，不觉心中惭愧和纷乱起来。
于是，他对这几个工人在原则上表示肯定，要求他们按照《十六条》指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他明确表态说，如果记你们的名单、整你们的材料，说你们“反党”，那是不对的。市委一定负责跟你们厂里的“工作组”讲清这个问题，中央《十六条》没有让这样做！说到此，他不觉真的有点生气，他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这些雕虫小技，好像这就是经天纬地之道似的，用在这些工人身上，特别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他对刘克成说，但你们到厂里不要专门提这个要求，不要为这个闹起来，对于来自群众的议论，不要计较，用你们的行动来回答你们是不是正确的。刘克成说，我们一定照杨书记说的做！只要我们是正确的，即使做一大堆我们的黑材料，最后也没有用，如果我们是不正确的，即使写我们一大堆好材料，也帮不了我们。刘克成这句淳朴稚气的话，让他不禁笑了起来，工人们看到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他拿起报纸，指着说，你们刚才读的这段中央的《公报》已经把要求说得很全面，要求你们做到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你们要时时牢记，句句对照，如果这样，我敢说，你们的表现就是好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是属于你们的问题，而只能是我们这些人的问题。说着，他指着自己。
工人们带着一种感激和敬仰之情跟他握手告别，他送他们到院子里。外面地上黑影中蹲着两个工人，这时站了起来。刘克成和工人们也就再次跟他握手、告别。
他望着他们离去的那一丛身影，想着刘克成在他门外布了岗哨，感到工人比起学生，将更有组织、更有气势、更有力量，他又一次觉得历史好像在告知他四个庄严的大字：工人运动！
一时，他似乎预感到，作为市委书记，他的工作也许将更不容易，而刘克成这些人，不知将会怎样地“叱咤风云”，一切都在未知之中，一切也将是他所直接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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