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改编自法国电影《十二怒汉》，讲述了一个政法大学西法补考考场上，12位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模拟陪审员对近期发生的一起“富二代弑父”案件进行审判。这个案件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富二代不满曾经抛弃了自己的生父对其的反复勒索，一怒之下举刀杀人。在一名检察官陪审员的带领下，经过步步讨论，对富二代的罪名认定最终从11人确定有罪，1人认定无罪，变为12人统一意见认为无罪。讨论过程中，每位陪审员也都叙述了自己的故事，表达了对社会的态度。这是话剧导演徐昂第一次触电银幕，对人物的刻画极为细致，同时融合场景设计，使整个电影带着浓重的舞台风格。以一张桌面上的讨论为起点，把矛盾瞬时集中，并向纵横两个方向铺展开来的叙事方式，正好将其中人们的互动结构清晰展现。而叙事背后，当我们看到暗暗讽刺的政治控制，却更看到了一种专业霸权的接踵而来。
知识精英的专业傲娇
无可厚非，8号陪审员是整个讨论过程中的领跑者。从一开始，当大家都决定快点结束这个无聊的讨论集体认定“有罪”时，只有他一人坚持要再讨论讨论，当这个讨论几乎遭到全体成员的反对时，他又以许许多多大而空却令人无法反驳的道理说服大家(不过反正只要他投票和大家不一致，这个讨论就必须进行下去)。而后的几个重要证据的分析、事件的转折，都是从他这里首先提出，而且，分明就是做了充分准备才上阵的：作为凶器的弹簧刀是否是唯一(他甚至专门从淘宝上买了一把同款弹簧刀以强化自己的怀疑)、楼下老头的证词是否可信(仔细地在讨论现场进行案情重演)、弹簧刀插进身体的角度和方向(不惜挺身而出，让与其发生过冲突的3号陪审员做持刀示范)，这一系列的举动清晰表明他就是一个专业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其他陪审员，数学老师、保安、刚出狱的街头混混、医生、被打过右派的老人都成为了一个个配合的角色，也多多少少对这个不仅好出头，还说得头头是道的人产生了敬佩。当然，影片的最后也证实了——他就是一名检察官。
检察官的身份出现本身带着些许讽刺——片子本身要表达的，就是对以权力为核心的人治进行批判，同时认为公众参与法治过程是可以实现进一步还原真相的。但主导这整个过程的，却不是所谓平民大众，偏偏是个专业权威。再看看那些极力反对他的人——3号陪审员出租车司机，7号陪审员小卖部老板，10号陪审员房东，虽然处于不同阶层，相似的是非常感性，对外在事物的看法充斥着个人主观因素，非常的不专业，却是很鲜明的小市民代表。整个号称打破偏见的电影，却在打破河南人、外地人、富二代、土豪等的偏见的过程中，塑造了对存有偏见者本身的偏见——他们是不客观的、不专业的、不冷静的、没有完整思考分析能力的。当然，随着剧情进一步推演，他们每个人背后的故事被托出，一个个完整的人物被塑造，但这种对非专业偏见却依旧隐隐存在。于是，检察官的形象就更加的突出。
专业精神似乎是当下的时代精神，讲究客观、中立、冷静，熟练运用一切专业知识研究分析，并且对任何一方破除偏见和价值观。然而，这种忘却了应该有的关怀。在司法历史上，最出名的莫过于辛普森杀妻案，辩方熟练的运用各种技巧，最终将有着高度谋杀嫌疑的辛普森判为无罪。如果我们把脑洞开大一些，从司法领域拓展到更宽更大的空间。谁能够掌握专业?当然是8号陪审员这样细心敏锐的知识精英，谁由可以将知识精英为自己所用呢?当然是辛普森这样的有丰厚物质资源的人。电影之中，为了把每个人放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对话环境中，制造了一个诡异的家长、路人可以参与的所谓补考考场之中，这多少都有一些理想模型，知识精英才能在这上面自由驰骋专业精神的傲娇，做一个所谓平等的假意判断，还把不专业的人士的气势完全打压。但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非专业人士才是主要人群，这一点该怎么破呢?
关于政治：隐喻了什么？建立了什么？
电影场景从头到尾，一种对集体主义政治叙事的隐喻之中：在场景布置上，选择在一个老式体育馆的方桌周围，内墙上充斥着历史印记——“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红色的砖墙等等，似乎在进行一种对过气政治话语的叙述，恰好与方桌上想要进行的，社群化的、与政治和权力无关的讨论形成一种对比。
在剧情发展中，最年长的9号陪审员细致地回忆了他们家从民族资本家到被打成右派，被批斗游街的全过程。虽然这段个人回忆充满了许许多多历史瑕疵，却鲜明的对以政治话语来专断地评判“有罪”或“无罪”的做法表示了深恶痛绝。类似的细节布置在影片中还有许多，这些略显生硬的隐喻都在试图进行一种对政治、威权话语的讽刺，并通过这种讽刺来强化电影中进行的讨论是怎样的一种去政治化，只是单纯在法律、人情和事实层面的讨论，甚至，通过一系列温柔的光影呈现来表达出对这种场景的向往。
然而这种讨论真的是与政治无关的吗?当3号陪审员和8号陪审员出现冲突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某老师一下镇住整个场面，使整个矛盾草草收场，个人权威对平等对话的打破就是这么轻而易举;特别是到结尾处，8号陪审员的身份最终出现的时候，一切对历史政治的隐喻似乎都崩塌了。这看似是一场平等的讨论最终还是被一个有着政治、权威符号的人掌控了，他甚至都不需要公开自己的身份就天生涵盖着这一层意义。于是，讨论真的是平等不带政治性的吗?反而只带着个人意义的群众——数学老师、出租司机、小卖部老板、房东、保险推销员等，在整个讨论之中完全处于被动。
这个时候，我们不禁反问：电影的对于集体主义政治话语进行隐喻，想要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取向，但同时难道不是建立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政治话语吗?历史上宏大的政治话语是清晰的，却成为了当下的众矢之。但这种叙事又是暗淡，正如墙上的标语逐渐模糊;个人主义的政治却未见得这样的明朗，并且通过一系列专业词汇、技能技巧的包装，在优胜劣汰的逻辑之下，让人们自动的服从于强者。这种新的个人主义政治化，其实来的更为凶猛、更为深沉、更为隐晦。
作为“公民”，一场讨论就是全部？
电影以“十二公民”为命名，可以强化出“公民”这一大家都熟知，又其实都不了解的身份。一般的观点认为，“公民”是针对“私民”而言的一个概念。在“公民”的体系内，人是社会的存在，会关注公共的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利己而独立的。这便是影片中陪审员制度的源头——公共理性，即每个人走出个体，跳出自己的利益与经历，去关注社会事务和议题，为一个表面上与自己无紧密关系的事件进行评判。
然而，这一场虚拟的、理想化的讨论确实可以解放出公民性吗?电影在这方面的处理上，简直是谨言慎行——设计中的案件，特意选择了一个不触及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富二代杀亲生父亲的案件，巧妙地变成了一个家庭情感的纷争，陪审员关于案件的讨论中，注意力也集中在了父子情谊上。于是，由此引出的各位陪审员的故事——出租车司机与儿子的冷战;房东为外地人争抢自己孩子的教育资源而忧虑;保安想要考政法大学却多次失利，都成了单纯的、个体化的事件，虽然背后带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却没有一条主线将其串联起来，只是做到了故事的堆砌。但许多当下根本矛盾的话题：农民工讨薪、城管打人、工人自杀与罢工、农民强迫征地、反抗强拆等等，都被谨慎的避开了，这才是这个陪审团讨论过程能够达到想象中的平等、公开的重要原因，却也增强了这个讨论的空想性。
《十二怒汉》作为一部经典电影，在美国、俄罗斯等国也经历了改编和重拍。然而，虽然故事的脉络大同小异，在美国，这是一个贫民窟的孩子的故事，其中也应对了美国的种族问题;在俄罗斯，是一个车臣孩子的故事，直指了俄罗斯的民族矛盾问题。到了中国，却变成了一个家庭情感的问题，这不得不让观众觉得不够过瘾。回到电影名字中的“公民”概念，公民社会中的成员并不应该是逃离与社会根本矛盾之外的，阶层、阶级之间的对话也不只是一场构想中的平等讨论，差异不仅仅是“自我”和“他者”的，而更可能充满挣扎、斗争与反抗，这才是我们更想去融入与了解的，真实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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