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冀东农村为背景，讲述偏僻山村田家庄里仅剩的一户田姓人家的户主田成业、他的老伴田大妈、大儿子田留根、二儿子田保根的故事：田家庄生产大队的土地和“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家当”通过“经济改革”分掉后，大权在握的村支书邱志国、被作为“改革新事物”而获得大队果园承包权的“摘帽”地主巴福来和靠送礼得以承包大队砖窑的孔祥发等少数人家“先富”起来，但大多数家庭除了每天能混个“肚儿圆”以外，生活仍是紧巴巴的。田成业和老伴田大妈为了给老实忠厚、只会种田的二十八岁的大儿子田留根娶媳妇，省吃俭用，含辛茹苦。二儿子田保根不愿窝窝囊囊地呆在村里，第三次参加高考落榜后骗过家人到县城进了一个建筑队。田家终于给大儿子建好了新房，却为了给没过门的媳妇买一块订亲手表犯了难，幸得老二保根借钱救急。留根结婚后，田大妈又念叨要给保根找对象，保根谎称同事妻子是自己的对象以堵住她的嘴。田大妈没钱给“二儿媳妇”买订亲手表，就逼着大儿媳妇把手表“借”出来，却不知大儿媳妇早把手表送给弟弟作订亲礼物了，“逼”得贤惠的大儿媳妇差点儿寻了短见。最后田家人之间消除了误会，中秋佳节团聚在一起，保根则决心为了田家庄的未来，要把一手遮天、贪污腐败的支书邱志国斗倒。
与浩然之前或之后所写的那些著名或不著名的小说一样，这部讲述农民故事的作品完全不同于“改开”后的“文学主流”：既不同某些人一般的津津乐道于展示农民的“落后”、“愚昧”、“野蛮”，也不像某些人的那样为地主在土改中的经历叫“屈”、翻案，而是将笔墨倾注于普通农民的日常劳作、生活，描写社会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这变化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和应对，从而以小见大地反映社会现实。出身农家、理解农民、热爱农民的作家浩然还是满怀深情地描写农民，所不同的是，以前他写的农民是有社会主义集体化目标的社员，这部小说写的农民却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了一盘散沙般的苍生。
这部小说着力描写“苍生”中的田大妈和田保根。
小说描写农村妇女田大妈，笔调中理解、赞许、批评兼而有之，有时还带点儿同情的带着眼泪的调侃。田大妈是田家真正的当家人，有主见，坚强，勤劳，善良，热情，顾脸面。她以爱和家族传承责任等杂糅成的信念为支撑，一心扑在为两个儿子娶媳妇的目标上，甘愿付出生活和精神的奉献，也使亲人遭受了生活和精神的磨难。对整天为自家生活忙里忙外的田大妈来说，“高兴是暂短的，暂短又暂短；忧愁是漫长的，漫长又漫长”，她身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精气神：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她带上自家土地和牲口“当了第一批农业社社员”，使田家庄缺乏畜力的第一个小农业社“没有散班子”；在“大跃进”中，田家庄妇女没有人愿意参加水库工地的“穆桂英突击队”，她“串联七个平时对脾气的庄亲姐妹一块儿带头报名当队员”；“四清”运动时动员社员往外交自留地，又是她第一个“把栽了果树的自留地交给集体”；就连取消人民公社搞“承包”时，“有一块地由于离水渠远浇水不方便、离村口近容易受鸡狗糟蹋，谁也不要，闹得分地的工作没法子进行下去”，邱志国为此找她商量，请求她家收下那块地，她也“马上应允，给邱志国解了围”——当然田大妈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展现社会价值。
田大妈和老伴费尽全家所有的财力和劳力勉强给老大留根娶上了媳妇，紧跟着又为老二保根的婚事操心。田大妈自作主张给保根准备订亲礼物，因为家里拿不出一百五十六块钱买一块手表，她先忍着羞愧、鼓足勇气向大儿媳商量“借”手表，遭拒绝后以为大儿媳不通情理而失望、恼怒、斥责，使内向的大儿媳被“逼”得一时糊涂差一点儿走上绝路。善良的田大妈无意间成了“逼死人命”的“未遂犯”，这看上去直接原因当然是穷，是“思想陈旧落后”，但如果她是当年的社员，移风易俗的社会要求将使她即便想做也不能这么做，而现在她作为自己从土里刨食的“承包户”，卷土重来的旧风俗又使她虽然不想做却不能不这么做。社会环境的力量是像田家这样一个一个的个体无法抗衡的。
田保根是“接受过十几年教育、读过许多书”的农家子弟，他不愿意过父母和大哥那样苦熬苦累、毫无希望的日子，经常躲避或怠慢干农活，因而被父母和村邻视为“没出息”的典型。但实际上，他是个头脑机灵、了解形势、深有抱负的农村新青年，他曾为“改革田家庄的落后面貌”，“跟一伙要好的青年伙伴”首先申请承包大队的果园，不幸“被支部书记邱志国给顶回去了”。第三次高考失败后，他毅然决然地离开田家庄，离开家庭，去闯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从建筑队最底层的活儿干起，不怕苦累，很快站住了脚，同时对所有的工作都抢着帮忙、虚心求教，以增长本事。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自己找出路，也因为他始终没抛弃积累实力后回田家庄帮助家人和村邻改变命运的信念。
田保根表面上看来有点儿玩世不恭，但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意识已潜移默化到了骨子里，所以当他偶然得知邱志国“权力入股”村里的砖窑并正在试图利用给县里冷库提供建筑用砖之机骗取国家资金时，便想方设法取得了证据，向县人民政府进行举报。他想以此斗倒贪腐的村支书邱志国，既为国家挽回损失，又为自己和其他伙伴回田家庄施展抱负创造条件。由于邱志国受权力关系网的保护，保根的举报没能成功，但他并不气馁。建筑队被权力关系网控制后，他和几个志同道合者退了出去，自己“搞起一个民办的联合企业建筑公司”，准备“有了这个立足点，有了经济来源，有了后盾，那时候我再跟他们斗”，“要跟他们打一场持久战的官司”。田保根是“苍生”中的觉悟者，他代表着未来的希望。他可以说是保有新中国意识的新人在“改开新时代”的新形象的代表。
小说中还写了其他一些“苍生”，其中既有田成业、田留根父子那样朴实忠厚、本份勤劳的基础农民，也有郭少清、邱方那样想为家乡干事却因无权无势屡屡碰壁只得一走了之的农村青年，还有郭云那样“悄悄地”把村里“一些没人力、没特殊本事”的家庭“联络到一块儿”搞互助组的不忘“初心”的老队长，他们的言行遭际反映着时代的复杂样貌。
作为“苍生”的对立面，党支部书记邱志国是个“异化”人物。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是田家庄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从解放战争中带队支前，到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巴福来、分田分粮，农业合作化初期组建农业社，直至公社化、大跃进等等，他都是最先响应号召积极行动的带头人。农村“改革”之初，他在田家庄拒不执行“承包”，宣称“我只能带着田家庄的人前进，决不能倒退一步”，要“坚决抵制这股歪风”，因此，他被招到公社接受公社几位领导三天三夜“熬鹰式的”轮番谈话。但实际上，邱志国并不是真正具有革命意识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大都是看清风向后的赌博。土改中，作为田家庄贫农团领导人的他曾把地主的三姑娘“分”给了自己当老婆，几年后为了“证明阶级立场”又与她离了婚，这已然显现了他今后“异化”的基因。
经过三天三夜的“熬鹰”，邱志国明白了“中央领导带头总结经验教训，人家都承认了失误，我们这些小兵小卒还有啥资格不认账”的“道理”，看清了风向，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仅仅十天时间，他就大刀阔斧地把田家庄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推行完毕，赶到全公社所有村庄的前面而成了第一名”。他“改革”的最大的“先进经验”是把田家庄群众在大队时期劈山开岭、流汗流血建成的果园以低廉的价格“承包”给刚摘帽的地主巴福来，让他轻而易举地赚了大钱，“先富起来”了。他自己深藏心底的“改革”心得是：“为这个革命，我损失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傻瓜吗？我就不会把损失的东西捞回来吗？咱们就试试吧！”从此，他“只管自己发财，不再管老百姓，田家庄有三家跑买卖的和孔祥发的窑场，他都入着‘权力’股子。他象个老太爷子一样坐在家里，只管开介绍信、盖公章、陪客人吃喝，门不用出，心不用操，到时候就‘劈红’，……”他也“先富起来”了，甚至变得“跟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保甲长没两样儿”。
邱志国本质上不是“萧长春”和“高大泉”，而是与历史上的顾顺章、张国焘之类一脉相承的人物。
对摘帽地主巴福来，小说用的笔墨不多，却也描写得生动而深刻：从摘帽之初的观望，到提出“承包”果园的博一把以及得逞后的喜出望外，直至因果园“先富”后的“补偿”意识和面对村邻表面平和实际气盛的微妙态度。他轻易获得“承包”的果园凝聚着当年社员们的血汗，其中就包括田成业“一个没出五服的本家兄弟，那个兄弟是他本家叔叔的独生子。叔叔抬担架牺牲在天津北郊外的炮火中，独生子成了独根苗。大跃进那年，’独根苗’带着青年突击队劈山造果园，被塌方压在底下。他媳妇带着肚子改嫁了，不知道生个男孩还是丫头，也不知道活没活，反正绝了那一支的根儿。”巴福来的故事，令人沉重，醒人耳目。
在这部小说描摹的田家庄“改革”后的图景上，有几抹希望的亮色：这亮色不仅在于田保根的朝气蓬勃，也不仅在于老队长郭云的“初心”不改，更在于田家庄相邻的红旗大队坚持“共同走富路、一块儿过富日子”的集体发展道路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红旗大队，只是借田保根到嫁在红旗大队的姐姐家走亲戚时所见所闻进行了简略的侧面介绍，但它显然是《艳阳天》中的东山坞村和《金光大道》中的芳草地村的必然发展结果，也是这部《苍生》中田家庄村的未来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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