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振海讲话
丁振海（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电影《火种》立意和叙事都是新颖的，它不仅把握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也把握住了重大历史题材的要求——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特别是全片重点以真实、细腻的情节和极富生活气息地刻画了李大钊的事迹与信仰的缘由。影片中的李大钊不再仅仅是一个高大上的呐喊者，还是一位平凡朴实、情感丰富的革命家，全片在平凡的故事中，在与当代观众的情感互动中，彰显着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植根于中国劳苦大众的伟大。
同时，电影《火种》首次将杀害李大钊的凶手搬上荧幕，对凶手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无情地剖析和深刻的批判。屏幕上，一位是为中国命运、为劳苦大众牺牲的英雄，一个是罪恶昭彰、凶残狡诈、为人不齿的刽子手。全片巧妙的用两条时空线将人物交织在一起，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伟大高尚的灵魂与卑鄙邪恶的灵魂的鲜明对照，贯穿30年历史的双时空，不但将影片的思想内蕴深度发挥到了极致，也具有一种紧紧抓住观众的艺术魅力。
周振天讲话
周振天（电影《火种》编剧）：
启动这部电影的催化剂就是一份解放初期从沈阳铁路公安转给北京市公安的一封检举信，检举了杀害李大钊烈士的主要凶手——原北洋政府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闻。吴郁闻后来改名换姓，就隐藏在北京内城区的一座四合院里。这份资料给了我和导演陈剑飞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把侦破吴郁闻案件作为记述李大钊革命生涯电影的叙事切入口，打造一部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能够在观赏具有强烈悬念的电影的过程中，了解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究竟为什么要在那个特定时期，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创始的初心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决心将其尽可能地、形象地展现出来。
毋庸讳言，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时隐时现，在某些领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呈越来越被淡化的趋势，一些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加以曲解的言论也冒了出来，令人深感担忧。我们都有一种创作冲动，想创作一部电影来尽可能准确地展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背景与某些史实，但又跳出编年叙事的窠臼，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来吸引广大观众。当然，在一部电影篇幅里，无法事无巨细地表现“五四运动”的爆发、李大钊引进马克思主义信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北方工人运动等宏大历史叙事。但正是因为找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叙事角度，我们也就获得了一种叙事的“自由”。
这部电影描述了凶手吴郁闻在得知公安局开始追查自己后，引起他对当年如何组织特务、卧底对李大钊革命活动进⾏情报收集、侦查破坏的回忆。因为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吴郁闻就一直在侦查、跟踪李大钊，并在李大钊身边安排了不止一个线人与特务，可以说李大钊公开的革命活动，甚至一些秘密会议，都被他掌握。但这个家伙想不到在杀害李大钊24年之后，他自己又成了我公安机关侦查、通缉的对象。影片里我公安机关侦查、抓捕、审判吴郁闻的这条线索，与当年的历史事件叙述错落有致地交互呈现。我们觉得这样在叙述策略上可能比讲编年式回顾党史更有观众缘，以期达到当代人与屏幕上的历史人物“同情共频”的穿越时空的观赏效果。
李准讲话
李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建党一百年刚刚过去，相关影视作品已经广泛播出，观众对李大钊的基本生平事迹都已经有比较多的了解，不管你写什么观众大都知道，所以这一类题材再想抓住观众就比较难了。但是《火种》这部电影居然拍得如此好看，从头到尾扣人心弦，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的角度很特别。
首先，片名《火种》很好。火种既代表初心，又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火种》这个名字如果要放在一个人身上，我认为李大钊最合适。《火种》也很有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同普罗米修斯盗来天火一样，中国引来马克思主义信仰“火种”的第一人就是李大钊，而后来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的第一人，也是李大钊，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还是李大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大钊就是点燃中国现代革命火种的第一人，影片用文艺作品非常鲜明且准确地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李大钊的名字已人人皆知，他的革命事迹观众们也都能知晓不少，在这种情况下，编剧和导演是如何诠释李大钊，并给观众崭新意境呢？《火种》构思很别致，巧妙地用两条故事线索来分别讲述了李大钊被侦查、通缉、抓捕、审问乃至最终被杀害的过程，和杀害李大钊的主犯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闻被侦查、通缉、逮捕以及被人民政府审判的过程……这两个时空跳转得很流畅，没有任何突兀感。吴郁闻是什么样的家伙？解放后我公安机关是怎么抓住这个凶手的？《火种》通过强情节、高烈度的叙事把观众的兴趣紧紧抓住。毋庸讳言，电影最吸引观众的就是精彩的故事情节，电影《火种》扎扎实实地做到了这一点。
第三，往深处分析，《火种》最关键的成功点在于两个主要人物文化人格的对比。李大钊宁死不屈，是因为他的坚定信仰。吴郁闻面对法网恢恢，众叛亲离，两次要自杀，则是自知罪恶深重，无颜面对儿孙，却又因贪生畏死而未遂。片中李大钊与吴郁闻的几场对手戏很是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片中描述了吴郁闻和其他警察完全不能理解，38岁的李大钊身为薪水丰厚的北大教授，且有妻子儿女，为什么要为“虚无缥缈”的信仰和理想而放弃生命？尽管无法理解，但还是被他伟大的文化人格和崇高的道义精神所折服。在走上刑场前，李大钊因酷刑手臂带伤无法整理衣衫，是狱警尊重地帮他系好领扣；这一个细节可以印证，李大钊最终是征服了自己的敌人。这样巧妙的叙事角度，就把观众早就熟知有关情节都省略过去了，但却从又另一个角度把李大钊的形象活生生地塑造起来了。
第四，“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北方工人运动”、“国共合作”等，李大钊在革命历史上四个不可忽略的贡献与事件，在影片中都给以精粹地展现出来。我一直认为李大钊是我们党初创时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精神纯粹的人。什么叫精神变成物质力量，最令人信服的事例就是李大钊率先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命运。
第五，电影遴选主要角色也是很成功的。富大龙诠释了一个不一样的李大钊形象，说教不多，且很接地气。在面对吴佩孚、杨宇霆这样权重天下的军阀，富大龙饰演的李大钊，从容淡定，不卑不亢，且骨子里又透出洞穿一切的清醒与坚定。家庭戏更是可圈可点，他不仅是一位好师长，还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危难关头的他首先想到的都是牺牲自己来营救革命同志，表演者准确地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一点。另外，姜武所饰演的吴郁闻，入木三分的演技将那种老辣、阴狠诠释的非常到位，比如他命令擅自开枪的侯长贵砍掉自己的食指、设计绑架公安人员的阴谋布局，都非常有看点。
总之，影片的戏主要集中在李大钊和吴郁闻身上。在一百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个容量的故事，谈何容易？但是《火种》主创们却做到了。总的来说，电影《火种》是一部非常精彩和成功的影片。
仲呈祥讲话
仲呈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关键在于创必须从始至终坚定的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来艺术化、审美化地表现党史及其重要人物，以此来传播建党精神，赓续红色基因。
影片《火种》鲜明地表现了李大钊同志在党史上的地位，在中国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是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了中国未来应该走向何方？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怎样才能彻底改变军阀割据混战、百姓生灵涂炭这个黑暗的世界？李大钊还断言：“且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电影《火种》可以说是充分考虑到当下观众的观赏特点，选择了一个崭新的切入点，抓住了当今青年人很关注的一个历史热点，那就是李大钊是怎样被敌人盯梢、跟踪的？又是怎样被通缉、被抓捕的？以及杀害李大钊的元凶罪犯，在建国初期又是怎么被检举、通缉、抓住和审判的？并以此来结构全片，形成它的叙事特征。这个叙事结构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归纳的中华美学精神结构审美创造的，即“言简意赅，凝练节制”。
我觉得导演在细节上很下功夫，比如大女儿折花戴在头上，李大钊告诉女儿花是不能随便折的，因为他们都是平等的生命，也是给大家来欣赏的。到最后以影片歌词呼应花朵绽放的美丽与自由。令人回味，百感交集。电影《火种》实际上是具备了一种美学意境，它能够在审美创造的运作思维上托物言志，最后升华到形神兼备，意境深远。
郑伯农讲话
郑伯农（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文艺报》原主编）：
电影《火种》它不是完全写实，写意的色彩比较浓，这是主创敢于跳出重大题材电影传统叙事的套路，努力追求的一种全新的叙事策略与艺术风格，我认为这一尝试是很成功的。特别要指出的是电影《火种》恪守大事不虚原则，忠实于党史。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但李大钊确实是中国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同时，电影《火种》让人们形象地看到，李大钊既是一位站立在大时代最前沿的革命者，又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美德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弘扬并践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看到这样的一部电影，的确令我们高兴。
姚有志讲话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部长）：
看了《火种》影片很受教育，很受感动。感动的点在于影片真实的细节强化了艺术的魅力。我认为李大钊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还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农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建党之后，李大钊同志就负责党的北方工人运动与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更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协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促成了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等中共骨干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重要职务，也正是如此，黄埔军校才有可能为我们党储备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
张德祥讲话
张德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我觉得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具有极强的可看性。
首先影片讲了一个过去我完全不知道的历史。就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是什么时间隐藏起来的？他又是怎么被抓住的？关于这一点，过去的文艺作品几乎没有涉及。对于李大钊，我们的党史，包括现代史、文学史都有讲过，但是更深厚的背景细节过程我们却不知道，即便书上有记载也大都一笔带过，所以这个历史知识对我们后辈，尤其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其不了解的。这是电影《火种》为达到观赏性匠心独具的探索，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其他一些讲党史的影片，它单纯的就是讲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不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延续。而这部作品的切入角度非常独特，非常有意义。虽然这部作品和去年建党一百周年的那几部献礼片都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但这个作品它完全采用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叙事，它的叙事手法是采取了两个时空交叉，1919—1927年这个时间段，刽子手当时是怎么盯梢李大钊？怎么抓李大钊？最后又是怎么把李大钊送到刑场的？在1951年开始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公安机关又是怎么抓住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吴郁闻的？又是怎么把他送到被告审判席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提供了一种我们认识李大钊的新的角度，对今后的重大革命历史的创作很有启示意义。
另外，我感觉这个作品对李大钊的塑造和描写比较朴实，都是通过一些生活的细节，尤其是家庭生活，还有他和工人之间、他和学生之间的交往细节，与挚友的交往细节等，并没有特别把他架得很高，没有给观众李大钊和生活脱节的感受。电影《火种》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接地气，一定是要脚踩在大地上的。祝贺电影《火种》主创团队创作出来了一部和我们去年看到的那几部作品完全不一样的影片，用一个新的切入角度来让我们看历史，谢谢《火种》的主创和剧组，给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优秀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
陈先义讲话
陈先义（解放军报文艺部原主任）：
这个电影通过两个人物，两个时空场景，塑造了李大钊人物形象。
首先，他完整的解读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此，李大钊才会舍生忘死，这一点非常明确。片中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李大钊，一个是吴郁闻，影片对这两个人物的展现方式应该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欣赏口味。我们读了那么多关于李大钊的书，看了那么多李大钊的影视剧，但关于李大钊这一段的历史故事，却从来没有作品如此详细的讲述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角度。这部电影虽然讲的是革命斗争、讲的是信仰，但它并没有直接用口号，而是通过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来展现革命信仰，完全渗透在整个作品里面，明确且清楚，自然而不做作。
影片里也涉及了几个重要人物。第一个是早期的毛主席，虽然很出场时间不长，但历史脉络交代的很清楚，另外还有吴佩孚、张作霖、杨宇霆这样的大军阀，虽然主要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李大钊和吴郁闻，但背景材料非常丰富。现在的电影市场，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争取高票房，如何能够用唯物主义的价值评价来看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还是没有蔚然成风。《火种》我觉得真实的表现了李大钊的形象，所以像这样的一部作品还是值得认真的去思考，去评价，去张扬的。作为一部主流电影，作为表现早期李大钊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能做到是非常不错和极其难得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去思考什么电影适合青年的问题。看过《火种》以后，我认为这个作品青年人肯定会喜欢，因为它是在讲故事，讲李大钊的人生故事，比如讲李大钊的媳妇，影片中的她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家庭妇女形象，善良又贤达，支持李大钊的工作，家里拮据但对于李大钊拿工资投入革命事业却无任何怨言，真实的塑造了那个时代的一位通情达理、相夫教子的进步妇女形象，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又比如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的儿子，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吴郁闻是自己的父亲，但他自己毕竟是新中国的年轻人，影片并没有将他写成一个像他父亲一样与人民政府为敌的人，在思想情感反复纠结后，还是良心发现，去举报了父亲。对于青年，这些真诚和写实的故事一定会使他们产生共鸣的。
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初心，讲信仰，这部电影就是启发我们寻找初心的。我们的初心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列强，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压迫，追求人民群众的解放。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很吸引人的。而且在不到一百分钟的时间里，能将这个阶段的历史叙述得井井有条，把人物形象塑造的非常完美，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影片在故事脉络完整的前提下又给影片增加了一点诗意，例如一朵花、一首歌、一只纸叠的风车，真正的写出了生活中的李大钊，人情味儿浓郁的李大钊。相信这部电影公映后，很多人都会为这段历史感到惊叹。特别是青年人对这段历史认知存在缺失，《火种》也算是一种最新的揭秘了。
冯钺讲话
冯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影片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首先是它采取了一些过去拍大片的模式，通过一些近镜头、音响，从开始就能把年轻观众吸引住，这个很重要。第二点，电影的名字叫《火种》，英文名叫hope，希望，这个是能对应上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整个中国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么一个极其混乱、极其衰弱的情况下，是李大钊率先引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第三点，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但我认为现在基本上没有一部电影、电视剧、小说作品能够真正很好的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原创的，讲中国事的外文的作品很少，只能找到一些外国人写的中国的事，这种状态是需要尽快扭转的。
电影《火种》是非常好的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早期、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片，其实，他不单单可以让国内的观众感兴趣，也可以从外宣的角度输出给境外的观众看，因为影片整个情节都与人的情感、人性的纠结、生与死的意义、罪恶与忏悔、复仇与救赎等有关联，我认为不同语言国家的观众基本都能够看懂，而且也会很吸引人。它应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点影片对外宣传。
刘润为讲话
刘润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一、电影《火种》的切入点是独辟蹊径的，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从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吴郁闻这个角度去写李大钊，过去是没有的，这个切入点更能吸引观众；电影《火种》的形式与内容，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糅合也是妙合无垠的。在艺术追求上，影片的结构形式有创新，但又不脱离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具体表现在时空有交叉，有切割，但又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切割的细碎，让观众无所适从。所以影片的结构形式，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能看明白，在艺术创新选择上是恰到好处的。
二、人物性格上，影片通过展示李大钊和妻子、孩子的交流，同革命战友、工人、学生，甚至与军阀、与敌人的相处细节，多角度的把李大钊的性格表现了出来，给观众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大钊形象，我认为编剧和导演在这方面做的非常成功。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没有细节它就不能称之为作品。刚才谈到的最典型的那朵“小花”。那朵小花不仅表现了李大钊的善良本性，同时也是对我们共产党初心的一种形象化、艺术化表现。我们共产党初心是什么？就是马克思所说为了培养全面自由的个性，“人以一种完全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其全面的本质……均匀地发展全部的特性”。在现阶段的中国，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那二十四个字，就是走共同富裕之路！
观看了《火种》，心里感慨良多。影片里的两个时空，一个在一百年之前，一个在七十年之前，历史虽然远去，但精神永存。李大钊的事迹虽然讲了许多遍，但在有创新精神的艺术作品里面，依然是鲜活的、滚烫的。我觉得编导所追求的当代人与屏幕上的历史人物“同情共频”，穿越时空的观赏效果的目的应该说是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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