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法，豪迈、奔放、自由、激越、俏俊、飘逸、磅礴、酣畅，观之，有如风雨雷电、水流花开、天地肝胆、大泽龙蛇，让人享受到艺术美的同时，拓展心胸，激发豪情，焕发精神，体会到人间正道，男儿意气，云水襟怀。毛泽东，已经被人们公认为中国当代的书法巨匠，二十世纪杰出的书法大家之一。
梅花香自苦寒来
毛泽东能成为书法大家，是他几十年勤学苦练，攀登书法艺术高峰的结果。
旧时代学写字，都从楷书起头。毫无例外，少年毛泽东学的也是楷书。他与众不同之处是，一开始学写字，就对毛笔字的书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写字时肯动脑筋，并且对几种书法风格产生了兴趣。由此，毛泽东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
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爱看碑帖，自己也经常练字。读书和写字，成了那时毛泽东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同学们看到的青年毛泽东不仅手不释卷，大量阅读书籍，而且经常自己练习书法。他不是对着碑帖随着上面的书法作品用手比划着字的笔画，就是在他看到的某些石刻、牌匾前仔细观察，有时还自己手执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毛泽东的字也越写越好，在同学中，他的字是较为突出的。在东山小学，毛泽东应题作了一篇文章，叫《宋襄公论》。国文教师谭咏春阅卷时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毛泽东不仅这篇文章写得好，而且用楷书写就，工整秀丽，是当时学生中书法的上乘之作。由于文章内容和书法双佳，老师才称这个年轻人似有“仙骨”。毛泽东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时，书法功力已经非同一般，这从他在该校留下的一本笔记中可以看出来。这本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笔记，形成时间约在1913年10－12月，全部用毛笔书写，前11页是青年毛泽东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为《讲堂录》，是毛泽东所作的读书心得笔记。仅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已经受到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呈现出古朴、自然的风格，同时也带有潇洒、飘逸，神采飞扬的神韵。
◆现在能见到的毛泽东最早书法手迹。
就是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在已经打下牢固书法基本功的基础上，喜欢上了草书。那时，他除了继续练习楷书和魏碑外，花费不少课余时间去临摹王羲之的《十七帖》和学校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不管练习和临摹哪种字体，他都一丝不苟，字字写得很有功力，而其中，尤以写的草书最为精妙，可见他那时对草书已经有了偏爱。
毛泽东投身革命后，主要精力自然是放在从事革命活动上，放在大量读书、学习和掌握真理之上，他不像学生时代那样，有一定课余时间练习书法了，但他在从事革命活动和不断学习中，并没有放弃书法。那时的毛泽东，主要是在学习、工作中间练习书法。无论是当小学老师，办刊物，办新民学会，还是后来在中共中央担任秘书长，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都是用毛笔起草、抄清文稿，并且仍然把写字当作一种艺术追求，从不草率从事。那时中国早已经有了钢笔、铅笔，大多数新派青年和文化人，纷纷改用钢笔、铅笔写字，但毛泽东却一直坚持用毛笔写字，并且把用毛笔起草和抄写文稿，作为书法练习的方式，这是他在繁忙工作中始终没有间断练习书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说，毛泽东虽然工作繁忙，虽然主要精力是放在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上，但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并没有中断。
在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时期，战争频繁，条件艰苦，毛泽东戎马倥偬之中，他对书法仍然情有独钟。在江西苏区，毛泽东关照红军战士们，每打下一座县城或者打下一个“土围子”，除了完成主要任务外，要留心为他收集三样东西，一是书籍，二是报纸，三是字帖。书籍和报纸是毛泽东用来学习和了解时局的，而字帖则用来观摩和练习书法之用。当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城北娄山关时，看到关前有一个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毛泽东走到碑前仔细观看，赞扬这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他在碑前停留很久，对碑上的字反复揣摩，不断用手顺着碑上的笔画练习运笔。
延安时期，毛泽东偶尔也用铅笔和红蓝铅笔批阅文电，但书写讲话提纲，写文章，起草大多数文电，毛泽东都是用毛笔。《论持久战》的讲话提纲是用毛笔写成的，《实践论》、《矛盾论》也是用毛笔写成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得到一套晋唐小楷和一部《三希堂法帖》，他十分喜爱，一直带在身边。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经常阅览法帖，练习书法。延安老百姓知道毛泽东爱写字，可又没有砚台，便找到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送给毛泽东。这个土制砚台，形状虽然不美观，质地也粗糙，但它代表当地群众对人民领袖的一片心意，毛泽东十分喜欢，一直使用这个砚台磨墨，用当地最便宜的毛笔写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大字，就是用老百姓土制的砚台磨墨，用当地最便宜的毛笔写成的。可惜，这方土砚台在后来转战陕北时丢失了。如果能保存至今，也是一个珍贵的文物。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青少年时期的积累，长年累月的练习，使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到延安时期，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我们目前看到的毛泽东在那个时期写的许多书法作品，已经具备很高功力，如“实事求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毛泽东那时的书法作品，用笔恣肆，苍劲有力，笔力雄健，大气磅礴，足见毛泽东此时书法功力已经相当深厚。那时的毛泽东书法作品以行草为主，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书法风格。
◆“实事求是”
新中国建立后，笔墨纸砚不缺了，环境也安定了，照理说，毛泽东练习书法的时间应该充裕了，但毛泽东此时殚精竭虑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之路，可想而知，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书法的喜爱。他练习书法坚持不懈，方法是把休息和练习书法结合起来，工作累了，就用观摩字帖和练习书法来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建国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经常到琉璃厂为毛泽东买旧书，也顺便买来一些字帖，其中不乏珍贵版本的字帖。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然存有毛泽东读过的大量字帖和书籍。毛泽东不但让身边工作人员替他买字帖，还请他们到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借阅字帖。他的秘书田家英就替他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毛泽东对这些字帖十分喜爱，有时间就拿起来看，借以换换脑筋。其中，“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是他时常披阅的。毛泽东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不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梅花香自苦寒来，毛泽东的书法造诣是长期刻苦磨砺的结果。
情酣墨饱浑然成
毛泽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他只是从心里爱好书法。因此他书写古典诗词，从来就没有想到要给后人留下什么“墨宝”。与自己出生入死共同奋斗的老同志专门向毛泽东求字，他一般情况下会以发自内心的谦虚婉言谢绝，有的实在推不掉，他才挥毫为之书写。有这样一个故事：1965年邓颖超请毛泽东写诗，盛情难却的毛泽东专门为她写了两首诗，特意用毛笔为邓颖超书写完毕奉送，还给邓大姐附了一封信：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为邓颖超书写的两首诗和他写给邓的信，现在都成为毛泽东书法精品被保留着。
建国后毛泽东练习书法总是信笔而书，自然酣畅，从不刻意拘禁自己，更不刻意雕琢。他写字相当随便，经常是兴之所至，提笔便书。他所写的，少部分是自己认识某些事物所得出的精辟之语，如“实事求是”、“奋斗”、“多想”等，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写的诗词，如《沁园春·长沙》等，而大多数是自己早年熟读的古代诗词。由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手书真迹》，收录了毛泽东手书古诗词百幅。他书写这些古典诗词时，想起什么写什么，书写时，也不计工拙，而是信笔畅快地书写，这样，自然难免有记忆有误写错个别字或者下笔写错的情况。例如，毛泽东书写《千家诗》第一首诗时，就写错了字，但毛泽东即使知道写错了，也就随它错去，从不回顾。毛泽东书写的这些字，自然也只有正文，从不落款，更不标注何年何月所写，这与他练习书法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前文所说，毛泽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他也不想成为书法家，从没有想过要给后人留下什么“墨宝”。但是，事物往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意成为书法家的毛泽东反而成为至今在书坛独树一帜的书法大家。
◆《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练习书法是这样恣意狂放、信笔而书，既不是为了成为书法家，也不是为了传之后世，又是为了什么？对此，毛泽东自己有个解释，他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他在1965年7月26日给于立群的信中也说，这是为了“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
有一个例外，就是当确实属于工作需要，有关部门请毛泽东为某重要事件、人物题字，题写概括某项工作方针的警句，为某大学题写校名，为某报刊书写报刊名，毛泽东就很用心。毛泽东应请题写上述各类毛笔字，虽然仍然用的是他创造的狂草“毛体”，但他书写时特别用意于工整，对此他有一个观点：这一类题写的书法，一定要让人看得清楚，看得懂，一眼就能认识，因为这类书写的目的，是题写重要警句或者重要标志，如果让人难认，就事与愿违了。毛泽东十分注意书法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在书法艺术实践中他提倡“学习书法要先能正,以正求奇,以奇归正”。他写草书,写狂草,潇洒而不离法度,重视标准草书的规范,在章法上可大小变化,但每个字的结构和笔法又十分精到,不狂怪,不含糊,使读者易识易读,行草结合,交替自然,并常以简省的笔画代替繁难的笔画。内容对象不同,其书体风格也有变化。从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实践过程来看,他的书法首先是从中国革命和人民大众需要的立场出发,有着鲜明的历史性和人民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色,而不是躲在象牙塔之中为艺术而艺术的按图索骥、闭门造车。
◆1953年，毛泽东在鉴赏古画。
建国后毛泽东书写草书，但在一类情况下他特别注意工整。他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虽然也用草书，但用笔相对工整，因为毛泽东知道，在公务活动中，他写的字应该能让其他干部和工作人员非常清楚地认识，才利于工作。毛泽东给别人写信时，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笔法。初步统计，建国后毛泽东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他写这些信时也是用草书，但用字特别注意清楚、工整，这是毛泽东为读信人着想，为了让人家容易看清。用草书书写，又要注意工整，这是一对矛盾，好在毛泽东早年即打下了楷书、行书的功底，他为了克服矛盾，用心将几种书风尽力揉和，在篇章结构上费一些神，努力做到既不失草书之风格，又能让人很容易看懂。毛泽东在这方面用心用功，表明他心里装着他人，装着群众。
熔冶古今成一家
今天的人们已经公认毛泽东的书法自成一家，称之为“毛体”。书法界称“毛体”豪放洒脱，雄浑大气，恣性任情，随意挥洒，皆成妙品，质以传真，篇篇珠玑，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当今书法界无人可比。殊不知，毛泽东的“毛体”也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大约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偏爱草书，而在草书中，他尤其喜爱怀素的狂草，曾对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等百读不厌，爱不释手，并且由喜爱狂草而实践而专攻。在那时，他书写狂草就有一定功力了，他的字已经能够展现他个人特性和魅力了。
投身革命后的毛泽东仍然偏爱狂草，虽然他为使机要人员迅速准确地传达他的命令和指示，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用草书，但他却在极少的空闲时间里细心研读怀素的字帖，虽然时间是断断续续的，但总体上下的功夫并不浅。研读中他掌握了狂草书法的精妙，熟悉了狂草的风格。自己写字则开始使用他研习的狂草。从1946年到1949年这几年中他留下的书法作品《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狂草的精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认真检点自己过去的书法，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这样一个故事：《新华日报》创办时，毛泽东应报社所请题写了报头，但毛泽东总是对自己的题字不满意。1953年2月23日他在给柯庆施的信中写道：“提议《新华日报》换一个报头，原报头写得太垮。”这说明毛泽东此时在书写狂草上，已经力求突破自我，来一个创造。我们分析毛泽东此后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到，他的狂草不仅日见成熟，也有了新意。1954年2月23日毛泽东书写的《浪淘沙·北戴河》就是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有的书法家评价这幅作品“采千古之遗韵，熔百家于一炉，龙蛇飞舞，俏俊飘逸，大气磅礴，豪放酣畅”。这个话并不为过。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研究前人狂草时间更多了，他的书法立足于师怀素，对怀素的《自叙帖》经常观摩、临摩，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毛泽东的书法和怀素的书法作过对比，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
他在学习怀素的同时，兼取古今各家书法之长。建国后毛泽东更多借鉴了王羲之的书法。这时，他阅读王羲之的字帖也较多。目前发现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信，是他专门就借阅草书（包括王羲之）的字帖而写的，信中道：“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攻草书之心十分的专，用功也多。除了狂草，毛泽东还致力于研究其他书体。这个时期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购买、收集各种字帖、碑帖数百部。这些字帖、碑帖，他都认真阅读。他的目的是把各家之长溶于自己的书法中，在广泛借鉴中创新。毛泽东阅读其他书法家的字帖，从不看重版本是否珍贵，而是看书家特点、长处，着眼于对比分析各家的长短，体会书法家的气韵，作品的风骨，更注重体察他们的用笔、结构和章法，借鉴其所长，吸取其精髓，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以吸收改造，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但毛泽东热爱并学习怀素书法，一是不限于运笔等方面，而是深究其中的情怀和风骨，二是决不单纯模仿，更不拘泥照搬。而是大胆创新，独辟蹊径。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草书?奔放不羁的个性,开放活跃的思想,汹涌澎湃的激情,烈火一样的热情,壮怀激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情怀促使他走上了反抗传统与革命新生的人生道路,他还需要寻找适合其个性特质的精神世界的表现形式,不仅有诗词,还有书法。在我国传统的各种艺术形式中,诗词和书法是最能表现和发挥性灵的两种艺术形式。而在书法之中,草书意多于法,最少束缚,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书法中最能表现人之激越性情的一种艺术形式。毛泽东对草书情有独钟,尤其喜欢草书,自铸伟书,自成一体,良有以也。
经过继承前人，不断吸收借鉴和练习，毛泽东的狂草形成了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神情高远、气度不凡的特点，已经自成一家。“毛派”书法，集中体现了毛泽东个人心胸和为人风格。它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有人形容“毛体”书法有“二王”之秀逸，孙过庭之俊美，张旭之狂韵，怀素之放肆，苏黄之雄厚。有的书法家甚至认为，毛泽东的狂草可与怀素比肩而无愧，而毛泽东的书法作品气魄之大，则是怀素所无法比拟的。还有不少书法家说，毛泽东的狂草已经超凡入圣，说他夺得了书法王国的王冠上的明珠——狂草，也不过分。这些书法家们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做出的上述绝无功利之心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客观的。
吞云吐月气盖世
了解书法知识的人都知道，要成为书法家，极不容易，需要倾注毕生精力刻苦练习。毛泽东的一生，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投放在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上，绝不可能像古人那样倾注毕生精力练习书法。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能攻克狂草难关，创造出足以和怀素比肩的“毛体”？自然，这与毛泽东忙里偷闲刻苦练习有关，与毛泽东因酷爱书法而有较高悟性有关，与毛泽东转益多师有关，与他不拘泥不食古善于分析借鉴有关，但最根本的，还在于毛泽东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英雄襟怀，在博览群书中积累了超迈古今的学识，在长期驾驭政治风云中锻造出了雄才大略，在伟人心胸和胆识基础上养成了气吞山河的气魄，经过长期修养和磨砺形成了伟大人格。这些是推进毛泽东书法腾飞、创新，最终脱颖而出，创造出堪称一绝的“毛体”的根本原因。
古人说得好：学诗，其功夫在诗外。这句话与练习书法也是相通的，可以说，学书法，功夫也在书法之外。古代文人钟繇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担负伟大历史使命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不可能毕生投入全部精力练习书法，甚至不能拿出更多时间练习书法，但他喜爱书法，一生练习书法，偏爱狂草，他的博学多才，在文、史、哲等方面的高深造诣，他的独具慧眼，使他能迅速掌握狂草的核心点，深刻理解其神韵，抓住主要方面。毛泽东善诗词，对诗书相通之体会，非常人所能深悟。更重要的是，狂草本身，正是适合于书者胸襟展示，意气舒发的书法体裁，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舒展情怀的方式。而他的雄才大略、伟人的心胸、气吞山河的气魄，以及他自由奔放的个性，也自然揉进他的书写过程中，熔铸在他的作品里，使他得以跨越、超越，登上狂草这座书法顶峰，并且形成独具一格的“毛体”，创造出足以流传百世的作品。
毛泽东自己从来没有想成为书法家，他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而书写，并且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学生位置上，因此他没有写过任何文章论述书法经验和理论。但这不等于他对于书法没有经验和体会。毛泽东以哲学家的头脑对书法作过分析，认为书法里有辩证法。他说过：“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正是掌握了书法中的这种辩证法，准确抓住书法本质，毛泽东才能超迈古今，继承又发展前人成果，达到同时代人没能达到的书法顶峰。
作为世界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诗人的毛泽东,在书法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历史造就了毛泽东,也造就了他超凡脱俗的书法艺术。毛泽东以其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崇高威望和所向披靡的超人魅力征服了中国,也征服了世界。毛泽东完全可以不是书法家,如果他与书法无缘,丝毫不会影响他那彪炳千秋的伟烈丰功。但是,他似乎是在有心无意间铸就的毛体书法则使他的光辉形象更加辉煌丰满,更具有大政治家纵横捭阖的恢宏气度。可以说,毛泽东以自己身体力行的艺术实践证明其艺术思想的成功,也以自身革命实践造就了他那独领风骚的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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