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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今日推送董丽敏老师的文章《以“延安文艺”为方法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在本文中，董丽敏老师立足于方法论的角度，从“新革命史”出发，探究和反思“延安文艺”研究的内在理路及其嬗变与展望。首先，董老师细致梳理了几种“延安文艺”研究思路的立场、视野和侧重点，强调当今的研究试图突破传统的“革命史”和“现代史范式”，去除二元的分析模式，重返社会历史现场，有助于在综合视野中打开延安文艺的讨论空间。其次，董老师立足于各类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至延安文艺研究的“本源性问题”，需要在历史的内在视野中以“延安文艺”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延安文艺”，避免将其视为是一种“现代性”的“地方性知识”，而需要立足于整体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予以整全性的观照，辨认出“延安道路”蕴藏的“中国式现代性”。最后，董老师指出，若要探寻更有历史回应性的研究范式，根本在于立足“延安道路”，将延安文艺作为打开“现代中国”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锁钥。“延安文艺”与中国革命相伴而生，也就是说，植根于“革命”，才能深描和召唤出“延安文艺”对于历史和当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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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把革命带回来”[1]逐渐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学术思潮，如何“向‘新革命史’转型”[2] 开始成为各学科重要的拓展方向之一。作为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知识领域，[3]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展开的有关革命—社会主义文学的“再解读”[4] 潮流出现得更早，这其中，关于延安文学/文艺的研究探索尤为活跃，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努力突破立足于沿海城市—出版传媒—文化工业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分析框架，重新评估以偏僻贫穷的内陆乡村为场域而展开的“生活与艺术同一”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的激进性，将其视为“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5]在特定的抗战“政治—文化”框架中讨论延安文学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生产机制，分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的“改写”；[6]引入“社会史视野”，尝试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彼此纠缠的特定历史格局中，去理解延安文艺所形成的“新的写作作风”、[7] 所打开的面向群众的“情感实践”[8]以及主体不断再造的“感知结构”；[9] 在深化对赵树理、丁玲、艾青和孙犁等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越出单一的“文学”范畴，着重挖掘说书、秧歌剧、新歌剧、朗诵诗、大合唱和木刻版画等延安时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所内蕴的独特历史意涵。[10]
1944年的延安宝塔山（[英] 林迈可 摄）
应该说，上述各种新思路在研究立场、视野和侧重点上存在着差异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某种共通点，即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的“革命史”框架或者“现代性”范式下来理解延安文艺，尝试重返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希望能够突破相对静态甚至僵化的文学与政治二元分析模式，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情感史等形成的综合视野中，从文化政治的维度进一步打开延安文艺的讨论空间。这一努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尝试探寻新的更有阐释力的研究范式的大趋势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藉由这样的延安文艺研究所呈现出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成熟经验及其蕴藏的能量，又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对“现代中国”的形态特点、建构路径以及动力机制的新的诠释可能。因而，有关延安文艺的研究嬗变，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学研究内部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被看待，而更应被视为包含着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以此为切入口，企图重构文学研究与历史实践之间应有的回应性关系，进而叩问“现代中国”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意味在里面。
如果立足于这样的格局中，那么，可以说，当前有关延安文艺的诸多研究维度，仍然需要与一些更为本源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考量，或许才能真正呈现其意义/局限所在而获得进一步推进的动力。这其中，如何在历史的内在视野中以“延安文艺”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延安文艺”，显然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卢燕娟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颇为盛行的“再解读”思路仍然存在着以欧美经典“现代性”为旨归的倾向：“努力去挖掘这些文学当中的现代性诉求，重新把现代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纳入到中国追求现代的整体历史进程当中”，进而指出，这将导致对筑基于延安文艺之上的“人民文艺”的理解背离其自身“文化标准的合法性”，而出现“以文学性来建立它的合法性，或者以那种人性、民间伦理来建立它的合法性”的“去合法性的合法化”危机。[11] 换言之，尽管延安文艺/人民文艺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潮而似乎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的建构，其实是建立在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实践当作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纳入到“现代性”研究范式基础上的，大多只是将其当作一种“另类现代性”来加以解读，因而也就无法使其挣脱“现代性”的基本逻辑框架而存在着被误读甚至被取消真正的合法性的危险。
古元木刻
一：《羊群》（1940年）二：《减租会》（1943年）
三：《离婚诉》（1943年）四：《结婚登记（二）》（1943年）
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应该说，在延安文艺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对“现代性”研究范式的知识清理工作仍远远不够，还需要向纵深处开掘：如果不能突破貌似普遍主义实则主要由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轨迹所支撑的“现代性”史观，那么，“延安道路”作为一种“山沟沟里的共产主义”所形成的对于立足于殖民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经典“现代性”理论的反思与克服的一面，显然就无法得以充分显现出来，而这一从不具备经典“现代性”发生条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探索出来的超克“现代性”的经验，正是延安文艺得以应运而生的历史根基所在；如果不能引入政治经济学视野，关注到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之间互为支撑的关系，[12] 就无法理解延安文艺所追求的文艺生产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高度同一的经验何以能够产生出来，以及这种经验对于欧美现代文艺所表现出来的作家与生活、美学与政治、想象与现实彼此割裂状态的一种弥合，也就不能意识到其在打破所谓“现代文学”自律性的激进探索背后所潜藏着的一种新的文艺重构自身使命与价值的追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不能在“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高度上来把握延安文艺，注意到其在生产机制上“由专业文艺工的活动与工农兵群众业余的文艺活动两个方面构成”，在功能设定上体现为“发动农民斗争，推动农村生产，教育与改造农民自己”，由此才会在具体表现形态上落实为“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13] 那么，就不能理解延安文艺真正的创造性其实正是从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发现的“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14]问题的现实回应为起点而逐渐成形的，让往往被排斥在主流历史之外的群众重新回到历史之中，让被剥夺了文艺创作可能的草根阶层有机会参与文艺实践[15] 而获得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整全性，可以说构成了延安文艺最鼓舞人心也最值得重视的特质所在。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版，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由此，要想回到延安文艺自身的理路去探寻更有历史回应性的研究范式，就不能仅仅回到作为一般精神产品的文艺产品的内部，在习见的文艺成规层面上来进行；也不是仅仅运用诸如先锋性、情感结构、视觉文化、听觉文化和大众文艺等现成的理论工具，就足以实现。更为根本的，是要立足于“延安道路”，将延安文艺作为打开“现代中国”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而不是在由经典“现代性”理论所形塑出来的“现代中国”格局中以削足适履的方式简单植入延安文艺。甚至可以说，并不是这样的“现代中国”构成了理解延安文艺的必要前提，恰恰相反，要想切实把握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中萌发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行进脉络，就必须建立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切认识和理解基础上——而“延安道路”以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延安文艺则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熟标志。一言以蔽之，只有以革命为底色来把握“现代中国”，才能深描出“现代中国”所特有的“现代性”的历史意涵。
尽管如此，仍需要强调的是，以“延安文艺”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延安文艺”，并不意味着就是将延安文艺研究简单地意识形态化，从而又兜兜转转回到传统僵化的革命史研究老路上；而是希望进一步指出，有关延安文艺的研究恰恰需要克服单一的意识形态化所导致的抽象化、概念化乃至教条化的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历史实践能量的流失，需要回到元气淋漓的发生现场，借助血肉丰满的文艺形式努力去还原和诠释历史中的人情事理，以“在历史中逐渐生成”的“境况性知识”[16] 抵达革命的肉身形态。
上图：1943年春节，王大化、李波在延安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
下图：1945年5月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演出
在这一思考脉络中，如何在历史化的前提下，发掘甚至发明更为有效的概念，重建讨论延安文艺社会功用的理论前提，仍然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倪伟指出，“在思考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时，不能拘泥于西方的分析框架”，提出要在中国革命情境中来重新打开对“社会”概念的理解：“社会与其说是一个先在的带有规限性的结构，不如说是各种实践活动得以具体展开的一个开放场域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整合而成的统合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行动者主体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把主体的实践而不是客观的结构作为社会分析的起点。”[17] 当“社会”不再被理解为由外在于人的静态的观念、政治或制度构成的社会，而是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中逐渐生成的时候，可以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场域中，类似于延安文艺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就不可能只是单一的主流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形塑的结果，而更应该被视为是由革命所推动的社会与各色人等的有机互动、协商而达成共识的结晶——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无论是“赵树理方向”还是“古元的道路”，其在参与社会建构同时也是被社会塑造中所逐渐显现出来的丰富性与创造性，其实都可以在这样格局中来加以讨论。
另一方面，如何在充分政治化的基础上，以新的理论视野来把握延安文艺的艺术性以及其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当前推进延安文艺研究所需要触碰的难题。吴晓东认为：“尽管历史中的主体与文本中的主体在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均有一种同构的关系，但是文学文本在积淀历史的表象的过程中，显然还生成了自身的逻辑，这就是审美之维与形式之维的介入。”[18] 这一在肯定文学历史化必要性前提下通过强调“文学性”以激活“文学‘与现实对话的活力’”的观点，给人的启示在于，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推进如何以“延安文艺”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延安文艺”——如果认可延安文艺作为鲜活的感性形式某种意义上探索了对于这段历史的独特赋形方式，那么它一定蕴蓄了溢出时代意识形态的能量，就不能被简单看作是服从于政治的尺度或者说成为了革命所需要的宣传工具；但与此同时，又能以怎样的理论方法描述并提炼这一能够充分汲取并转化政治能量的延安文艺其感性形式的艺术内涵与特征，使其能有效弥合大众性与艺术性、文学性与政治性、低级文化与高级文化之间的彼此分离的状态，从而走出传统革命史框架中相对生硬的普及与提高二分法张力结构，仍值得进一步思考。
上图：人们观看延安街头墙报
下图：鲁艺美术系师生举办延安战地写生作品展
总之，在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回到“延安文艺”本身的理路来认识其发生发展的逻辑及其合法性，并以“延安文艺”为方法来打开乃至激活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立场上、知识上、情感上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在主体与现实、理念与行动、文艺与政治和革命与社会等一系列看似非此即彼的二元项中找到可以突破的空间，当然，这种突破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话语和观念等层面上，而需要以特定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实践经验以及相应的逻辑作为支撑，从而才能在“有经有权”的辩证框架中来揭示延安文艺真实的生命力所在。尽管这样的探索颇为艰难，但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能否真正在地化“再出发”的开始。
注 释
[1] 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 年第4 期。
[2]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1 期。
[3] 王瑶指出：“在我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从二十年代末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广泛地同我国社会科学实践开始结合起来，在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萌发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 年第3 期。
[4] 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可谓开风气之先。
[5]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唐小兵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6 页。
[6] 袁盛勇：《历史的召唤：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年。
[7] 刘卓：《“新的写作作风”——探讨丁玲整风之后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 期。
[8] 路杨：《革命与人情：解放区文艺下乡运动的情感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第6 期。
[9] 何浩：《历史如何进入文学？——以作为〈保卫延安〉前史的〈战争日记〉为例》，《文学评论》2015年第6 期。
[10] 这方面的著述甚丰，如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4 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08 年第3 期；贺桂梅：《人民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与女性形象叙事：重读〈白毛女〉》，《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 年第1 期；熊庆元：《文体革新、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历史形态及其政治向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2 期；唐小兵：《聆听延安：一段听觉经验的启示》，《现代中文学刊》2017 年第1 期；刘欣玥：《抗战时期的延安歌咏与“青年”的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7 期；李杨：《圣咏中国——〈黄河大合唱〉与延安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 年第2 期；路杨：《“古元的道路”：延安木刻下乡的情感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 年第8 期等。
[11] 卢燕娟等：《左翼文艺研究：热点与前沿》，《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 年第2 期。
[1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695 页。
[13]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513、523、525 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第28 页。
[15] 邵荃麟指出：“所谓文艺大众化，我以为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普及运动或通俗运动，也不仅仅是作品的形式或作家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更主要的，它应该是一种人民的与非人民的思想斗争，一种社会革命的实践。到农村中去也好，到民间去也好，如果不是把它看作是这种斗争的实践，不是把它和社会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则所谓民众艺术的‘理论’将始终停留在一些琐碎的形式问题讨论上，而所谓‘实践’，也只不过是唐·吉诃德式的农村观光罢了。”邵荃麟：《伸向黑土深处》，《邵荃麟全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 年，第80—81 页。
[16] 宋少鹏、高夏薇：《境况性知识、内在历史的视域：回看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经验》，《开放时代》2022 年第6 期。
[17] 倪伟：《社会史视野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文学评论》2020 年第5 期。
[18] 吴晓东：《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再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0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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