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建军节的文章中，一笔带过得提到了一部十八年前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亮剑》。针对我的定语“反动文艺作品”，许多同志不解，认为《亮剑》乃佳作，主要理由是“将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
今作详文细述。
1
说《亮剑》之前，先谈一部三年前的神级电视剧：《雷霆战将》。
当时我还没来得及去瞅，就等带来了它的第二波“火”：宣布被停播下架。
根据其时已有的网络上剩余的视频片段，应该来说这是又一出非常典型的“偶像派战争片”，即“抗日不是打打杀杀，而是儿女情长、风花雪月、快意恩仇、舞动青春”……
正如它首播所在平台——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调性。
抗日神剧是中国晚近二三十年来特有的文化产品，“神剧”自然是“好剧”的一个对立面，有神剧的出现，既说明中国历史上是有过优秀的抗日好剧的，同时也点明了神剧被出产的最大诉求：取代与重构那段红色且严肃的岁月。
但对于抗日神剧的辨析和判别，很多观众多年来都被带入了一个政治误区。
以致于，本文的主角——《亮剑》竟被吹捧为“神作”。
而三年前《雷霆战将》打的旗号很直接：“亮剑3”。
看来主创人员对标和看齐就是那部经典的李幼斌老师和张光北老师主演的、至今被大多数观众奉为“中国最好抗日剧”的《亮剑》。
这就不奇怪了，崇拜、模仿的“丰碑作品”其本身就是一部抗日神剧——是的，《亮剑》从政治角度本身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神剧——那么这《雷霆战将》之雷人，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李云龙在《亮剑》中飞扬跋扈、目无军纪——我《雷霆战将》抽根雪茄、耍帅装逼怎么了？
李云龙在《亮剑》中为了救自己老婆秀芹而不向上级请示报告、擅自调动整个西北战区的游击力量发动一场区域性的大规模阵地战役——我《雷霆战将》顶着一头锃亮的发胶冲女学生抛个媚眼、和护士调个情怎么了？
李云龙在《亮剑》里公然违反我军自1927年三湾改编确立的“党指挥枪”和1928年红四军制定的《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精神，蛮横地同军中政委叫嚣“军事归我管，生活归你管”——我《雷霆战将》“不顾大局”扣押国民党军官怎么了？
李云龙在《亮剑》里将“兄弟侠义”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为了报兄弟私仇而攻打被党组织收编的谢宝庆民兵队、并在降级后仍然行团部一级长官之实——我《雷霆战将》在战场上一口一个“兄弟”、“哥们”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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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众，面对裤裆藏雷、手雷炸飞机、无限子弹、手撕鬼子……都能一眼看清这是神剧，但是在面对像《亮剑》、《集结号》、《芳华》、《金刚川》、《八佰》、《金刚川》这样的被深度粉饰和装扮的高级黑时，就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些同样是神剧。
而从杀伤力来看，就潜移默化地改造国民思想和历史认知的角度，以及温水煮蛙式地对我党我军的政治原则进行某种修改的目的——隐蔽性极强的《亮剑》们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愣头青的《雷霆战将》们。
2
不禁感叹：一部电影《让子弹飞》培养出无数毛粉，一部电视剧《亮剑》则培养出无数果粉。
就在《亮剑》出炉的同年，2005年4月26日，举世瞩目的“胡连会”震撼上演，这已经给国内舆论氛围铺垫下了某种基调。
2005年9月3日，《亮剑》首播的十天前，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到来，大会演讲如此说道：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竟相提并论，且在排序上把正面战场放在了前面……
一年后的2006年12月，《蒋介石日记》在大陆高调上架出版，以南方系为首的新闻集团大肆鼓吹站台。
一时间，关于蒋介石的书籍再次成为大陆热门，一股“蒋热”的风气席卷全国。
同一阶段，包括《亮剑》在内的一大批“肯定国民党抗战贡献”的“新史观作品”作为新时期抗战题材剧粉墨登场，意识形态江湖堪称八仙过海，血雨腥风。
包括2003年的《新四军》，竟大篇幅描述两党共建新四军的同时，却对震惊中外、蒋府洗刷不清罪责的皖南事变，做了淡化得不能再淡化的处理。
更让人愤怒的是伴随而来的却是一众极端丑化、情节怪离、拿观众当傻子的所谓“神化八路军”的一系列抗日神剧，纷纷倾巢而出。
这样的局面，反而更映衬出《亮剑》、《十一公里》、《滇西1944》等作品的“优秀”，让人实在哑然。
回想《上甘岭》《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东进序曲》《地道战》《地雷战》《大浪淘沙》……这些上一辈人非常熟悉喜爱的、在建国前三十年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优秀影视作品，在80年代后期逐步被遗忘。
到今天，不知还有多少人完整地观看过。
被换来的，则是晚近三十年整个抗战史观的被颠覆，以及历史解释权被稀释后的一系列雷人高级黑的神剧纷纷出炉。
应当明晰：神剧出炉，是因为背后有人“出笼”。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和统的愿望，并提出了相关方针政策。
随即我军也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释放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扩大两岸交流和实行两岸三通”的意愿。
这本是没有问题的，其中很多条例精神也是遵照毛主席生命晚期的两岸构想。
但是我们向来很熟悉的一幕就是：政策明文都是好的，可是所衍生的某种氛围以及由氛围导致的软性指导，往往一落地就会跑偏。
1980年代初，根据“一国两制”方针，我们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与英府谈判——并意图为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提供参照。
这就打开了一扇大门：重新评议与解构两岸关系，尤其涉及到国共两党历史话题讨论方向的重新设定。
这其中重中之重的核心史题，就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叙事逻辑的“相应调整”。
因而，消解长期以来两党间深郁的政治隔阂和历史恩怨，同时还谋求给予对方体面的政治名分，以换来台商和台商所能带动的日资美资企业对大陆的投资，这成了一份执念。
如此方针落实到文化领域，就自然而然地包括了对国民党历史地位的赎回。
1979年，电影《吉鸿昌》正式首秀；一年后，《西安事变》登上大荧幕；四年后，《喋血黑谷》宣告献映。
这些打头阵的影视片里，国民党军队的形象不再是还原真实历史的骄横野淫，而是被美化了的“民族大义之师”。
连国民党的党旗、军旗都第一次以正面元素飘飘然呈现在大陆观众面前。
但是严格来说，80年代初期这样伴随统战思维初现而登台的作品，尽管对国民党产生了一定的解冻和放生，不过原则仍未丢弃，那就是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展现。
不论是反蒋抗日的吉鸿昌，还是《喋血黑谷》中受到中共教育而改弦易帜、投身抗日的国军部队，影片的祭奠尚能接受、仍未过分偏离历史。
不过当时间来到1985年，就有点“刹不住车”了。
抗日胜利四十周年，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节点，秉持着那段时期特殊的家国观、两岸观、历史观、政治观，广西电影制片厂适时地打造了一部《血战台儿庄》。
影片结尾处，大陆的艺术家们特别加入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镜头语言：在王铭章师长的追悼会现场，蒋介石风采夺目亲自主持，且面对日本战机的空袭，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继续发表悼文，以示激励全国军民。
其被强行刻画的领袖风范，较之事实上反动派、投降派的丑陋定型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部堪称开天辟地的《学校台儿庄》，也为后来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如《雄魂》（1990）、《兵临绝境》（1990）、《血誓》（1990）、《铁血昆仑关》（1994）、《七七事变》（1995）、《大捷》（1995）；电视连续剧《张自忠将军》（6集，1991）、《血战雪峰山》（6集，1994）等抗日神剧的出炉，开了个“好头”。
在这些新时期的抗日神剧里，国军每每在画面中祭出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宏大场景，更不乏感人的“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就来填！”——这样的实为堆砌壮丁送人头的“尬吹”。
我有理由认为，今天的《八佰》、《金刚川》等强调煽情殒命的自杀式战争片，其源头恐怕正是来源于此，
蒋经国在看完《血战台儿庄》后就更是喜出望外：
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
不久之后，台伪当局就欣然决定同意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不但开启了海峡两岸公开交往的序幕，还为台伪政权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世界的媒体上搏得了一丝印象分（或许我方某些人士也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吧）。
至80年代后期，周梅森创作的《国殇》和《大捷》以及以这两部作品翻拍的《兵临绝境》和《大捷》，其叙述主体就已然不是抗日本身了，而是明晃晃的反向政治讽刺。
内涵“政治官场黑暗”、甚至包含了一些“拼死抗战是否有必要”的汪精卫式卫国观的味道，是从80年代后期许多抗战影视剧的侧面。
其真正的艺术矛头指向，不言自明。
我依然有理由认为，21世纪的诸如《集结号》、《芳华》等作品，其思想源头或许是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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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抗战”、“国军贡献”，本不必有任何争议，但是随着《亮剑》等一系列所谓“正面反映国民党”的反动神剧的大行其道，让一个本没有疑问的历史议题重新陷入争端。
历史不容篡改：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浴血奋战，抗击了64％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伪军，毙伤日伪军136万人，解放了广大的土地和上亿的人民，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几乎都已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将近全部的伪军和绝大多数日军也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纵队的包围之中。
只有包围日伪军的部队，才有受降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具备受降的资格。
而蒋介石的军队，其八十多万人马在大后方“厉兵秣马”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准备大打内战。
华北地区已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距离日军所占的大城市很远很远，无法迅速受降。
当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到国民党总部后，夜不能寐的蒋介石一连发出四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要他们加紧进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中共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日伪军解决了才到，并保证交通工具由美国负责，要火速进军；
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部队，通电所有日伪军将领，各原有阵地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命令给朱老总，要他的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
第四道命令，电请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要他在蒋介石的军队接受之前，当负责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军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中央接收部队……
毫无疑问，从这一刻开始，蒋介石反动集团卖国求生的阶级本质就已经容不得任何政治脂粉以涂抹，国民党首脑高层已经毫无底线地向汪精卫式的汉奸立场无限挺进。
之后，蒋介石又立即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对受降问题作了一番布置，到会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等人。
何应钦当时已由军政部长改任陆军总司令，蒋介石鉴于何应钦主持军政部克扣军饷、迟发补给、造成官喝兵血、兵困扰民，决计改组军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以陈诚接任军政部长。
蒋介石还宣布了指定日军投降地区及受降长官，并委任汉奸、投降将领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吴化文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济南市市长，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
蒋氏这一倒行逆施的决定不仅引起共产党的抗议、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一些国民党内部人士的不满。
冯玉祥就大怒，当面质问蒋介石：
为什么偏偏不准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这究竟是为什么？
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显示，从1938年底开始，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共二十四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九个师团、13军四个师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北和华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21军的四个师团担负守备和战略牵制任务——仅仅只有11军的七个师团在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作战。
十三个师团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七个师团对付国军——到底哪个战场是主战场、哪个战场是次战场？
毛主席共产党的军队是不是中流砥柱，一目了然。
再看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国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战役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为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毛主席指挥的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不包含关东军）的比例分别为62%、58%、75%、63%、58%。
进入1941年后，为了备战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区的日军意图加快控制占领中国，首要任务就是所谓“剿灭共军”。
仅1941、1942两年，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就达到132次，使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到27次。
在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纂的《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中作过这样的记述：
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亦有研究：
从1941年3月到1942年底，日军集结重兵对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疯狂进攻根据地。
到1943年，东京的军部大本营仍在强调：
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呼应东南亚和太平洋同美军的战斗）的要求，必须迅速消灭中共势力，此乃zhi na战区当前之必须！
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中华民族早已亡国灭种在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连他蒋介石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最后阶段都看不下去（意大利已投降、苏军已逼近柏林、中共已收复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老蒋竟然还能丢掉河南湖南广西福建的省会和两百多座县城），一度要给八路军五个师的装备，结果搞出个史迪威事件……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10日日军占领豫陕边界的重阳店，十四年中，蒋记国府丧失国土面积共275.3万平方公里；丢弃城市1100余座（当时全国城市为1200座），遗弃同胞2.8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4.5亿）。
除了战斗力垃圾，国军成建制、成规模的叛国投敌更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人祸巨灾。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载，1941-1943年三年时间，国军叛逃将军共有六十九名、逾五十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又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日统区，以对抗共产党的游击队。
此外，抗战期间蒋府还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第二次反共高潮即1940年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九千多人被国军八万多人包围，激战七昼夜，寡不敌众而三千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
得人心者得天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蒋记国民政府的脆败，原因就在于毛主席所言：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到1943年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口已增至八千万人，敌后抗日军队已增至四十七万人。
到1945年，我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春夏攻势，歼灭日寇逾十六万人，收复县城逾六十座，扩大解放区逾二十四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逾千万。
到当年度年4月，在毛主席指挥下，我党于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十九个解放区，拥有人口近一亿，正规军逾九十一万人，另有民兵超过两百万人。
山呼海啸般的群众，是决定战争形势的“胜负手”。
电视剧《亮剑》始终无法体现的是抗日战争其本质——毛主席领导的敌后军民、全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反侵略战争。
因而，只有党领导的阶级解放战争，才能够动员最广泛的中国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战线、以汪洋大海之势淹没日本鬼子、日伪汉奸和蒋记国府的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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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让子弹飞》与《亮剑》的区别，一言蔽之：前者是阶级叙事，后者是民族叙事。
《亮剑》的借楚云飞之口，说出的那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便旗帜鲜明地代表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乃至剧中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委员赵刚，竟然都被编剧明晃晃地安排了一出“不谈政治”的台词……
我实在不知道如果这都不算神剧，到底什么才算神剧？
男二号楚云飞的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如是表达，在回避了这样一个绝对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利益是谁的利益？”——的同时，还巧妙地把抗战后的解放战争，阴乎乎地暗指为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所谓“内战”。
如果解放战争真的是民族主义角度的“内战”，那么新中国建政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
不仅如此，还会严重影响、动摇我们在今天对台湾省之解放行动的正当性，这是政治和历史的红线问题。
解放战争当然有民族解放的成分，因为蒋府是美国人的法西斯爪牙；但是根本的战争性质，依然是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蒋府买办反动政权这一封建军事集团的推翻战事。
即，这是一场阶级战争。
不明辨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土改，无法解释淮海战役的民心所向，无法解释大大小小城市和平解放时的百姓簇拥。
所以，今天谈及台湾问题，我也认同使用“统一”一词，它更多是体现民族性；但是我更推崇的还是“解放”一词。
“解放台湾”，这才是我们的政治高度、阶级高度的行为化身。
遥想抗战时，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乍一听很热血，其实恰恰反应了自身在阶级反动的根本处境下，只能谋求民族鸡血的颓弱。
这也是蒋介石一贯以来的抗战作风，也是国府、国军的抗战观：迷信装备（徳械师）和英美调停，而不尊重中国底层人民、不重视劳苦大众、不依靠工农阶级，更不珍惜那些被他们如撒麻袋一般堆砌到战场上的国军士兵。
用百万国军将士“不值钱的如山尸体”（本来就是强抓壮丁抓来的），为国府上层军官们博得一份“我们已经尽力了”的自慰，这就是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真相。
战前期手握德械，后期仰仗美援，可是这蒋介石又把资源和力气都用哪儿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还不忘在抗日期间连续发动三次反共内战……
失民心者，失天下。
对敌人（日本军国主义）的软弱投降，和对阶级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谄媚依赖，都在国民党及其军队身上毫无保留地体现。
从1938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开始，于日本积极诱降、英美从旁劝降的国际妥协气氛下，逐步“绥靖化”的蒋介石很快就从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抗日走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把会议的议题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从而使“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成为全会的中心议题。
这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是毫无争议的汉奸政治。
蒋介石的所谓“党魂”就是“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所谓“巩固党基”就是要整顿党务、“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
这份报告处处隐含着1927年“清党”的意味，叫嚷：
我们一定要将已睡了的党魂唤醒转来，已失去的党德恢复转来，全体一致，尊重党纪，爱护党史，重新奠定本党坚实的基础……
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国民党秘密成立了“防共委员会”，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
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制度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等。
从这一刻开始，蒋介石集团一贯以来“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便不再伪装。
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十二月事变、皖南事变……一出出国民党反动军阀蓄意制造的反共惨剧接踵发生，在日本侵华脚步依旧蔓延的局势下，给党领导的抗日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对此，毛主席异常失望和愤怒，他公开怒斥：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
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
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
由此，党内和八路军等党的部队内部，也纷纷回忆起1935年时毛主席曾就时局给出过的使人振聋发聩的判断：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
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从单纯的民族主义来看，日本和族并非先天便与中华民族（汉民族为主体）有仇，哪怕他因为地域狭窄与资源短缺等问题易产生扩张倾向，但最终促使之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的，仍然是源于明治维新后其国体变化的政路抉择，即阶级性的变化。
但是当今，“鬼子”的称谓充斥舆论，而“帝国主义”则鲜有提及，这很不应该。
这或许也是某种程度上不断催生着各类抗日神剧的原因之一。
因为不谈阶级只谈民族，自然无法解决方向和力度的困惑，稍有不慎就会无法自拔。
如果只知一味地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控诉日本侵略者，必然误入歧途，将无辜的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混为一谈，也会将国内正常的喜好日本文化的朋友与精日分子混为一谈。
毛主席早就就此发表过论述：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在毛主席时代，我们一方面进行要求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对日本国内左翼力量的支持，帮助被美帝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统治的日本人民进行民主化斗争。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时，就曾呼出惊世高论：
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5
从政治的角度，《亮剑》的错误性，或者说一种显而易见的人为的“修正性”，是这部剧最大的阳谋之一。
就以前文述及的，军事指挥官李云龙对身为政委的赵刚标志性的台词——“军事归我管，生活归我管”，这样的台词设计简直反动得无以复加。
在我军军史和建国后的历史上，包括“一马当先”的高岗和功勋卓著的彭老总，都曾经有过类似的不同程度的冲动表达，以致于曾逼出毛主席那句著名的：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找红军去！
1928年6月，红四军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的政治纪律，这是我军九十六年来战无不胜的灵魂之一。
“支部建在连上”，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鲜活的政治创造。
毛主席曾在《井冈山的斗争》说过：
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亮剑》中，李云龙却成了独立团里一手遮天、大行家长制作风的霸王。
更可耻的是他让魏和尚去保护赵刚时的那句：
政委他不会玩刀！
一句话，似乎就暗示了我军政委都是一群绣花枕头、一群掉书袋的草包。
这完全是翻覆历史。
和国军中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出身文职学校截然不同，我军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发于卒伍、于血腥的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
小到连指导员，大到师团级的党支政委，哪一个不是把带兵打仗作为第一职责？哪一个会在战斗中比同级的军事指挥员退后半步？
邓华、杨勇、王震、陈锡联、叶飞、王建安、傅秋涛、钟伟……随便列一大串，哪个是《亮剑》李云龙口中的让他瞧不上眼、以致于叫嚣军事归团长管的“书呆子”？
相对来说，政委不仅要参与作战部署和带兵指挥，还要负责部队中复杂的政治教育、收编扩编、俘虏教化、党群建设、百姓生活管理。
从职责看，政委的权力和责任一点不比“李云龙”们小。
但是《亮剑》都梁显然不这么认为。
他的笔触下，李云龙这样的跋扈之徒，其所有的不守纪律、违抗军令、自私自利、军中一言堂……都在剧情的编排下，充满了合理性。
而作为军队中政治方向把控者的赵政委，不但可有可无，乃至还通过一场指责李云龙被降级“这队伍，没有你，我一个人怎么带”来表达对政委领兵无能的戏谑。
甚至，在一名战士“错喊”李云龙为营长后竟然遭到段鹏的抽打和赵刚的训斥，连我军一向视为铁律的“官兵平等、严禁打骂”都被《亮剑》的编剧拍翻在地。
在1938年12月颁布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有着明文规定：
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擅自出于一己私利攻打黑风寨，被降级后，赵刚竟然在部队中明目张胆地叫嚷：
独立团只有一个团长！那就是李云龙！
这独立团在都梁的笔下，还真就“独立”了？连上级组织的命令都当成放屁了？党有党规，而你独立团自有团法？
赵刚作为政委，在都梁笔下就如此的黏黏糊糊、唯唯诺诺，这不失为一种狠毒的政治阳谋。
配合着过去某一段时期内，某些媒体与体制内公知鼓吹叫嚣的“军队国家化”邪音，更是让许多不明内理的群众被蒙蔽。
就史实而论，毛主席的兵为什么“嗷嗷叫”，毛主席的队伍为什么“军民团结如一人”，毛主席的军营为什么“官兵同体”？
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人民军队中，有千千万万个政治委员。
正是这些肩负着军队政治工作重任的政委们，永远把握着军队的底色和方向，永远在解释着每一发子弹、每一次冲锋的意义：我们是在为谁而战。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向中共中央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报告中，讲到“军事问题”这部分时，特别分析和强调了军事斗争中的政治工作：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像变了个人似的！什么原因？是因为通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这些士兵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1944年4月，在修改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主席又提出：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两年后的10月1日，主席在总结解放军的战况时，自信地说了这样一句经典的话：
三个月经验证明：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十八年后的1964年5月25日，主席在会见外宾时，依然自信地告诉外宾这样的经验：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
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
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6
说回民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的议题。
《亮剑》对我军所代表的阶级性、以及该阶级——工农阶级的蔑视和踩压，不仅通过抗战中气宇轩昂的楚云飞形象来表达（事实上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盘踞二十年之烧杀淫掠暴行，都梁等果粉从不敢提及），更是极为小人地用“田墨轩”这个知识分子角色，于建国后历史的剧情来表达。
通过对田墨轩一角的塑造，以及对田墨轩和李云龙形象气质巨大差别的打造，《亮剑》成功刻画了一个糟糕到谷底的解放军将领的面貌。
同时，借田墨轩之口，都梁又成功地表达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不屑一顾、对出兵朝鲜正当性的强烈质疑，以及对国家强军思维和建国初“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反对。
这些思路，在剧中其面目是“去意识形态”，但其本质却恰恰是另一个反面的“意识形态化”的创作。
田墨轩这一角色的价值暗含，是一种“武人打江山、文人治江山”的封建大儒思想，与毛主席“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完全是水火不容的对立。
可是在都梁的小说中，田墨轩成了一位“有风骨”的老文人，被都梁阴险地套上了一层民族主义的神圣外皮。
由此，都梁借田墨轩的嘴巴巧妙地、拐弯抹角地黑了一把老大哥苏联——黑苏联只是指桑骂槐罢了，他真正想黑的是谁？
问题在于，田墨轩一边要求军校教育来贬低李云龙、丁伟们“没文化”，又在人家上了军校后说“军人应该减少”；一边鼓吹苏联威胁论，却又一边鼓吹军人无用论……
合着苏修真就打进来了，就靠这帮老夫子抱着笔杆子去抵挡苏修的坦克？
都梁塑造田墨轩，实际是想对标、并洗白一个大汉奸：新中国民盟的的领袖张东荪。
这厮当年的一系列幼稚言论，就被都梁几乎原封不动的塞进了《亮剑》田墨轩的口中。
只不过，张东荪当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向美军传递情报、又秘密还组织一个新政府、坐等志愿军在朝鲜被美军打趴、然后再和美国里应外合………这等光辉事迹和伟大构想，都梁倒是不敢写了。
可见，文人就是文人，这一垃圾酸腐群体在历史上历来就是如此，只敢暗戳戳，从无正威威。
想“一边倒”倒向美国，却只敢嘟嘟囔囔“反对向苏联一边倒”；想对军队削权、剥离党对军队的领导，却只敢嘟嘟囔囔“我们应该发展经济和文化”……
1955年5月24日，毛主席在《驳“舆论一律”》指出：
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
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
1957年5月15日，主席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矛头鲜明地强调：
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
文人阶层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这个阶层得益于知识分配不均而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所谓“大师阶层”。
所以他们鄙视下层民众，尤其热爱践踏底层的工农阶级。
文人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所以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
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就一定会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那么这种震荡就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甚至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因而，“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
这种既无骨气也无真知的作态，孕育温床自然是80年代近似于“赵匡胤复活”的氛围，“田墨轩”们其时的“反攻成功”，如今回望似乎也并不意外。
高度集中+扬文抑武，体制内文人与境外“避难学者”开始大行其道，各地的作协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赵匡胤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他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在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跋
《亮剑》或许在过去某一阶段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完成过它应负的文艺使命，也实现了其暗含的价值灌输。
而现在，当史观和现实在接受步入新时代的考验，重新认识过去许多高坐舞台中央的人和物，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要求。
自2017年开始，“八年抗战”的传统概念被正式收进尘堆，取而代之的是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史在内的“十四年抗战”概念，就已经对那段波澜壮阔的中国卫国战争史的领导议题、贡献议题、释权议题给出了盖棺定论的答案。
再以党史的层面切入，《亮剑》作为剧情主体为描述共产党作战的战争题材作品，其在战争部分创作中的最大误区则在于：用山头主义代替组织纪律，用草莽绿林好汉的侠义豪情，代替同志战友的革命信仰。
而后，在1949年建国后部分创作中的误区又在于：用文臣大儒的旧官僚主义和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代替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地位。
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归根结底的思路都归于一宗：颠覆人民史观和工农联盟的建政基础。
特别是在小说/电视剧核心部分的战争剧情中，以日本武士道精神而变种的“亮剑精神”为猛男爽剧的创作灵魂，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
所以，都梁打造的不是一个中共的解放军将领李云龙，而完全是一个美国巴顿将军式的野味山大王。
还是那句话：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如果党的作用、党的信仰、党的领导在军队中如此淡化，那么如国军的万毅、孔从周等倒戈时可以成建制地率部逃离的事端，恐怕是层出不穷了——然而事实是，我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叛徒在倒戈时，他们连一兵一卒也带不走！
这也就是我在八一建军节那篇文章所言：变节分子与叛徒，可以带走金库和账本，但唯独带不走这支人民军队。
《亮剑》，到底是神作还是神剧，应有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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