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60后，，年轻时喜欢文学，那时候学校阅览室，订了不少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等，每次新刊一到，我总是捷足先登借到手先睹为快。我印象中，当时文学杂志上登在显著版面的都是伤痕文学，也就是描写和控诉知识分子、老干部在反右和文革期间被迫害经历的那些作品。影响较大的有古华的《芙蓉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和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在这些作家笔下，从反右到文革这段历史被描写得昏天黑地，如同但丁《神曲》中的炼狱一般，跟我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全然不是一码事儿。我记忆中的那个时代虽然物质还不丰富，但绝对不像伤痕文学中写的那样都吃不饱肚子和“穷折腾”。整个社会阳光灿烂、欣欣向荣，人民乐观向上、奋发图强，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可到了伤痕作家笔下，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新社会简直比国民党时期的旧社会还要贫穷落后。我满腹疑惑，却又不敢对人说。因为所有人都在读这些作品，渐渐也就信了。
在这种氛围下，我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淡漠。直到前几年退休，有了足够的闲工夫，才重新开始读文学作品，可翻遍各大期刊，没几篇能读下去的，作家们写现实都是家长里短、男欢女爱、鸡毛蒜皮，写历史仍然是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模式，网络文学更不用说了，全是帝王将相公子少爷玄幻穿越那一套，实在让人难以卒读，看个开头就放下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再一次被破坏了。
直到前不久，我读了著名作家刘继明的长篇新作《黑与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我正在淡漠下去文学的兴趣一下子提振起来。以前读过刘继明的《人境》，虽然觉得跟我读到的大部分作品不一样，但毕竟没有读《黑与白》时的感受那么强烈。我曾经看过一篇评论，说《人境》是“改革年代的精神史”，读了《黑与白》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主要是暴露和控诉那个时代的阴暗面。比如在莫言笔下，那时的中国人都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和梁晓声《人世间》里，人们也个个愁眉苦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到了改革开放才变得精神抖擞、扬眉吐气。《黑与白》这部小说却不一样。在刘继明笔下，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农民和干部爱劳动、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有理想，有朝气，充满了主人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如老地下工出身的骆正、砖瓦厂厂长王胜利、军工厂厂长路胜平、东江钢铁厂工程师顾致真等等，这些人都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仿佛是从前三十年小说如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中走出来的一样。可就是这么一些可敬可爱的人物，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么成了社会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要么从改革家的位置上沦为了贪污犯，骆正因举报上级领导和替群众上访，被人当成不可理喻的疯子，王胜利退休后坚持同贪腐厂长巴光明斗争，最后郁郁而死，顾致真退休后原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东钢的工人护厂运动，使他的儿子顾小乐锒铛入狱，儿媳离异，老伴气急而亡。比老一辈更为不幸的是，在改革年代出生和长大的年青一代，如王胜利的儿子王晟因举报伪气功大师武伯仲方被告上法庭，获刑三年，想当模特儿的美女卢佳误入楚韵夜总会，成了实际上的卖淫女，梦菲被武伯仲以治疗不孕不育为名诱奸生下了女儿安安，不仅给宗天一也给自己带来了终生的耻辱。程国军的女儿程蕾沦为了风尘女子，而国企高管的女儿栗红则在父母双亡后，成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复仇女神……
如果说这些底层老百姓都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人，那么，杜威、武伯仲、郎涛、宋乾坤、罗宝昌、洪太行、巴东等人，则是这个社会无可置疑的强者。他们一个个头上戴着改革者的光环，要风得风、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他们一边叫嚷着“杀开一条血路”，一面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原本属于全民的财富据为己有，成为既得利益阶层，以前曾经作为主人翁的工人农民却沦为了弱势群体，被肆意凌辱和百般欺侮。
前一段时间，有人将那部火爆网络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命运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二十年前，曹征路的《那儿》也曾经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而《黑与白》可以说是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小说中郭文才因为一块手表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也是改革年代广大农民的命运的缩影。而沦落风尘的程蕾、卢佳和大学生田青青的命运，同样是改革年代女性和青年命运的缩影。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谁造成了工农群众由曾经的主人翁变成了今天被侮辱与损害的弱势群体？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作家刘继明在作品里追问的，答案其实已经写在作品里了。
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都从电影中见过地主资本家记“变天账”的场面，人们经常把“被消灭的地主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着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这句话挂在嘴边。《黑与白》中有一个细节，已经被共产党镇压的大土豪黄耀祖的小儿子裴少玉被打成右派后疯了，成天扯着喉咙高喊：“变天啦变天啦！”。几年前，一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纪录片中，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称为“天翻地覆”，把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命称为“改天换地”，从词义上看，这跟裴少玉嘴里喊的“变天”是同一个意思。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现在，我们从《黑与白》这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中，看到的不正是一个裴少玉们朝思暮想“变天” 或“改天换地”后的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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