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林的小说《腹地》关涉着20世纪40年代冀中革命中独特的统一战线难题。其中，备受争议的范世荣这一人物从“破落地主”到“自己人”，再到“里外人”的流变轨迹，反映出冀中革命发展各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革命、战争与乡土深度交织互动的过程。尽管这些具体的历史情境构成范世荣形象的现实依据，但王林将其指认为“封建意识化身”的判断及对“自己人”的文学表述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与其将“范世荣现象”等同于历史“实录”，毋宁借此反观王林的创作观念，并由此追溯其背后的左翼民主革命的精神脉络，以及由新文学所塑造的现实感觉机制。
关键词：王林；《腹地》；“自己人”；冀中革命；创作观念
1942年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作家王林未随大部队撤离，“象准备遗嘱一样，蹲在保垒户家的地道口上”1，创作出了反映此阶段生活的长篇小说《腹地》2。抗战结束后，王林于墙洞中挖出旧稿，但未料到的是，这部作品受到延安文艺干部的尖锐批评。在1949年出版后，《腹地》又迅速遭到《文艺报》的点名批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禁书”。与这种批评相伴随的，则是王林对其作品的长期辩护。批评者与之间的“冲突”构成解读《腹地》的某种征候，而王林对范世荣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成为争议的焦点。相较于主人公辛大刚，王林对范世荣着墨不多，但正是这一次要人物引发了各方关注。在批评者看来，村支书范世荣的“斑斑劣迹”暴露出“不爱护自己的事业”的危险倾向，如陈企霞认为：“将范世荣当成一个支书来写，令读者有坏印象的。”3这类批评意见已在相当程度上越出了纯粹的文艺范畴，涉及王林身为党员的党性原则和作为解放区文艺工的政治立场。或许正因为此，老党员王林才对这些批评难以接受，他不仅在日记中频繁为自己辩解，也不惜冒着影响出版的风险拒绝了康濯将范世荣“换成个副支书，或其它干事”的修改建议，对他来说，“要求把范世荣改掉，办不到”。4
围绕范世荣这一人物展开的争论自然需要放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前后文艺规范转型的脉络中予以审视。在一些延安干部看来，王林的创作显然无法契合《讲话》对文学的新期待，而“将支书写得如此坏”的批评也与《讲话》所提出的“典型论”密切相关。王林本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他曾在日记中抱怨：“谁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知道将来会有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呢！”5而在对种种批评性意见的反驳中，他更多强调范世荣这一人物的“真实性”，频繁调用各种具体事例证实这类人物确实存在于“冀中革命”的历史经验之中，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以历次运动中出现的“腐化干部”反推自己塑造范世荣这一人物的“预见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真实”与“典型”之争并不能直接转述为“真实”与“叙述”甚或“虚假”与“叙述”之争。首先，“典型性”并非对“真实性”的否定。陈企霞等人并未否认范世荣这类人物及相关现象在冀中革命中的真实存在，他们在意的是王林为这个人物所赋予的政治身份，即如陈企霞所说：“作品中心—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任人，写成这样。个别村里是有的，但典型的就不是如此。”6相比“真实性”而言，他们的担忧更集中在文艺之外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影响层面，如读者是否会把范世荣这类“坏支书”视为普遍性人物，并由此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产生某些负面的理解。其次，“真实性”也带有某种“建构性”色彩。尽管王林的写作常常被视为历史“实录”，但这种“实录”本身却是以王林个人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特定理解为前提，所以，《腹地》所“实录”的“冀中革命”并不能直接指认为现实，而应该被视作一种作家个体的“现实构造”方式。进而，所谓“真实”与“典型”之争实则关涉着不同的“现实感”甚至不同的“现实构造方式”之间的微妙差异与交错互生关系。
因此，范世荣这个人物的“真实”事实上关涉着冀中革命经验中最为复杂的部分，这不仅逸出了《讲话》所确立的“典型论”框架和文艺规范，也逸出了王林个人被特定观念和知识所塑造的“现实”感觉。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深度把握冀中革命经验复杂性的基础上重读《腹地》，并在历史和文本的双重层面对范世荣这一争议性人物展开分析，以期把握王林创作观念的构造形态、精神渊源，以及它在特定历史中的意义和限度。
01
《双十纲领》与“自己人”问题
《腹地》是以荣军辛大刚的回乡遭遇为线索，描述了地处冀中平原的辛庄在“五一大扫荡”前后错综复杂、变动剧烈的社会状况。在“散点式”的叙述中，辛庄党、政、群、团的村级组织结构呈现出叠床架屋的状态，众多党员干部厕身其中，而他们的政治性位置却与社会性的阶级出身形成耐人寻味的“不匹配”现象，详见下表：
对比第一栏和第三栏的内容，可见辛庄党员干部队伍在阶级成分上的复杂性。在村级政权组织中，地主、富农、小店主等占据了绝对优势，而贫雇农出身的干部不仅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且在政权结构中的位置也被高度边缘化。因此，王林笔下辛庄的党政组织很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权”。这一现象在“返乡者”辛大刚的观察之下更为突出。贫雇农出身的辛大刚是辛庄最初响应中共“硝盐公卖”政策的积极分子，后加入正规军的行列。但当这个“老资格”的革命斗士因负伤而返乡时，却因组织身份无法落实而被排斥在辛庄的党政组织之外。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落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破落地主范世荣却加入革命队伍，并在革命政权中担任着第一领导者—村支书。
借助两个人物命运的升沉起伏，《腹地》呈现出的是冀中革命在不同阶段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主人公辛大刚的疑虑很大程度上也关联着的疑惑，而借助范世荣这一人物的塑造，王林实则提出了一个与革命根据地建设休戚相关的问题：谁才是革命队伍中的“自己人”？
从历史层面考察范世荣及其所连带的“自己人”问题，不应忽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的颁布。《双十纲领》于1940年8月13日由中共北方局正式颁布，时任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非常明确地界定了其“统一战线”的性质：“我们这个纲领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巩固发展边区的统一战线。”8“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关联着中共执政观念在抗战局势中的转变：“单以国内两种矛盾，即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后者是从属的，不但不可能，同时也不应该企图彻底解决。”9在这种状况下，中共的根据地建设产生了更具创造性的实践方式：突破既往单一、固化的“阶级”意识，而着眼于“调节各阶级的利益”，“保障一切抗日阶级阶层的人权”。10因此，正是冀中根据地“统一战线”方针的推行，为王林笔下辛庄政权“阶级混杂”的状况提供了现实依据。
1940年《双十纲领》的颁布是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由此节点前后延伸，可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中共华北地区革命存在着一个阶段性的转变过程。同时，《腹地》中辛庄的组织架构也可在这一更长的时段中予以历史性分析。正如前文表中所示，小小的辛庄党、政、军、民各类组织林立：除村公所、党支部外，还成立了村级的武装组织，如人民武装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人民武装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针对不同群体的半行政性半群众性组织也在发挥作用，如农救会、青救会、工救会、妇救会；此外还包括村级的文化宣传组织，如文建会、救亡室、剧团、民校等。不过，《腹地》“历史横切面”式的叙述方式抹平了这些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产生、发展的先后顺序，冀中革命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性也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这些党、政、群、团组织存在着一个由无到有、由简至繁的过程，也大致呈现为“群”“团”为先、政权随后的次序。这一次序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革命转变的过程，即从此前以学潮、罢工、农运等形式为主的“群众运动”转向了以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政权建设”。当然，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政权建设”，党的组织始终居于绝对核心地位。具体到辛庄这类冀中村庄，在早期的群团组织与后期党政机构的建立中，都要求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在乡村寻找积极分子，并通过引导、培养，使其成为连接政党与乡村社会的媒介。然而，不同的革命阶段意味着中心任务不同，也会侧重依托不同的革命组织，召唤出不同类型的积极分子加入“自己人”行列。因此，《腹地》中荣军辛大刚和现任村支书范世荣的矛盾，事实上可视为冀中革命不同阶段对于“自己人”认定标准之间的矛盾。
批评者陈企霞曾全面总结过辛大刚这一人物的“革命经历”：
辛大刚是一个做过小工的贫农的儿子,他在长辛店工业区过过流浪生活,辛大刚的幼年时代接受过工人罢工与启蒙的共产主主（引者按：“主主”应为“主义”）教育。回家乡后,受过“红十四军起义”的影响。辛大刚自己在抗战前,参加并组织过盐民斗争,很早就成为共产党员。抗战后,在自己村里领导过武装,当过大队长,三八年改为八路军，进过抗大学习后,并被“派到冀中二十九团当副连长,后来代理连长”。他是打了“大小仗顶少有一百回以上”,“前后轻重受过七次伤”的英雄。而且他“有的是赤胆忠心,又勇敢又积极”,这次受伤残废回村后,被村里干部看成为“我们革命老前辈,领导者”。11
显然，王林对于辛大刚“革命履历”的设置远远越出了“根据地建设”的范畴，“长辛店工业区”的生活意味着辛大刚被“革命”启蒙的时刻被“前移”至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时期，而1929—1930年间远在江苏爆发的“红十四军起义”更将他与苏区革命斗争建立起精神上的关联。标志着他正式参加中共革命的“盐民斗争”，也是在全面“抗战”前的1930年，这场斗争与保定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等共同构成华北冀中1930年代“革命暴动”的系列光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阶级”标识与把握中国社会，激发青年群体的斗争情绪，进而以“工农暴动”的方式冲击反动统治阶级的高压秩序。然而，随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尤其是《双十纲领》颁布后，冀中革命历史也掀开了崭新一页。需要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包括农民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大多不再以“暴动”的方式展开，而是与平原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形成有效的配合：“这些民众组织……协同部队破坏交通、捉汉奸、帮助抗属、放哨做侦探、传送消息、抬伤兵……”12从此，“群众运动”向着“政权建设”逐步转变。
当中国共产党成为冀中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其认知视野和行动逻辑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首先，在工农群众基本翻身的基础上，需要突破“单一阶级”的视野，组建起抗战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形式。其次，需要朝着有利于抗战大局的方向转化：“应该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为当前的全副武装的异族敌人正在威胁着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的生存，覆巢之下无完卵，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在这里是完全平等的。”13这种形势认知的调整自然也伴随着对地主、资本家这类原本外在于“革命序列”的阶级的重新判定。当时作为晋察冀根据地领导者之一的彭真有关“地主”与“革命”关系的认识颇具代表性：“地主从来不是革命动力，但在一定阶段，地主中某些阶层可成为抗日的。”14这种新的理解，典型体现为《双十纲领》第五条所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边区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15这一原则意味着，包括地主在内的各个阶层可以参与各级“政权建设”之中。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的黄敬对这种现象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处在敌后战争中的农村，由于基本群众虽然一般的已取得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主资产阶级还掌握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并且有着悠久的统治历史与老练的社会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在今天统一战线的新时期中使联合与斗争二者之间更加微妙与复杂起来。”16这种微妙情形也反映在《腹地》叙事中。世代地主出身的范世荣识文断字、行事干练，在乡村有着不可忽视的威望和影响，正因为此，区党委才将他吸纳至基层党组织中来，并借由他发挥弥合阶级矛盾、扩大“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世荣进入“自己人”队伍确实是客观存在于冀中革命特定阶段的现象—在这个阶段，冀中党组织对于地主、富农的基本态度是“联合”大于“斗争”。
但是，“统一战线”在观念、意识及实践层面对“阶级”的突破并不意味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更不可能等同于“阶级”问题的取消。伴随着新的民主阶段的到来，革命也呈现出新的问题：“坚决的顽固势力利用他们优越的经济力量，长期的统治经验，老练的社会经验和文化水平……向我基本群众进行反攻，企图破坏与侵害基本群众已得的民生利益，企图摧毁我们的民主政权。”17王林也意识到了这些严重问题，他对《双十纲领》的保留态度与复杂情绪也来源于此。正如他在给沙可夫的信中所说：“一九四一年冬冀中开四次政工会议，程子华同志报告‘双十纲领’后，冀中新民主主义经济繁荣所提出的新问题与新困难，同时也亲身看到与尝到了资本主义对自己对同志的侵蚀。”18王林强调了《双十纲领》颁布之后“意识斗争”呈现出的隐蔽性与严峻性—言其隐蔽，是指种种旧意识往往隐藏在“革命”的外衣之下，渗透进“自己人”行列，因而增加了辨识、甄别的困难；言其严峻，是说如果放任这种看似小小不言的旧意识蔓延，则最终会腐蚀，甚至瓦解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和革命队伍。因此，革命主体（即“自己人”）的“纯洁性”问题构成王林反复思索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塑造人物的内在原则。
02
“五一大扫荡”与“里外人”争议
“自己人”阶级混杂的构成及其引发的革命困境，在1942年呈现出新的面向。1942年，日军对冀中实施了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在此危急情势下，个别干部出现了动摇、退怯，在《腹地》中即表现为村支书范世荣径自抛下革命工作逃往敌区，导致了辛庄革命政权的“塌台”。但令人不解的是，区党委在事后对范世荣的处理却过于“宽容”：虽开除了党籍，但仍吸纳他做“党外工作”。如此，范世荣获得了一个颇为暧昧的政治身份，他既不是纯正的“自己人”，也非绝对的“外人”，而成为政治上靠近党，而又外在于组织的“里外人”。针对这一点，陈企霞早在1947年初的意见中就表达了不满：“革命有纪律，有人民希望，投机是偶然的，最后必被清算。”19不过在亲历者王林看来，“未被清算”的范世荣身上更能反映出冀中革命的实际逻辑与冀中危局之下党政机关的自救措施。
“里外人”是伴随着斗争现实的发展，从“自己人”队伍中剥离出来的一种“新人物”。世代地主出身的范世荣为报私仇而加入“自己人”，“革命”成为他打压仇家的名义和手段。这类人在参加革命之初即夹带着私人野心，而一旦革命遭遇危机，这类人物也往往会迅速动摇，甚至疏离革命，变为“里外人”。面对这种“里外人”，中共自身的态度是颇为复杂的。如在对于范世荣的处理上，区党委首先表现了某种宽容：“一切的缺点都是可以改造和克服”，“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还肯回头，总是可以原谅的。”20基于此，陈企霞曾批评《腹地》“否定了党的领导”，“……他对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党内斗争理解上的错误认识与糊涂观念，是这部作品问题的核心”。21事实上，无论是《腹地》中区党委对范世荣的“宽容”，还是陈企霞所谓的“错误认识与糊涂观念”都指涉着极其具体的历史情境，两者都应放置在冀中“五一大扫荡”前后剧变的情势中予以观照。
日军于1942年5月展开的“大扫荡”与以往截然不同，此次“五一大扫荡”被日军称为“建设作战”，即一面扫荡，一面建设，大量修建碉堡、公路及壕沟，作为长期盘踞的基础，“到一九四二年止，共计建筑了一七五三个据点与碉堡，平均每四个半村庄或者二·八平方里就有一个据点或碉堡。”22然而，面对日军此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建设作战”，冀中军民从上到下均缺乏思想准备，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也过于乐观，不仅主力部队没有及时外转，各级地方党组织也缺乏有效隐蔽。因此，在日军两个多月的持续“扫荡”中，冀中根据地遭到了极严重的细碎分割，甚至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政权也发生“变质”，如《腹地》中范世荣这样的“里外人”正是在这一阶段大量出现。
这种“里外人”事实上还关联着此一政权“变质”时期出现的“两面政策”。所谓“两面政策”，“就是一方面应付敌人，一方面打击敌人，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做掩护，领导群众进行反‘蚕食’斗争”。23这一政策最初是由日军占领的“蚕食区”群众为求自保而无奈使用的。为保存冀中实力，中共吸收了这项政策，以“利用敌人所许可的合法组织形式，进行欺骗敌人的斗争”24。在这种政策施行之下，“自己人”已不再是一支构成稳定、边界明确的队伍，而呈现出某种“游移状态”。这种“游移状态”不仅发生在中共“自己人”内部，也发生在日军招募的伪军队伍中。“五一大扫荡”后，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明确指出，“伪军与一切伪组织工作，在今后有了新的更重要意义”25。随后，冀中党委对伪军确立了“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原则，以打拉相结合的策略、“拉账单”的方式进行教育，“要求他们明着事敌，暗助于我”。26在这种形势下，伪军也常常“改过自新”，化“敌”为“友”，成为“自己人”的后备力量。如此一来，所谓“自己人”“里外人”“敌人”之间的界限在此一历史阶段有些暧昧难明。
也正是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冀中党政工对“自己人”“里外人”做出了新的判断和反应。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使“自己人”游移成“里外人”已成为难以避免的情况，而暂时承认“里外人”的存在并将其再次发展为“自己人”则成为因应时局的对策。不过，这种政策调整对冀中此前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双十纲领》阶段的“统一战线”更多指向突破根据地民众所属“阶级”畛域，而“两面政策”试图把握的范围却触及了“民族”的大防—前者是团结“友”与“我”共同对“敌”，后者则试图将“敌”向“友”及“我”方面转化。
当然不可否认，给予“里外人”一个相对宽容的滑动范围，是冀中党组织在根据地“变质”这一生死存亡关头的自救措施，它既挽回了一部分干部群众，也促成一部分伪军的“反正”。然而，“两面政策”、争取伪军的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难以把握的环节，其面临的具体情况与应对的方式、尺度均不甚明确，如有些村级政权在“支应”日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中间派”及“亲日”倾向。27甚而，有些联络员本人即成为“两面派人物”—“他们经常以两面派的面孔和敌伪接头，是敌人的依靠，也是我们的依靠”。28由此可见,“两面政策”的推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生成“化敌为友”的契机，但革命队伍被敌方渗透、“自己人”变质的风险也同时大大提高。
因此，“两面政策”及“里外人”现象出现在冀中革命遭遇重大挫折之际，是作为一种“非常规手段”引入冀中革命之中，其实施后所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并不容易被估量与界定，而对这一政策及相关斗争方式在政治乃至伦理层面的定位更是充满了挑战性。在“两面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表述十分审慎，如彭德怀1942年在给魏巍的回信中就强调“两面政策”决不应被纳入“合法斗争”的范畴：“如果错认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在政治上是麻痹了自己，在工作也会弄出乱子来。”29而王林则在小说中提及，“合法斗争里还要有非法斗争，一面支应敌人，另一面还要用武装打击敌人”30。两相比较，作家王林与高层指战员彭德怀在“两面政策”是否属于“合法斗争”的表述上是有微妙出入的。王林事实上是将“两面政策”里的“支应敌人”作为“合法斗争”的体现，而这极有可能引发彭德怀等高层干部在政治、军事层面所担忧的后果。因此，《腹地》中对范世荣“动摇”后的宽容才会成为饱受争议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两面政策”推行时间并不长，很快即被强调组织性、集权性的“党政军一元化”体制全面取代。1945年，冀中根据地干部张达在延安向中央党校作有关“五一大扫荡”总结报告的时候，更明确将“两面政策”定性为某种“右倾路线”：“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形势向极端严重方向发展，并将武装斗争降为配合的地位，两面政策升为主要的地位。”31基于此，正统的革命史叙述不可能正面处理“两面政策”，而身份暧昧的“里外人”更是难觅踪迹。
与中国共产党理论经验的自我表述迥然不同的是，作为“五一大扫荡”亲历者的王林显然格外重视“两面政策”与“里外人”的历史功用，他也始终试图将自身经历、见闻中的“两面派斗争”事例转化为某种具有革命经验的历史叙述。如在《腹地》中，辛庄的最后胜利即是借助“里外人”范世荣取得的“两面派斗争”的胜利：重回辛庄的范世荣策动一个小翻译投诚，后者联合县游击队员，里应外合，拿下了敌人在滹沱河南岸的焦丘岗楼据点。这个小翻译确有其人，系安平县杨各庄的张恩淼小烈士，王林将他的真实事迹原汁原味地挪入《腹地》，甚至小说中的“焦丘岗楼”也取自真实地点“角邱岗楼”。张恩淼于1944年春“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王林随后写出《神童小翻译》予以纪念，而在近20年后的1962年，王林又将其重新修改发表于《河北文艺》。几番修改重述，足见王林对于这一题材的珍视。除此之外，王林还在其他创作中表现出对“两面派斗争”的持续关注，代表性作品包括剧本《对症下药》及回忆散文《智取姜庄子据点》等。
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曾提出关于《对症下药》剧本的疑问：“为什么他不找正面的积极的斗争表现，仅取这消极的一面表现？若没有积极的正面的斗争，冀中今天绝不能有这样。他的意思愿意叫这些消极的斗争起配合作用，帮助了正面积极的斗争胜利。”32而王林对这种判断并不服气，他在日记中反问：“冀中的两面派斗争，仅只是消极的吗？”33王林的反问自然基于对历史真实性的捍卫，但他也确实没有意识到，时过境迁后的文学表达带有强烈的历史叙述性，后者要求在表达个人主观感受的同时，也要对复杂现实有更为整体、深入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林并未理解程子华等人有关“积极斗争与消极斗争”论述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当他极力把“两面派斗争”归入“积极”范畴、将“里外人”纳入革命史叙述时，实际上是将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历史侧面产生的“权宜之计”不自觉地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经验”，而对彭德怀、程子华等人担忧的政治、社会及伦理后果，他显然未能有充分、深入的思虑。
03
“辛大刚之眼”与“范世荣现象”
如前所述，《腹地》中的范世荣这一人物以及他所连带的“自己人”问题的确存在切实的历史依据，也昭示出冀中革命历程中颇具挑战的复杂经验。作为“五一大扫荡”的亲历者，王林所关心的“自己人”问题自然关涉着他在“冀中人民经受历史上空前灾难”34中的切身体验，由是所展开的种种辩解也真诚而迫切—他似乎是在捍卫一段不容被遮蔽与遗忘的“历史真实”。但需要追问的是，他所试图捍卫的“真实”是否可以等同于某种带有本质意义的“客观历史”？而《腹地》中对范世荣人物形象的塑造、对“自己人”问题的呈现又是否包含着某种主观性的现实感觉与文本构造？
在王林笔下，范世荣这一人物并非孤立存在，他始终与主人公辛大刚构成紧密的对应关系，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范世荣“是作为与英雄辛大刚全面地、尖锐地对立的人物”，而“从作品主要情节的发展来看，他是辛大刚敌对势力的具体表现”。35然而，这对“彼此对照”的人物却关联着小说意蕴不同的层面。作为正面人物的辛大刚不仅关涉整部小说的“主题”，而且构成本人主观情绪投射的载体，如孙犁所说：“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歌颂，把自己的感情输入进他的血液，来完成自己的主题。”36由此，主人公辛大刚具备了某种宰治性，他携带了王林本人的视野、立场和具有笼罩性的感觉结构，从而辛庄的现实状况也正是在他高度主观性的感觉机制中展开，小说中次第出现的各色人物也都附着了辛大刚个人化的态度与情感印记，而作为反面人物的范世荣也是经由这种主观性的“辛大刚之眼”的折射才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腹地》的整体叙事中，“辛大刚之眼”贯穿始终，但其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返乡”与“战争”。首先，《腹地》是以一段极具抒情性的“返乡”起笔，作为“返乡者”的辛大刚对当下“进步”的辛庄表现出种种陌生与不适，而过去的革命经历与回忆却不断在内心涌动，这使得小说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极具主观性、感伤性的氛围之中。也正是在辛大刚这个“归乡者”的感觉中，范世荣担任村支书才能以某种“震惊体验”呈现出来：曾讥讽群众工作的范世荣竟然成了“自己人”。如前所述，冀中革命中的“自己人”是伴随着革命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流变”又关联着中共深入乡村并与之互动的复杂过程，但“归乡”的叙述却基于一种“瞬间体验”，它几乎抽空了中间复杂的历史变动过程，而将二人置于高度对立的结构之中。这种主观性的叙述虽然大大强化了故事的戏剧性，但也导致了“自己人”问题历史性的削弱与偏差。其次，“战争”（即“五一大扫荡”）是小说中另外一个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瞬间”。王林是在小说第27章突然写到“敌人要大扫荡”的消息，透过那些极具修辞性的语句，王林对于“战争”的呈现远非客观“记录”，而是笼罩着强烈的个人主观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下半部对战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存在精神性的面向，王林所着力刻画的乃是人们在“战争”这一重大“事件”中的反应—“战争”仿佛成为各色人等的精神考验：辛大刚经受住了这场考验，而范世荣则发生了“精神动摇”。
“归乡”和“战争”这两个瞬间分别被安置在《腹地》前、后两部分的开端处，也营造出截然不同的文本氛围，这种“差异性”令读者充满困惑，也令批评者不满于辛大刚“性格前后矛盾与离析的割裂”：“前面在巨大的篇幅中所写成的‘愁闷、寂寞、孤独、凄怆’的辛大刚，却为什么能产生积极、勇敢、果断、坚决的英雄事迹？”37王林本人曾把小说前、后两部分的不同归之于历史阶段性的变化：“《腹地》前半是描写‘双十纲领’颁布后的冀中民主政、经、文、武的繁荣和健全，后半是‘五一’大扫荡的环境紊乱和斗争。”38但这段回忆性的表述显然并不十分贴合《腹地》文本所呈现的状况。小说前半部分虽不乏关于《双十纲领》颁布后的村庄民主气象再现，但对根据地“繁荣与健全”的表现中却夹杂着种种消极与质疑的情绪。而小说后半部所写的固然是“紊乱和斗争”，但在叙述中却充满了精神的解放感与昂扬乐观的战斗情绪。
这种阐释与文本叙述之间的“错位”，也许只有从辛大刚这个“视野性人物”的角度审视方能得到解释。事实上，小说前半部分压抑、沉闷和忧郁的氛围正来自辛大刚这个失意、落寞的“归乡者”。在他的感觉中，整个辛庄被演绎为高度幽闭的空间，而其中大部分人物和活动都被收摄在一个幽闭的精神结构中，如冷索的家庭生活、消极的老明叔、落魄革命者困居剧团的处境，而那些开展起来的选举活动、文艺活动也缺少了一般革命小说中灵动、明媚的民主气息。具体到小说后半部分，作为一场灾难的“五一大扫荡”在笔下却呈现出高度的情绪性与精神性：“好像一阵狂风，好像闷得喘不上气来的热天里，云彩疙瘩里忽然响了一声雷，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冀中平原。”39在这些极具感染力的语词中，“五一大扫荡”似乎褪去了残酷的底色，却提供了一种释放机制，辛庄高度幽闭的结构也由此获得了一个向时代洪流敞开的契机。更为显明的是，压抑已久的革命者辛大刚也从中找到了重新界定个人位置的契机。可以说，《腹地》前、后部分看似断裂的叙述实则统合于一个高度主观化的精神过程—“归乡”与“战争”并非孤立于各自的“瞬间”，而是连贯为“革命主体”从苦闷、压抑转向反抗、解放的精神性运动。
然而，对范世荣而言，由辛大刚这一“革命主体”展开的精神性运动构成某种笼罩性的整体氛围，这使得原本在辛庄政权中占据权威位置的他彻底丧失了文本“话语权”，而只能被“辛大刚之眼”洞察、审视并予以充满伦理倾向性的评判。需要强调的是，王林通过“辛大刚之眼”来呈现范世荣的方式存在着极大的限度。由于二人存在阶级隔阂，交往极少，因此在小说前半部中，作为第一反面人物的范世荣仅出现两次。二人在叙事比重上的失调，使得正邪之间的较量失衡，辛大刚剑之所指，却找不到另一方来抗衡、解释，那么矛盾也就随即转化为辛大刚自身需要“克服”的危机。如辛大刚无意中揭破范世荣的家属偷拿包袱后，处于矛盾漩涡另一方的范世荣却“缺席”了这次“指控”。范世荣在叙事上的“隐匿”，自然可视为“理亏”，但这种叙事失衡却使得辛大刚无形中由“原告”转化为“被告”—农会主任辛老广出于大局考虑，认为其“立场没站稳”，在群众面前损害了村支书的威信。
以如此外在的方式呈现一个人物，却不是一以贯之的。进入小说后半部，忽然出现了一处对于范世荣心理活动的细密刻画。这发生在第21章，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唯一一处以内在视角观摩、表现范世荣。在妻子弥留之际，范世荣躲进牲口屋，展开了一连串遐想。其意识流动是以“择偶”为中心，围绕着样貌丑俊、进步与否的比较，从而将理想对象拟定为白玉萼。由于前半部范世荣出场极少，其家庭生活更是无处着墨，因此突如其来的“丧偶”尤显生硬与突兀。更为突兀的是，范世荣在妻子未死之时即盘算着续弦，考量好了具体人选，甚至追求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在故事前半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范世荣，此时却全方位地“现身”，他的家庭、他的思想、他接下来的行动，全部囊括进这一“心理独白”。叙述视角的转换，“奇突”情节的引入，在叙事上迅速提供了人物冲突、对峙的动力。第21章范世荣突如其来的“丧偶”，恰是为了对照第20章辛大刚与白玉萼之间刚刚萌发的爱情。就在辛大刚与白玉萼“情动”的同一天晚上，范世荣之妻遽然离世，范世荣即刻将追求对象锁定在白玉萼身上。如此巧合的叙述为辛、范二人“制造”了一个冲突的中心—白玉萼。作为“第三者”的范世荣两面出击，不仅构陷了辛大刚“淫乱事件”，而且恐吓、教唆白玉萼同他一起出逃。不难发现，叙述者同样是站在辛大刚的立场上，以“辛大刚之眼”呈现范世荣的“斑斑劣迹”。
然而，如此反面人物却忽然转向，戴罪立功，重新回到“自己人”身边。这是极粗略的几笔，叙述者将范世荣政治选择上的摆荡、前途规划上的转向大开大合地交代出来。但“转向”之后的范世荣迅速在故事中隐没了，似乎范世荣这个人物只有“反面”的对照价值，而非小说情境中的必要人物。显然，在批评者眼中，范世荣这个人物欠缺革命逻辑与生活实感，因此亟须“改写”。但王林却坚决拒绝，多年来更是不间断地在日记中反复“论证”这种人物存在的现实性。那么，王林何以如此不忍舍弃这个人物呢？
事实上，王林乃是将范世荣指认为“自己人”队伍中“封建意识的化身”40。既是一种意识，即会时时出现、流露。王林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日记中屡屡以“范世荣”代指不同发展时期出现的腐化干部，即在说明这种意识的流布性，及其在革命中的幽暗位置。王林借由《腹地》人物道出：“‘同志，村里的斗争，可比军队里要复杂得多了！’‘落后势力的潜伏力量，还很大，时时想反攻。’”41这种“潜伏反攻”不仅体现在明面上的争夺政权，更表现为封建意识上的逐步渗透，通过唤醒那些“根深蒂固地潜伏在个个角落里，个个人心里，窥伺着机会反攻，窥伺着孔隙跳出来”42的封建意识来打击、侵蚀干部。范世荣正是通过散布“谣言”来构陷辛大刚，使其与白玉萼的“自由婚恋”在保守乡村转化为“淫乱事件”，而后者经过乡间舆论的发酵，更衍生出革命工作催生出“淫乱温床”的荒谬说法，从而严重干扰了辛庄正常的行政工作。正是在这种语境中，王林把握到了“意识斗争”的严峻性，在他看来，坚持革命意识的纯正非但不是不宜渲染的“内部斗争”，而是关乎政治生命、队伍性质，乃至根据地变质与否的大事。也正因此，在王林的精神结构与革命理解中，范世荣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不但具有普遍性，富有进入文学作品的反映价值，而且更应被提升为具有现实穿透深度的“范世荣现象”。
因此，如果说以对封建意识“赋形”的追求，构成了王林创造范世荣形象的前提，那么意识的流动性、飘忽性，即对应了范世荣在故事中的突然出现，又翩然隐没。范世荣前后政治选择的巨大变动，及“转向”之后得到的组织“宽待”，也因此具备了新的认识维度：作为“自己人”核心的村支书范世荣，其革命投机行为，难以见容于对待革命主体有着纯洁期待的叙述者，因此范世荣在此阶段被刻画为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而“回头”之后的范世荣被褫夺了“革命主体”的身份，是作为靠近革命队伍的“里外人”被纳入叙述者视野的，那么，对于群众的体认与要求，以及对于冀中形势复杂性的把握，就给予了范世荣罪不至死、继续存留的可能。但其作为“封建意识化身”的使命已然达成，一个更好的革命主体形象被寄寓在了辛大刚身上，革命故事也随即围绕着对于新主体的确认与巩固而展开。换言之，那缕“意识”是作为“前史”被摒弃的，而“修正”了这种意识的范世荣也最终离开了叙述者视野。然而，从一种人物到一种现象，在《腹地》的创作中是超乎王林本人的驾驭能力的，“范世荣”这一“赋形”人物也最终未能突破批评者在艺术与政治双重层面的审视，反而构成《腹地》文本缺陷的重要依据。
结语：“旁观者”与“自己人”
《腹地》关于“自己人”的叙事确实紧密关联着冀中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经验，却未必符合某些延安干部的认知框架，也稍稍出离于王林个人的创作期许。在他看来，他更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够以生活纹理与历史实感引起“自己人”强烈的共鸣：“一九四○年我写了《平原上》，叫冀中一个青年诗人沈蔚（已牺牲）看了，他说我太有顾忌，太有些宣传性了。应该写让我们亲身参加斗争者仍然看着有趣的才行……”43在这里，王林所期待发生“共鸣”的群体乃是那些“亲身参加斗争者”。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具有怎样的现实感觉、政治意识和文学观念？
王林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就读于青岛大学，他曾先后参加了青岛大学学生南下请愿活动，海鸥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而在1935年，更是深度介入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8月，王林受组织委托赴西安，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并创作出即时反映“西安事变”的宣传戏剧《火山口上》。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全面投身于根据地的文艺运动中。对他而言，文学创作与政治运动是高度合一的，它们共同催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民主革命的历史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左翼民主革命主体一代的青年正是王林所说的“亲身参加斗争者”，也是他在精神层面真正引为“自己人”的那个“我们”。
署名吕正操的《腹地》序言（实为孙犁执笔）中曾评价：“在文艺思想上，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推崇鲁迅先生，终生不渝。”44这则评价初看无甚特别，不过对王林而言，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关涉着左翼民主革命的历史潮流，而他对鲁迅的推崇也关涉着“共鸣”于“自己人”的精神面向。王林对于鲁迅的接受可追溯至未名社时期45，由鲁迅翻译的文艺批评著作《苦闷的象征》对他影响甚深。在1955年批判胡风的运动中，王林坦承自己“过去曾对厨川氏著作有好感”46。厨川白村的鉴赏论尤其强调作家要“将暗示给与读者，便立刻应之而共鸣，在读者的胸中，也炎起一样的生命的火。只要单受了那刺激，读者也就自行燃烧起来”47。王林“不要管一切顾虑”的决心，以及“让我们亲身参加斗争者看着有趣”的期待，都带有厨川白村“共鸣说”的精神渊源，后者也塑造了他参与左翼民主革命运动时文学、政治合一的主体状态。而在冀中革命时期，厨川白村和鲁迅的影响却构成王林的困扰，他甚至认为自己“受厨川白村和鲁迅的影响太深了，所以形成了今天的乖僻的性格”48。他由此抱怨：
厨氏所鄙视的看对方脸色说话的生活，今天仍需要。厨氏所说的“即使笑也不深刻，即使苦也不痛苦”，今天还需要。鲁迅所幻想的敢哭敢笑敢骂，今天还不行，或许这种情感的纯真表现，人类社会是永不许的！旧的二重生活的消灭，产生了新的二重生活！49
王林的“二重生活”是指“社会现实”与“精神世界”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这一点在《苦闷的象征》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在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迫压着。在两种的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生活。”50在厨川那里，正是这种带有深刻矛盾性的“二重生活”生成了现代生活主体乃至整个现代社会运转的基本型制，而作为主体精神之媒介物的“文学”也被理解为一个“压抑-释放”的精神性过程：“无压抑，即无生命的飞跃。”51这种带有鲜明主体性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契合冀中革命集体性的要求，也必然导致原本合一的“文学”与“政治”在王林那里发生令人痛苦的裂变。作为王林的上级、好友，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的黄敬显然洞察到这一点，批评王林“政治热情不高”52，并基于某种更具实践性的革命认知劝诫他不要专门从事写作：“做了行政工作，一方面执行党的政策，一方面体会群众的情绪，才不至于是旁观。旁观究竟是不行的。”53黄敬对王林的判断，王林没有否认。事实上，黄敬的建议精准地点出了王林在革命生活的自我定位—将“作家”身份置于“党员干部”的身份之上，希图借助工作过程获取写作素材。而对于抗战时期更为深入的革命实践，王林某种程度上是隔膜的，他所把握“现实”的最大障碍恰恰就是那种充满主体性、精神性的“现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林写作的“真实”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所谓“历史亲历者”也可能是历史现场的“旁观者”。
综上所述，《腹地》乃是“旁观者”王林写就的“自己人”故事，而他由此遭遇的种种误解、批判也终究内化为故事的一部分。在今天，与其把王林的《腹地》直接视为某种被遮蔽因而需要发覆的历史“真实”，倒不如正视《腹地》“文本真实”与“历史经验”之间的张力，并将这种“真实”以及与之连带的“真实观”同样纳入历史自身的脉络。
1 刘绳：《在王林的记忆里》，刘绳、刘波：《作家与冀中——十位作家访问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2 近年对王林及其长篇小说《腹地》的研究多有进展，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杨联芬的《“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2期）、董之林的《“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以〈腹地〉再版为关注点》（《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张平的《“现实主义”的末路？——王林〈腹地〉的再讨论》（《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刘卫东的《〈腹地〉与当代文学接受语境之变迁》（《关东学刊》2017年第4期）、邹华的《关于〈腹地〉文本命运的美学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3期）等。其中，杨文对与文本相关的史实做了详实爬梳，董文、张文侧重对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讨论，刘文、邹文则从文本接受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析。
3 王林：《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未公开出版），1947年1月5日。
4 同上，1949年7月25日。
5 同上，1947年11月10日。
6 同上，1947年1月5日。
7 表格为笔者制作，其中粗体标示的为各党政群团组织领导职位，未加粗的则为其从属职位。
8 彭真：《关于我们的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8月19日），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社论选 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9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10 黄敬：《统一战线和双十纲领执行问题（节录）——黄敬在冀中区党委高干会上的报告》（1941年2月22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页。
11 陈企霞：《评王林的小说〈腹地〉》，王端阳编：《被遗忘的王林》，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12 林朗、王韬：《在战斗中的冀中抗战堡垒》，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6卷，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6页。
13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第15页。
14 王林将彭真报告的要点转述在日记中，参见王林：《抗战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15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之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页。
16 黄敬：《统一战线和双十纲领执行问题（节录）——黄敬在冀中区党委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423页。
17 同上，第422页。
18 王林：《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46年6月1日。
19 王林：《王林日记· 文艺十七年》，1947年1月5日。
20 王林：《腹地》，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
21 陈企霞：《评王林的小说〈腹地〉》，王端阳编：《被遗忘的王林》，第195页。
22 吕正操：《在敌寇反复清剿下的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一九四三年七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378页。
23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4 彭德怀：《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03—204页。
25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关于冀中形势与今后工作方针的意见（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 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59页。
26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第206页。
27 “两面政权之为抗日的、中间的、亲日的，是从本质上来区分的，当然随着本质的发展变化……两面政权经常在变化中、发展中，变化以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斗争性与敌我力量的起伏为转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目前游击区政权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九月四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 下），第683页。
28 张达：《反蚕食斗争的两面政策问题》，武斌编：《滹沱河畔的战火》，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29 彭德怀：《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04页。
30 王林：《腹地》，第294页。
31 张达：《“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中共河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河北党史资料》第5辑，内部读物，1986年，第10页。
32 王林：《抗战日记》，第276页。
33 同上。
34 孙犁：《〈腹地〉短评》，王林：《腹地》，第1页。
35 陈企霞：《评王林的小说〈腹地〉》，王端阳编：《被遗忘的王林》，第191页。
36 孙犁：《〈腹地〉短评》，王林：《腹地》，第4页。
37 陈企霞：《评王林的小说〈腹地〉》，王端阳编：《被遗忘的王林》，第195页。
38 王林：《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46年4月28日。
39 王林：《腹地》，第203页。
40 “我创造范世荣这个人物时，即是当成一个反动的封建社会的精神影响的化身来写的。在党员精神生活里革命和反革命仍在斗争着，我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写出了，不敢吹牛是预见，至少不应过分打击吧！”《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53年1月23日。
41 王林：《腹地》，第104页。
42 同上，第162页。
43 王林：《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46年6月1日。
44 吕正操：《代序》（1986年1月31日），王林：《腹地》，第2页。
45 据当时北平未名社的成员李霁野回忆，“那时常到未名社找我谈天的有以后成为作家的王林”。李霁野：《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读点鲁迅丛刊》第2辑，1978年2月，第71页。
46 王林：《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55年3月25日。
47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48 王林：《抗战日记》，第196页。
49 王林：《抗战日记》，第196页。
50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第227页。
51 同上，第229页。
52 王林：《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60年2月10日。
53 王林将黄敬的批评转述在日记中，参见《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5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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