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时间的玫瑰》中写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一章，收集了几则似能表现诗人激进政治态度的资料，比如30年代，“每次狄兰回到伦敦，总会带来些新朋友，诸如过了气的美国拳击手，或躲藏中的共产党员”，又如一段写于1934年的名为《新诗》（New Verse）的回答体宣言：
问题五：你是否支持任何政党或政治经济信条？
答：我支持任何主张人人完全平等、人人共享生产资源和产品的革命政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实质性的革命政体才会有公共艺术的可能。
但是很少。北岛对书中写到的诗人，都很注意勾勒他们的社会态度以至政治倾向，所以只能说：狄兰这方面的讯息本来就流传得少。文中记述的多数生平资料，还是局限于酗酒乃至放荡不羁的形象，这类形象部分为狄兰自己（诸如“一次喝了18杯威士忌”的自吹自擂），部分则为评论者、传记所夸大。希思柯特·威廉姆斯（Heathcote Williams）在《狄兰及其死亡》（Of Dylan and his Deaths）（2016）一文中谈到，狄兰死后验尸并未发现酒精损害大脑，也无肝硬化，很可能是医生给他注射了过量的——达到缓解疼痛所需剂量的三倍——吗啡，刺激或感染了呼吸系统致死的。他从小就患有支气管炎和哮喘。甚至怀疑美国政府在从中作妖——1953年正值冷战高峰，麦卡锡主义猖獗，美国当局不择手段地迫害共产主义分子。而狄兰1952年在美国的时候，曾为美国社会党免费读诗。更早前，他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陪同美国左翼作家迈克尔·戈尔德（Michael Gold）前去布拉格参加作家大会，一副不把冷战大棒放在眼里的样子。
按照弗莱雅·桑德斯（Freya Sanders）在《狄兰·托马斯：民粹主义者》（Dylan Thomas: populist，2019）一文中的说法，这类形象是70年代以后学术界刻意制造的。狄兰在普通大众中广受喜爱——比如他的诗篇《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常在英国各地葬礼上朗诵——却为文化精英所摈弃。他的诗作被排挤出学术课程之外。弗莱雅引用斯旺西的约翰·古德比教授（John Goodby）的判断：这些人极力把30年代定义成仅仅是“奥登一代”。她谈到自己作为硕士研究生试图写作关于狄兰的论文时，导师做了个鬼脸：“这个系真没人对他感兴趣。”
在“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网站上，搜索Auden〔奥登〕有660个结果；Dylan Thomas〔狄兰·托马斯〕仅有182个。“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网站上，相应的数字分别为181个和98个。但在普通互联网上搜索，结果就大不相同：谷歌上Auden的搜索结果是676万个，Dylan Thomas则高达1.21亿个。
狄兰之广受喜爱，不是因为他的诗“通俗易懂”。事实上，奥登的诗要易懂得多，其诗作的表层意义也更易于确定。狄兰则如罗伯特·洛厄尔所言，是个“令人目眩的晦涩诗人，可以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欣赏他”。
他的诗作之晦涩不是源于学院风格或引经据典，相反，菲利普·莱文这样描述他的形象：“这个带着所有奇妙的自然意象的野蛮人。他的声音令人鼓舞，叫人兴奋，煞是奇异。”希尼谈到，狄兰·托马斯的诗作是英语之中心与边缘的纽带，对他们这些“年轻的外省乡巴佬”来说，“开辟了一条激动人心的路线”。
关于狄兰的政治及社会态度方面记录的缺失，则反映了评论界的厚此薄彼、视而不见，又或将他的左翼及革命倾向当作赶时髦或玩票行为。诚然，狄兰不是理论家或政治家（尽管他关注、熟悉且掌握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写作了大量当代作家的书评），但另一方面，对政治立场和阶级问题，狄兰很上心。相关言论较少见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主要载于与朋友的书信往返中。手头没有他的书信集，以下是一些评论文章引用的狄兰书信片段的摘译：
“为上帝与资本之故，他们死抱着一个过时而腐朽的制度。光明正被资本家和工业家变为黑暗。身为这一代人，你我只有一件事要期待，要为之努力和祈祷。并且，正如我们热切希望的那样，因为我们不仅是个人自我的诗人与代言人，还是社会自我（our social selves）的诗人与代言人，所以我们必须更为热烈地祈祷。那就是革命。”（《书信集》第55-56页）〔注：之后找到了所在的全文，见《绝望与希望之赞歌》（1933）〕
“社会要自我调整就必须自我打破；社会连同它的资本主义孩子已日益腐烂了，唯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能够将之清理。……资本主义是一种为匮乏时期造就的制度……假如能迫使人们意识到，当前的经济制度是道德败坏的，那么已播下的种子就可以及时地长成一朵绚烂的革命之花。”（1934年1月致特雷弗·休斯（Trevor Hughes），《书信集》第92页）
“当社会由上层的金融野心家和底层一支遭剥夺的无产阶级大军组成的时候，一股革命能量的川流就会生成，且必定恒在。从否定之否定中，必然兴起新的综合。新的综合必定是一个无阶级社会……需要的不是一场血腥的革命，而是一场理智的革命。如其不然，就要以武力没收财产。”（1934年7月致汉斯福德·约翰逊）
“要么，就强行没收财产……如果制宪政府不能在下次大选后的一年内履行其政策的话〔译注：指实行财产社会所有制、即公有制的政策〕……军队和警察就必须被制服，财产必须被武力夺取。”（《书信集》，第158-159页）
“说我的诗没有社会意识——没有证据表明跟社会相关——这纯属推诿。……事实上，我所做的正是……‘寻求（与所有事物的）亲缘关系’。”（《书信集》第310–311页）
他幻想革命动荡中的伦敦：
我们想象着沉寂和远处隆隆的枪炮声。街道上将会悄然，灰暗，血迹斑斑。在成堆的尸骨上，我们想象那最后一个金融家数着自己的便士，在他们把他击毙以前。
1929年开启的经济大萧条，意大利与德国工人运动的挫败，法西斯阴云笼罩的欧洲，是狄兰与奥登一代在30年代激进化的共同背景。当政治野心家莫斯利 组建英国的法西斯联盟和黑衫军，跟犹太人和共产主义团体打斗时，狄兰积极对抗这些挑衅。在斯旺西的一次法西斯集会中，他前去示威，被对方扔下了楼梯。他看待法西斯运动的态度是：
“……所有那些野心家和剥削青年的大腹便便者，绝不能容许（他们）宣扬军国主义蒙昧，或是拿一种散发着文化死亡的恶臭和凝固了的爱国主义的奶与蜜的宣传来灌输。”
16岁便已辍学的狄兰（他称自己受的是“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乡下人的教育”），对来自牛津这样的精英学府、上层富裕中产阶级出身的奥登一代颇为排斥，认为他们“只能触及到自己阶层的不安的良心”，对“阶级斗争”及其“真正的动机”和“真正的主角”一无所知，其态度虚伪可疑，艺术上则失败而无效，作品仅面对占少数的知识分子，易于为富裕阶层所接纳，因而是“无公害的”（socially harmless），也就是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代表教会与国家”的T.S.艾略特发表他们的诗作，看起来就是明证。
不过，这些论断既有洞见，也有苛责之嫌。狄兰初出道时发表的诗作，就曾经引起艾略特和斯彭德的注意。后来因为生活困顿，狄兰也向艾略特发过求助信。作为保皇派的艾略特，身处一战之后危机四伏的“荒原”，他志在把欧洲重塑为新版神圣罗马帝国，为此，他四处收罗各种疗救“西方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药方——从古典基督教文化到佛教，从凯恩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各类现代派作家、休·麦克迪尔米德到奥登一代和超现实主义作家。这使他所创办的《标准》杂志显得开明和包容——当然也充满矛盾。艾略特甚至和英国皇室一样，时或向法西斯主义抛媚眼，公开对犹太人表示敌意（同情犹太人的奥登对此非常不满），对法西斯的精英主义与权威主义心有戚戚。最重要的，当然是与布尔什维主义干仗。艾略特亦然，但这不妨碍他对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赞赏有加。希尼谈到，叶芝的《丽达与天鹅》事实上是为十月革命而作。如此我们便更能明白诗中的紧张促迫和无边的忧患之感来自何处。
同奥登一代的分歧没有持续太久。苏共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表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等等事件，让奥登一代很快陷于幻灭（原革命阵营的许多人亦然），甚至走到极端保守的地步。到了四十年代中期，狄兰还跟英共的杂志保持联系并为之效劳。当然，这既表明他的左派以至革命信念未曾中断，也意味着他没有遭受过奥威尔或奥登诸人所遭受过的挫折和考验。
总之，置身政治生活边缘的狄兰反倒坚持了下来。他拒绝“把党派和诗歌混为一谈”，不以诗歌作宣传，改而在散文、小说、广播剧和电影剧本和解说词中深思熟虑地实践自己的政治观：揭示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之间心态意识的差异与冲突。
有评论者谈到，狄兰最早的诗集《诗18首》中的第17首《我的世界是金字塔》（My World Is Pyramid）中的一节，写的是1934年2月奥地利的陶尔斐斯政权对维也纳工人起义的残酷镇压：
我的世界是柏树，和英格兰的山谷。
我在院子里补缀我嘎嘎作响的肉
奥地利人枪弹齐射的红。
我听到，在死者的鼓声中，满身弹洞的小伙子们，
从堆成山的骨头上拧下自己的肠子，
对着枪口高呼上帝。
这能表现狄兰对时局的关注和自身立场，但不意味着他在写政治诗。不过，《那只签署文件的手》倒可以算作政治诗：
那只签署文件的手毁了一座城市；
五个大权在握的手指扼杀生机，
把死者的世界扩大一倍又把一个国家分两半，
这五个王置一个王于死地。
那只有权势的手通向倾斜的肩膀，
手指关节由于石灰质而僵硬；
一支鹅毛笔结束了一场
结束过谈判的屠杀。
那只签署条约的手制造瘟疫，
又发生饥馑，飞来蝗灾，
那只用一个潦草的签名
统治人类的手多了不起。
五个王数死人但不安慰
结疤的伤口也不抚摸额头；
一只手统治怜悯一只手统治天；
手没有眼泪可流。
（巫宁坤 译）
“五个王”显然不限于新兴法西斯国家，而是帝国列强，包括大英帝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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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与希望之赞歌》编按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和奥登一代都在30年代开始左倾。时代背景同为经济大萧条、德意工人运动的挫败和法西斯的兴起。但两者的道路和结局颇为不同。狄兰对从小所受的宗教教育深为厌恶。文章（书信）里不乏对“资本主义化的基督教”的鞭挞。但他的革命热情仍然扎根于威尔士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传统，即一神论的基督教——读的是同样的圣经，但反对三位一体之说。这对理解狄兰的诗歌颇为重要。在他诗中，这种宗教观达到泛神论的程度：动物、植物以至非生命的物质，和人一样皆有神性，相互依存。尽管他生于一战之初，但成人后同样面对着“西方之死”与文明的荒原，一幅灰暗的现实画面。然而，他的诗里又几乎不存在绝对的绝望，而是仿佛鼓足自己的生命力与灰暗世界相抗衡，或是勾勒出一幅“世界应有的画面”。
信中一些句段为颇多评论者所引用。英文版得自网上。黑体（或加粗）的词，原文都是大写开头。个别字句无法确定意思，尚待找到原书或图片版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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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些人》编按
奥登曾经给纪录片《夜邮》配解说词，“掐着秒表写诗”。二战中，狄兰·托马斯也开始了电影剧本和解说词的写作。本篇是他的第八部剧本（解说词），篇幅不长，电影仅12分钟。给纳粹头目的演讲配音的部分，系“恶搞翻译”。风格和他的诗作迥异，但合乎他自己的设想。他和奥登一代较劲时，鄙夷地表示这些上层家庭出生的人不懂阶级斗争，他自己则要在散文（包括小说，以及剧本）中付诸实践。虽然有人认为这些剧本“终归是宣传品，不是艺术”，但是赞赏者也不少。《剧本全集》介绍本篇时称它“紧抓住德国领导层最根本的反犹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特征”。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因为当时英国的其它宣传品往往充斥着反德+爱国主义的喧嚣。狄兰笔下则完全没有。至于英国政府迟迟跟不上民意，这没啥奇怪。丘吉尔曾跑去意大利颂扬墨索里尼，自己也随时做好充当英国希特勒的准备……资本主义大厦将倾的年代，统治者纷纷指靠着法西斯担起反革命重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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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青山，黑山》编按
《威尔士——青山，黑山》是狄兰·托马斯撰写的第5部电影（纪录片）解说词，介绍战时威尔士状况，同样以工人为中心。接近篇末之处，以韵文写成的描述大萧条时期失业者艰难度日情形的12行，较常被人引用。有论者认为，本篇风格之平易近人，“可与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鼓动之作比肩”。其中提及工党之处，略为隐晦，简单说就是“工党也该担当起大力改善工人处境的责任并以此为荣了”。狄兰本人未加入任何党派，而是“倾向于一视同仁地支持极左派”。他有时自居为工党极左翼，或是埋怨工党太斯文，不争气。此类态度是狄兰本人激进程度的指针，但仍然浑沌了些。事实上，工党确实开始担当起改良大任了。战时的经济管制让群众意识到，自由市场并非不可触犯的天条，福利制度应当实现。这是战后丘吉尔败给工党的原因。政府要求工人全力为战争服务，狄兰引申道：“这个世界将会知道他们的答复，这个世界永远拒绝不了他们了。”可以说是替工人作出有力且富于威胁性的回应，在一部由政府资助的宣传片里，或许已达到鼓动的极致……但还是越了界，文化部认为是抹黑，不宜拿到海外展示；在国内得以上映，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审查制度以隐蔽的方式运转着。狄兰公开的左翼以至革命倾向，参加与工厂工人相关的艺术委员会的工作，30年代就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活动——当时以英国皇室为代表的上层阶级都倾心法西斯——对统治者来说是个“难缠”的刺头。他能当上编剧，部分原因是当局对那些无产阶级出身，能够用“地道的工人口音”写作的作家极力排斥，怕他们引发群众的共鸣，因而倾向于招募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就算是刺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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