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斌所著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即所谓“红旗谱三部曲”，其中的《红旗谱》，在西元1960年代，与同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红日》、《创业史》一起被统称为“三红一创”，誉为反映中共革命斗争和建设题材长篇小说的出类拔萃之作。由此可见，《红旗谱》及其梁斌得到文学界的赞许之盛。
而今，六十多年后再看，笔者感到，作为“三部曲”长篇小说的《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其颂扬性描写河北农村在中共领导下逐步兴起、发展的革命运动的题材是很好的，也有一些引人入胜之处，但总体来说，却算不上很成功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的可读性不太强。
可读性不太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像一幅庞杂散乱的人群图；二，因为人物庞杂散乱没有中心，故事叙述也散乱破碎；三，人物对话散漫随意，啰嗦重复；四，有大量多余的冗长枯燥的景物描写。这些可读性方面的缺陷，使这“红旗谱三部曲”没有讲好中共农村革命的壮丽故事。
之所以如此，从西元1981年9月梁斌在《烽烟图》的“后记”中的表白可以发现端倪。梁斌写道：“《红旗谱》全书，原来想写五部。第四部写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繁荣和"五一"大扫荡，第五部写游击根据地的恢复，直到北京解放。……在我修改这部原稿的过程中，感觉到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已完成。再往下写，生活是熟悉的，但人物和性格成长不能再有所变化，只有写故事，写过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此改变计划，《红旗谱》全书，到《烽烟图》为止。”原来，在梁斌的思维里，写小说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成长”，与此相比，故事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梁斌的上述“小说创作理念”是错误的。只要出于常识、常情就会知道，绝大多数人们（除了少数“文学理论专家”）阅读小说，不是为了去看人物的“性格”，而是想读到有意思、有意义、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故事，人物“性格”是故事发展的自然组成，是故事的附属品。实际上，没有精彩的故事，也就不存在什么鲜活生动的人物“性格”。由梁斌的这种“性格论”，不能不联想到现在某些人宣赞某部影视剧时，张口就是“某某老戏骨，演技怎么怎么好”之类，殊不知，观众们观看影视剧，没有人是抱着戏剧表演学校教师的心理去看什么“演技”的，都是想看到精彩的故事，如果没有主题思想正确向上、情节不落俗套而又符合常情常理的故事，那些“戏骨”、“演技”之类根本就是无本之木。
梁斌的这个“性格论”，来自于“新文化运动”以降逐步形成并盛行的“文艺理论”：津津乐道于“描写人物性格”，而漠视、背弃了“小说”的本源是“传奇”，是讲故事。这种“文艺理论”，是根据那些两三百年来才出现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总结”出来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主流文学界”推崇、模仿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大都具有故事破碎散乱、人物心理描写冗滥、景物描写大量多余、浅薄的“哲理思想”枯燥繁多等等特色，例如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名著”即是。
读“红旗谱三部曲”，总能感觉到在那河北乡村的景、物、事以及繁多的方言土语下面，隐现着某种“洋作派”。“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卢桢在其《梁斌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研究论文中，赞扬梁斌“对外国文学的吸纳”、“借鉴”（实际上是模仿），比如：“《红旗谱》的开篇，就是从苏联小说《成吉思汗》学来的。作品中有｀平地一声雷，震动了草原’一句，写成吉思汗的骑兵抵达欧洲后的场面，令梁斌印象很深。他便把这句话改写为《红旗谱》的首句，并在创作谈中以此为例，说明语言的概括性之重要。同时，《红旗谱》开篇还借鉴了美国作家辛克莱《屠场》开头的手法与结构。如果不了解这些，当我们看到｀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时，便很难意识到其间蕴含的域外文学信息之丰富。”（见《 再阐释！梁斌的文本魅力从哪来？》）由此，可以明白“红旗谱三部曲”文本中“洋作派”之来历。与此类似，柳青的《创业史》文本也有这种“洋作派”。《红旗谱》和《创业史》被“文学理论界”誉为“民族风格”的代表，但实际上，它们是“民族风格”其表、“洋派洋调”其实，仍然是对西人的并不高明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模仿。
梁斌以及包括柳青在内的一些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作家的缺陷，根源上是来自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有正面的效应，但不能不说，它也存在不少负面影响，其中最严重的是造成许多“知识精英”的西化乃至自觉或不自觉的崇洋媚外观念。在文艺领域来说，就是抛弃中华几千年形成的文艺理论和实践，不思对它发展出新，而是扎进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西方“文艺理论”泥淖中。梁斌的“性格论”和“红旗谱三部曲”中的西式文法，便是这种错误的表现事例之一。
拿浩然的《金光大道》来对比，更能看到《红旗谱》和《创业史》的缺陷所在。《金光大道》也是“现代白话文”小说，但继承发展了“传奇”的讲故事本质，通过一个个故事（矛盾斗争）层层递进推动主题深化，塑造人物性格形象，展现农村社会状貌，让人非读完就无法释卷。浩然应该也读过那些西方“古典文学名著”，也有所揣摩借鉴，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读不出“洋作派”，只有“民族风格”、“中华气派”。浩然的小说是“现代白话文”的文学经典，是在中华几千年形成的文艺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的最好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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