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最近发声：“目前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均等化仍不现实。虽然农民养老问题一直缺乏保障，但目前不宜提高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因为对于财政而言，提高7亿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养老金水平存在很大困难。”
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家规定的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为88元，即便不与城镇居民最低退休金相较，仅仅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830元(武汉)相比，后者是前者的将近10倍。可见，当前首要的问题还远远不是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均等化，而是如何逐步缓解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存在巨大鸿沟的现实。
党国英以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均等化不现实为由，提出不宜提高农民养老金最低水平标准，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不是去逐步加以改变，而是以不现实为借口将问题搁置，那么也许就永远成为了“不现实”。
再看看实际情况，以现在的消费，88元的最低标准对保障老年农民的最低生活无异于杯水车薪，只是聊胜于无而已，因而提高农民最低养老金标准就尤为重要，尤能缓解农民养老困境，是老年农民的迫切渴求。
当前，农村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一个家庭之中，青壮年出外打工获得务工收入，老人留守种田，获得基本生活保障，通过整个家庭的合力才能支撑青壮年一代参与社会竞争。
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社会竞争迫使整个家庭的压力最终落到老人身上，“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变成了“代际剥削”机制，传统的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双向互动变成了单向的子代向父代的索取。
作为农村老人，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理解并全力支持子代参与社会竞争，因而对传统的孝道也不再看重，因为他们知道子代本身的不易，不是不尽孝道，而是被社会客观条件所迫。
这些老人不仅不能指望子代养老，要靠自己种田或者打工维持最低生活，而且往往还要负担养育孙代的责任，直到他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就如榨干的骨头一样被抛弃，因而农村老人的境遇异常艰难。
据社会学家调研，在某些地区农村老人自杀成风，正常的寿终正寝的反属异类。因此说，提高养老金标准对农民来说就是雪中送炭，就是救命钱。
对于这样的救命钱，没有不提高标准的理由。党国英认为提高7亿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养老金水平对财政而言存在很大困难。这里他不仅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7亿多农民”误作为“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而且他没有说明对于财政而言存在很大困难的具体原因，不免令人怀疑。
难道给农民提高养老金标准存在很大困难，做其它的什么事别的事就不存在很大困难?纵然国家财政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钱，但从关切民生、扶持社会最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存出发，这样的钱难道不是最该使用的吗?况且，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要全面促进农村消费。
农民有了钱才可能消费，相对其他群体来说，最缺钱的农村老人正是最大的消费不足的群体，一旦农村老人提高养老金标准，必定最大限度释放消费动力，这才是最大程度促进农村消费的手段。
党国英一方面认为中央一号文件将提振农村消费，对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又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这一最好最大程度刺激农民消费的办法，岂非言不由衷!
党国英还谈到“羊毛出在羊身上，提高农村养老金水平也意味着提高缴费标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加上农民本身工作时间过低，是导致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必须提高农民收入，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之道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这里他将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与提高缴费标准强行绑架在一起，难道只有提高缴费标准才能提高养老金标准吗?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似乎是这个理，但如果养老金都要农民自己缴纳，那么还要国家二次分配干什么?
再说，农民收入低、缴纳标准低，并不是由于农民本身劳动不勤奋，甚至不是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比别人少，而是农民所处的社会结构地位，使他们即使努力工作、做出再大贡献也所获无多。所谓“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并不是农民自身的选择，“农民本身工作时间过低”客气地说是对农民的不了解，不客气地说是对农民的污蔑。
农村的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在城市做着最苦最累工时最长的活儿，老年农民留守家园，只要活一天就不得不劳动一天，难道这就是他们“工作时间过低”的表现!
按照党国英的说法，“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必须提高农民收入”，那么农民收入不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就不能提高了，那岂不是把农民推向更不公平的境地，让农民雪上加霜，更加贫困下去?使整个社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城乡差别、贫富差距无限扩大?这岂非要与党中央一再号称的共同富裕唱对台戏!
可见，一个人的屁股坐歪了，哪怕他头顶着所谓专家学者、理论权威的光环，他的脑袋也一定是歪的，这样就不免神经错乱，满嘴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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